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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由胜利方书写，这种事情再自然不过，也一再发生。通过被称为“玄武门之变”的政变，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杀了皇太子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迫使父亲退位，亲自登基。这正是古往今来被誉为明君的唐太宗。
只要读史，就可知李世民武功卓越。然而也不能忘记，历史是由太宗李世民一方写成的。李世民击破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时候，皇太子李建成在后方防备突厥，这在前面已经提到。为了能够实现对河南反对势力的讨伐，防备突厥就是关乎根本的大事，而李建成漂亮地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李建成的功绩虽未被抹杀，但就像是被太宗的臣子史官们尽力压住。与此相反，太宗的业绩就让人觉得极尽详细。
按照一般的说法，是太宗让父亲李渊下定决心起兵反隋的。但与举兵相关、可称得上是基本史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里却不是这样记载的。此书是由李渊的记室参军（负责文书记录）温大雅所著，是李渊从举兵到攻克长安、即帝位的三百五十七天的日志。这本书的说法是，太原举兵是李渊自己的决断。
正史《旧唐书》和《新唐书》记录来源资料的执笔阵容中，有些稍显怪异的人物。不得不承认，太宗促成高祖下决心这件事让人存有疑问。而且在正史中，部将的功勋全都成了太宗一人的，而败战则全都成了部将的错。前述薛举父子攻到了长安附近，是因为击退了李世民的军队后才能有此进展的。正史把这归结为殷开山和刘文静的轻率，但这两人的上司正是李世民。武德三年（620），梁师都会同突厥进犯，被行军总督段德操击破，但正史却没有提到段德操曾是李建成的麾下。尽管有点啰嗦，但还是要提及另外一件事：太原起兵后，最先抵达并开始进攻长安的是军头雷永吉。《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说雷永吉属于东面军，而攻击长安时李建成指挥的就是东面军，世民则是西面军。最先到达的人名虽未被偷换，但为了对自己有利而省略了他的后台，这也可称得上是一种曲笔。
我们以此为前提，依正史所述，简要说一下玄武门之变。
秦王李世民军功卓著，声望极高，皇太子李建成对此感到不安。这应该是事实。李渊嫡出的儿子只有建成、世民、元吉三人。举兵时，李元吉留守太原，但在遭到北方刘武周的攻击后逃到长安。收复李元吉丢掉的并州的还是李世民。他从并州凯旋后，还没来得及洗去征尘就前去讨伐王世充了。
因为战败了的李元吉仍是齐王，而李世民的功绩又太过耀眼，因此高祖李渊觉得秦王的王位已经不足以封赏他，就授予他“天策上将”这一前无古人的称号，还营造弘义宫供他居住。这一举措让人们看出，李渊准备对次子李世民加以特别的待遇，同时也让李世民的手下看到了希望。
兄弟之间经常因其各自周围的人而变得不和。刚刚建国的唐王朝分为皇太子派和秦王派，派势斗争激烈。李渊有三个嫡子，不过如果加上侧室所生，就是二十二子十九女。窦皇后除三个嫡子，还生了平阳公主。侧室们为了让自己所生幼子受到继任者的保护而去巴结皇太子，这没什么奇怪的。正史里写皇太子和李元吉
——外结小人，内连嬖幸，高祖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皆与之淫乱。
婕妤、德妃是女官的位子。虽说是和父亲的爱妾淫乱，但这也只能说明，她们为了自己孩子的将来而过度地亲近皇太子。
在皇太子派和秦王派之间的势力斗争中，表现积极的自然应该是后者。除非皇太子有大过，否则继承帝位就是铁定了的。李世民派如果不能推翻皇太子，就不可能即帝位。正史中说皇太子派
——日夜谮诉世民于上。
不过按理，应该是两方都在互相谮诉，而秦王派更加激烈。由于这一派中有房玄龄和杜如晦这样的智略谋士，皇太子派就劝说高祖流放这两人。高祖已经对儿子间的争斗感到棘手，就打算让这两个谋士远离世民，希望能以此来解决问题，这应该是真相。
肯定会有意见认为，皇太子毕竟是皇太子，所以挑起如此的势力斗争，责任在于世民一方，理应加以处理。高祖曾想过要处理世民，但因他曾为天下立下大功而改变了主意。李渊如此优柔寡断，大概使得兄弟争斗更加激烈了。正史中说处理世民的意见是由皇太子和后宫直接上报的。不过从国家的立场来看，处理世民是正论，因此可能是由中立的廷臣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皇太子派中也有像魏徴这样的，主张应在此时杀了世民。这说明，派系斗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李世民也上诉说哥哥想杀自己。为此高祖回应：“那就明早听你们两人说。”大概是决定让他们当着自己的面修复关系。
于是，李世民下定决心发动政变。《资治通鉴》说“建成性颇仁厚”，人缘好，也无大过。所谓和后宫女性淫乱之类，可以认为是胜利方随意的曲笔。皇太子在父皇面前只要光明正大，就不会有问题，所以李世民只有大逆转一个办法了。
如果被天子召见，皇太子也必须觐见。因是紧急时期，皇太子有武装兵保护，由玄武门进入。玄武门相当于宫殿北门，要通过就必须有符籍（进入宫殿的通行证）。尽管带着两千武装兵，但持有符籍的人不会太多，所以大部分人在玄武门外待命，皇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仅带着少量护卫，就进了玄武门。
玄武门的守备队长常何曾是皇太子的旧部，因此皇太子对他很放心。然而常何多半是被收买了，因为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了伏兵。只要常何不属于李世民一方，李世民就做不到这一点。
就这样，皇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干脆利落地杀了。这是背叛和暗算。让高祖说出兄弟一同觐见的话，不过是为了引出皇太子。
20世纪初敦煌石窟中发现了大量古文书，其中大部分被斯坦因（AurelStein，1862—1943）和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等人带了出来。常何的墓志铭就在伯希和带出的那部分中，就是如今收藏在巴黎国民图书馆中的2640号文书。政变发生于武德九年（626），而三年后常何升任将军，做了两千石的中郎将。
李世民不止杀了哥哥和弟弟。建成和元吉各有五个儿子，都被一个不留地杀掉了。
这一年，高祖六十二岁，李建成三十八岁，李世民二十九岁，李元吉二十四岁。政变发生于六月，八月高祖退位，李世民即位。次年改元，是为贞观元年（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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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是杀害兄弟的篡夺者。正因如此，他就要做个明君，创造出明君的传说。他把弟弟元吉的遗孀纳为自己的妃子。在伦理观极严的中国，有很强烈的意见认为，不管他再怎么英明神武，这种事也是无法容忍的。这被说成是和狄夷没什么两样。前面已经提到在匈奴和突厥，儿子继承生母以外父亲妻妾的风俗，以及义成公主嫁突厥后，做了父、子、弟三任妻子。在汉族看来，这在伦理上是无法原谅的。
唐王朝的建立者也是鲜卑西魏、北周八柱国之一的后裔。虽然李渊自称是西凉李暠的七代孙，但如果是这样，他就是汉族了。不过，唐代李氏仍然是鲜卑的说法也很有力。北魏孝文帝时因禁止胡姓，鲜卑采用了汉族式的姓，其自身的血统世系就不清楚了。有一种说法是，唐代李氏原是鲜卑大野氏。就算李渊是李暠的七代孙，但他的母亲独孤氏是独孤信的女儿，毫无疑问属于鲜卑系。李渊的妻子窦氏，因她母亲是宇文泰的女儿襄阳公主，因此就相当于北周武帝的姐姐，不用说也是鲜卑族宇文部出身。隋代杨氏也自称是后汉太尉杨震的后裔，但明显混有浓厚的鲜卑血统。
从巩固唐王朝基础的层面来说，太宗李世民毫无疑问是个明君。他在政变后把皇太子派的魏徵叫来，质问他：“为何你要挑拨我们兄弟？”此时魏徵的回答是：“这是因为皇太子不听我的意见，没有杀掉你，所以才遭此大祸。”不得不说这真的是非常大胆的回答，估计魏徵已经做好被杀的心理准备了吧。太宗赦免了这位魏徵，之后加以重用。不畏死而言事的人是难得的谏官。
虽然有八柱国之一的家族背景，但要是说起运营整个国家机构所需的人才，仅靠自己族系里的臣子是不够的。可能本族系里的臣子是少数，而且是打理李家杂务的干事，因此没什么杰出的人物。玄武门之变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尉迟敬德，其实是打跑留守太原齐王李元吉的刘武周的同盟。他在太宗收复失地战中成了俘虏，因有可取之处而被赦免。前面提到魏徵曾是皇太子派，不过在那之前他是李密的部下。徐世勣曾经是翟让的部下，之后成了李密的下属，后因军功被赐姓李，改名李世勣。为了避讳太宗，这位将军去掉了世字，取名李勣。至于李靖，如前所述，他在向身在扬州的炀帝急报李渊谋反的路上被捕，被杀的关头是李世民救了他，后来才当了将军立了功。
这不一定就能作为太宗李世民宽容的证据。相反倒说明，在唐创业时期人才是多么的不足。如果真是宽容的话，李世民就不会杀光自己的侄子，也就是建成、元吉的十个儿子了。
人们一般把太宗的政治和他在位二十年间一直未曾改元的年号“贞观”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贞观之治”被人们誉为理想时代。日本为了效仿，清和天皇时代也采用了同样的贞观（859—877）年号。根据收录太宗和臣子问答的《贞观政要》一书，似乎善政时代给人的印象比起实际要有所夸大。不言而喻，群雄争霸的隋末动乱之后，人民疲不堪。在这个需要休养生息的时代里，凡事都应小心翼翼。炀帝奢侈导致亡国，唐的早期统治者都看在眼里，因此谨慎是必然的。
炀帝大业二年（606），全国户数大约九百万，而唐太宗即位时据说不满三百万户。贞观之治因质朴刚健，在树立道德方面有其特长。
《旧唐书》里有个著名的句子
——东至海，南至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
全国没有关门的必要。因各地有粮食供给设施，所以说人们不需要在旅行中携带粮食。可以说太宗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一点上，即：不是用秦的严罚主义，而是以道德向上贯穿于社会教育。太宗亲自监督训练，因此军队训练严格，成绩良好的将士会得到皇帝的赏赐。如果军队强化了，军纪严明了，治安自然也会好转。
太宗即位伊始，就面临着重大危机。据说是太宗即位十二天后，突厥就进军到了长安附近。此时，负责边境警备的军队主力属于皇太子李建成系，因皇太子在玄武门被杀，可想而知守卫国境的唐军会受到多大的冲击。他们丧失了斗志，突厥自然也看在眼里。乘此机会，突厥军一鼓作气南下。
突厥的颉利可汗甚至兵临渭水的便桥，离长安仅有七十公里路。他派部将执失思力为军使，前去长安。根据正史记载，太宗逮捕了突厥使者，仅带六骑就由玄武门直奔便桥。如果皇帝都奔了出来，后面自然会跟着大军。颉利可汗大惧，终于求和。太宗应允，即日返回宫殿。——这段话怎么看都让人觉得不可信。突厥十余万大军南下，据说当时长安能动员的军队不过区区三万。事实应该有异于正史的记述。根据一个史官的记录，李靖曾建议
——倾府库赂，以求和。
意思是献出国家的全部财产给突厥，让他们退去，这大概是事实。这一事实不时出现在正史中。《新唐书》中讲到，李靖击破突厥的时候，太宗说
——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如果对方因惧怕而退兵，无论怎样都用不到“耻”这样的字来形容。还有篡夺的事情也是这样，看来太宗总有粉饰事实的倾向。
仅仅三年后，唐就一雪前耻。唐为了国防仍在加强军队训练，而突厥却因异常气候导致连年雪害，牲畜大量死亡，并且可汗征税严苛也导致部下叛变，这就造成了突厥败北的主要原因。异常气候虽也给唐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太宗在各地设立了义仓用以救赈。没有储备的游牧民族在应付天候方面，要比农耕民族弱得多。唐军穷追猛打，生擒了颉利可汗，获得了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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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的颉利可汗做了俘虏是贞观四年（630）二月的事情。唐太宗既是中国的皇帝，同时也受四夷首领推戴，被称为
——天可汗。
我认为这一刻是南北朝丰收硕果的终结。
秦始皇的伟业在于创立了一个中国的观念。不过，他建起万里长城是为了防备匈奴，想法还没达到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世界性国家的地步。汉代因匈奴分裂，后期虽也有单于入朝，但仍然画了一条分界线。在所谓五胡十六国时代，各民族进入华北，产生了像前秦苻坚“四海混一”的思想，也产生了像北魏孝文帝那样的所有人不问人种民族都应统一迈向最高文明水准的想法，政治上也予以了实行。北周修正了过度的实行，而到了隋唐，更是通过对鲜卑系皇室的汉化，从大多数人民的立场出发，向融合相邻民族的方向迈进。如果要反方向来做，那是极难的。
李渊在太原举兵之初曾向突厥借兵，这受到了后世史家的批评。这种批评的前提是，李渊是汉族。倘若李渊真如所言是鲜卑族大野氏，向突厥借兵之举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对于分散在塞外草原的各部族来说，像这样相互借兵是常有的事情。借兵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是草原的法则。
如果知道这一点，就可以解释唐的“渭水之耻”，也就是抵达渭水便桥的十余万突厥军的完好返回。唐朝方面肯定是和被派去的使者执失思力进行了对话。突厥如果掳掠长安的话，虽然可能获得大量战利品，但因要和当时号称三万的唐军交战，加上并不熟悉地理，大概会受到相当的损失。这让人觉得是唐方面曾向突厥晓以利害。或许是娶了隋朝义成公主的颉利可汗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攻掠长安，只是加以威胁，目的是获取财物，以此作为不予攻击的代价。
突厥降唐，不仅仅是因为异常气候导致的部民饥荒和因过度压榨而导致的人心背离。突厥北部有个叫铁勒的部族，七万余户服从突厥，但唐向铁勒派去使节，使其首领入了唐朝。此外还有个叫夷男的人物，他做过铁勒的首领，也多次表达出从突厥独立出来的意愿。入朝后的铁勒从唐朝获得大量的物资和武器援助。突厥腹背受敌，只得投降。
和塞外部族关系密切的唐朝，开始了这样大手笔的外交。唐拥有一种世界大国的身躯，是第一个可称得上世界帝国的政权，可以说这植根于中国。
唐灭亡后，宋和辽、金、元等塞外民族长期对立，反历史潮流地形成了强烈的华夷思想。不过元、明、清等仍可称得上是在世界帝国的主流中。因此，对其他国家的存在过于漠视，导致中国世界帝国的缺陷逐渐变得严重。
继南北朝之后，佛教继续在唐代兴盛，这也为世界帝国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玄奘前往远隔千山万水的天竺求法，就是发生在这个时代的故事。关于玄奘生年有公元600年说和602年说，不过二者都是隋文帝末年。因此玄奘是在隋末动乱中出生的。少年时代他在洛阳修行佛法，正相当于西域人王世充在洛阳当独裁者的时期。之后，玄奘前往长安。因唐业初创，长安的佛教界停滞不前，名僧、高僧、学僧等为避乱而流散到全国各地。其中很多人移居四川，玄奘曾前往成都就师。一般认为在玄武门之变前后，国都长安的局面稳定下来，玄奘也来到了长安。长安的佛教界也逐渐有了起色。
佛教已流传了很长时间，但佛典仍未被充分整理，因此玄奘对佛法有百条疑点。要解决疑问，无论如何都要去印度。他虽然向朝廷请愿和同道同去天竺，但被驳回。建国十几年的唐朝，因边境尚未安定，严禁国人前往外国。其他的同道放弃了，但玄奘为了贯彻素志，以偷渡的形式出了玉门关（甘肃省）。他在受流沙和雪山所困的同时不改心志，是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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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的投降，对唐来说就意味着户数以及税收的增加。至于原因，是因为塞外民族的掠夺物中还包括人口，他们为了寻找奴婢而把一村男女全部掳走的情形并不鲜见，而这些人口在突厥降后被陆续返还。
只要治安良好，政治体制完整，人民就会重新点燃勤劳的意愿。这是因为劳动结果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生活。唐朝国力眼看着充实了起来。
话题再回到玄奘。越过伊吾（现在的哈密），吐鲁番盆地有个叫高昌的国家。各民族在此杂居，而国王是汉族，据说是麴氏。玄奘在这里受到热烈欢迎，被恳求驻锡长留。玄奘离开高昌后，高昌国王麴文泰入朝长安。麴文泰曾在隋炀帝的时候和先王麴伯雅一同入朝，他自然会对隋和唐作一比较。
麴文泰此前来的时候，炀帝大方地花销着父亲的积累，正是所谓的散财时代，所有的东西都很华美。几千条龙舟在大运河中游玩，必定会让生长在吐鲁番盆地绿洲的他感到很震惊。炀帝特别好面子，招待外国宾客完全不计花费。回到吐鲁番的高昌国麴文泰觉得比起隋来，唐大概是个贫弱的国家。恰好回来路上的凉州那年正闹饥荒，应该进一步加深了他这种感觉。
玄奘离开高昌之后继续西行，到达的下一个地方是焉耆。玄奘在此受到冷遇，仅住了一晚。原因是这个国家和高昌交恶，玄奘带着高昌国王的介绍信，反倒受到了粗鲁的对待。
从焉耆出发，以前曾经有道路南下，连接着楼兰，据说是丝绸之路的故道。然而此时前路已经不通。如果故道重开，焉耆将作为丝绸之路的要冲而繁荣起来。于是这个国家邀请唐朝重新开通故道，太宗表示赞成，约定了合作。
玄奘经由的伊吾、高昌是主道，而一旦故道重开，高昌就成了丝绸之路的角落，贸易利益必然锐减。麴文泰为了阻止故道重开，就起兵攻击焉耆，后者向唐求救。在故道重开方面，焉耆和唐是同盟关系，高昌也是知道的。然而高昌国王麴文泰因亲眼见到唐“贫弱”的样子，认为唐不足畏，所以才有此举。因高昌也有过一次入朝，算是个友好国家，所以唐遣使责问为何攻击焉耆，并要求高昌国王入朝谢罪。麴文泰态度强硬，称病拒绝入朝。
太宗最大的特长是具有果敢的决断力，由玄武门之变时的迅速决断就能看出，在掌握政权后也依然如此。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太宗派军远征高昌。尽管如此，麴文泰仍对唐朝的力量持有轻视之心。
人往往会对自己亲眼所见深信不疑。麴文泰前去长安的时候，唐朝的确显得保守，没有隋那样的华丽。然而他只见到了表面现象。城市虽萧条寂静，但他没有看到质朴刚健的人民带着强烈的伦理观在勤奋劳作，而且他也根本没考虑到距离上次入朝已经过了差不多十年。
唐朝大军持续在沙漠入口集结，兵容整肃。麴文泰得知消息后，这才感到了恐惧，他在忧虑中死去。世子麴智盛做了王，但他在尽力后还是打开城门投降了。实际上高昌国所依赖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麴文泰的妹妹嫁给了西突厥可汗，说是会得到那边的援助。
太宗断然进兵西域，是为了向西域各国传达一个意思，就是像焉耆这样的同盟国会始终获得唐朝的武力保护。东突厥虽然降唐，但西突厥和唐还不是友好关系。此时唐如果对焉耆见死不救，就会眼看着西域完全成为西突厥的势力范围。
灭了高昌以后，太宗强压众议，在此设直辖领，在吐鲁番盆地以西的交河城设立安西都护府，展示了积极的姿态。
专门谏言的魏徴辩论说，高昌没有什么大物产，因此更好的选择是仍以麴智盛为王，做唐的属国。太宗平常都会听魏徴的谏言，但这次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因为对太宗而言，把吐鲁番盆地作为直辖领，并不是为了要物产和税金。太宗考虑的是经营西域，通过那里可以开展文化交流、物资贸易等，发挥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长项。
玄奘在十八年后回国，此时曾经热情招待过他的高昌国已然不在了。他和高昌国王曾有过约定，在回国途中要留在高昌，但这已无法实现了。他在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不过此时太宗并不在宫中。因为远征高句丽，他把大本营推进到了洛阳。
西方的安西都护府在那之后也直接把焉耆编入直辖领，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不过唐对东方的经营就没这么顺了。
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在于远征高句丽，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仅仅发生在三十年前，重蹈覆辙会导致严重后果。朝廷中反对东征的呼声也很强烈，特别是褚遂良，更是强烈反对亲征。然而太宗下定决心亲征。
——在自己有生之年。
这种想法在太宗心里根深蒂固。被立为皇太子的晋王李治（以后的高宗）病弱，唯一长处就是温和。
要做太平的君主，温和是比较合适的，大概太宗也是这么认为的。正因如此，就得早一点处理掉国防、外交问题，再把国家交给后继者。野蛮的事情，需要尽可能地在自己这一代就收拾干净。
高句丽有个叫泉盖苏文的人杀了国王，立了国王的弟弟。此外被百济攻击的新罗也向唐朝求援。此刻，百济正联合高句丽向新罗施压。因有泉盖苏文的弑逆为口实，唐朝集结十万兵力，远征高句丽。
这次远征最终失败而归。虽攻陷了辽东城（辽宁省），但在攻打安市城（辽宁省）的时候耽误了时间，已经入了冬天，不得已退兵。高句丽派去谢罪使，但太宗再度远征之意始终不变。果然，虽然没有亲征，但太宗还是出兵了。他有很强的信念，要把该打的战争在自己这一代打完。
贞观二十三年（649）四月，因太宗之死，远征高句丽终于停止。太宗享年五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