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矛盾更加尖锐，国内的阶级关系随之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不仅广大的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坚决要求抗日，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力量也纷纷转到抗日方面来。一个全国范围的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正在日益成熟起来。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抗日的形势下，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我党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十一月，我党又两次发表宣言，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挽救民族的危亡。
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促进了抗日民主运动的迅速高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一万多人举行大规模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六项要求：一、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运动；二、公开宣布交涉经过；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地方领土之安全；五、停止一切内战；六、要求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当游行示威的学生走到王府井大街南口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殴打和刺杀。学生们义愤填膺，赤手空拳地同手持大刀、皮鞭、水龙头的反动军警展开搏斗，相持了一整天。在搏斗中，有百余人受伤，三十多人被捕。城外的学生队伍，由于城门紧闭，被阻在城外。但他们坚持斗争，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一直在寒风中从黎明坚持到黄昏。
十二月十六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里，党又领导和发动北平学生、市民三万余人，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包围，再次举行示威游行。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宣布延期成立。
在北平学生救亡运动高潮期间，我团官兵主动配合，给以同情支持，同时自己也受到教育和锻炼。我团于权伸一个连驻守西直门，当游行学生遭警察拦截时，便迫令警察开门，援助学生进城。在市区内，当游行的学生被警察追赶，我团部队即装作把学生队伍包围，赶到一所大院里，躲过追赶的警察以后，就把他们放走了。受到了进步青年学生的欢迎和称赞。
不久，北平城防移交宋哲元部队，日军立即占领朝阳门，城防部队被缴械。此后日军随便出入，在市内市外横行无阻。
一九三六年初，我团移驻河北徐水一带，我和黄显声、孙志远等接触，更为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