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梦公司》成立了。
主业是影视策划咨询服务，好像还可以干很多别的勾当，营业执照上一一都予以列出，印象最深的是最后6 个字：
烟花爆竹除外。
公司投资总额拾万。有3 位股东，分别是：王朔、冯小刚和彭晓林。王任董事长、冯任总经理、彭任财务总监。旗下没有群众可供领导，董事长每天也得自己擦桌子扫地。
王总踌躇满志，常对冯总和彭总说：今后公司只要卖出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就是几千万。后来果不其然，遇到过一家杂牌石油公司的老总，一眼认出我们是千里马，跃跃欲试将“好梦”一口吞下。我们激动万分还把一位知心的姑娘发过去卧底，希望一举将“好梦”卖给这位如意郎君。
后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姑娘没回来，伯乐也失踪了。
与王总相比，冯总和彭总则要小家子气得多，一心想着怎么把开办费扎回来。
公司开业那天高朋满座。
说学逗唱影视歌三栖的头面人物基本全到，党政军警特也都有代表前来捧场。
其到场阵容远胜于当下的“金鸡”盛会。
不知道是因为好玩，还是骨子里总是有点心虚，我们在装修办公室的时候，特意将王总办公的套间改造成了一间密室。从外面看上去，密室的门只是一个书架，其实下面有很小的轮子可以滑动，拉开才是王总的寝室。
意思是说，有王总不待见的人来访，我们可以谎称王总不在。
不想，开业那天我们兴致很高，几乎每位来宾与我们寒暄过后，我们都要邀请他们到王总的办公室参观，追着问人家：
你们能看出来这屋子里有暗室吗？
参观者都十分困惑，环顾四周找不出破绽。
这时我们便得意地，把书架轻轻一推，露出里面的密室。令众人目瞪口呆。一晚上下来，突然意识到宝葫芦的秘密已经大白于天下。
余下的日子里，熟人来访，见王总不在外屋，就径直走进密室寻找。没几天书架下面的轮子就被拉成瘸子，害得王总想就寝时，必得找来帮手，一起把书架移开。
最后索性摘下来摆在办公室里变成了真正的书柜。旗下没有群众可供领导，董事长每天也得自己擦桌子扫地。
再说开业那天，我们还耍了点小聪明，俗语叫“激贼”。
我们在公司大门的进口处放置了一个纸箱子，里面放着购买办公家具等一应发票，任来宾选购，摸到哪张发票既按票面上的数额买单。
也就是说，仅仅道两声开业大吉是远远不够的。
王总的大班台就是在这次捐资助商的活动中被一个手气不好的朋友不幸摸中，于次日将一张四千块钱的支票交到了我们的手中。
我印象这是“好梦”的第一笔收入。
那张大班台因为始终也没有什么日常的业务，王总很少用来办公，固在日后的很多个夜晚，反而成为了一位女演员宣泻情感的舞台。
那位女演员非常的感性，极有表演天赋，人也很率直。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把我和王总骂得狗血喷头，甚至能把我们有目共睹的成就说得一无是处；高兴的时候则如一阵春风扑面而来。我们都很喜欢她。
那一阵子，该女演员正在恋爱，因为恋人远在天边不能相见，所以心情十分懊丧。懊丧不准确，应该是燥动。就是那种火烧得特别旺，蒸锅里的水都干了，也不关火也不添水，就那么干烤着感觉。
她成了“好梦公司”的常客，每天下午必到，出勤率比坐班的都高。每次她来了，我们都笑脸相迎察言观色，生怕惹了姑奶奶不高兴砸了我们的场子。
屋漏偏逢连阴雨，正赶上那时一家广告公司想在我们筹拍的一部电视剧中加入软性广告，送来一箱VSOP人头马白兰地供我们品尝。偏偏姑奶奶好喝口儿又郁闷，十来瓶酒一个来月就告罄了。
开业那天，我们还耍了点小聪明，俗话叫“鸡贼”。每天从下午开始我们就一人一杯小口抿着，吃完饭接着喝。
姑奶奶今天爱意正浓，我们就一唱一和地把她的心上恋人夸得都不是人了，乐得她一晚上都合不上嘴；姑奶奶今天想冷静地反思，我们就搜肠刮肚帮她找出其恋人的险恶用心，气得她恨不得将那名无辜的男子碎尸万段烧成灰都不解气。mpanel(1);
如果遇到姑奶奶今天一开始是咬着牙根的恨，几杯酒下肚又上演了大逆转由恨而爱，那我们也只能与时俱进跟上她的步伐，全盘翻供颠倒黑白。
谁让我们是她的朋友呢，朋友是不好讲原则的。
反正我们的话就是她的下酒菜，鬼才相信她会听我们的。
喝美了兴致所至，她就一步跨上老板椅，两步迈上大班台，随着音乐即兴起舞。
激情迸发时，头发甩得嗖嗖的，皮鞋把大班台磨得纵横交错，全然不顾我们的心疼。
就像我们根本就不存在。直至一曲终了，我们对她报以热烈的掌声，那时她才如梦方醒，含笑发问：
你们是谁呀？
王总的大班台几经搬迁，后来的去向下落不明。有拾到者一定望着台面浮想，这是哪位老板如此操劳，日理万机，竟把台面磨损成这样。
“好梦公司”攒的第一部戏是《好梦献给你》。
写一帮闲人不甘寂寞，立志改造社会风气，让互相吹捧蔚然成风。虽然创意还在务虚阶段，但王朔在生活中已经身体力行。
那一段时间我们经常结伴外出赴宴，席间欢声笑语，逮谁捧谁见谁夸谁，男不分贵贱女不分老幼，一路过关斩将无一幸免。
一开始还磕磕碰碰拌拌词不达意，说了一堆的废话也不能击中要害，令吹捧对象心生疑窦。经过反复实践，失败了也不气馁，根据不同对象审时度势，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经常结伴外出，席间欢声笑语。
有的可以单刀直入，一语中的；有的则不宜强攻，需要由物及人，声东击西，指桑夸槐。到后来，语言也流畅了，态度也诚恳了，多么难侍候的人都不在话下。
实例一：赞朋友。
我，还有王朔，还有葛优，还有谁我记不清了，在赵宝刚家吃饭。那是一个节日，好像是国庆节的当晚。
刚端起酒杯，王朔突然说：不对呀，今儿是国庆节，像葛老师这一级的人不应该坐在这儿呵？
葛优忙问：那应该在哪儿呵？
王朔说：人民大会堂，国宴呵。
葛优一脸困惑，郑重其事地说：没有人通知我叫我去呀？
王朔又说：那是您不愿意去。通知到的往往是经过权衡后才决定允许出席的。
像您这一级的还用通知吗？那是必须出席的。您是谁呀？
葛优人老实，很憨厚地笑着问：我是谁呀？
王朔：您是国宝呵，国家的面子。
葛优很开心，说：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哪。
王朔说：喝酒喝酒。幸亏您疏忽了，要不老了也轮不着我们能在今天晚上和葛老师一起吃饭。我要出去跟别人说，国庆节晚上我和葛优一起吃饭来着，你们说，有人相信么？
王朔用探询的目光看我们，我们几个一起摇头。
我对王朔说：人家肯定会说，您说得是梦话吧。
葛优乐开了花，那天晚上他喝醉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向葛优提起那天晚上的事，他仍记忆犹新念念不忘。
他说：真舒服。
实例二：赞企业家。
一次，与某企业家不期而遇，本来是可以擦肩而过的，但因为彼此敬重停下来说了两句。
企业家：听说你们办了一个“好梦公司”，在哪儿呵？
我说：瞎混吧，哪能跟您比呀。您现在的生意越作越大了吧？
企业家：累。摊子铺得太大。
我说：您累我们也累，可您多出成果呀。别的我不敢说，到您老了干不动的那一天，除了心爱的女人您知道那是自己的，旗下的企业究竟有多少，您根本就数不过来。要想知道一大概齐，只能让手下的人扶着您上景山顶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吩咐他们，让凡属于您名下的产业都熄了灯。指示传下去，不到一根烟的功夫，中关村黑了，银街黑了，燕莎一带也黑了，国贸一带黑了，亚运村一带也黑了。
企业家还真认真了，追问：那奥运村呢？怎么还亮着？
我说：那是您厚道，给国家留了点面子。
企业家狂笑，握着我的手说：今天我得请一部长吃饭，你给我留一个电话，回头咱们再聊。
我说：您忙您的，我就是和您打个招呼。
企业家离去前，说：我现在吃饭都成负担了，一提饭局脑袋就大。
分手后的当天下午，我接到了企业家的电话。
电话里，他迫不及待地命令我：晚上，什么事也别安排呵，我请你吃饭。
实例三：赞师长。
一次，华艺出版社的老金请王蒙、刘震云和王朔吃饭，我是跟着吃蹭的。
赴宴的路上，我开着车，王朔坐在后面。
王朔说：王蒙老师不容易啊。今天要好好捧捧他，侍候舒坦了为止。
我说：您放心吧。
我是带着任务赴宴的，精力高度集中，席间他们说得正事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等着王朔开火。因为王蒙老师与我不熟，地位又悬殊，所以主攻的任务是要王朔完成的。
酒过三巡，王朔的嘴越来越甜，话说得越来越好听。
大致的意思是，称赞王蒙老师的作品不朽，几十年前的写的东西现在拿出来仍不落伍，而且常写常新，观察生活依然还是那么敏锐，对年轻人也是爱护有加，丝毫没有半点的嫉妒和不公正。这对一个享誉文坛的前辈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这番话如果扔给其他德高望重的权威，又是出自王朔之口，我想一定是行之有效的。但王蒙老师却当即打住王朔的颂词，说道：小王朔，你少跟我来这套。喝酒吧你。
王朔没词了，羞答答举起酒杯，这时我看见他扫了我一眼，意思是，该你了。
我马上也端起酒杯凑趣，说：从小就看王蒙老师的书，像《风筝飘带》那些意识流的作品更是喜欢得不得了。过去只是崇拜您的作品，今天有幸见到真人，才发现您人格的魅力也很大。
王蒙老师冷眼瞅着我不说话。
我接着说：一般像您这么有成就的人多少年来都是在一片赞扬声中度过的，应该早就习惯了，不听难受了，可是您偏就不是，就是听不得这些虚头八脑的恭维话。
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
王蒙老师说：王朔这坏小子，我还不了解他？
我忙说：来的时候，王朔是想让您好好舒服舒服的，怎么就让您一眼看穿了呢？
您的洞察力怎么那么强呵？一句话就把王朔噎得刘老师仁义，没词了。这么扛得住吹捧的人不是没有，但像您这么有地位的人，不吃捧还反感，我是头一次见到。
没有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还给作家让出了一个题目可以写，就两个字：绝望。
刘震云老师这时深表赞成地说：唉，小刚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王蒙老师沉着的脸，慢慢地现出灿烂的笑容。
我们一起碰杯喝了酒。接下来的气氛非常地融洽，两位王老师的心情都非常的好，原本就要结束了的饭局又延长一个多小时。
分手时大家都有些意犹未尽，依依不舍。
实例四：赞同行。
一次，刘震云、王朔、好像还有梁左，在我位于通县的家里包饺子。
对了，梁左来晚了。
刘老师和王老师都坚持等梁老师驾到了，饺子再下锅。于是我就陪着两位老师先喝着。王老师对我推心置腹地说：
小刚，你不写东西，你不知道你有多幸运。也因为你不是作家，我才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对写字的人来说，刘老师就是一座山，你看着就在眼前，好像还不是很高，你觉得顺着这条道爬上去不难，结果爬到半山腰才发现这山可不矮，咬咬牙再往上爬，累得你都吐血了，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了，你觉得追上刘老师了吧，可以喘口气了吧。你再看，刘老师还是一座山，就在你眼前。再重新爬，爬到顶上一看，刘老师还是一座山。层峦叠嶂你知道这句成语吧？那就是说刘老师哪。到这时候，你才恍然大悟，你这辈子也别想追上刘老师。枉费心机你知道这句成语吧？那就是说包括我在内的其他的写字的人哪。
王老师喝了一口酒，叹了一口气，又说道：刘老师仁义，没有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还给作家们让出了一个题材可以写。就两个字：绝望。因为有刘老师的高度在那里戳着，我们才对“绝望”这两个字的含义有了深刻的理解。斗胆夸一次口，写“绝望”，刘老师不见得写得过我。
我心里暗自佩服王朔，吹捧的功夫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弯拐的，这麻药打的，这暗箭射的。别说外人，就是我们吹捧行里的人，粘到这种话，也得非死即伤。不晕也都难。
再看刘老师，不慌不忙，镇定自若，端起酒杯问道：王老师您说完了吗？
王老师悲观地摇着头，再次强调：绝望。
刘老师对我说：冯老师，学生小刘写得再好，再有智慧，再有高度，那也是人类的智慧，人类的高度，在上帝面前，这种智慧和高度都会显得十分地渺小，而上帝眼下正握着王朔老师的手在写作。王老师不仅仅是王老师，王老师是上帝派驻文坛的使者。
刘老师真是老奸巨猾。
这回轮到王朔笑了，笑得心情舒畅。
这时梁左进门了，我忙起身相迎，三两句好话就把梁老师喂饱了。
吹捧人是很容易上瘾的，我又是心有灵犀，很快就上了路，而且刹不住车。找不到对象的时候，就把矛头指向了王朔。
这是王老师始料未及的。因为对他确实是打心眼里敬佩，服气，所以夸起他来常常忽略了夸人需要隐蔽的技巧。话说出来多是直给，肉麻的程度使在场的人无不认为我心怀叵测。
王朔对此十分警惕，郑重提醒我：我孑然一身，没有什么值得你如此不遗余力巧取豪夺的东西。你总得图点什么吧？
我也郑重告诉他：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为，就为喜欢，一吐为快。
我也不想把我们的关系搞得这么庸俗，造成这种局面，责任主要在他。
后来我暗下决心，见了面绝不再夸他，心说：骂人谁不会呀？想找不痛快我成全你！
再见到王朔，我态度坦率不徇私情地说道：实话告诉你吧，你也就那么回事，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独创了一种文风吗？不就是别人写本书卖几万册你写一本书能卖一两百万册吗？毛选还发了好几千万册呢。不要把你当成神，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饿两天，你眼睛里也照样没神，说话照样没气。再说了，纵向地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轨迹上看过去，百十来年总会出现这么一两位。前五十年不就出了个鲁迅吗，差不多也是你这么一脾气。恨民族不争气，看谁都不顺眼……
我越说越气愤，最后竟拍了桌子，我说：
就算你是海明威又怎么了？你也不能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你以为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吗？我告诉你，不是！他是人民的！再也不能老是一团和气了。
面对我的一腔怒火，王朔宽厚地笑道：消消气，您是我老师行了吧。
到后来，王朔也不再怀疑我的动机了，听我的好话也当成了一件乐事。工作之余，泡杯茶，彼此大肆渲染对方的优点和成绩，双方都感到了空前的满足和欣慰，成全了他也就陶冶了我。回到创作中，就觉得责任重大，使出浑身解数废寝忘食，生怕辜负了群众的厚爱。
这些都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因为工作忙，最近五六年的时间里仅见过王老师三五次。
一次是与梁左老师永别。《大腕》拍摄中的一个晚上，停了戏前往梁左的寓所吊唁。其时王朔正在为朋友守灵，我们相见话语不多。王朔看上去有些疲惫，人显得很安静，说话时也像是仍在回忆。
除此之外，和王朔余下的见面，多在人声鼎沸的酒会上，彼此只是点头笑笑，说上三言两语，不咸不淡。
不知道王老师是否还能时常想起我们朝夕相处的那一段日子。
我们挣到钱了。
《好梦献给你》的剧本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有投资人为表达诚意把我们作为承制方的利润打进了我们的账户。
王朔的意思是先别急着分，反正指着这点钱也养不了老，不如先用在公司的公共关系上。
所谓公关，我理解就是吃吃喝喝不谈正事，不计一时得失，为日后互相掠夺埋下伏笔。也许钱白花了，彼此不能成为猎物，人走茶凉，只落下一大批酒肉朋友。
我们就属于后面的那种。但由此却落下了买单的习惯，直到今天老想逞强。
记得第一次和华谊兄弟吃饭，在座的还有其他几位老板。我因为脸热好面子，奋勇买了单，当时并不以为然。没想到这件小事却为我们日后的合作打下良好开端。
他们告诉我，和文艺界的人吃饭，没买单这是头一回。可见文艺界人士在各位老板的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这也难怪，文艺界有头有脸的腕儿们经常被邀出席各种饭局，能光临已经给了天大的面子。别说买单，不向邀请者收费心里已经隐隐作痛了。
久而久之变成天经地意，逐渐养成吃白食的习惯。
当然任何人群都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例外。我认识的冯巩、赵本山、傅彪、赵宝刚、腾文骥、葛优、梁天，就是抢着买单的。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也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把单买到了手里，但他们起码做出了踊跃的表示，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外界对文艺界吃白食的不良印象。这倒真还不是他们比其他的人有钱，同业里有得是比他们腰粗的，但从来也没见过那些人买过单，就连假模三道虚飘地表示一下都没见过。
我一直认为这不是钱的事，是性格使然。
其实早在多年前办“好梦”的时候，王朔就跟我说过，他觉得最过瘾的事之一就是吃完了饭，用餐巾一抹嘴，眼皮不抬地说：买单。
我也深表赞成。
那时手里不富裕，如遇有人约饭，事先又没有明确由谁做东，所以凡遇饭局尾声，小姐手捧账单目光在一桌子人里寻摸时，一准是目光游移不定，生怕和小姐的视线遭遇，直至听到有人接单，才如释重负又耿耿于怀。心说：别让我挣着钱，挣着钱了，谁抢单我跟谁急。
想象一下，一定是那副神情。
先对抢单的人说：没你什么事。
然后狠狠地瞪小姐一眼，说：你怎么连找谁买单都看不出来呀？
再然后，接过单来一看，当时就急了，厉声质问：把你们经理找来，谁让你们打折了？少废话，实结！
付款时，还顺嘴飞个段子（说笑话的意思），令与座的各位不必在别人结账时陷入尴尬。这一点我是从《星工场音乐唱片公司》的老板姜宏那里学来的。我观察他多次，从中体会出他的细致和周到。
“好梦”有钱了，我们开始大张旗鼓地贯彻落实王总的精神。
请客，不是请一次客，是每天都请客。
每天下午就开始打电话约人，黄昏出门时，必说的一句话，就是：小林，带上支票。
负责理财的彭总每天都是一腔悲愤揣着支票本上路。到后来，实在是心疼，不忍目睹，就把支票填上限额交给我们，自己推脱不舒服告辞回家。实则是想省出一个人的饭钱。
现在想起来，仍为彭总的一番苦心感到忧伤。
一开始，请客的对象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只好先从亲朋好友入手，打电话找着谁算谁。人数也不确定，原本只约到三两位，开饭时一点人数却来了十来位。原因是，人家原来已经约了饭局，推辞不掉我们的盛情邀请，只好将先约的人合并过来一举同歼。
有两位国航的空姐就是这样认识的，后来他们又把乘务队的其他姐妹也介绍给我们，起飞前降落后定期会餐。口口声声称，他们乘务队要与我们“好梦”结为“共建文明”示范单位。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空中小姐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每次乘机，见到空姐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像久别重逢亲如一家。因为我知道，遇有危难关头，大老爷们都吓出屎来的时候，她们却大多都能临危不惧，先人后己。
许多年后，国航一架客机在韩国的釜山坠毁。事隔几日，我和徐帆搭乘国航班机赴港，顺便买了一束鲜花献给机组。事后在网上看到一些人骂我们，说：摔了飞机还去献媚，没有原则。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在换登机牌的时候，恰巧听到一番议论。我打电话向刘震云老师请教，文章跑了题还算不算文章？刘老师答：任情绪流动，自由进出，不拘一格。
据知情者说：当时飞机坠地摔成两截，浓烟中空姐奋不顾身安排乘客逃生。一空姐叮嘱乘客：快跑，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不要回头也不要停下。乘客有良知，欲将那位空姐拖下飞机。空姐说：不行，她得等全体乘客都脱离后才能逃生。那位逃生的乘客跑出很远回头看时，飞机发生爆炸，眼见空姐化为火焰。听到此番情景，令我怵目惊心，许多天后，闭上眼睛仍能见我姐妹在火中挣扎。
话题扯远了，回忆往事，千头万绪，砸断骨头又连着筋。令我心猿意马不知道要写什么。我打电话向刘震云老师请教。
文章跑题了还算不算文章？刘老师答：任情绪流动，自由进出，不拘一格。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我们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剧本却只写出了几集，投资方开始坐不住了，催我们开机。我们只能仓促建组，一边请赵宝刚导演选景支应着，一边我和王朔躲到香山饭店闭门赶写剧本。
王朔已事先声明，他的小说我随便改，他也可以出主意，但动笔的事得由我来。
剧本进展很慢，按说应该三四天写一集，但我十天八天也写不出半集，最后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每天看着打字机犯愣，脑子里一片空白。
想到钱也花差不多了，组也建了，剧本出不来，而且我心里清楚，在可预见的无穷时间里也出不来。“好梦”变成了噩梦。我忧心如焚食不能咽。
我问王朔：怎么办？我的心散了，怎么写都觉得没劲。
王朔很不客气地说：不是写出来没劲，是你根本就写不出来。就别遮遮掩掩地美化自己了。
他的话很伤我的自尊心，在此之前，我一口气写下了《遭遇激情》、《编辑部的故事》、《大撒把》和《北京人在纽约》的剧本。（“北剧”的前两稿分别是李功达和李小明写的，我写的是最后一稿。）照理说，有王朔的小说作为基础，剧本的风格又是轻车熟路，应该不难的。可就是在这里栽了跟头。
这时我才体会到刚开始写剧本时王朔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前三个中篇写得很顺，然后就遇到了一个槛儿，怎么都不行了。这个槛儿过去了之后就又顺手了。
我想我那时就正赶到这个槛儿上，过不去了。
当时王朔劝我说：写不出来就放下吧，往最坏了想又能怎么样？大不了就慢慢给人家还钱呗。重要的是，你不能因此丧失了创伤能力。但我看还不至于。何必非在一棵树上吊死，换个东西试试。要不然你就弄弄《永失我爱》，我帮你一起写。
听了他的话，我如释如负，当即决定剧组下马。那种心情，想起来比拍了一个大片还愉快。
从此我发现放弃并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这次虚假的利润，造成了“好梦”看上去很美的虚假繁荣，拉下的窟窿，是从《一地鸡毛》、《永失我爱》、《情殇》三部戏里抠出来的钱才堵上。
放弃并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冬天过去，春天来了。
一九九四年的三月，“两会”召开。香山饭店为接待“两会”代表，把我们客气地请出了饭店。
我们从香山饭店出来，直接就搬进了颐和园。
一位叫严凯的朋友替我们付了房租。严凯为人温和，面相也善，神情也永远是笑容可掬，与世无争。很难想象出文革时期他竟是打砸抢的能手，一呼百应。他在东北当了几年警察，后来才辗转回到北京经商。很奇怪，他的言谈举止里丝毫也没当过警察的人所透出的那种大灰狼式的亲切。我始终对从事警察这一职业的人存在一种误会，总觉得别看他们眼下对你客客气气，但随时可以翻脸，指着你的鼻子尖，说：你给我老实点。但严凯不是，和他在一起，我有安全感。我知道即便有一天轮到他举枪射杀我，他也会眼含热泪对我说：原谅我吧兄弟，下辈子咱们还做朋友。
严凯是个大孝子，其父刚刚过世，为了给母亲换个环境，慷慨在颐和园里租下一套院子，也把我们接来同住，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一个写作的环境，一方面也为一日三餐陪老人家散心。一举两得。
院子位于佛香阁下，在皇家园林里独立成章。院子分两进，我们住在前院西厢房，严凯住在东厢房，严凯的母亲住正房。据说琼瑶其时也住在后面一进院子里写东西，但我们从未见过她。
西厢房中间的堂屋是一个客厅，两边各有一间耳房，每个耳房里都有卫生间，浴缸很大，但布满水锈，水笼头里永远滴滴哒哒地漏着水。后来拍《一声叹息》时，徐帆因为修水管的工人进来查看滴哒水的龙头，无意中道破了张国立的奸情。这个细节，就是源于这里给我留下的印象。
那时徐帆正与我热恋，象《一声叹息》里的李晓丹一样，每天排练结束，坐上公交车，长途跋涉到颐和园与我幽会。次日清晨，我还沉溺于梦中的时候，她已经无声无息地离去。日复一日，不辞辛劳。
徐帆的时间是这样分配的，见到我后说人话，往返途中背台词。
可以想象，徐老师轻轻带上院门，迎着朝阳，跨过玉带桥，绕过古树假山，穿过长廊，脚步匆匆一路狂奔，同时口中振振有词：近年来，我意识到，作为成功人士最奢侈的享受，既不是住别墅也不是坐奔驰。最奢侈的享
受应该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来。
明天就要开庭，明天就要对一个强者中的强者，弱者中的弱者进行缺席审判。
人们啊，用你们的善心和良知听我说一句话，在这个叫做人世的地方，我活了25年，检点我的所为，一丝一毫无愧于心。我应该是原告，原告。好心的影迷们，你们爱着的阿阮就要去了，在今后无穷的岁月里，我将睡在黑暗的胶片上，躺在冰冷的盒子里。若有机缘，我的容貌能在银幕上重现的时候，那眯眯的眼甜甜的笑，总是对你们的祝福。
这段台词本应是阮玲玉在服毒后，娓娓道出的。读者可以试试，在快速的行进中上气不接下气地背诵，想必十分的滑稽。
一天，我自然醒来，看到屋子里洒满阳光，我住的是西厢房，知道已经是下午了。所谓自然醒来，就是突然睁开眼睛，看哪儿都很实，再多一分钟也不想睡了，睡足了。近年来，我意识到，作为成功人士最奢侈的享受，既不是住别墅也不是坐奔驰。最奢侈的享受应该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来。这一发现令我非常欣慰，因为我已经十几年如一日这样要求自己了。除了拍戏，每天睡到自然醒来。
可以这样说：有工作您就不能算成功人士。
照惯例，每天起来后，我都会到对面的王朔屋里转一圈，看看王老师今天兴致高不高，伺机动员他开写《永失我爱》的剧本。
王老师是不睡懒觉的，这是多年写作养成的作息习惯。他认为写作是他的职业，晚上属于休息的时候。只可以这样说：有工作您就不能算成功人士。有业余作者才会挑灯疾书。从这一标准衡量，我永远都是业余作者。但我早在那时起就已经是“成功人士”。
那天，我只在门口和王老师打了个招呼就又退回了自己的房间。原因是，王朔正在待客。来人是王朔经常向我提起的作家，刘震云。
王朔的评价是：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够构成威胁的一位。
但那时我还一篇他的小说都没有看过。也不知道那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我印象里一直认为，第一次见刘震云是在颐和园。写这本书前，我向刘老师求证，他告诉我，第一次见面是在魏公村的京城酒楼。颐和园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
可见记忆是多么的靠不住。
经他提醒，我似乎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和他在一起的有陈道明和张元，我和郑晓龙、好像还有刘欢，也是去那里吃饭碰上的。我还想起了那家酒楼老板的名字，叫李玉安，曾是北京十佳青年。
有一段时间，我帮冯巩写小品，经常和中央台《艺苑风景线》的一帮哥们儿去那里吃饭。
记得有一次我和冯巩都喝高了。两人从京城酒楼出来，不知不觉沿着魏公村大街一路向南，最后索性坐在马路边倾诉衷肠，说到委屈处抱头痛哭。今天已经想不起来当时都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朋友联系不到我们，开车沿途扫了几圈，天放亮时才在白石桥的路边捡到们。那时我泪也哭干了，话也说累了，躺在冯巩的腿上睡着了。
之后我写出了小品，《融》。是由冯巩和王兰合演的。
故事是这样的，妻子因有外欲，毅然离丈夫而去。后来悔悟，重新回到丈夫身边。里面有一句台词我十分得意。
妻子惭愧，问丈夫：我跟别人好了，又回来，你心里就不别扭吗？
丈夫相当豁达，说：我就当自行车丢了，让别人骑了一圈又送回来了。
本来是要说刘震云，却让我想起了巩哥。想起了一段往事。
女儿出生时，我在从河南开封回来的火车上。到了北京直奔医院，隔着哺乳室的玻璃窗看到护士抱着的婴儿，心情不像想象的那样激动，就觉得是完成了一件事。
回家睡了一觉，醒了，还想再看看她，于是又跑到医院去。
当时天已经黑了，姐姐在医院门口徘徊，见到我立刻迎上来，从她的神情上不难看出似有灾祸发生。姐姐嘱我作好思想准备，脚步匆匆带我来到妇产科的主任面前。然后我被告知以下事实：
婴儿先天腭裂。就是在口腔的上腭通往鼻腔的部位有一个小洞。通常来说，腭裂往往伴随唇裂，那样出生时即被发现。而婴儿仅是腭裂，所以当时未见异常。事隔一日，护士喂哺时婴儿呛奶，经诊断确认，婴儿是腭裂。
医生还告知：因为现在每对夫妇只能要一个孩子，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如果家长放弃婴儿，医院可以负责处理，并且出具证明，再生二胎。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告诉医生：我不放弃。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犹豫。就因为隔着玻璃看了她一眼，觉得这生命已经紧紧和我连在一起。
我问医生：日后对她的智力和健康有影响吗？
医生做出肯定回答：没有。只是因为呛奶会给哺育带来一些麻烦，需要精心呵护。最大的问题是，因为腭裂漏气，孩子今后说话，发音会受影响。比如说，“叔叔”，会说成“呼呼”。修补腭裂的手术并不难，但因为孩子太小不懂得配合，往往会导致术后伤口难以愈合，最好在八九岁时再作手术。但那时孩子已经养成发音习惯，很难矫正。
我说：“呼呼”就“呼呼”吧，谁让我赶上了呢。没准我女儿长大了是思想家哪。
医生笑了，我也笑了。
剩下的问题就很简单了，先瞒着她妈妈，等剖腹产的刀口养好之后再告诉她。
我来到哺乳室，俯瞰着躺在床上的宝贝女儿，说是床，其实就是一排乳白色的塑料盒子，其形状酷似当初“义利食品厂”装“维生素面包”的容器。我心里对女儿说：小兔仔子，你运气不错，赶上混蛋的爹妈，你小命就没了。
我姐夫给女儿起了个名子：冯思语。
就因为隔着玻璃看了她一眼，觉得这生命已经紧紧和我连在一起。就因为隔着玻璃看了她一眼，觉得这生命已经紧紧和我连在一起。女儿长得像我，但不难看。
意思是盼望她有朝一日，能向正常的孩子那样说话。期望值不高，不像很多家长给孩子起的名字，充满人生远大理想。
小思语一岁半时，我一狠心，在口腔医院给她作了手术。
手术的当天，冯巩来了，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直站在楼道里陪着我。
术前医生叮嘱：术后最要紧的是不能让孩子哭。
冯巩听了，拉上我跑到医院对面的魏公村百货商场，买下了十几件玩具。
他说：孩子喜欢玩具，可一件玩具玩不了一会儿就烦了，得给她多买几件，玩烦了这个再给她那个。让她新鲜没够。用玩具分散她的注意力。
熟悉冯巩的人都知道他有多忙。那一天，巩哥的“大哥大”都响炸了。
手术后，女儿伤口愈合得很好。说话口齿伶俐。我把女儿的名字改了一个字，“冯思语”改为“冯思羽”。意思是，盼望她茁壮成长羽翼丰满。也和其他家长一样，理想也有点远大了。这就叫得寸进尺。
冯巩的为人我还想罗嗦几句，至于读者是不是有兴趣，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我不是专业作家，著书立说，文以载道。我就是一糙人，人到中年，一腔废话，不吐不快。
一九九二年，我和郑晓龙合写的电影剧本《大撒把》被夏钢导演看中，欲拍成电影。但当时北影并没有看好这个本子。没有投资拍不成，我就把本子交给冯巩看，问他是否喜欢？我知道他认识很多企业家，而且因为他的为人，都不是一般关系。
冯巩喜欢，并且很快帮助夏钢找到投资。我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
不想，北影听说有人要拍，又改了主意。决定上马，而且还点名要葛优出演。
夏钢是北影的导演，不好违命，也知道这样做事情，对冯巩有些不够意思。找我商量，解决的办法有两条：
一是做通冯巩工作，放弃这部戏；
二是我们从北影撤出剧本。
说心里话，作为一个新人，我不想得罪北影，也觉得葛优演更适合。于是找到冯巩，不知话该怎么说。巩哥是何等聪明之人，见面三言两语，听出其中玄机，然后笑着对我说：你是我兄弟，只要对你好，我怎么都成。千万不要为这件事伤神。
我又问他：那你怎么和投资的人交待？
他回答：都是我兄弟，都是一句话。
虽然这件事之后，冯巩一如既往地待我如手足，但我知道我伤害了他。现在想起来也伤害了自己。
我在这里向他说一声：巩哥，真的很抱歉。
写这本书时，适逢刘威的话剧《叫声哥哥，泪流满面》首演。刘威邀我去看戏，说句不客气的话，戏很一般。节奏拖泥带水，三个多小时的演出，说了很多车轱辘的话。老想上剪接台重新给他剪一遍。
但有一点很可贵，真挚。
戏中一声声对哥哥的呼唤，令我泪流满面。
当然，我也是泪做的人。年龄大了尤其爱动感情。这一点王朔最了解，在一起时，见到我眼圈发红，他就先不好意思，忙说：求你了，千万别哭。
他的心怎么就那么的硬哟———
写到这里，我忽然感到困惑。原本要写刘震云的章节，不知道在哪里拐了弯，洋洋洒洒，一地鸡毛。是接着往下写，把刘老师也捎进这一章，还是另起一章，再不拐弯？
我又打电话向刘老师请教。
刘老师说：一句话。觉得说完了，也可以作为一章。几万字，还觉得有话没说完，就接着说。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写得东西是不是有意思。
挂上他的电话，我决定抽根烟，接着把这一章写下去。
那天，在颐和园，与刘震云同来的还有一位，叫高山。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制片人。他们和王朔交谈了一阵，留下一个剧本，匆匆地离去。不知道是因为只是第二次见面不熟悉的缘故，还是急着回城里，离去时，他们没有过来和我打招呼。
刘震云他们走后，王朔一个下午都关在房间里阅读剧本。他的阅读速度非常快，几乎是一篇一篇地翻。这一点和电视艺术中心的李晓明很像，李晓明不仅能够以飞快的速度写出一部五十万字的《渴望》轰动全国，而且还能以飞快的速度阅读社会各界给中心送来的剧本。往往是，约好作者下午两点来谈意见，中午吃完饭才开始看本子，一个多小时就能把一部10集的电视剧本翻完。然后胸有成竹地和人家谈修改意见，从结构到细节毫不含糊。这一点我怎么学也学不会，看一个五六万字的电影剧本，得读一宿。所以现在徐帆每次接戏之前，把一摞二三十集的电视剧本子交给我，让我看完了表态，因为我阅读速度非常慢，总也给不出意见，常常会让找她的剧组误会，以为她不想接人家的戏。其实她也在等我的消息。
夕阳只在颐和园里留下最后一撇的时候，王朔走进了我的房间，把剧本扔在我的桌上，说：这是刘震云写的《一地鸡毛》，10集。我觉得很好，也适合你拍。你先看看，愿意，告诉他们。钱都有了，马上就开拍。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捡了个大便宜。
该剧，之前本来已经开拍，导演是张元，但广电部突然要停拍这部戏。高山跑到广电部去打探，问是刘震云的剧本不能拍，还是张元不能导？部里说：不是剧本的问题。由此他们得出结论，那就是张元的事了。因为那时张元是地下电影的代表人物，政府怎么看他都别扭。我一口气看完了剧本。知道这回我是抄上了。迫不及待告诉王朔：
剧本一个字都不用改就可以拍。
王朔陪我和刘震云、高山见了面，吃得是涮羊肉。
我提出的条件是，以前拍了多少素材与我无关，我不看，也不会用。一切从零开始。
他们没有意见。
之后，刘震云老师断断续续对我讲了一些话。我尽可能全面、准确地把这些话从记忆的深处打捞出来，以飨读者。
刘老师首先说：
《一地鸡毛》写得不是凡人小事。写得是凡人大事。如果拍出来仅仅表现的是凡人无小事，那我认为可以不拍。
刘老师又说：
这些小事放在个人身上，就变成了大事。你可以问问走在街上的人，对他个人来说，是分房子，长工资这件事大？还是苏联解体的事大？我想答案一定是前者。
凡人无小事。泛泛地说，苏联解体、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埃塞俄比亚的大饥慌、柏林墙的推倒，这些都是被公认的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事。而孩子的入托问题、长工资评职称的问题、分房子的问题，包括发生在“八部七局六处”里的琐琐碎碎的事情，则被公认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小事。但这些小事放到个人身上，就变成了大事。所以大和小的关系是相对的，角度不同而已。
刘老师还说：
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看起来需要面对很多人，但其实不然。每个人真正需要应付的不过也就是七八个人。把身边的这七八个人应付好了，日子就太平了。这七八个人摆不平，日子就不好过。这就需要拿出你的全部人生智慧来应付。
态度当然得是积极的，不能掉以轻心。从这个角度说，《一地鸡毛》是一部积极上进的作品。是生活的主旋律。有人说它很消极，我不同意。如果把它拍成了一部消极的作品，那我也认为可以不拍。
刘老师最后强调：
《一地鸡毛》里的人物全是正面人物，没有反面人物。如果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做出了伤害别人的事情，那也是出于自我保护不得已而采取的自卫行动。他们的本质都是善良的，对生活对人群都是充满善意的。因此我建议，冯老师可以把它拍成一部充满善意的作品。
刘震云的这种高屋建瓴的创作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全剧组的创作热情，为我们的创作指明前进的方向。这就是灯塔的作用。
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是我作为一名编剧，在王朔创作风格的引领下，跨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一地鸡毛》，则是我作为一名导演，在刘震云创作思想的影响下，创作上走向成熟的一次飞跃。
《一地鸡毛》拍摄完成后，送刘震云过目。
得到的批示是：
同意下发全国，组织干部群众学习。
电视剧在上海首播，随后在全国铺开。
收到的评价是：
这是一部“新现实主义”的力作。
在此之前，我常听到一些类似的词汇，像革命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之类，一直弄不清楚这么多种现实主义的区别何在。现在好了，《一地鸡毛》被定了性，属于“新现实主义”，还是力作。那我得按照我的认识给这一主义下一个定义，它的主要特征应该是这样的：
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刀光剑影；看似不咸不淡，实则波澜壮阔。一切都不露声色，于形中势不可挡。
《一地鸡毛》是“好梦公司”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片子，之后又相继拍摄了《永失我爱》、《情殇》、《我是你爸爸》、《月亮背面》。出片量并不小，但都是别人投资，我们承制，只能在成本里紧紧巴巴地抠出一点钱来，除了还账，所剩寥寥。
这期间，我们都在外面拍摄，办公室形同虚设。为了节省开支，待来年租约已满就退了新源西里的房子，把王朔接到剧组去住。
公司成了真正的“皮包公司”。
有一阵子，彭总包里掖着公司的公章，四城八叉地满处找便宜能打折的宾馆。
谈得有眉目了，就叫我和王朔出面和客房部经理献媚。谈好价格一拥而入。算是几个月的住处有了着落。
记得有一次，因为一个剧组已经结账，新的剧组还没有成立，为省钱，我们从北展宾馆搬出。两辆车拉着我们的全部家当找驻地，因为衔接上出了问题，从早上转到晚上也没有找着合适的落脚点，只能临时解散，回家待命。
那天我们先后去了亚运村招待所、团中央万年青宾馆、友谊宾馆、盛唐饭店…
…，最后天都黑了，才在西直门一带的上园饭店临时租了间房子。人可以回家，但两车东西总得有个地儿放呵。
那期间，我们先后入住过：
香山饭店、颐和园、吉林大厦、化工招待所、亚运村汇园公寓、总参一招、香蔬阁饭店、北展宾馆招待所、上园饭店、亚城商务中心、北方交大招待所、猴王宾馆。
列出这些名单，一方面可以对我们那一段时间的颠沛流离一目了然；另一方面我有一个发现，除香山饭店我们有非常铁的关系，亚运村汇园公寓和颐和园是朋友免费提供的之外，我们住的都是一些伪星级宾馆。
所谓“伪星级”就是那种，把原有的招待所重新装修了一下，门口也戳两门童，也有肩章高筒帽，但怎么看怎么像北洋军阀的逃兵；大堂里往往都有一大面镜子，镜面上用红油漆写着“某某公司敬献”；前台后面的墙上，也起着哄似的挂一溜时钟，分别标出纽约、东京、伦敦、巴黎、伯林、卡拉奇，但其中一定会有几块钟的时间已经停了，看得出来是当初心血来潮一时兴起挂上去的；楼层里经常可以听到客人大声呼喊服务员，随即看到披着大衣的服务员拿着大串的钥匙睡眼惺忪地走来；房间里有壁纸，地毯，简易沙发和一摸粘手的客房服务指南，窗帘脱钩有的甚至拉不上；卫生间里卫生纸永远不是夹在架子上，永远是扔在马桶的水箱盖上，热水也是晚饭后午夜前才提供；有餐厅也有小卖部，餐厅里全是端着酒杯互相追逐的科长级会议代表。差不多了吧，就这么个局面。这就是“伪星级”。
我如此详尽地描述“伪星级宾馆”，主要是想说明，我们当时又想省钱，又想在接待来访者时有个大概齐的体面。这也是那一时期中国影视界的状况，看着人模狗样，实际上也是中下层。明星们也不例外，刚开始翻身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挣得钱一个子也不花，每天跟着剧组蓬头垢面吃盒饭，即便是穿上一身西服扮大款，也像是风尘仆仆的推销员。
现在情况已经很不一样了。明星们都已经从中下层的劳动人民里脱颖而出，出门也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饭店了，上了组还带着助理老妈子，有的还配了生活车，遮风挡雨冬暖夏凉。可不知怎么的，看着还是有点土。包括中国的大款们，穿得也都是名牌，住得也都是大HOUSE ，开得也都是宝马，甚至有的也一掷千金，但举手投足还是找不着优雅的感觉，眼神里还是透着心急火燎。仔细分析，是穷了多年养成的做派。钱是有了，但还没有过足满世界显贝炫耀的瘾。我估计少则十几年，多则要等到下一代，中国的有钱人才会神情自若，才会洗尽曾是无产阶级的烙印，于不经意间挥金如土。那个时候，中国就有贵族了。
贵族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以小人之心揣度过贵族之腹，或者说我梦见过。
贵族的气质不是有了钱就能挂像的。那是从娘胎里带出来，一小养成的。贵族从小坐车就有人给拉车门，车到人到，长大了养成习惯，车一停就举步，赶上没有人适时拉开车门，他能一头撞玻璃上。下了车也不会说谢谢，不是不懂礼貌，是不觉得你是在为他服务了。这一点确实不同于平民百姓，满脑子都是人情世故，家常理短。人家贵族思考的都是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余下的心思顶多会想一想心爱的女人。遇有闲暇，外出消费，身上是从来不带钱的，买东西都是事先电话里约好了，到了专卖店只管挑选，完了事有人专门给送家里去，回到家，喝怀咖啡，东西也就跟着进门了。出国旅行，看到一座庄园，心生爱意，打听主人是谁？随从马上俯首贴耳：您还不知道吧，这庄园就是您的。贵族听到后，并不感到惊喜，反而有点扫兴。这么说吧，生活上贵族基本上就是一废物，除了做爱亲力亲为，吃饭不用人喂，其他一切均不能自理。但同时，贵族也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英国王妃戴安娜，因为受到王室的不公平待遇和种种非议，心里的郁闷不能排遣，遂找到在伊顿公学读书的儿子威廉王子，威廉背着手在草坪上踱步，戴安娜一路絮絮叨叨紧随其后，儿子听烦了，一扬手，说：
有钱人遇到不少；无一不是患得患失，你还没来得及打他们的主意，就已经先被他们计了。
母亲，你不要再说了。不就是一些议论吗，到我登基那一天，还你清白。
戴安娜听了，当时就躬身行大礼，说：谢国王殿下。
这就是贵族和灰姑娘戴安娜的区别，你觉得过不去了的事情，在他那里都不是问题。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明星，包括中国的大款们，土就土点吧，想当贵族眼下是来不及了，怎么也得两三代以后再说了。咱们就凑合着一起奔小康吧。
说到这里，心里一阵悲凉。原寄希望有生之年能有幸结识一两个中国的贵族，凭着我的能说会道，哄得他们高兴，赏我良田千顷，老有所依。现在看来只能自己挣了，有钱人遇到不少，无一不是患得患失，你还没来得及打他们的主意，就已经先被他们算计了。
请读者原谅，我心猿意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在这胡抡，你们就全当是买了我的钟陪你们聊天吧。再说了也不贵，一本书不过十来块钱，您歌厅里找一小姐陪你扯两个钟的淡，不是还得给人家200 呢吗。
王朔看出来了，这么胡混下去没多大发展，召集我们开会，勾出一幅宏伟蓝图。
王总的设想是这样的：
拿出几百万来，不干别的，只作剧本。首先与全国十几位一线作家签约，买断他们每年新出小说的影视改编首选权，只是首选权，每位每年几万元即可成交。这里面如果有适合改编影视剧的小说，再正式买下改编权，没有钱就算白送您了。这就意味着从源头上掐住了其他影视公司剧本创作的脖子，因为有名能写的作家就这么十来位，而我们又签下了首选权，别的公司想拍，没问题，找我们来谈合作，由我们一批枪手负责改编成剧本，而且我们还不单着卖，想买就打捆买，好坏搭配。
有黄金时间打炮的戏，也有上下午陪着家庭妇女解闷的片。如果想自己拍更好，找一家有实力的广告公司，比如说，“盛世长城”那一量级的广告公司，一年买下两百集的电视剧贴片广告，按每播出一集电视剧贴3 条广告计，每条广告收费30万，3条就是90 万，90万乘两百集就是1 亿8 千万。在当时拍摄一集电视剧的平均成本是15万左右，而每集我们可以拿到90万的广告费，90万减15万，多打点减去20万，利润就是70万，一集70万，10集7 百万，100 集就是7 千万，两百集就是1 亿4 ，我们上4 千万的税还能落下一个亿的净利润。这还只是一年，第二年肯定还是这个数，只会多不会少。而我们最开始投入的却只有区区几百万。你们算算这个账吧。
听完了王总的蓝图，我们问：
那这几百万我们到哪找去？
王总似仍沉浸在上亿利润的兴奋中，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九四年底，正逢叶大鹰兴办“时事公司”，王朔把他的蓝图又给叶大鹰描了一遍，叶大鹰欣然接受，并投资两百多万开干，请王朔任总经理。
走马上任前，王总一方面嘱咐我们几个好自为之，一方面为安慰我们做出承诺：
等我把剧本和投资都组织好了，你们捡喜欢拍的挑。
王总离开了“好梦”去做另一个“好梦”。我们的一个制片，王小柱也一脸歉意地和我们告辞，追随王总而去。后来，王朔远赴美国休养，王小柱带着王朔组织的一捆剧本和一份“盛世长城”的广告协议投奔了郑小龙。小龙以此为基础创办了“常青藤剧场”。再后来王小柱又改换门庭投到赵宝刚导演旗下，成为多部浪漫言情剧的制片主任。圈里的人都认识他。“比窦娥还冤”这句话就是出自他的创造。
王朔虽然离开了“好梦”，但对我们的工作还是十分的挂念。先后为“好梦‘’找来投资拍摄了我的电影处女作《永失我爱》。九五年又回到”好梦“拍摄了电影《我是你爸爸》，那部影片是王朔导演的第——部电影。
曾获‘卢卡诺“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在国内至今仍未公演。
九六年还为“好梦”写下一个剧本《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该片开机不到10天，我们接到电影局停拍通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天，我们按照拍摄计划，应该是在北展剧场拍摄剧中女主人公在剧院排演话剧《阮玲玉》的戏。前一天晚上美工部门请北京人艺的舞美队奋战了一夜，已将整台布景装置在北展剧场，副导演也按计划将近千名群众演员于清晨集结在北展剧场外，等候拍摄。
上午九点半，我接到北影厂制片处的电话，通知我和王朔速到北影，厂长韩三平有重要事情与我们面谈。
我开车拉着王朔一路狂奔来到北影厂。路上两个人都有不祥的预感。因为能让剧组把大场面的戏停了，能会有什么好事呢？总不会是国家元首要接见我们俩吧。
后来确实有过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来北影点着名要见导演的事发生，但她要见的是陈凯歌。据说她来的时候，把安检门都架在北影大门口了，厂里布满了戴袖珍耳机的保镖，出入者严加盘查，因为不认识厂长韩三平差点连他都轰到外面去。但我们走进北影，厂里一如既往，既设有安全门，也没有戴耳机的保镖。
不到10点钟，我和王朔走进了韩三平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厂长书记，领导班子一群人已经就座。个个神情肃穆，见到我们勉强挤出些许笑容。韩厂长起身将我们迎到中间的两个单人沙发上，说：辛苦了，你们坐中间。
令我们受宠若惊。然后，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手里拿着一张纸传来传去。
见此情景，韩厂长一把抓过那张纸，说：还是我念吧。这是电影局今天一上班传过来的急件。
全文如下：对剧本《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的意见。
北京电影制片厂：你厂剧本《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收悉。
电影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媒介，对社会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起着广泛深刻的导向作用。剧本对于挑逗、追逐、强奸女性津津乐道，反复咀嚼玩味男女之间的性欲及不正当的情感。暴露丑恶而不鞭挞丑恶，有违社会公认道德标准的价值观念，错误引导大众审美趣味。剧本描写的三人关系是婚外恋、第三者插足、通奸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一向为社会所不齿，若非大加挞伐，剧本将难以成立。为此，建议北影另选拍摄选题，或者进行根本性改写，否则，即使摄制完成，电影局也将难以通过。
以上意见，请北影厂会同有关创作人员，认真学习“长沙会议”精神，端正创作思想。
韩厂长宣读完毕，我和王朔半天说不出话。
沉默了一阵，韩厂长问：你们拍了多少了？
我忙说：已经十几天了，已经花了一百多万了。
韩厂长抽烟，半晌才说：停了吧。
王朔又问：能不能先拍完了再说？
韩厂长苦笑：文上说得很明确，拍完了也不予通过。
我有点急了，说：我们本子里哪有强奸的戏呀？你们说怎么改？怎么改都行。
韩厂长望着我，欲言又止，片刻后，说：那你们就去改吧，改完了通过了再拍……我可以告诉你，既使你改了剧本，通过的希望也不大。
我说：可是我们的剧本是北影厂通过了的，有北影下发的生产令。
韩厂长沉着脸说：现在北影厂的这项权力已经被收回了。
我又说：没有道理。我们站在水池子边上，问你们可不可以跳？你们说，能跳。
我们跳下去，那里面是开水，把我们烫死了。
韩厂长一拍桌子：你可以起诉我，我是北影厂的法人，我可以承担一切责任。
我告诉你，倒霉蛋也不只是你们一家，今年北影厂出品了20多部影片，现在有8 部影片都被枪毙了。包括王朔的《爸爸》。
我的脑子里嗡地一下，《爸爸》也是我们的影片。
两部影片加起来五六百万，全都打水漂了。
写到这里，已是深夜。外面的气温是零度以下，但我的后背出了许多的汗。
回去的路上，我和王朔都没有说话。
在现场等候的副导演打来电话询问，说现场的群众演员等得已经不耐烦了。
我说：给他们结账，让他们回家吧。
美工部门打来电话，问拆不拆台？
我说：给他们结账，拆吧。
制片部门打来电话，说剧场也要按谈好的收费。
我说：收吧。
下午全剧组开会，我宣布剧组解散。
每天热闹喧哗的楼道，一瞬间人去楼空。
我的心也空子。
晚上喝了酒，喝到醉倒在饭馆外。
第二天醒来，徐帆看见我眼泪掉下来。她把镜子递给我，我从镜子里看到，脑袋的右侧，露出一块拇指大小的肉色头皮，上面的头发不知去向。俗称这叫“鬼剃头”。
当天我将自己剃成光头。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剃光头，朋友艾未未给拍了张照片，至今摆在书架上。
事发的那天是1996年4 月1 日。在西方国家，这一天是“愚人节”。
4 年后，我将《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的剧本经过调整，更名为《一声叹息》。
剧本获得电影局通过拍摄完成，于2000年10月在全国上映。
审查意见很简单：通过。同意大批拷贝加工。同意海内外发行。
同年，电影局推荐该片参加开罗国际电影节。
荣获：最佳影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
为表彰和鼓励片中小演员的精彩表演，评委会特别授予小演员吴绪“评委会特别奖”。
“好梦公司”拍摄的最后一部作品是，根据王刚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月亮背面》。
内容是描写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被金钱异化，在欲望的驱动下疯狂地进行金融诈骗，最终沦为死囚的故事。是一部人间悲剧。
片子于九六年拍竣。遭禁。
至此，“好梦”拍摄的五部半影视作品，除《一地鸡毛》、《永失我爱》、《情殇》有幸面世，其余全部胎死腹中。
没有人再敢给我们投资，行内称我们是“毒药”，提到我们谈虎色变。
那一阵我的心理是，什么阴暗我想拍什么。
一天，王朔对我说：咱们分开吧，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有机会活，不要一起死。
此后，王朔远走他乡，赴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韬光养晦。
“好梦公司”正式停业。正应了那句话：好梦难圆。
“好梦”的故事讲完了，又好像是没有完。
从那以后，我开始迷信了。相信冥冥中有一只手在操纵着我们的命运，时而把你扶上浪尖，时而把你丢进谷底。与你的努力无关，与你的才情无关，与你的德行也无关，一切全在于他兴致所至，点石成金； 弹指一挥，化为尘埃。
于今如日中天，转眼灰飞烟灭。一切音容犹在，已是陈年日记。
百感交集。
在此，特摘选由《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改编的《一声叹息》片断，体味一下我们当年的狼狈不堪。
离婚接待室内一名中年妇女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无表情说地：“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都带来了吗？”
并排坐在对面的梁亚洲、宋晓英一齐点头，各自掏出身份证。
中年妇女又问：“单位介绍信？”
梁亚洲说：“离婚是我们个人的事还要单位同意吗？”
中年妇女：“当然了，你们又不是盲流。”
梁亚洲看宋晓英，宋晓英低下头。
中年妇女：“财产分割书写好了吗？”
梁亚洲说：“我们自己说好了，无纠纷。”
中年妇女：“口说无凭，写成书面文字双方签字按手印。”拿出一张表格，递给二人：“这是申请表，回去一项一项地填好，不得涂改，不能用圆珠笔。下次来送表的时候带两寸免冠照片四张，黑白彩色的都行。出门向右拐路南有‘立拍得’快照。我们的办公时间是上午九点至下午四点，来之前打个电话预约，我姓高。都听明白了吧？”
梁亚洲家厨房一家三口坐在餐桌前无声无息地吃饭。
梁亚洲端起一小杯白酒，自己喝下半杯，递给妻子，说：“英子，你也抿一口。”
宋晓英接过杯子，一口喝干了，手捂着嘴，顷刻间眼里溢满泪花，她忍住，无限伤感地说： “亚洲，别忘了我们娘俩，”
梁亚洲又斟满一杯，仰头饮下，红着眼圈给一直低着头默默地吃饭的女儿加了一筷子菜，轻声道： “乖，多吃点。”
饭后，梁亚洲一边修水龙头，一边强忍着内心的抽搐，叮嘱妻子：“水龙头里的皮钱可能有点老化了，你关的时候不要拧得太紧，要不然一崩开家就淹了：在家的时候一定锁上防盗门，别嫌麻烦。下个季度的卫生费和存车费我已经交了。你每次关煤气的时候一定别忘了关总阀门……”
月月专注地拉着小提琴，梁亚洲望着女儿弱小的背影站了一会儿，默默地走到门厅。
梁亚洲没有找到自己的鞋，拉开鞋柜也没有找到。
他愣了一会，回到女儿的房间。
梁亚洲轻轻撩起小床上的被子，看到自己的几双鞋都被女儿藏在她的被窝里。
梁亚洲的心像被人捅了一刀一样的一阵剧痛，他从背后把拉琴的女儿搂在心窝里。
月月抽泣着说：“爸爸，我好好练琴，好好写字，就是为了让爸爸夸我，爸爸要是不要我和妈妈？，我就什么都不想学了。”
梁亚洲崩溃了，泪止不住流出来，他紧搂着女儿说：“爸要你们，爸没有不要你们。”
宋晓英伏在桌上，脸埋在双手里，脊背剧烈地抖动着抽泣。
女儿含泪的目光烙在我的心上，无论白天黑夜这双眼睛总是望着我，使我的全部勇气都化为乌有。我以为我是在奔向新的生活，实际我是走上了一条绝路。我无法拒绝女儿的要求，没有和妻子离婚，但我们分居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在家庭和情人之间扮演着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我被分成了两半，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在女儿面前，我是个父亲，而在李晓丹那里，我更像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难以想像我对她身体里蕴含的母性有多么的迷恋。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我们都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