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十一月一个星期五的下午，西莉亚去公民争取安全药物协会纽约总部，走访莫德·斯特夫利博士。
这次拜访是西莉亚一时冲动下决定的。反正她人在曼哈顿，离下一个约会还有两小时。出于好奇，就决定去看一看这从未见过面的对手。她事先没有去电话，知道如去了电话，斯特夫利几乎肯定不会答应见她。这拒绝的滋味，制药界里有人尝过。
西莉亚还记得，华盛顿药品制造商协会主席洛恩·伊格尔顿前不久给她讲过的事。伊格尔顿脾气好，性情随和，在协会中担任现职前是政府的一名律师。
他说，“身为药品制造商协会主席，代表全国各大制药公司，我很乐意和各种消费者组织保持联系。不错，我们和那些组织是对立的，可有时他们①
意见提得好，我们制药业应该听取。所以我才每年邀请拉尔夫·纳德（拉尔夫·纳德〔1934-〕，美律师兼作家。领导一个争取汽车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运动。译者注）午餐两次。不错，拉尔夫和我没多少共同的立场，不过我们还是交谈，听听彼此的观点，这是值得做的文明行为。然而，我以同样理由邀请莫德·斯特夫利午餐时——好家伙！”
在西莉亚的要求下，这位协会负责人才讲了下去。“噢，斯特夫利博士通知我说她很忙，要把全部时间用来跟一个良心坏透、不讲道德的行业——
指我们这行业——开战，不想把宝贵时间浪费在一个无法谈得拢的大企业的走狗——指我——身上。而且，她说别说午餐了，哪怕是一块用医药公司的肮脏钱买的巧克力，她吃了也会噎着。”伊格尔顿笑了。“因此，我们始终没见过面，我颇为遗憾。”
西莉亚坐出租车来到近第七街街口的第三十七道，在一幢破旧的六层楼前停下，这时正下着雨，阴冷阴冷的。楼房的底层是一家经营铅管材料的商店，铺面的橱窗玻璃是破的，贴着胶布条；过道邋遢得很，墙上油漆脱落；然后小小的电梯，像得了关节炎似的，一路哼哼唧唧把她送到顶层的公民争取安全药物协会总部。
西莉亚一走出电梯，就见到一扇敞开着的门，里边小房间的旧铁桌旁坐着个白头发的上年纪妇女。桌上放着字朝外的牌子，上写，志愿服务者：阿·托姆太太。这妇女正在一台约一九五○年出厂的恩德伍德牌打字机前打字。西莉亚进来时她抬头望了一眼说，“我老是跟他们表示，再不修好这破机器，我就不在这里干了。这大写的I（我）根本打不出，你给人家写信，没有I怎么行？”
西莉亚出主意说，“你不妨碰到它的时候就用we（我们）来代替。”
阿·托姆太太驳道，“那这封信咋办？这是准备寄Idaho（爱达荷州）的，难道我把它改名为Wedaho？”
“我确实明白你的问题所在了，”西莉亚说。“我原以为帮得上忙的。斯特夫利博士在吗？”
“她在里边，你是哪一位？”
“哦，只是个对你们组织感兴趣的人，我想跟她谈谈。”
托姆太太看来似乎还想问点什么，随即改变了主意。她站起来走到另一个门洞里消失了。西莉亚这时瞥见邻近几个房间里正在工作的人。她感到这里大家都挺忙，有另一架打字机的声音和打电话人的利索讲话声。紧靠她身旁，小册子和传单堆得很高，有些准备付邮。一大摞来信尚未启封。看来这组织的经费不太宽裕。西莉亚认为，这儿的办公桌椅，不是别人扔掉的，就是从废旧品商人那里买来的。那用了不知多少年的地毯，如今磨得薄薄的，几乎没了，有的破处干脆露出地板。这里的墙同楼下过道里的墙一样，斑驳的油漆也在脱落。
托姆太太回到屋里，“请进，从那儿进去。”她指了指一个门洞。西莉亚轻轻说声谢谢，就朝那里走去。
她进去的这间办公室同外面几间差不多，也破旧不堪。
“呃，有什么事？”客人进屋时，博士正坐在台面已凹进去的办公桌前读东西；客人进屋时，她抬起头来问。
看过这里的实际情况，加上听过别人对斯特夫利的介绍，西莉亚没料到她面前这女人既漂亮又会打扮；她栗色的头发，身材苗条，手指甲细心修过，年纪约四十出头。她话锋犀利而不耐烦，但很有教养；略带东北口音。她穿着茶褐色毛料裙子，配上合身的粉红上衣，衣服花钱不多，但漂亮，时髦。
斯特夫利的眼睛——她脸上最有特色的部分——是一双似乎能洞察对方的直率蓝眼睛。此刻那目光像在告诉西莉亚，她早该回答了。
“我是一个制药公司的负责人，”西莉亚说。“请原谅，打搅你了。我是想见你一面。”
沉默了好几秒钟。西莉亚觉得对方逼人的眼光严厉了起来，要对她作出个判断。
“我猜你是乔丹。”
“是的。”西莉亚颇吃惊。“你怎么知道的？”
“听人说起过。在那腐败的行业里，女人当领导的不多，肯定也没有别人像你那样把正派妇女的本色出卖掉这么多。”
西莉亚和气地说，“是什么使你那样肯定——用你的话说——我出卖了？”
“因为你要是不出卖的话，你就不会在制药行业的销售部门干活。”
“我起初干的是药剂师的活，”西莉亚指出。“后来也跟别人一样，在我们公司里逐步升上来了。”
“我对那些全不感兴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西莉亚试图以微笑对付敌意，“刚才我说想见你一面是真心的。我有个想法，咱们不妨交谈交谈，听听彼此的意见。即使我们有分歧，对双方仍有一定的好处。”
这友好态度一无结果。对方冷冷地问，“什么好处？”
西莉亚耸耸肩。“我想是某种理解吧。不过还是算了，这显然不是个好主意。”她转身准备走，不愿再忍受对方的怠慢和奚落。
“你想要了解什么？”
口气似乎不那么敌对了，西莉亚犹豫不定：到底是离开还是留下？
斯特夫利指着一张椅子。“你既然来了就请坐吧。我可以给你十分钟时间，然后我还有别的事要干。”
要是换个场合，西莉亚一定会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好奇心促使她保持低调。“有一点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对制药行业这样痛恨？”
莫德·斯特夫利总算让自己第一次淡淡一笑，尽管笑意很快就消失了。
“我说过只给十分钟，可不是十个小时。”
“我们何不在这时间里起个头呢？”
“很好。你们这一行里，最不讲道德的恰恰是你所在的销售部门。你们公司和所有别的医药公司一样，都在滥卖药品——数量巨大、不负责任、心术不正。你们弄了些基本上还可以但治病范围有限的药品，通过凶狠无情的大规模推销活动，让医生把那些药开给无数的人吃。可是那些药品，人们不是不需要，就是买不起，或者本来就不该用。有时三种情况兼而有之。”
“‘不讲道德’和其他一些字眼都言过其实。”西莉亚说，“没有人怀疑确实存在某些处方开得过多的情况，不过……”
“某些处方开得过多！处方开得多已成了准则。但这准则是你们这些人所争取的，千方百计要搞到的，而且很可能是一心想望的！如果要我给你举例，就想想安定一类的药吧，没准儿那是有史以来用得最滥、不必要的处方开得最多的一类药了。由于你们这样的药品公司贪婪成性，大搞过分吹嘘的推销活动，才使那些药害得不少人成为瘾君子、亡命之徒、轻生自杀者……”
“也有很多人确实需要那些药，”西莉亚说，“服药后也收到了效果。”
斯特夫利坚持说，“是少数人，这些人还可以用那些药，但不用你们大肆招徕，拼命宣传，使医生们偏听偏信，把安定那一类药看成是治疗百病的万灵仙丹。我清楚，我过去就是听信你们宣传的医生之一，直到我目睹药物的现状多么可怕才放弃行医，开始建立这个组织。”
西莉亚试探说，“我知道你是个医学博士。”
“不错，还是个内科大夫。我学医是要维护人们的健康，挽救人们的生命。现在我干的仍是这工作，不过规模比过去大得多。”斯特夫利摆摆手表示不谈她本人。“还是谈安定吧，这个药从另一方面说明你们这行业没有原则。”
“我在听，”西莉亚说，“不是同意，而是在听。”
“没有人需要相互竞争的医药公司生产那么多大同小异的安定。这种药搞了五种之多，毫无好处，任何可取之处都不会有。然而得知安定赚了大钱之后，其他公司就纷纷花上数月甚至数年时间去研究——花宝贵的科研时间，花大笔的经费——目的并不是去发现有用的新药，只是为了换名不换药。
于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安定——把分子结构稍稍改变，只要变得可另行申请专利，销售可获厚利就——”
西莉亚不耐烦地说，“谁都知道市面上是有‘我们也有’的药，或许是过多了一些。但是研制时确实导致了新的发现；同时也可以使一些制药公司——社会需要这些公司——在下一次大突破之前维持财政开支。”
“哎呀，我的上帝！”斯特夫利博士把手往头上一按，表示难以相信。
“你真相信那种幼稚可笑的论调吗？不光是安定这类药物。只要有公司推出一种重要的药，其他公司就争相仿制。这就是为什么药物研究必须由政府来指导和管理的理由，可是费用得由医药公司来支付。”
“我没法相信你这话是认真说的，”西莉亚说。“你竟想让药物研究由那帮破坏社会保障法的政客来操纵把持吗？他们总是捞取政治油水，无力平衡预算，为了拉选票连亲娘都卖。唉，要按那安排，青霉素到今天也上不了市！好吧，咱们就算承认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并不完善，但比起你那主张不知要好出多少，而且还更合乎道德些。”
斯特夫利好像压根儿没听见，只顾往下讲。“你们那宝贝行业要挨到规章条令当头一棒以后，才把药品的禁忌标出来。甚至到了今天，你们拼命想标出得越少越好，而且往往得逞。不仅如此，一种新药上市之后，就把它的副作用封锁起来，狠心地一抬手就把那些资料打发进公司的档案里。”
西莉亚争辩说，“这是胡言乱语！我们根据法律要求向食品药物局报告药的副作用，哦，或许有少数这种事，是由于有人疏忽了……”
“就我们组织所了解，这种事可实在不少。至于没了解到的，我敢说还更多。这是非法隐瞒真相！不过会不会由司法部提出起诉呢？不会的，因为你们的人收买了大批在国会山活动的院外活动分子……”
好吧，西莉亚想，她是到这里来征求意见的，这不是有了吗？她索性听下去，偶尔插上一两句。就这样，原定的十分钟就成了一小时。
斯特夫利曾提起西莉亚也知道的一场新近发生的纠纷。有家制药公司（不是费尔丁-罗思）生产的医院用静脉注射液出了问题。该注射液应该是无菌的，但发现有些注射液瓶的瓶盖有毛病，钻进了细菌，由此引起了败血症，造成几个病人死亡。
难办的局面是这样的：已知有毛病的瓶子数量不多，把全部坏瓶子清查出来也能办到；由于制造方面的问题既已发现又得到纠正，将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但另一方面，如果禁用医院药库里的这种静脉注射液，则会造成注射液严重短缺的局面，势必使更多的病员死亡。这问题在医院、制药公司和食品药物局之间争执不下已有好几个星期。斯特夫利博士批评她目睹的这桩事，说这是个“不光彩的例子，证明制药公司故意拖延时日，不肯收回它的危险产品”。
“这事我碰巧也知道一点，”西莉亚说，“这个问题有关各方都在设法解决。就在今天上午，我听说食品药物局已决定禁用现有的此种静脉注射液，准备在周末前写好通知，星期一上午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斯特夫利目光犀利地盯看了来访者一眼。“你有把握？”
“绝对有。”这消息是那制药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讲的，西莉亚认为此人说话可靠。
斯特夫利把这事记在桌上的本子里。她们又继续交谈，最后话题转到了蒙泰尼上。
斯特夫利说，“我们这组织即使到现在也要尽一切力量，阻止那试验得很不充分的药上市。”
西莉亚听腻了这种单方面的指责，顶了两句。“说蒙泰尼试验不充分，简直笑话！而且，食品药物局已批准了。”
“为了公众的利益，必须撤销批准。”
“为什么？”
“澳大利亚有个案件——”
西莉亚不耐烦地说，“澳大利亚那案子我们知道。”接着她阐述了医药专家们如何驳斥了原告在法庭上的指控，讲了当地法庭以及澳大利亚政府为此举行的听证会所作的结论，证明蒙泰尼是无害的。
“那些专家的见解我不同意。你看过审理此案的正式记录吗？”斯特夫利说。
“我看过有关此案的详细报告。”
“我没问那个。我是问，你可看过审理此案的正式记录？”
西莉亚只得承认说，“没看过。”
“那就把它看看吧！等你看过了再来谈蒙泰尼。”
西莉亚叹了口气。“我看我们再谈也谈不出个结果。”
“如果你记得起的话，这正是一开始我就给你讲过的。”她那咄咄逼人的眼睛下，总算第二次露出一丝笑意。
西莉亚点点头，“而且你说对了，但不是在其他问题上，只是在这一点上。”
斯特大利博士已低下头，继续阅读西莉亚来前正在读的东西，只抬头瞟了西莉亚一眼。“再见，乔丹。”
“再见。”西莉亚说完就往外走，她穿过那沉闷的办公室，再走到外面同样阴沉的大街上。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西莉亚由曼哈顿驱车返回莫里斯城的途中，思考着斯特夫利博士的性格。
斯特夫利当然很有献身精神，但也有点着了魔。同样清楚的是，她缺少幽默感，非让自己显得是铁板一块不可。这种人西莉亚从前碰到过，要跟他们作认真而客观的交谈总是很难。他们惯于绝对地、对立地看问题，不是白的就是黑的，没法让他们收起对立的看法，转而用生活中常见的那种略带灰色的中间观点来看待问题。
另一方面，这位协会主席显然消息灵通，口齿伶俐，条理清楚，机灵的脑子可能已达到出类拔萃的程度。她在医学上的资格使她具有一种身分，自然而然地有权要求人家听取她对处方药的意见。与西莉亚自己的见解相比，她的有些见解并无太大差异。西莉亚想起：自己十四年前说到“我们也有”
的那些药和“改掉个分子结构”时，口气也跟斯特夫利的相近。她今天下午用来对付斯特夫利的论点，就是当年萨姆·霍索恩回答她时提出来的。虽说自己用了那些论点，但对它们的正确性仍不十分信服。
但是，斯特夫利在强调制药业的缺点时，未免失之偏颇，无视这个行业在发展科学方面，在增进健康方面作出的人道主义的积极贡献。西莉亚曾听到有人把美国医药工业说成是“国宝”，她认为这讲法总的来说是对的。但斯特夫利竟有那种幼稚而荒谬的主张，要让政府来操纵医药的科研工作；而且她对蒙泰尼既有极大的误解，又有极深的偏见。
总之，斯特夫利及其协会是强劲的对手，不能忽视或小看。
西莉亚的一处疏忽给斯特夫利抓住了，使她想起来颇为懊恼：她没有看过澳大利亚审理蒙泰尼案件的正式记录。这疏忽她准备在下星期弥补过来。
后来，在当天吃晚饭的时候，西莉亚向安德鲁谈起她走访公民争取安全药物协会的经过，也谈起自己的一些看法。安德鲁和往常一样，提供了颇为明智的意见。
他说，“像莫德·斯特夫利、西德尼·沃尔夫、拉尔夫·纳德之类的社会活动家，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很难相处，有时可能会对他们非常反感。但这类人你还少不了，你们的行业需要这类人，就像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汽车公司在纳德出场之前就需要他这种人一样。因为纳德总在挑刺儿，这才使得汽车——供咱们大家用的——质量更好，更安全可靠。拿我来说吧，就对纳德感激不尽。现在斯特夫利和沃尔夫也正在使你们这一行的人头脑清醒。”
“这点我承认，”西莉亚叹了口气。“但要是他们客气一些，讲理一些该有多好！”
安德鲁摇摇头。“人家要是像你说的那样，就当不了有成就的社会活动家罗！还有一点，如果他们不顾情面，不讲道德，像他们有时表现的那样，这时你就该问问自己：他们那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亲爱的，答案是：从你们这样的大公司学来的。因为在没有人盯牢这些公司时，他们就不顾情面，不讲道德。”
西莉亚如果能目睹那天下午她离开以后，公民争取安全药物协会办公室里所发生的事情，她对安德鲁讲的最后那段话或许会理解得更深刻一些。
斯特夫利博士把助手叫来问道，“刚才同我谈话的女人走了吗？”
听到“走了”的答复之后，她就吩咐这青年，“明天上午我要举行记者招待会，能安排多早就多早。你通知他们事情紧急，关系着医院和病人的生死存亡，务必请电视网和通讯社的人到场。会上要同时发布新闻，我现在就来起草。今晚必须有人干到……”
简洁明快的指示不断地在发出，第二天上午十时记者招待会开始了。
面对着记者和摄像机镜头，斯特夫利博士侃侃而谈，讲她头天和西莉亚谈过的静脉注射液的问题——瓶子被细菌污染，导致败血症，据信有几例病人因此死亡。但这位协会领导人既没有提到西莉亚，也没有提到西莉亚向她透露的消息：食品药物局已决定禁用有关公司，已生产的此种注射液，将在星期一宣布这一决定。
相反，斯特夫利声明说，“鉴于食品药物局与生产出这种足可致命的东西的公司未对此事采取任何行动，本协会对之深表遗憾。而且，我们要求—
—对，是要求！——停止使用这种静脉注射液的全部存货，并将其收回……”
效果立即显示出来。各大电视网在当天晚间的国内新闻节目里播出此事，第二天的星期日报纸以显著地位作了报道，有不少报道还附有美联社拍摄的斯特夫利讲话时的照片。因此，当食品药物局在星期一公布它的决定时，大多数记者——懒得去核实——就写出了这样的报道：“今天，对莫德·斯特夫利博士及其协会所提出的要求，食品药物局迅速作出反应，宣布各医院停止使用……”
对公民争取安全药物协会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突然袭击。此后不久，在吁请人们捐款的邮寄小册子上，非常突出地用上了这胜利。
西莉亚密切注意这事的变化发展，心里不是滋味。她没有向任何人吐露她和此事的牵连。她受到了一次教育，她意识到那天她太不小心，太愚蠢，结果让一个谋略大师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