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撤离长城防线
张学良下野后，先到意大利，后到英、法考察。何应钦代行张学良的副司令职务，并带来国民党嫡系部队两个主力师，名曰“支援”，实际逼迫东北军撤离长城防线。
我接任六四七团团长，此时十六旅已改番号为一一六师，部队随即开赴唐山附近的稻地镇。在稻地镇略作休整，即奉何应钦令移防易县一带。在部队乘火车移防之前，缪流要我先由唐山到北平见何应钦，报告一一六师移动情况，并请示部队移防易县后防地的部署。见何应钦是在他的办公室，北平铁狮子胡同海陆军部，确定了一一六师防地除易县外，还有涞水、涿县和高碑店等地。当时，六四七团内官兵对蒋介石停止热河抗战，强迫东北军撤退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
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东北军中就有人酝酿兵变。当时有的团已有少数共产党员，在团里宣传抗日。不久发生廊坊兵变，失败后团长杜长龄(在日本留学时入党)跑到新疆，后来被盛世才杀害。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党的，他参加了廊坊兵变。
六四七团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底移驻到易县县城及附近农村，当时骑兵二师黄显声部驻在易县西陵、良各庄一带，离我团部只有十五里。我和黄显声是老同事，常有来往。在东北军的将领中，黄显声是最早而且坚决实行武装抗日的。他是辽宁凤城人，一八九六年生。曾在丹东读中学，毕业后入北京大学补习班，因参加五四运动被迫退学，回到沈阳，一九二一年考入东北讲武堂三期炮科。翌年结业后，先后任东北军营长、旅长，因治军严谨，胆识过人，深受张学良的信任，一九三○年被委任为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公安局长。时因日本满铁军警不断滋事，黄显声为维护民族利益与之针锋相对，进行斗争。日本侵略者对黄显声非常痛恨，后来占领沈阳首先抄了黄显声的家。
“九一八”事变前，黄显声曾有戒备，并经张学良同意，将沈阳库存二十余万支旧枪尽数发到各县公安部队，为后来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创造了条件。“九一八”事变时，黄显声命令所属公安部队抵抗，看到大势已去，才令其撤至锦州，他自己最后化装离开沈阳。此后，他积极组织抗日武装活动，成立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不仅直接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的嚣张气焰，而且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推动了抗日运动的发展。义勇军实际上已成为日军西进入关的首要障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延缓日军侵华军事进程的作用。这是黄显声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九三二年秋，即将入关的黄显声部队在张家口改编为骑兵第二旅，不久又扩编为骑兵第二师，初驻北平西苑，后又调防易县良各庄一带。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开始不久，黄显声便毅然率领骑兵二师出关抗日，进驻白马关后，又令先头部队挺进热河隆化一带与日军周旋。正在这时，蒋介石命令关麟征的二十五师尾随而至，抄了骑二师的后路。在尚未与日军交手之前反而先置于国民党军队的威胁之下，这使黄显声极为愤慨。在被迫后撤的同时，黄显声果断地命令部队：“保持作战戒备，他们要打，我们就坚决还击。他们不打，就快速通过。”骑兵第二师在国民党二十五师的枪口下撤了回来。如果不是二十五师横加阻拦，骑二师在前线是会大有作为的。
在易县驻防时，骑兵二师已有党员和进步学生当兵，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都是中共北方局军委派到该师工作的。此外还有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又有北方局五十三军工委会成员刘澜波、孙志远等在该师领导地下党的工作。我在那里结识了刘澜波、孙志远，此后，经常来往，互相商讨在六四七团内如何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早在一九三○年，我随东北军进关，驻防南苑时，就听说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有个堂弟叫刘澜波在北京大学读书，是共产党员，但是没见过面。在易县驻防时，我风闻有些共产党员在骑兵二师中工作。就在这时突然从那儿派到我团三营一个叫易人的，他用伍元钱买通了营部一个勤务兵，请客吃饭，策动兵变，被营长谭启发查获，解到团部。刚开始讯问他的来历，易人就直言不讳地说：“我是黄显声部派来的。”我听了心中一震：黄显声是我最熟悉的朋友，在张学良那里，他曾任中校副官，我是少校副官，他接任过我的职，我也接过他的职……又感到有些气恼：易人这家伙，怎么能这样没有骨气。于是中止讯问，找平日往还甚密的师部军法处于处长商量怎样处置。我想：若送到师部去，师长缪流很反动，那里还有国民党政训处的人，恐遭不测，同时会给黄显声带来很大麻烦。于处长出主意说，把他送交县政府，告诉县长：这个人不必审问，也不要报到师部，押他几天，等风声过去，再作处理。这时，在骑兵二师师部担任少校书记官的刘澜波来到我团，问我：“这件事你看怎么办?”我对他说：“你们要派人来，先告诉我一声，我们好给以保护。我也在到处找共产党，在热河时我就找共产党，要抗日不找共产党怎么行?况且我原来也认识一些共产党员。”随后我们又策马同行赶到西陵，在松柏掩映的赵公祠内和黄显声、孙志远谈了近一天。我讲：“派人事先不说一声，出了事弄得我很被动，以后派人直接给我派好了。”当时我父亲正好从家乡来看我，住在团部，易人和我是乡亲，相距五里地，又是亲戚屯，于是便由我父亲把易人保释回家。单纯主张士兵哗变是当时白区工作中“左”倾思想的反映，这件事事前没经过刘澜波同志，但是捅了娄子，还得由他出面来解决。他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
刘澜波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一九○四年生，辽宁凤城人。少年时就读于凤城、沈阳等地。一九二○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一九二八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年，他在大学临近毕业时，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遭到反动政府的逮捕。释放后，经刘多荃介绍，刘澜波到山西省政府主席商务处任秘书。“九一八”事变后，刘澜波经同乡辽宁省政府秘书、黄显声的叔父黄恒浩介绍，结识了黄显声，于是随黄显声到锦州。他协助黄显声部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中，组织起了二十余路民众抗日义勇军，并先后镇压了受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直接扶植支持的凌印清、张学成两支声势颇大的汉奸队伍。十一月中旬，日本关东军准备向辽西发起进攻，这时刘澜波一方面随黄显声到大凌河一带检查布防，一方面协助黄显声调集各地义勇军埋伏于新民县西部青岗子一带阻击西侵日军。二十七日，日军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区，遭到了义勇军的猛烈痛击，战斗持续六小时，日军始终未能得逞。后来，锦州失陷，刘澜波随黄显声部撤入关内。一九三二年秋，骑兵总队改编为骑兵第二师，驻防平西一带。刘澜波向中共北方局汇报了黄显声等东北军部队的情况，北方局即派他回到骑兵第二师，以黄显声的秘书身份为掩护，深入开展党在东北军骑二师等部队的兵运工作。
刘澜波同志是东北军党的工作的主要创始者，为党为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个有理想，有远见，胸襟开阔的人；是个有骨气，有血性，疾恶如仇的人；是个为革命事业尽瘁而后已的好同志。“文革”中因受四人帮迫害，长期拘禁，重病缠身，恢复工作后，住在医院仍坚持不懈，主持水电部工作。在他生前，我对他说，既然功成身退，便可了无牵挂，专心著史，赶紧把东北军党史的有关情况写下来，或口述录音后找人整理。他也有这种想法，希望把东北军党的工作很好地总结一下，向党作个交代，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组织这项工作，直到病重时，他才嘱人写信给党中央，建议成立“东北军党史组”。党史组成立后的第三天，他就与世长辞了。这是他生前的一大心事。作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应该说他对东北军党史知情最多，但他并没来得及把这些珍贵材料留存下来，这是很大的憾事，党史研究工作的重大损失。
做党的秘密工作，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抓捕，甚至被杀害。蒋介石歧视、消灭杂牌军，尤其对东北军内共产党的活动特别注意。当时张学良有位秘书潘冬舟据说是共产党员，被蒋介石的特务发觉后，蒋介石来电指名要把潘冬舟送交他处理。就当时张学良回国后的处境，在特务直接监视下，一经发现就难逃脱，但该人如落蒋介石手可能扩大事态，关系更加复杂。为了应付蒋介石，张学良遂忍痛处决了潘冬舟。之后回电答复蒋介石说：“这个人我一经发现，就已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