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走向抗日救亡道路
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后，东北军内部矛盾重重，高级军官和少壮派争权夺利，混乱局面难以收拾。我考虑当时六四七团的政治情况，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于是在张学良走后，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乘第一班民航飞机至郑州，又坐火车赶回徐水团部，抓紧掌握部队。随后孙志远赶来团部，通知我北方局已同意我入党。我想留孙志远在团内做党的工作，他说，在五十三军他太红了，要到山西躲一躲，北方局另派人来团主持党的工作。
回到徐水的当天晚上，我就把沙克找来了，告诉他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一手造成的祸国殃民的内战就要停止了。”接着，我向他讲述了共产党如何光明磊落，为国家民族利益不念旧恶，英明地处理了西安事变。并且还对他说：“我们共事多年，算得上是知己。不瞒你说，我已经加入共产党了。你想参加吗?”沙克听了我的话，很激动，当下表示：“我也愿意参加党。”我说：“不过担子可重啊，既要开展救亡工作，又要保守秘密。”我们推心置腹地谈了一夜，决定以经济委员会为基础，积极扩大团内“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以便聚集和扩大革命力量。之后，我们就扩大“东抗”组织，抓紧发展党员。此时黄显声已调任一一九师师长，并兼任五十三军副军长，驻石家庄，我们经常来往，共同商讨，配合工作。
一九三七年初，经北方局五十三军工委会介绍，胡乃超、杨经国、戈亚明等学生党员六七人来团里下连当兵。他们当兵后很快被提升班、排长，便于开展党的工作。二月间，北方局派来李晓初负责六四七团党的工作，相当于党的总支书记，公开名义是上尉书记长。他代表组织正式通知我，北方局已批准我入党，并由他来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同年一月间，万福麟借口开会把黄显声扣在保定，撤销了黄显声的一一九师师长职务，不准回师。我对此早有戒备，万福麟多次召开团长会议，我都托病不去参加，派中校团副徐荣奎前往。万福麟为了要扣押我，乘铁甲车前来徐水车站召集六四七团官兵训话，大骂共产党。之后要我即刻跟他同去保定，我坚决不去，对他说：“你训完话，我要接着做工作，不能丢下就走。”并事先做了防备，在徐水的漕河桥头埋上了炸药，由沙克负责准备炮火，如果万福麟竟敢把我带走，即把桥炸掉，再动用迫击炮，截断铁甲车去路，把万福麟扣留。万福麟觉得形势不妙，知道我不会跟他去保定，而且又是在我团防地内，看我坚决不肯随他去，也无可奈何，只好乘铁甲车败兴而归。
万福麟走后，我们对他就更加防备。他到徐水来未能得逞，自然不会甘心。不久，一九三七年四月，他把六四七团调到定县师部附近，以便于监视我团活动。我们到定县防地，及时派一些可靠的部队和党员进行反监视。
团内党的工作迅速发展，更引起万福麟和刘元勋的警觉，四月间他们趁蒋介石缩编东北军的机会，把六四七团拆散，分编到两个师的三个旅里。宣布命令时，全体官兵群情激愤，反对改编；团内党员、“东抗”队员纷纷要求把队伍拉出去，西渡黄河去找红军。我们当即召开党员和“东抗”干部会，决定派李晓初到北平请示北方局。李晓初去后很快赶回，传达说：你们千万不能拉出去，第一，那样做会破坏党的统一战线；第二，你们的队伍拉不到黄河就会被打散了；第三，你们要服从改编，分到各师去扩大党的影响和力量。李晓初原原本本地传达了这三条。
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我们服从改编。五月初，我带一个营到石家庄与一一九师六五四团的两个营合编为一三○师六九一团，师长周福成，旅长丛兆麟。
就在从定县去石家庄的途中，五月四日的晚上，在一个帐篷里，李晓初代表党举行了我的入党仪式。在此之前，在旧军队中发展党的组织，一般是要兵不要官。刘少奇同志来北方局后，提出了在军官中发展党员的重要意义，才改变了白区党的“左”倾路线。
到了石家庄，我们就和市委陶希晋等取得了联系。部队协同石家庄市委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我团官兵和正太路工人联合组织歌咏队，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当时流行的救亡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大路歌》、《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由于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开展，也大大地提高了全团官兵觉悟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