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年初，亨利·福特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工业哲学》的书。同他的前三本一样，这本与费伊·里昂·法罗特合作而成的书堪称是对“力量时期”的冥想大杂烩。这本书想模仿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但实际上只是各种建议、预测和自我庆祝的不协调的混合体。在书中，福特主要在宣扬这样一种信念：掌控世界的是国际商人而不是政府或宗教组织。他想象出的那种状况也就是55年后人们所说的全球化。
如果说亨利·福特一生中有什么坚定笃信的指导原则的话，那就是技术将拉近世界的距离——甚至可以让世界回到乡村生活那种简单的状态。当经济灾难步步逼近全球工业化国家，福特只看到了过去的黄金岁月。因此，在1929年10月，就在自己的书在商店里热卖、在经销商那里馈赠的同时，乐观的亨利·福特大张旗鼓地开放了他的过去和未来纪念碑：绿野村的爱迪生学院。
为了在白炽灯发明5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对自己82岁的老朋友托马斯·爱迪生表示敬意，福特邀请当时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和财政部部长安德鲁·梅隆参加了号称“光的50周年纪念”的盛大庆祝活动。爱迪生偕夫人米纳（Mina）乘火车来到了迪尔伯恩。福特已经花了300万美元收集与爱迪生的工作有关的东西，更是慷慨地投了3000万美元给学院。整个校园将绿野村和博物馆的一些建筑囊括在内，中心位置上是从新泽西门罗公园搬过来的爱迪生实验室，包括一个填满7车皮新泽西泥土的院子——这是为了完全保持原貌。
“噢，你已经做得99.5%的完美了。”爱迪生看到实验室时说。
“那0.5%是怎么回事？”福特问。
“我们的实验室从来就不会这么干净！”爱迪生说。
1929年10月，在股崩之前，亨利·福特的乐观有充分的理由。该年早些时候，美国第一次播了电视节目，大陆航空服务也建立起来。就在亨利·福特拥有了全世界最大工厂的时候，沃尔特·克莱斯勒也走进了位于曼哈顿的全世界最高的大楼。就像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在《摆脱恐惧》（Freedom from Fear）一书中所说，“一战”之后，美国工业城市的生活水平迅速上升：“对城市工人来说，繁荣是惊人的、真实的。他们的钱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且他们可以把钱花在不计其数的各式新产品上：不光是汽车，还有罐装食品、洗衣机、电冰箱、混合织物、电话和电影（1927年后有了声音），此外，同汽车一样，无线电广播也是最具革命性的新技术。”技术可以解决美国隐患的信念也广为传播。
如果华尔街的崩溃只是一种短期的崩溃，它可能只会是金融世界的损失，不会对亨利·福特和他的公司产生任何影响。毕竟，福特痛恨华尔街。他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贬低股票交易系统，嘲笑那些认为自己可以打败整个系统的个人投资者。福特自己当然没有在1929年10月29日的黑色星期二遭受什么打击，除了福特汽车的股票，他手中的企业股票少之又少，而且一生都是如此。福特汽车的股票不会同其他股票一样崩溃，因为它们是不做交易的，从来不做。然而，大崩溃（实际上是从10月23~31日的一系列事件）既不是短期的，也不是有范围的。实际上，它是证明一个国际性经济已经失去控制的第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在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中，福特汽车公司同样暴露出一些比此前任何人的想象都更为严重的问题。
大多数商业分析家都认为，在黑色星期二之后，福特汽车公司是美国工业恢复正常的希望。毕竟，福特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通用汽车公司是上市公司，已经在股崩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在10月29日前后的那几个星期，它的股价从年度最高点每股91美元一路跌到每股33美元。在股崩后的头几个月内，2/3几乎是蓝筹股股价的平均跌幅。稍弱一些的公司干脆就灰飞烟灭了。值得赞扬的是，福特没有把股市的灾难当成继续散播反华尔街论的布道坛。相反，同约翰·D·洛克菲勒和小J·P·摩根等其他企业大亨一样，他也表示了对经济的十足信心。就好像要为市场注入新活力一样，福特汽车公司在股崩后一个星期把势头正盛的A型车降价了。在10月29日之后的动荡时期，福特想让降价成为经济复苏的一个不可辩驳的迹象。“公司相信，美国的工商业基本上是运转良好的，”埃兹尔·福特说，“种种现象都证明整体经济将保持繁荣。我们现在降价，是因为我们觉得这种做法是公司对好的经济状况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福特汽车公司也许不能阻止美国最严重的萧条，但是它确实在努力。
到11月初，股市已经摇摇欲坠，包括摩根银行业集团在内的几个投资组织以大量购买股票支撑盘底的努力宣告失败。股市不会反弹的现实很快就变得十分明显。现象背后的真实困境突然之间在大小公司显露无遗。过高的产量和积压的存货迫使大量工厂停产。不切实际的价格已经不能维持，通货紧缩出现在零售业层面，信贷违约使按照“火灾受损物拍卖价”出售的各种二手货淹没了市场。萧条旋涡的中心是失业和工资削减，而这两点又加速了其他所有的负面趋势。
永远的反传统者亨利·福特起初不赞成解雇或削减工资的做法。他认为这两者都是美国企业蹩脚领导力的证据，都是鼠目寸光的企业执行官的膝跳反应。福特汽车公司或许只是美国第十大企业，但它当然是最受爱戴的企业。因此，亨利·福特认为他和他的公司能够向其他企业展示一种摆脱萧条的正确方法并不奇怪，福特将一种乐观主义注入了大萧条头几个月的阴霾中。他宣称，没有什么衰退能够阻止他在《我的工业哲学》一书中所称颂的那种技术革新。
福特的乐观主义在11月21日制造了新闻。这一天，他参加了在白宫召开的工业家紧急商讨会，会团有一个温和名字——“近期经济变化委员会”。这个秘密会议由赫伯特·胡佛主持，但是毫无意义。由亨利·福特、通用电气的欧文·杨（Owen Young）、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前总裁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Julius Rosenwald）、皮埃尔·杜邦和艾尔弗雷德·斯隆组成的资本家梦之队与其说是在研究重整经济的计划，不如说是在激发股市的信心。
当天下午，亨利·福特对胡佛阐述了他的简单哲学：大众的消费能力是经济动力的核心。他痛恨那些众口一词主张削减工作岗位的企业领导人。白宫会议结束后，福特立即把他这种无人喝彩的观点公之于众，他宣布他将把美国福特工厂的每日最低工资从6美元上调到7美元。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准备接受体面甚至爱国性的工资削减，福特的宣言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在这个国家，”福特解释说，“百姓的购买力实际上已经用光，但他们仍然不能买全所有的必需品。因此，我建议提高我们的主要顾客的购买力，也就是美国人民的购买力。”
福特汽车公司奉行的仍然是1914年的那种基本观点，当年，日薪5美元政策证明高工资能够带来高消费和产量的提高，也证明福特汽车公司有能力扮演催化剂的角色，开启商业世界的新趋势。在接下来的15年中，亨利·福特一直在使用这种影响力。然而，他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把自己的公司看成一个对外部状况免疫的小岛，而且他对外部状况也不关心。但大萧条至少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福特汽车公司同其他美国企业一样，不是一座小岛。
福特的白宫宣言被《纽约时报》金融分析家亚历山大·诺伊斯（Alexander Noyes）讥讽为“这位业余经济学家的经济怪僻”的又一个荒谬例证。但福特的另一个举动再次证明他对自己的汽车把美国带出困境抱有十足的信心，他宣布，荣格工厂将斥资2500万美元进行扩建。
但在大口号之外，福特也在1929年的最后两个月里悄悄地为自己筑立防火墙。公司计划改变A型车的设计，改进散热器和其他一些部件，压低车身。这实际上是利用设计的变化不声不响地缩减产量。然而，1929年却是公司大获全胜的一年。A型车销量比上一年上涨138%，达到了150万辆，击败了雪佛兰（950000辆）和其他所有的品牌。在熬过了前两年转产中的损失后，福特汽车公司又一次盈利，为福特家带来了8100万美元的收益。这个消息让许多竞争对手震惊，它们原以为福特汽车公司正在亏本生产低价格、高质量的A型车。
不过，福特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也并非全是喜人数据，年末的未售出存货达到了公司历史上的最高点，这同当时的其他所有美国企业没有两样。即便有受人欢迎的A型车，福特汽车公司仍然不是小岛。在1930年，要么必须削减产量，要么必须进一步提高销量。销售问题不光是福特的问题，经销商是独立企业，它们不光要承受大萧条的冲击，还得承受福特汽车公司非常时期的佣金削减——从20%到17.5%。
自从詹姆斯·卡曾斯离开公司之后，福特汽车的经销商们已经习惯了遭受公司的虐待。如果销售顺利，一个经销商会成为本地头号企业。但是，福特公司从来就不曾掩盖一个事实：经销商们必须充当公司和艰难时期之间的缓冲器，为长期繁荣负责。实际上，经销商们认为自己是“受压迫者”，虽然是独立企业，却要像公司员工而且是低级员工一样被人呼来喝去。在最新的压迫时期，那些为A型车的150万销量做出贡献的福特经销商又被10月底的削价折磨了一番：根据一些计算，90%的价格削减是由经销商的佣金削减来弥补的。
在华尔街崩溃后的至少一年内，福特工厂的工人一直是美国人羡慕的对象。他们有工作，而且有一个坚决拒绝裁员的老板。福特汽车的销量并没有在1930年上涨，但也只是稍稍下跌，这在当时就算一个胜利。亨利·福特和埃兹尔·福特继续发表他们的乐观主义评论。“经济复苏的延期是一件好事，”亨利·福特在年中说，“否则人们就不能从衰退中获益了。”他还表示，他不光自己不会削减工资，还拒绝从任何削减工资的公司那里采购供应品。
当一名记者注意到福特汽车公司正在从外部供应商那里购买越来越多的零部件，而且这些供应商都是大幅削减工资的企业，亨利·福特已经准备好了搪塞诺言的理由。“我们想扩展工作机会，”他解释说，“我们扩展越多的生产机会和就业机会，人们就越有可能在自己的家乡好好工作而不是蜂拥到底特律来恶化整体局势。”福特所说的整体局势，是指在当时没有工作的人正在向底特律聚集，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在向迪尔伯恩聚集。福特愉快地表示大萧条对自己的公司和自己的工人没有影响，并不是为了把各地工人都请到底特律。那是一种纯粹的乐观主义，是为了给市场注入能量。慢慢地，底特律人已经厌倦了向那些手拿午餐盒来到这座城市的求职者解释这一切。
20世纪20年代，底特律已经从一般的美国工业城市跃升为现代城市生活的堡垒。1925~1929年间，城市驾车者们已经习惯了被起重机阻住道路，一个接一个的建筑项目使底特律高楼林立，那种宏伟的气势仅次于纽约和芝加哥。1929年，随着旧式的渡船被开始通行的大使桥取代，底特律和安大略温莎之间的重要经济关系得到了巩固。1930年，两地又实现了隧道通行。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底特律人口增长了58%。更值得注意的是，大都市区的注册汽车数量上升了400%。大萧条爆发前，底特律一直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大萧条爆发后，这种活力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因为它是从一个比其他任何城市都要高的发展顶峰跌下来的。
当亨利·福特承诺保持员工队伍的稳定并增长工资时，人们相信他。在大萧条中期，他没能支付那样高的工资和保留每个工人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将自己的承诺散播出去是不可原谅的：有太多的人来到底特律想得到日薪7美元的工作以至于情况开始变得危险。公民领袖们抱怨说，当福特的诺言把成千上万的人吸引到这座城市，而福特汽车公司却拒绝行善，逃避了以任何方式容纳这些人的责任。1931年，弗兰克·墨菲（Frank Murphy）市长开始义无反顾地努力帮助底特律的227000名失业者。1.5万无家可归的人被安置在一个绰号“渔民旅馆”的改造过的工厂中。面对高失业率，墨菲的助手们以不同方式统计了“福特召来的人”——也就是那些福特公司暗中忽略不管的人，结论是，这类人占总失业人数的14%~36%。
在市长关注失业人口的同时，国会也在关注他们，发起了对底特律的调查。查尔斯·索伦森代表福特汽车公司作证，他表示隶属于福特工厂的外国代表们只是观察员，没有煽起任何运动的兴趣。他还做出保证，如果福特工厂中有任何政治行动，调查委员会会知道。因为公司有监控工人的“私人安保部队”。
这支“私人安保部队”就是福特服务部，首领是哈里·贝内特，一个有一双目光刺人的蓝眼睛和一头稀发的中年男子。他在安阿伯长大，曾经在底特律艺术学院（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学习，还曾在美国海军服役6年，目睹了发生在墨西哥维拉克鲁斯的那次著名的遭遇战。他在海军中也闯出了一点儿名气，是轻量级拳击冠军，拳台上被称作“水手里斯”（Sailor Reese）。在步入成年之后，贝内特经常打着蝴蝶领结，穿着时髦的衣服，腰带上的装饰扣环也硕大无比。刚加入福特汽车公司的时候，他在艺术部任职，但后来他一路平步青云，成为亨利·福特在荣格工厂的“眼睛和耳朵”。当时有一种说法是：除了亨利·福特，没有人可以解雇贝内特。贝内特是福特的头号“故障检修员”，身为福特服务部的头目，他掌握着全世界最大的“私人安保部队”，最高峰时曾达到3000人之多。在20世纪30年代的福特汽车公司，贝内特是除亨利·福特以外的最有影响力的人。“我是福特先生的人。”他经常很严肃地说。他也曾明确表示他是福特汽车公司中安保与匪徒的中间人。
贝内特的力量在于他的服务部。服务部负责的不光是保安，还有纪律和间谍活动。劳动队伍中遍藏贝内特的人，时刻监听工人的言论，试图发现最让亨利·福特担心的那些动向：罢工、工会、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活动。考虑到这些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的底特律已经开始蔓延，福特汽车公司的态度只不过是所有汽车制造商的一个典型。但是它的举动经常过火。
贝内特让亨利·福特欣赏的地方是他对危机的快速反应。作为一个与底特律黑社会和联邦调查局都很熟的人，他知道如何扑灭火焰。在查尔斯·林德伯格的孩子被绑架之后，福特开始担心孙子孙女们的安全，而贝内特负责起了福特所需要的保安工作。贝内特的办公室在荣格工厂行政楼的地下室中，有一个秘密的外部入口，很明显是为了接待那些“非公务”访客。但亨利·福特也在这里花了不少时间，他与贝内特讨论社会上的犯罪问题，甚至还用32英寸[1]口径手枪进行打靶练习。他的菲尔莱恩豪宅中也有一个打靶房。福特和贝内特都有一手好枪法。
在雇用员工问题上，亨利·福特支持给过去的罪犯改过自新的机会是出了名的。此外，他还愿意雇用黑人和残疾人。在20世纪20年代，有超过10000名美国黑人加入福特汽车公司。原因之一可以追溯到福特的年轻时代，他相信美国黑人应该得到公平的机会，他们有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在南北战争中赢得的。
另一个原因则来源于福特的世界观。那时候，美国黑人还没掌握经济力量，福特相信支持黑人不会对他构成任何威胁。
亨利·福特有很多偏见，但是“厌恶黑鬼”不是其中之一。事实上，他相信美国黑人的工作比他所雇用的大多数白人员工都要出色。然而，工厂中的现实以及慈善性职位的有限决定了黑人们只能去争夺最基础的工作。
贝内特的工作是让荣格工厂70000人的劳动队伍保持为一个独立员工联合体，避免他们创造任何组织。只要相互隔绝，工人们就能被控制住，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底特律和其他所有工业化城市，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目标。但没有一个人像哈里·贝内特这样以野兽一般的热情来实现这种目标，也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被工人如此鄙视，被同事如此怀疑，有这么多他亲自挑选出来的盲从者。贝内特的影响毁灭了老福特汽车公司的最后一丝痕迹——光明正大的行为和员工的高度忠诚。在不稳定的时期（不管是汽车行业的不稳定还是亨利·福特内心世界的不稳定），亨利·福特会希望有个人能站在他和工人之间，这个人就是哈里·贝内特。福特在职业生涯中曾依靠过很多人，比如卡曾斯、利博尔德和索伦森等，但贝内特是他最离不开的人——几乎是一天24小时地离不开。历史学家基思·斯沃德曾经写道，亨利·福特把贝内特看作朋友、发言人、雇用代理、个人随从和卫兵队长，你随便给他安个头衔，他都受之无愧。
如果说1930年的福特汽车公司虽然不快乐但却能正常工作的话，那么在1931年，它真的开始混乱了，因为这一年，公司销量从上一年已经停滞不前的100万辆又下降到了50万辆。销量的下降部分上可以归因于整体经济状况，但是公司的市场份额再度开始下滑。雪佛兰在年度销量上排第一，同样有预示意义的是，沃尔特·克莱斯勒的新产品普利茅斯（Plymouth）已经从两年前小获成功的新秀上升为销量第三的大明星。A型车，亨利·福特原以为能够风光10年的车型，已经开始落后。在A型车首次出现在展示厅时，观察家们认为它能在汽车业中占据自己的独特位置，成为艾尔弗雷德·斯隆所定义的“静态型实用汽车”。然而，市场不同意这种预测。静态车型没有生存空间，至少一种同竞争者比起来停滞不前的静态车型没有生存空间。过去的T型车是独一无二的，而A型车，尽管与T型车同样优秀，但不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大堆实用汽车之一。而且，其他所有汽车都不会年复一年没有变化。
大多数商界的人都对20世纪20年代中期雪佛兰赶上T型车的过程记忆犹新，但《财富》和其他许多媒体对1931年克莱斯勒普利茅斯加入竞争的方式更感吃惊。在大萧条中最灰暗的日子里，健壮、皮肤略黑的克莱斯勒在一种新车型上投入了250万美元。这款新车比竞争对手们车身更长、动力更强劲，而且很有特点。当新PA型车于6月推出，就像《财富》所说：“有一双不知疲倦的棕眼睛的先生给有一双生机勃勃的蓝眼睛的先生留下了一些需要思考的事情。”克莱斯勒还送了亨利·福特一辆普利茅斯——第三辆下线的PA，而且是他亲自驾车穿越城市交到亨利和埃兹尔手中的。在1931年后半年，普利茅斯是时尚，而A型车每一分钟都在变得更加过时。
对福特汽车公司来说，1931年是一个灾难。不光雪佛兰和普利茅斯正在凭借自己的优点赢得青睐，福特汽车公司也在自己伤害自己。麻烦产生于1931年年初，当时，有一种传言说福特汽车公司正准备用一款低价、8缸新车与6缸雪佛兰较量一番。低价和8缸的组合概念在1931年属于矛盾修饰法（但是对消费者很有吸引力），它几乎是一个荒谬的概念。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高价汽车市场上的竞争已经演化为汽缸的竞争。8缸是受人尊敬的，12缸是身份象征，而16缸汽车，比如凯迪拉克和马蒙的某些产品，是最高贵的。然而，低价汽车多年以来一直是4缸的，在这个领域发起汽缸战在汽车老手们看来是一种古怪的想法。但不管怎么说，福特汽车公司正准备为那些没多少钱的人生产一种8缸汽车的消息足以让潜在顾客们兴奋——也足以毁掉销售当前车型的机会。就算漂亮的新普利茅斯和快速的新6缸雪佛兰没有让A型车变得过时，传说中的新8缸福特肯定制造了这种效果。
为了把A型车塞到消费者手中，福特又一次把经销商们当成了压力阀。公司宣布，经销商的佣金比率将会上升。在1931年，佣金率是22%。没有经销商会不喜欢这种变化。然而，能够找到A型车买主的经销商越来越少。在找到新8缸福特的未来买主上，他们的运气倒更好一些。
1931年，A型车的低迷沉重打击了迪尔伯恩。福特汽车公司的员工数量变成了1929年末的一半，即便如此，许多员工还不是全日制的。“工业已经证明，”埃兹尔说，“供给是可以超过需求的。这必然会造成劳动力的过剩，而且在目前，还看不到短期内吸纳这些劳动力的希望。”这是福特父子第一次承认大萧条也对他们造成了影响。
在当前的市场状况下，汽车工人过多了。根据这个原则，亨利和克拉拉宣布了一个福特员工全年劳动计划，也就是说，工人们可以在福特农场中度过夏季。人们应该在困难时期返回农场养活自己是福特的观念之一，对工业家来说，这也是个不寻常的观念。农产品价格和大多数其他产品一样受到抑制的事实丝毫没有影响福特对这个计划的兴趣。这是一种人道的姿态，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在一个会因逃避现实而被人铭记的时期，这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幻想：为了躲避1931年的工业噩梦，人们只能回到1870年左右的美国农场生活。
1930年，美国劳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对福特汽车公司底特律地区的劳动队伍进行了一次详细研究。那些符合研究标准的人（是家长，而且至少已经被雇用了225天）平均年收入是1694美元，平均年支出是1719美元，两者的微小差距是由亲属们的赠礼和低水平的债务填补的。61%的人居住在单家庭住宅中，32%的人居住在双家庭住宅中，7%的人住在公寓。36%的人拥有收音机——一种奢侈品，5%有电话，47%有汽车。这次研究逐一调查了一般员工家庭所做出的每一次购买决策。但最能说明问题的调查结果却是，有59%的家庭是凭借分期付款进行消费的。
分期付款计划会让繁荣时期更加繁荣，但也会让艰难时期更加艰难，整个这一代的福特工人都会明白这一点。在这个方面，福特的员工与100个其他行业中的工人没有太多两样，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被出卖感和迷惑感。
“14年了，我为亨利·福特工作，”1931年，出生在国外的福特工厂员工约翰·鲍里斯（John Boris）说，“各种各样的装配工作……我都做过，都是危险活儿。我把我的年轻岁月都给亨利·福特了。去年7月，你猜怎么着，他让我走。那天我去工厂的时候，我不敢相信，我不敢相信他这么对我。”鲍里斯被解雇9个月后，福特福利部门一名调查员拜访了他。调查员承认公司对他不公平，告诉他第二天回去上班。过去，老资格的鲍里斯每日工资是8美元。但返回公司后，他已经挣不到这么多，甚至也挣不到大萧条早期福特所宣布的7美元。只有工作60天后，工人才能得到7美元的最低日工资。60天后，鲍里斯得到了。过了两天，他又被解雇，而且公司告诉他永远也不要回来了。
全美各地的许多优秀工人都有类似的故事，当时的失业率约为14%。但迪尔伯恩的情况有所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失业是个人化的。鲍里斯并没有说他为福特汽车公司工作，而是说“我为亨利·福特工作”。公司创立者已经用自己出众的宣传才能制造了这样一种观念：福特汽车公司只有一个老板——亨利·福特本人。埃兹尔只不过是一个可以经常接受重要采访的福特公司的执行官。就像顾客可能认为他或她的新车是亨利·福特亲自设计甚至亲自制造的一样，像约翰·鲍里斯这样的员工认为他在自己与亨利·福特的个人契约下工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鲍里斯确实是按照这种信念行事的，在被解雇之后，他曾试图拜访福特的办公室，解释其中的误会，这当然不会成功。
1931年4月，福特重申了他在1929年的立场：他的工厂和任何为他供货的工厂都不能削减工资。福特在这一点上很强硬，尽管在现实中，他的工资等级表是一个笑话。没几个工人能够在一个完整的工作周内得到任何像日薪7美元这样的恩惠。10月，每日最低工资不声不响地降到了6美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工人们有好处的。但即便如此，危机仍在加深，而且福特父子无力阻止。“如果你能告诉我我们怎样才能让工人们每天都能工作，”埃兹尔回信给一家密歇根公司的总裁说，“我很乐意知道。由于以前的高产量，我们现在的工资册上有很多名字。我们觉得，最公平的方式是给尽可能多的员工以有限的工作时间，而不是给极少数员工以完整的工作时间。”
情况对公司和员工们来说都在恶化。1931年8月，A型车生产线停产。比起市场需求，公司手头上的汽车已经足够多了。之后生产线曾短暂重开，但在10月又永久关闭了。不到4年的时间，公司又一次被抓到了软肋：在一个生产汽车的行业中，却不能生产有市场需求的汽车。
有一件事情又在亨利·福特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他最好的朋友和导师托马斯·爱迪生去世了。在爱迪生病危之前，福特曾在迈尔斯堡陪了他一段时间，是他俩齐心协力把这座城市发展为一个“花园城市”。在这里，他们曾计划发明一种新的合成橡胶。福特和哈维·费尔斯通也曾说服爱迪生寻找本国的橡胶资源，这部分上是出自企业家的野心，部分上也是为了让爱迪生有事可做。“到目前为止，”爱迪生在研究中期告诉福特，“我已经在整个美国考察了15000株草本植物、树木和灌木，研究了用它们生产橡胶的可能性。”爱迪生确实提出了橡胶资源的替换品，但是成本太高，不具有可行性。1930年，爱迪生彻底退休了。1931年10月18日，托马斯·爱迪生去世。那些与亨利·福特距离较近的人说，爱迪生病故的时候是福特余生之中看起来最衰老的时候。他很少再去迈尔斯堡，先是把那里的冬季度假屋租了出去，后又于1945年把它彻底卖掉了。
到1932年年初，福特似乎已经从沮丧中摆脱出来，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美国的经济萧条上。该年2月，他不光宣布新福特V-8发动机将要投产，看起来还要用自己的财富结束美国的萧条：“是美国人民把福特汽车公司变成现在这样。公众给了我们一切。不应有多余的个人利益存在，所有的多余利益都将贡献给未来。未来就在这里，我们将竭尽全力（如果有必要，冒一切风险）使用公众赋予我们的多余财富去检验一下我们是否真的不能创造国家最需要的东西——工作、职位！”
福特明确表示，新款福特将在1~2个星期内推出，此后，“全速”生产将很快开始。全美的商业媒体满怀希望地庆贺这一消息，普遍的认识是，如果说有谁能叫醒沉睡中的经济，那就是福特汽车公司。但在底特律，这个消息并没有被当成一个多大的福音。城市官员们知道，福特宣言唯一确定的效果就是为底特律引来无数求职者。在大萧条中底特律特别艰苦的这一年，亨利·福特的善意宣言立刻就把局势变得更加糟糕了。
2月底时，底特律的就业率是69.5%。当其他汽车公司听说福特计划推出新车的时候，它们关闭了自己的工厂。每一家公司都想在安排未来生产之前评估一下福特的新车。结果，又有许多人加入了失业大军，一个星期之内，官方的就业统计数据就降低了几乎3个百分点，成为66.6%。对那些需要工作的人来说，形势已经变得像噩梦一般。
不管底特律工人什么时候想用和平的方式游行、示威或表达他们的不满，市政部门都会很配合地给予批准，命令警察保持中立——尽管谈不上支持。弗兰克·墨菲市长对美国式民主的信奉毋庸置疑，但他也用相当切实可行的政策允许了本市许多政治活动。作为一个真正的改革家，墨菲相信对抗只会进一步加剧对抗，让局势变得无法控制。“在弗兰克·墨菲当选为市长之后，初期的工会主义者和极‘左翼’分子获得了在公共广场示威的权利，”基思·斯沃德写道，“市政府或各种各样的救济站接待失业者代表已经成了理所当然之事。”
1932年3月6日，一个松散的政治团体在底特律的一个礼堂组织了集会，呼吁工人们在第二天举行和平示威——“福特反饥饿游行”。星期一，游行队伍从市中心一直走到迪尔伯恩的荣格工厂，然后由领导人宣布了对亨利·福特的一长串要求。这些要求如下：
1.为所有被解雇的福特工人提供工作。
2.立即支付上述工人失业期内全部工资的50%。
3.在不降薪的前提下把每日工时减为7个小时。
4.减慢致命的“速度”。
5.工作日中安排两段休息时间，各15分钟。
6.在职位、休息和医疗服务方面不得歧视黑人。
7.福特医院为现役和失业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提供免费医疗帮助。
8.在冬天向每名工人提供5吨煤炭或焦炭。
9.取缔服务部人员（间谍和警察等）。
10.不得取消员工住宅的抵押赎回权（在重新雇用全职、全时的工人之后，福特汽车公司在6个月内自己负责所有的抵押贷款）。
11.一次性向每名工人支付50美元的过冬费。
有些条款听起来无异于厌倦了寒冷和饥饿的工人们的白日梦，另一些则有些令人吃惊。例如，虽然福特汽车公司对美国黑人的歧视比其他任何汽车公司都要轻，但很明显种族隔离现象仍然存在，而且造成了恶劣影响。由于福特汽车公司是“家族拥有”的，而且一直在宣扬高工资和爱护员工的理论，工人们想同亨利和埃兹尔·福特直接面对面。让游行者们恼怒的是，当福特汽车公司解雇5万~6万名员工时，亨利·福特似乎毫不在意，他说这些员工“太懒”而不能胜任工作。即便那些仍然留在荣格工厂的工人也对公司越来越过分的监视行为义愤填膺。总的来说，示威中的这些要求正是渴望吐露心声的工人们与公司的一种交流。在3月7日这个寒冷而且下着雨的星期一，有3000名示威者排着队来到底特律和迪尔伯恩的边界。
就在市区边界的另一边，50名迪尔伯恩警察已列好队形严阵以待。他们使用了催泪弹，但是收效不大，游行队伍继续前进，最后，他们在荣格工厂3号门前停了下来。警察退到了工厂附近的一座桥上，等待福特服务部的人前来支援。哈里·贝内特命令手下用两架高压灭火水枪驱散示威者，水枪喷出来的水冰冷刺骨。就在队伍步步逼近时，突然之间，贝内特的人开枪了，一名工人当场死亡，伤者中有一名《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示威者投掷石块予以还击。有一些退到了路边，那里有一个人正在大声讲话，试图维持秩序。就在这时，工厂门口处有个人开始用冲锋枪向人群开火。有4人中弹身亡，包括一名16岁的报童。19人受了重伤，50人受了轻伤。哈里·贝内特是镇压一方中唯一受重伤的人，在冲入人群后，他被一块石头重重砸中了头部。警察把能够抓到的示威者全都用运稻谷的马车送到了监狱。
福特汽车公司和迪尔伯恩警察理所应当地遭到了媒体的猛烈攻击。“迪尔伯恩警察应该因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因邪恶的决定、因杀死4人而被判刑，”《纽约先驱报》说，“这样的行径必然会激起各地失业者的憎恨，加重美国生活中不应存在的阶级对抗。”《纽约时报》的报道是以批评示威者开始的，但它得出了更富同情心的结论，“表面上看，底特律工人在世界工业正在复苏的时候制造骚乱似乎是不可理解的……1929年的那些雇员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今天还在工作，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连同家人目前还在底特律，抱着一线希望，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
不管亨利·福特1914年的日薪5美元为他赢得了工人的多少善意，当水枪和冲锋枪向反饥饿游行者发动攻击，这种善意都已荡然无存。他的“人道资本家”的形象消失了。10年以前曾极力拥护福特的辛克莱现在也痛斥了反饥饿游行中亨利·福特的非人道行径。在《小汽车国王：福特和美国的故事》（The Flivver King: A Story of Ford-America）一书中辛克莱说，在荣格工厂的法西斯暴行后，福特汽车公司的汽车已经被涂成了唯一一种颜色，“人类鲜血”的颜色。
底特律媒体也坚定捍卫着反饥饿游行者。“迪尔伯恩警察的行为把有秩序的示威变成了一场骚乱，死亡和鲜血是骚乱的代价，”《底特律时报》（Detroit Times）说，“杀死没有任何罪行的无辜劳动者是对美国制度的严重亵渎。”
所有人都认同，游行者们不是聚众滋事的乌合之众，只是福特的工人。在1932年3月7日，工人们本希望福特汽车公司能够明白这种区别。然而，从机枪在清晨开火那一刻起，福特汽车公司和它的工人之间已经埋下了斗争的种子。在此后超过12年的日子里，暴力的阴云一直没有散去。厌恶战争的亨利·福特就要发起一场对自己人的战争。
[1]1 英寸≈ 0.025 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