一路上，车灯照耀，公路两旁人影幢幢，陆冲鹏惊羡不置，杜月笙确实有苗头，试看这一路荷枪实弹的官兵，不正是孙传芳最精锐的手枪旅段团吗
车抵枫林桥，租界与华界的交界处，陆冲鹏从车里又看到杜月笙、顾嘉棠、高鑫宝……他和他的小八股党，深宵不眠，亲来接货，连杜月笙的裤腰带上都别了手枪。
就这样，军警戒严，草木不惊，五百箱鸦片烟，终于首尾相衔的运入法租界，维祥里，三鑫公司。陆冲鹏先生那夜担着极大的风险，杜月笙和他的小八股党来不及照拂他，他一进法租界便直扑维祥里。陆冲鹏在三鑫公司一直等到那五百箱鸦片烟土全部运达。
有这五百箱鸦片烟到手，法租界的朋友全都松了一口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它不但帮助杜月笙等人渡过那个穷愁不堪的旧历年，而且，更适时的给上海瘾君子解除了黑粮断绝的危险，三鑫公司的信誉，以及杜月笙的金字招牌，都由这一项买卖大为增光。尤有甚者。杜月笙从此和苏北的一些人物，有了接触往来，对于他的事业帮助不少。
宋希勤为什么会听杜月笙的，一方面由于他们是老交情，孙传芳还不曾占据上海以前，他便是孙的驻沪办事处处长，张啸林和他很要好，杜张不分家，宋希勤和杜月笙当然有往还。另一方面呢，孙传芳是何等精明厉害的人，他对东南半壁上的这一座金矿——上海垂涎已久了，他心里明白：上海有那几股最旺的财源，鸦片贩运是其中之一，与其物色人选，另组班底，何不继承卢永祥、何丰林的余绪，重拾旧欢，安享财香？军阀与军阀之间唯有在利害冲突中始有敌意，一旦胜负分明，未尝不可保全友情，何丰林和卢筱嘉兵败以后，曾经受过杜月笙短期的庇护，些微小事，何足挂齿？大利在前，孙传芳也不得不伸出手来和杜月笙一握，不惜宣布戒严，帮忙杜月笙运土，便是双方合作前的一次秋波。
五百箱土一转手间便卖光了，大公司获利甚丰，陆冲鹏那边，很快的便收到了应收价款，他放了心，对杜月笙的为人更加钦敬，这是一位可以结交，可以共事的好朋友。不久，李思浩到了上海，杜月笙张啸林便由陆冲鹏介绍，双方杯酒言欢，往来频繁，后来陆冲鹏和李思浩同赴北京，回上海的时侯，他带来两张北京政府财政部的委任状，聘任杜月笙、张啸林为财政部参议。杜张敬谨收下，但是平时并不轻易示人，因此这便成了一项秘密，时至今日，犹然罕有人知：杜月笙在民国十四年便做官了。醉心革命结交党人公元一九○八，陈英士自东京回国，建立革命机关于法租界平济利路德福里一号。与此同时，张静江由巴黎归来，和前浙江盐运使蒋孟苹合伙，在法租界福建路四○八号开设通济公司，表面上做买卖古董的生意，实际亦为策划革命的大本营。除此之外，民元前后，革命党设于法租界的机关和重要人物住宅，先后还有国父的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和环龙路四十四号寓所，陈英士的蒲石路新民里十三号，今总统蒋公的贝勒路三百六十九号沪寓。此外，新桥街宝康里曾经是陈英士的机关，八仙桥文元坊住过于右任和陈英士，霞飞路渔阳里尤且成为
二次讨袁时的淞沪司令长官总部。湖北来的革命党人如居正、何成浚和孙武，都曾在菜市路菜市场亭子间里搭过地铺。
革命党人以法租界为工作基地，和巡捕房里的人物，免不了要经常打交道。捕房中人如黄金荣、曹振声，都是富有爱国思想，钦敬并且赞助革命党人的，但是他们吃的是外国公事饭，必须谨守本身的立场。他们知道法国人应付革命党人的问题，和他们同样是左右为难；一方面必须敷衍当权的中国政府，如满清朝廷，和袁世凯的「大总统府」，另一方面，自他们政府以至个人，一概希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
在这种矛盾的心情，和尶尬的处境下，黄金荣当时所决定的方针，是尽可能避免跟革命党人公开来往，但如遇有重大事件，或特殊紧急情况，则又不惜挺身而出，尽心尽力，务期对于革命党人有所贡献。同时，自法国驻沪总领事以次，如公董局、警务处与巡捕房，一致有个默契，尽量拒绝满清和袁世凯政府不利于革命党人的要求。他们定了个不成文法，公然告诉革命党人：只要不藏军火，当可加以保护。
就在法大自鸣钟捕房里，黄金荣的学生，同时也是他手下的一名督察，鲁锦臣便是革命党同盟会的会员。杜月笙和鲁锦臣很要好，鲁锦臣也觉得这个小伙子颇有可取之处。当他和黄老板同在法大马路聚宝楼上吃茶，一面会晤大小三光码子，亦卽替包打听们通风报信，勾当公事的朋友。闲来无事，他也曾讲些革命党的宗旨和事迹给杜月笙听。
和杜月笙同时成为鲁锦臣忠实听众的，还有绰号「老天宫复生」的徐复生。徐复生入黄门远比杜月笙早，黄金荣在苏州开老天宫戏院，徐复生便在一家茶馆跑堂，那一年法公董局大二头脑游苏州，在刘正康家里慧眼赏识黄金荣，拉他到法捕房当一号巡捕，黄金荣将条件开过去，法国头脑表示接受，刘正康要通知黄老板，便到茶馆先告诉了徐复生。为自己的先生欢喜，徐复生围裙都来不及脱，匆匆跑去找到正在推牌九的「先生」，黄金荣也是兴奋莫名，赢到手的钱都来不及收，丢下骰子就跟徐复生往刘家跑。
黄金荣进了法捕房，老天宫交给徐复生经营，歇不了多久徐复生奉师命将戏馆关掉，回到上海为老板効力，他这个人肚皮里多些墨水，于是在黄公馆跟杜月笙比较接近。两兄弟从鲁锦臣那边听来些国民革命的皮相之谈，在同孚里俨然成了专家。鲁锦臣的启发产生了两重作用：其一，使他们对于革命党，有了热心与好奇的心理，自然而然的愿意和革命党人亲近。其二，黄老板不便露面，而必须和革命党人有所联系，或者是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跑腿传话，每每总是派遣徐复生和杜月笙。
起先他们所接触的，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协助的事项，也无非排难解纷，向导保护，或则代办一些鸡零狗碎的小事情。但是，革命党人有时候受到清军的搜捕，清廷豢养密探的迫害，仅以身免的跑到法租界来，他们衣食两缺，无地容身，难免需要少数的接济，渡过眼面前的难关。杜月笙和徐复生不便去向黄老板讨，往往只有自己掏腰包。每逢有这种报効的机会，杜月笙不但悉索敝赋，而且极其心甘情愿。
那时候杜月笙偶而会去说书场，或者听朋友淘讲些「梁山义气」「瓦岗威风」之类的英雄侠义故事，他的智识范围除了现实生活，便不出于「三国」、
「水浒」、
「说唐」、
「七侠五义」等等说部的小圈子。他崇拜英雄豪杰，英雄豪杰在他的心目之中，比起满清皇帝、法国总统还要伟大得多。现在他深信那些革命党人，尤较古代的英雄豪杰更加了不起，他能替这样的大好佬跑腿当差，其本身便足以使他受宠若惊。苦恼的还是自家收入太少，时间有限，力道实在不足。辛亥那年的某一天，他接受一项相当重大的嘱托，这项重大嘱托使他兴奋得手舞足蹈，另一方面，也叫他焦急忧愁，辗转难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