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先生遗嘱的最后一段
「……兹当永诀，深以未能目覩中华民国之复兴为憾，但望余之子弟，及多年从游之士，能继余志，各竭忠诚，是所大愿。」
先生对于国家民族之忠诚，到他所临终时依然神明朗澈，心系邦国。因此香港工商日报社论赞曰：「……年前上海不守，平素自以为读书万卷，深知出处进退的所谓士大夫，大多数均因经不起现实考验，而纷向恶势力投降，惟杜氏飘然来港，闭门谢客，以表示其义不帝秦的忠贞气质，久而益坚。故今日盖棺论定，杜氏高风侠骨，大节无亏，即此一点，就无愧其为一代人雄了。」
高风亮节，义不帝秦。在杜先生的一生中迭有表现，自民国二十六年抗日役起，他曾两度避乱香江。而且在抗战之前，还有一件鲜为外间所知的轶话。日阀阴谋侵略中国，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早在大战未起之时，即已深知杜先生为东南支柱，一代人望，拥有无法估计之潜力，因而千方百计，亟思笼络。上海日总领事馆，甚至月费多金，专事搜集有关杜先生的情报，对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及与先生时常往还的各界人士，靡不密切注意。素以「中国通」著称的板西土肥原，更与先生殷懃结纳，谦恭备至。民国二十六年初，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访问欧陆，自日内瓦返日，途经上海，特地拜访杜先生，面告日本政府愿斥巨资日币三千万元，与先生合办「中日建设银公司」，用意是想和宋子文先生所办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相争竞。杜先生洞烛其奸，立予拒绝，他所持的理由，光明正大，他说：
「我是中国百姓，要我跟外国政府合办公司，未免太不合体制。」
然而永野仍不死心，他故示慷慨的说：
「杜先生既然不便与日本政府合作，那么，就由杜先生个人出面组设公司好了。日本方面一定全力支持，作杜先生的后盾。三千万日元，可以无条件提供先生作为创办资金。」
三千万日元，以当时的币值，无疑是一笔钜额款项，当时杜先生如果接受，再利用日人在华的侵略势力，对先生个人来说，其作用将无比重大。但是先生高瞻远瞩，大义凛然，他依然峻拒日方这一次最大的政治投资嗣后日方一再煽惑，先生终始不为所动，于是日人只好知难而退。旋不久日阀狰狞面目暴露，先后在北平芦沟桥和上海淞沪之滨挑起战火，全面战争于焉爆发。淞沪撤守，日人又百计羁糜先生，请他务必留在上海，而先生则宁愿放弃庞大的物业，偕宋子文、钱永铭、胡笔江诸先生秘密赴港，以示追随中枢，共襄抗战大业。到那时候日本人还是不肯放过他，数度派人赴港接洽，先生一概不予接见，使日方人员奇窘无比。
三十八年共匪卖国残民，红流泛滥，四月南京沦陷，上海告警，杜先生喘疾已甚严重，但仍毅然决然，抱病弃家离沪，以避共匪狂焰，同时正告国际，匪伪政权之不获民众支持。四月三十日挈眷南行，又到香港。不料未及两年半，他便因病情恶化，竟而撒手尘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