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之后，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最先感受到这种巨变的，当然是神经最敏感的作家。文学的潮头，是“伤痕文学”的涌现。
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了中国文坛和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这是一篇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强烈的启蒙精神的小说。它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小说发出的是“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强烈呼声。
对“文化大革命”苦难的揭露真正成为一种潮流，是以发表在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上的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为标志的。这篇小说以悲剧的艺术力量，震动了文坛，作品中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描写，突破了长期以来关于文艺的清规戒律，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而讨论最终得出的肯定性结论，又使这篇小说成为我国文学界在政治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先声。到了这时，人们才真正理解到，他们确实经历了一场人为的灾难，他们以往忍受的一切是应该而且可以打倒、唾弃的。于是他们压抑许久的愤懑便立时喷涌而出，当这种愤懑大量地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便形成了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思潮。
“伤痕文学”思潮涌动之后，紧接着，是“反思文学”的潮流，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侧重于暴露和控诉十年“文革”给国家和个人以及家庭造成的悲剧。
路遥并不去盲目追赶当时的文学潮流，一是这样的创作思路并不对应路遥的题材和心理体验，二是路遥更多地在思考文学的价值和生命力。他当时在与文学同道讨论文学话题时，表现出对苏俄文学的喜爱和倾慕，这是之前阅读外国文学经典著作时，偏重于苏俄文学的缘故，他喜欢托尔斯泰的宏大，也喜欢艾特玛托夫忧伤的抒情。
同时，在陕西省作协，或者说在陕西文学界，有一位独特的作家——李小巴，对路遥的创作影响很大。李小巴和许多作家不同是因为，他既是作家，同时，他还是潜心研究中外文学作品和小说理论的学者。这种兼顾创作与理论的特殊身份，注定了李小巴的大脑里储存着不少别样的见解。从1976年路遥大学毕业到《延河》工作，一直到1985年，将近10年时间，路遥几乎隔一两天就要到李小巴家里来，在李小巴的小书斋交谈，他们很少闲聊天，谈的话题几乎全是文学话题。路遥每每有创作冲动，或是小说的最初构思，都要找到李小巴，对他讲一遍。李小巴给予路遥的启发和指教，让路遥获益匪浅。李小巴则逐渐发现，路遥不仅有着出众的聪明和机智，而且有着陕北人特有的寓于稚拙的幽默感。路遥讲述的一些艺术细节，时常逗得李小巴发笑。
这段时间，路遥一边在编辑部从事如常的编辑工作，一边审视着文坛的动向。思考中，在业余时间创作了10篇左右的短篇小说，写作的顺序已不得而知，只能知道陆续在全国期刊上发表的顺序：
《不会作诗的人》（《延河》1978年第1期）；
《在新生活面前》（《甘肃文艺》1979年第1期）；
《夏》（《延河》1979年第10期）；
《匆匆过客》（《山花》1980年第4期）；
《青松与小花》（《雨花》1980年第9期）；
《卖猪》（《鸭绿江》1980年第9期）；
《姐姐》（《延河》1981年第1期）；
《月下》（《上海文学》1981年第6期）；
《风雪腊梅》（《鸭绿江》1981年第9期）等等。
对于一般的作者而言，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能发表10篇左右的短篇，是可以得到些安慰的，但是对于路遥来说，这些短篇大多发表在省一级刊物上，而且都没有引起文坛注意，更谈不上有轰动效应，与路遥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另外，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中国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时期，一篇短篇小说，就可能引发轰动效应，不仅得到评论界关注，而且成为人所共知的作家，一夜成名的作家大有人在，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文学准备未必有路遥充足，作品的思想艺术性，也未必经得起推敲和时间的检验。
这时期，陕西作家莫伸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发表的短篇小说《窗口》和贾平凹发表在《上海文学》（1978年第3期）的短篇小说《满月儿》，均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这些，无疑对路遥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路遥并没有表现出焦躁情绪，他依然认真地工作，到了夜晚，依然独坐于一盏孤灯下，烟雾缭绕中，熬夜读书、思考。他要积极寻找自己创作的突破口。
在1978年冬天那起煤气中毒事件之后，路遥躲在那间小屋里，闭门谢客，一周之后，一篇极具挑战精神的中篇小说诞生了。
路遥将这篇小说——两本八开大稿纸的手稿，先拿给诗人晓雷看。小说标题处是空白，只有一句扉语：金盆打了分量在。晓雷一口气读完那部初稿。
只觉得脊背上冷汗津津，心里边波涛汹涌。这是用否定的态度，正面描写“文化大革命”的残酷与丑陋的小说，那时，我的心理还停留在一种旧有的理论定势中，恪守着一种所谓的发展和贡献的论断，忽然看见一部讨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檄文，不能不感到震惊。当路遥征询小说的题目时，我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地商讨，最后觉得《牺牲》一题最为恰当，既是点名主人公在两派的斗争中牺牲了肉体，又暗示主人公和两派群众组织都做了一次无谓斗争的牺牲品。（晓雷《颓败的瓦屋》）
之后，路遥又拿给李小巴、董得理审读，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李小巴和董得理都肯定了这部作品，这个中篇小说既不属于“伤痕文学”，也不属于“反思文学”，与当时的潮流不甚合拍。尽管内容是以描写“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武斗为背景的小说，但作者的着眼点是在塑造县委书记马延雄这个人物，在两派群众组织即将爆发大规模的武斗危急关头，不畏艰险挺身而出企图阻止一场无谓的伤亡事件的发生。这部反映“文化大革命”生活的作品，主题和角度，都不同于当时文坛上弥漫的那种控诉、抱怨情绪。路遥独辟蹊径，赞颂了在那个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怀着对人民群众无比的热爱，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群众的英雄人物。
作为曾经深层次参与过“文化大革命”，参与过武斗动乱的人，路遥自己其实到后来也是一个受害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那些老干部的错误批斗，多年来，在路遥心里一直埋藏着一种负罪感和一种真诚的忏悔。现在，路遥以文学的形式，在这篇小说中将这种情绪释放出来。
李小巴和董得理都肯定了小说表现形式的独特新颖，针对叙述语言粗疏提了中肯的意见。
这篇6万字的中篇小说，后来正式以《惊心动魄的一幕》为标题被贺抒玉推荐给一家大型刊物，不久被退了回来；又邮寄给一家大刊物，也被退了回来。
从1978年到1980年初，这篇小说游走了南方和北方的五个编辑部，却没有人愿意发表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它背离了当时以“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为主的文学潮流；二是它写了当时政治上还比较敏感，认识上还没有把握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斗争；三是它不是以批判为主，而是以歌颂为主，塑造了一个原来犯过错误，在派性斗争中却敢于舍生取义的老干部形象；四是它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主导叙事风格，几乎同当时“写真实”、批判为主的主导叙事风格格格不入。（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
接二连三地遭遇退稿，在转寄给《当代》杂志时，路遥的情绪已低落到极点，他表明，这次假如得不到刊用，这篇小说可以就地焚毁。
然而，路遥是幸运的。有一天，《延河》编辑部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是《当代》杂志的编辑刘茵打来的，找编辑部负责人董得理。刘茵在电话中说，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主编秦兆阳看过了，秦主编对小说有些意见，想请路遥到北京做修改。希望编辑部准予路遥赴京改稿。董得理一口答应下来。然后将电话内容告诉给路遥，让他立即去北京。
记得一九七八年，我二十八岁，写了我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接连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最后我将稿子寄给最后两家大刊物中的一家——是寄给一个朋友的。结果。稿子仍然没有通过，原因是老原因：和当时流行的观点和潮流不合。
朋友写信问我咋办？我写信让他转交最后一家大型杂志《当代》，并告诉他，如果《当代》也不刊用，稿子就不必再寄回，他随手一烧了事。
根本没有想到，不久，我就直接收到《当代》主编秦兆阳的一封长信，对我的稿子作了热情肯定，并指出不足；同时他和我商量（在地位悬殊的人之间，这是一个罕见的字眼），如果我不愿意改，原文就发表了，如果我愿意改动，可来北京。
怎么不改呢！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赶到了北京。热心的责任编辑刘茵大姐带我在北池子他那简陋的临时住所见到了他。秦兆阳面容清瘦，眼睛里满含着蕴藉与智慧。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没有某种中国的知识分子所通常容易染上的官气，也没有那种迂腐气。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伟大的涅克拉索夫。
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他的修养和学识使他有可能居高临下地选拔人才和人物，并用平等的心灵和晚辈交流思想感情。只有心灵巨大的人才有忘年交朋友。直率地说，晚辈尊敬长辈，一种是面子上的尊敬，一种是心灵的尊敬，秦兆阳得到的尊敬出自我们内心。
结果，他指导我修改发表了这篇小说，并在他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是创刊不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杂志的何启治、孟伟哉在路遥这篇小说中看到了有价值的内容，在他们犹豫矛盾中，得到了老作家、主编秦兆阳的大力肯定。于是，这篇小说终于在1980年第3期《当代》发表。
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秦兆阳还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要有一颗火热的心——致路遥同志》，对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给予充分的肯定：
这不是一篇针砭时弊的作品，也不是一篇反映落实政策的作品，也不是写悲欢离合、沉吟个人命运的作品，也不是以愤怒之情直接控诉“四人帮”罪恶的作品。它所着力描写的，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分辨不清、思想水平并不高、却又不愿意群众因自己而掀起大规模武斗，以致造成巨大牺牲的革命干部。
秦兆阳的充分肯定，对于《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1979—1981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1981年，这篇小说又荣获“文艺报中篇小说奖”和“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是路遥的作品第一次荣获全国性文学大奖。
但是，获奖是一回事，得到文学界普遍公认又是另一回事。人们在这篇小说被排在获奖作品的后面，以及评论界的冷淡中，感觉到中国的文学界并没有真正承认路遥。
它只是聊备一格地被摆在获奖的位置上。在颁奖活动中，聪明的路遥自然发现了人们对他的冷淡，回到西安后，他没有任何张扬，也没有忘乎所以，而默默地开始了《在困难的日子里》的修改和《人生》的写作。（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