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头年八月从夏威夷回来的客机上，西莉亚脑子里曾产生一个不成熟的想法，那是由安德鲁的一句话引起的。
他当时对西莉亚、莉萨和布鲁斯说，“我认为不该为一点不舒服，或一点自身局限性的症状就用药。”话题是关于怀孕的事，是蒙泰尼这场灾难引起的议论，那时他们大家都刚听说那灾难。
安德鲁曾告诫女儿，“轮到你时，……如果你想要个结实健康的宝宝，什么药也别吃——不能喝酒，也不能抽烟。”
根据那些话，现在西莉亚准备给公司提出一条不变的方针。她给拟定的东西取了个名字：费尔丁-罗思信条。
在她担任常务副总经理期间，就考虑过尽早提出这主张，因怕遭到否决就搁下了。
甚至被任命为总经理之后她也不急，而在等待时机，因为她知道她打算干的事需经董事会批准。
现在是九月，七个月已过去，她准备提出这建议了。
比尔·英格拉姆最近已提升为分管销售和经营的副总经理，他协助起草费尔丁-罗思信条，其中草拟的前言如下：
费尔丁-罗思医药公司庄严保证
第一条凡供妇女妊娠期间使用、旨在治疗正常妊娠中出现呕吐、恶心等自然的或自身局限性症状之任何药品，本公司概不直接或间接地研究、生产、散发或经销。
第二条费尔丁-罗思将通过一切渠道，积极倡议：对正常妊娠期中的孕妇，不以处方便其获得并直接使用第一条所述的药品或其他来源的这类药品。
第三条费尔丁-罗思建议：在整个妊娠期，孕妇不要服用本公司与其他医药公司的处方药或非处方药。因医疗上特殊需要由内科医生处方所用之药除外。
第四条费尔丁-罗思将进一步积极倡议：孕妇在整个妊娠期戒酒戒烟，避免吸入别人喷出的烟雾……
还不止这几条。另有涉及内科医生的条款——大致是支持医生、病人之间建立咨询与信赖的关系。这是怕得罪有处方权的医生们——费尔丁-罗思的大主顾。还有涉及特殊情况的，例如医疗上出现紧急情况时，用药就可能成为压倒一切的必需。
正如比尔·英格拉姆说的，“西莉亚，信条全文比我长期来所看到的此类文件有意义得多。咱们医药界多年前就该有人做这件事了。”
在西莉亚辞职前那次关键性会议上，英格拉姆和她的意见相反，赞同如期推出蒙泰尼。因而在西莉亚重返费尔丁-罗思时他很后悔，又忐忑不安。几个星期后他吐露说，“出了这些事后，我真不知道你是否还要我在这里工作。”
“答案是要，”西莉亚告诉他。“我了解你工作努力，也清楚我可以信任、依靠你。至于过去的事，你判断失误。这种事有时咱们都会犯的。倒霉的是，这失误终于造成极严重的后果。不过这不是你一人的错，我想你已从中吸取教训了。”
“哎呀，我那个教训！我那个痛苦！真恨不得我有那份聪明和胆量，当时能跟着你。”
“不一定要跟着我，”她劝他。“即使现在也无此必要。我也会有办错事的时候，假如你认为我错了，我希望你告诉我。”
西莉亚升任总经理后，对人事作了些调整，有几人调升了职务。这些人里面就有比尔·英格拉姆。他在晋升后的新岗位上干得非常出色。
西莉亚现在已是董事会的正式成员。董事会将开会讨论她提出的费尔丁-罗思信条，为此她认真作了准备。
她没有忘记萨姆曾给她谈起他在董事会上的难处，也记得多年前萨姆要在英国筹建研究所时，对那计划曾有争议，在董事会里还遇到阻力。因此西莉亚估计会有反对意见。
使她惊奇的是，竟没什么反对意见，几乎没人反对。
董事艾德里安·卡斯顿是金融托拉斯集团的主席。这位思想缜密的人提了个问题：“把我们自己和医药的一个方面永远断开，这样做是否明智和必要？有朝一日在那方面研制出了大为有利可图的更安全的新药又怎么办？”
他们的会议在总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室举行。西莉亚朝胡桃木的长会议桌那头看去，回答说，“卡斯顿先生，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必须办到的。这样办也是为了使我们自己以及将来接替我们的人将不受诱惑，不至于去碰运气或冒风险，以免把本公司卷进另一场蒙泰尼事件中去。”
她往下讲时，大家聚精会神地静静在听。“记忆淡忘得很快。现在许多年届育龄的妇女已不记得酞胺哌啶酮了，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过不了多少年，对蒙泰尼也会产生同样情况。那时医生开什么药，孕妇就用什么药。但如果发生那样的事，咱们可和它不沾边。要记住，因用药而影响了正常妊娠的整个历史是充满灾难的。
“时间和经验都已证明：妊娠期是种独特的健康状态，最好顺其自然。
我们费尔丁-罗思的人经历着一场妊娠期药物的灾难，正为之付出重大代价。
今后，我们要在道德与经济方面努力干得好些，从别的方面去开发财源，而且敦促其他公司也这样去办。”
西莉亚原来估计老资格的董事和律师克林顿·埃瑟里奇会跟她唱反调，可他这时却发言支持她。
“谈到财源，我赞成乔丹太太的主张，把蒙泰尼的灾难变成商业上有利的好事。恐怕你们有的人还没注意到，这份所谓的信条——这董事把它举起来——是非常聪明的主意，它是我们推销其他药物的一篇呱呱叫的宣传品，会有很高的美元价值。我想，这一点到时候我们会发现的。”
西莉亚心里一怔，接着提醒自己不妨接受这支持，即使他支持的理由不妥。同时她纳闷：埃瑟里奇明明是文森特·洛德的朋友和后盾；很久以前萨姆就发现，这人有时把研究部主任的观点带到董事会会议上来。洛德是知道费尔丁-罗思信条一事的，也知道今天要在董事会上讨论，他和埃瑟里奇几乎可以肯定商量过这件事。因此……她眼下接受的这一支持，是否间接表明洛德向西莉亚承认他在蒙泰尼问题上的歉意呢？她认为这点她永远不得而知。
董事们主要就如何实施这信条提出问题来讨论。但最后作结论性发言的是电视广播网的巨头欧文·诺顿。
诺顿在几天前刚庆祝过他自己的八十二大寿，这时在长会议桌的另一头望着西莉亚，干巴巴地说，“乔丹太太，你也许注意到了，我们终于尊重你的女性判断力了。我和跟我一样的其他人只能抱歉地说，我们拖得太久了。”
西莉亚诚挚地说，“先生，你的话使我非常愉快。”
接下来是投票表决。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信条定为公司的正式方针。
费尔丁-罗思的信条影响巨大，但对一般公众而言，其影响并不如西莉亚所希望的那样大。
大夫们除少数例外，大都喜欢它。一名妇产科医生的来信说：
请费心再寄我几份，我将给一份配上镜框，挂在我诊室的墙上。我认为孕妇不宜用某些姑息剂，所以，如她们因我不开姑息剂处方而说我服务不周时，我当以此信条示之。
我们不相信对每种症状都有药可用。你们站在高度职业道德的立场，增强了我们的信心。祝愿贵公司日益兴隆！
给这大夫和许多来信索取的大夫再寄去了若干份。
持异议的大夫其反对的理由是，应由他们向病人建议什么时候该用或不该用什么药，而不应由制药公司来说三道四。不过从来信的数量看，这样的医生占极小比例。
费尔丁-罗思信条由公司用广告形式大量登出，但只登在医药及科技杂志上。最初西莉亚主张在报纸上和一般刊物上登，但被人劝阻了，说是会引起医药同业公会的对立情绪，他们与食品药物局一样，对于在处方药问题上直接与消费者打交道不满。
或许就因为没这样做，报纸对费尔丁-罗思信条不很重视。《纽约时报》在金融消息版刊登了短短两段文字的报道。《华盛顿邮报》则在后面不显眼的栏目里登了同样的报道。在其他报纸上只用作补白。电视方面，尽管公司的公众关系部门设法请电视制片人加以宣传，他们却不予理会。
比尔·英格拉姆向西莉亚发牢骚说，“如果我们上市的药，出现了事前未料到的有害副作用，那些电视新闻的典范人物就要扒我们的皮。可我们干这类有积极意义的事情时，得到的却只是几声哈欠。”
她回答说，“那是因为电视新闻本身过于简单化。电视从业人员受的训练是寻找震动大、效果快的消息，所以避免需要动脑思索的新闻，因为那要占用太多的播映时间。不过别着急，那方针有时对我们有用处。”
英格拉姆有些怀疑，说道，“届时务必告诉我一声。”
其他医药公司对费尔丁-罗思信条的反应各各不同。
经营孕妇用药品的公司持公开敌视态度。一家这种公司的发言人就公开说，那信条“只是花一点点小钱买名声的拙劣宣传”。
其他一些公司的看法是，费尔丁-罗思一心想“比尔等圣洁”，说不定已损害了制药业，但并未说明在哪方面造成了损害。然而也有一两家竞争对手公开表示赞赏。一位制药业中颇受尊敬的领导人对西莉亚说，“老实讲，我真希望是我们公司先想到这一点。”
“这些反映不说明任何问题，”西莉亚私下向安德鲁吐露，“只证明一条：你不可能使人人都满意。”
他鼓励说，“耐心些，你干了件好事，激起的涟漪，正在扩散。总有一天你会为这涟漪扩散之远而惊奇。”
另外的阵阵涟漪是由蒙泰尼激起来的。其中的一阵涟漪发源于华盛顿的国会上。
老资格的国会人士——丹尼斯·多纳休参议员——的助手们断断续续花了一年时间注意蒙泰尼的问题，如今断言这是个理想的题目，可供他们头儿在参议院调查听证会上瞄准。“理想的”在这里是指公众会感兴趣，情况已大量披露，而且几乎肯定会作电视报道。正如这参议员总爱提醒那些政治上亲他的人，“咱们千万别忘记，电视就是群众和选票的所在。”
于是，以多纳体为主席的参院商业道德小组委员会宣布，将于十二月初开始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听证会。该参议员在十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已传证人届时出席。直接了解情况的其他人也应邀与小组委员会的成员联系。
西莉亚一听到这报道就打电话给华盛顿的昆廷律师。
“这真是坏消息，”他断言。“恐怕你们公司，很可能还有你这位公司的主要发言人乔丹太太，要有一段不好过的日子。如果你愿意听听意见，我劝你现在就为这次听证会准备起来，找辩护律师协助。我知道那些听证会是怎么一回事。我向你保证，那参议员的班子，会把他们能搜集到的一切最难听的传闻和事实都发掘出来公诸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