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冀中行署
根据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指示，我们于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成立了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统一政权组织。我兼冀中行署主任，李耕涛同志为副主任，秘书长是吴砚农同志。在政权建设上，除各县长由边区政府正式委任外，各县还成立县行政会议，为县的最高权力和执行机关。
有了各级政权机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统筹统支的财政经济制度。“七七”事变后，在混乱局面下，新崛起的各色各样的抗日武装，在军需供给问题上，一般情形是粮款草料就地征发，住哪里，吃哪里，开条子要东西，找对象“动员”一下是常有的事，数目没有限制范围，也没有标准。至于那些杂色武装，大都滥征捐税，巧立名目，随意摊派，有所谓抗日捐、救国捐、自动捐等不下数十种。甚至扣人罚款，也是屡见不鲜。
一般村庄经常有大批办公人员，多的五六十人，少的二三十人，吃着公饭，专门侍候筹办粮秣，催差敛款。然而此来彼往，接二连三，还是应接不暇。受着几千年封建压迫的人民，一向惧怕军队，但无可奈何，拿不起也要拿，就是富有的也感到负担沉重，发生忧虑。在爱国热忱与抗日要求之下，人民群众虽然都是乐于捐献，但是他们表示“不怕拿，就怕乱”。
乱征乱要的结果，村与村之间发生了负担严重偏差，部队与部队之间为了争取给养往往引起纠纷，因此而发生强征硬要和打骂处罚的现象，影响军民团结。更由于各自为政，互不相谋，军需供应不断发生困难。发动与组织抗日武装供应问题，如果不能适当解决，将会使军民交困，严重影响游击战争的顺利开展。虽然在抗战初期，各县城都成立了支应局，做着替驻军筹办给养的事情，但是由于它本身的局限性，且多为一些豪绅所把持，往往以支应搪塞的态度来敷衍了事。一九三七年冬，半政权性质的各县总动员委员会相继成立，其中的动员分配部接收并代替了支应局的工作。他们首先废弃了过去的摊派办法，根据“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精神，依靠政治动员的方式，很顺利地筹集了大批粮秣，保证了当时迅猛发展与扩大起来的抗日部队的军食，基本上克服了那种乱征乱要的混乱现象。虽然在抗战军需方面还没有寻找出统盘筹措的方法，但是它在新的政权产生以前确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冀中行署成立以后，摆在面前的财政任务，最重要的便是如何从长期坚持战争着眼，有计划地解决军费军食。财政是战争的活力因素，对于敌后游击战争更有着严重的意义。没有财政的支持，开展游击战争将形成到处“游击”，乱抓一把，在残酷的环境中是不可能长期坚持的。财政要服从于战争，而战争又决定着财政的性质，抗日游击战争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财政上的一切措施就必须适应军事的要求，而且还要照顾人民群众的负担。
供应军需，吃的问题是头等重要而首先应彻底解决的事情。那么，究竟是从租税的征课实行现金供给，还是以实物的征发直接来供给?这个问题我们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一、我们的地区是农村环境，在战争开始以后，商品经济虽然也有相当发展，但城市与交通被敌占领与控制，物资流通、商品买卖受到极大限制，用货币购买军粮有时会行不通。二、农村经济，主要的生产品是粮食，人民群众最大的收入也是粮食，如果征款购粮，军民买进卖出之间难免吃亏，或者发生流弊。采用实物征发，直接供给。既便于人民缴纳，又便于军队取给，最为简便省事，直截了当。三、抗日武装绝大部分是武装起来的农民，他们与广大群众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们一开始便是依靠群众直接供给来解决吃的问题，而且有些县份已经做到了比较有计划地统筹，因此顺应事实的发展是必要的。
根据考虑研究的结果，决定直接征收粮食，确立公粮制度。由于一时还不能制定完满的征收标准和则例，合理负担办法也还只是在少数村庄实行，所以只能根据“有粮出粮，粮多多出，粮少少出”的原则，按照各个地区的面积大小，人口多少，收成好坏，经过各级军政民多方面的民主讨论，以说服动员的方式进行分配征收，这样大体上是公平合理的。
通过政府的分配征收，基本上实现了粮食的全面统筹，消除了部队自行征发的紊乱现象与繁重事务，改善了军民关系，各个地区的负担走上大体的平衡。而最有重大意义的就是整个军食的供应有了新的途径，财政上最大而又最迫切的问题获得根本的解决。
以后，从实际经验中证明了公粮制度适合于人民群众，适合于战争，是敌后财政措施上一个巨大的胜利。因为战时只有实际地掌握了粮食，才能主动地解决民食，保证军需问题。
财政上另一个大问题，就是花钱问题。各级政府成立以后，即从事抗日经费的筹措，取缔滥摊乱派，达到全面统筹。当时政府本身一无所有，上级又不能接济，而旧日政权的资财早已为其官吏囊括，席卷而逃了。因此，为了供应急切的军需，一切都要在混乱局面下重新做起。
首先恢复田赋。这虽不是最为合理的税收，但它接近近代的土地?益税，是直接税的一种，在旧的租税制度中不失为比较优良的税制，而且有着长久历史的传统习惯，人民对交粮纳税认为是对国家天经地义的义务，过去不仅是地方财政主要来源，而且征收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所以有恢复的必要。
第二是整理税收，废除苛杂。在限制非必需品消耗而财政收入又占着重要地位的税收中，整顿与恢复了烟酒税、印花税、卷烟税及烟酒牌照税，并建立外货入境税代替关税，以控制对外贸易，扶植生产，防止敌货倾销，补助战时财政。过去为一般贪官、污吏、土豪、税棍敲诈人民的苛捐杂税，虽然也能够多少补助于当时的收入，但必须果断地予以废除，计有牲畜税、屠宰税、船捐、车捐等，不下二十余种。
第三是发行救国公债，清理贷款。发动人民群众对国家贡献财物，支持民族自卫战争。在边区政府号召下发行了救国公债，按照人民财产比例分配及自由认购办法，进行募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热烈认购，对于当时军费起了很大的作用。
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日的高潮中已经认识到，只有武装斗争才是保卫家乡、保卫民族的惟一出路。他们对抗战具有了信心，他们爱护抗日部队，拥护抗日政府。同时各级干部也不是像过去的官吏和公职人员一样，他们没有升官发财的个人打算，而有着坚强的抗战意志，积极工作的责任心与艰苦奋斗的作风。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些条件，我们才能取得抗战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