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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虽然再度统一，然而经过长期动乱，如前所述，人口锐减。不仅是战争，饥荒也导致大量死亡。还有更多人死于疫病流行。
东汉末，因是骨气之士而扬名的陈寔之孙陈群仕奉魏明帝，此时已有宫殿营造计划，但他还是上书反对，其中有一段说
——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
说到汉文帝、景帝时代，是公元前179年到前141年这段时间，比魏明帝时代约早四百年。秦始皇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汉继承了秦朝制度。陈群是在说现在的人口只相当于那时的一郡。虽然一郡指的是大一点的郡，但也可以概算出人口减少到了原来的三十分之一。
吴降晋时，有文献认为全国人口为八百万。再度统一后中国的实际状况是地广人稀。一般认为，之前鼎立时代因是竞争期，所以数量本来就少的人民被当权者任意驱使。不管是吴的屯田制，还是魏南下之际的开垦，或者是蜀的西南夷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在尽可能地激发人民之力。民众疲惫不堪，想借助叫做太平道或五斗米道的道教系信仰来逃脱苦海。道教过于现世性，于是不难想象，旨在拯救人类灵魂的佛教传入后马上就扩散开来。
关于佛教的传入有各种说法，不过在东汉明帝时，也就是一世纪中叶，佛教已经传到中国，在洛阳建起了白马寺。尽管如此，这不过是源于楚王刘英等皇族和贵族赶时髦的东西，只是贸易往来的西域人的信仰。在动乱时代，很多人失去了家庭，亲眼目睹了亲人的不幸，开始有了拯救灵魂的念头。可以说，佛教在这个时期俘获中国人的心是必然的。
史书记载，晋吞并吴并统一天下的时候，被称为“竹林七贤”的几个人醉心于清谈。所谓清谈是一种哲学性质的讨论，老庄思想极为浓厚。不过，一般也认为这种虚无思想中多多少少呈现出了佛教的影子。
清谈远离现世。从魏到晋，政治局势很复杂，倘若政治上一着不慎，就关乎性命不保。为了保身，不少人转而逃避政治，转向清谈。我们觉得如果他们入了竹林，完全不谈政治相关的事情，起码性命无忧。然而竹林七贤中因政治被处死的就有好几个人。
晋朝的统一是建立在精神和政治的不安定之上的。紧接在统一之后就发生了所谓八王之乱，这是皇族内的权力斗争。八王之乱开始于301年，也是分裂的开端。吴国投降、天下统一是在280年，所以实际上三国统一充其量不过二十年。短暂的统一过后，转眼之间就开始了分裂。
这个时代里，北方发生了民族大移动这一很大的外部要因，再加上像八王之乱的内部问题，可以说内忧外患招致了分裂。
与西汉相比，东汉属于弱势政权。即便是后来鼎立时代的东汉政权，也是无能。不过，东汉却没有受到西汉所苦恼的匈奴威胁。原因是匈奴分裂了。匈奴的日遂王向东汉投降，被允许居住在长城以南，因而这一人群被称为南匈奴。献帝由长安东归时，担任护卫任务的就是白波军和这支南匈奴军。正史中有所记载，但小说《三国演义》将此排除，实属不公。可能是因为对一般人来说，汉帝受到匈奴援助并不光彩，于是小说作家就将此事删除了吧。
东汉打算利用臣服的南匈奴压制北匈奴。北匈奴除了受到来自南方同族的压迫外，再加上鲜卑族所施加的强大压力，逐渐西移，至少在中国史上销声匿迹了。
欧洲史上的“民族大移动”，指的是375年日耳曼系的哥特人袭击罗马帝国的事件。然而哥特族并非自愿，而是被来自东方的强大力量推过来的。这就是所谓连环撞击现象。哥特人之所以迁移，是因为受到来自东方的匈人驱赶。许多人都认为，此匈人正是从中国史上消失的北匈奴人。
匈奴（Hsiung.Nu）和匈人（Hun）同族论于1756年由德经（J.Deg-uignes，1721—1800）提出，近年的考古学研究也在对此加以印证。匈牙利和芬兰的国名和Huns有关，无需多说。
那么“匈奴”究竟是什么就成了一个问题，没办法简单地说清楚。《史记》中匈奴屡屡登台，也屡屡触及其风俗习惯，却一次也没提到其人种上的特征。不止《史记》，《后汉书》、《三国志》也是如此，所以这可能是中国史书的特点。按照匈奴人的风俗，父亲死后，儿子将除生母以外的父亲妻妾纳为己有，这在儒教的观点中是极为野蛮的。然而，在经常迁移的游牧生活中，需要有人担负起照顾女孩的责任，所以就产生了上面的风俗。《三国志》中提到日本（通称《魏志·倭人传》）时，也介绍了各种风习，比如擅长潜海，喜好酒，比较性情，有文身等，却也没有提及人种的身体特征。开始提到不同民族身体特征，则是《晋书》以后的事情了。
中国人对人种的身体特征不感到好奇么？我的解释是，中国自古以来，在中原周边就是多民族杂居，所以并没有特别对此感到稀奇。连推翻殷的周也只是记述说是赤发部族。比起天天能看到的不同身体特征，古代中国人对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之处更感兴趣。
关于匈奴的源流演变有多种学说，如沙畹（édouardChavannes，1865—1918）的土耳其说，施密特（Schmidt）的蒙古说，白鸟库吉的蒙古族+通古斯说等。其中我想关注的是拉克伯里（T.Lacouperie）的说法。此人的中国文明西方起源说太过于牵强，但他提出的匈奴并非种族名而是政治团体名的说法，虽然出人意料，但我认为这不是单凭拍脑门就能否定的。
从亚洲到俄罗斯的草原，蒙古、土耳其、伊朗、通古斯、斯基泰等许多种族在此过着游牧生活。游牧中为了防范敌人袭击和掠夺，保卫日常生活，他们实行集团制并武装了起来。因受限于牧草地，大集团不适合游牧，所以可能采取了中小集团互相联系的形式。不一定就得是同种族。于是多种族联合就成立了。特别是当杰出的领导者出现后，各族为寻求游牧生活的安全，超越了种族之分，进入那个人的保护伞之下。可以把拉克伯里的“政治团体说”解释成这个意思。
冒顿单于、成吉思汗、帖木儿等时代，草原上突如其来地出现了游牧民的世界帝国。他们的崛起是一眨眼的事情，但崩溃也很快，不知不觉就完全消失了。一般认为有个主干种族可能拥有优秀的领导人，同时还有很多其他游牧种族也会参入进来。如果没有了优秀的领导人，联合体的消散就在情理之中。
如果看史书中对匈奴的记述，可以发现有五千左右人口的“部”，其下还有小型帐篷群，被称为“落”。中国古文献中的所谓“部落”，可以肯定地讲，就出自于对游牧民族的记述中。部不是最大的单位，还有部的联合体，这取决于领导者的资质，既有把它做大做强并管束住的，也有被迫解体的。
在中国统一终于完成之际，可以发现草原各民族之间有了新动向。一般认为是这种连环相撞，促生了欧洲的民族大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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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在建国之初设立了“九品中正”制度。魏发愁于人口过于稀疏，同时也因人才匮乏而烦恼。并且，汉朝持续了四百年，官职、制度变得异常复杂，必须加以整理。西汉拥有六千万人口，而魏吞并蜀后人口总算达到了五百五十万，所以对魏来说，官制之冗余可想而知。“九品中正”的立案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陈寔的孙子陈群。
为了除去重复非必要的部分，魏对官职开始了排号。分为上中下等，在每一等上又设上中下三级，于是就有九级。上上为一品，上中为二品，上下为三品，中上为四品……三公、大丞相、黄钺大将军（受皇帝全权委托的大将军）为一品，车骑、骠骑、各大将军为二品，阁僚级别的九卿、尚书令等为三品，刺史、校尉为四品。因乱世还未安定，所以总体上武职的级别被定得更高一些。
给官职排名并不那么困难，而给人排名就难了。负责这项重要工作、鉴定人物的人被叫做“中正”。中正决定的品级被称为“乡品”。自东汉以来人物评论渐盛。每月的旦日都会集中举办评论人物的沙龙，这就是“月旦”这个词的由来。魏自曹操起就有了这样的传统，在给人物定等级的时候，注重能力甚于注重其人格。中正认定为“三品”的人物是乡品，在就任官职的时候要低四品，也就是从七品官开始。即便有误认，因从低四品开始，所以可以中途停止，也就是设下了所谓的缓冲带。
到了晋代，九品官人法把门阀放到重点，而不是能力。叫做中正的政府机构就相当于所谓的人事局，已经腐败到了被叫做“奸府”的地步。晋名臣刘毅主张将其废止，在上疏中有这样的名句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寒门指的是贫困且无背景的家族。如此出身的人，不管有多大的才能也不能就任上级职位。再看下级职位，根本见不到势族——也就是出身名门的人。他们即使没有才能也占据着高位。
晋代正是门阀政治大兴的年代。虽然地震、暴雨、暴风、旱魃、瘟疫流行的记录很多，但大多是人祸。之所以不能采取恰当的善后措施来应对灾害，是因为负责人的位置被仅有门阀却没有处理实务才能的人所占据。
据说有很多人因旱魃导致饥荒而舍弃了土地，移居到南方。比起以洛阳为中心的晋朝大本营一带，吴、蜀开发的南方更好一些。最让人心动的是那里有丰富的水资源。
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了八王之乱。尽管没有即帝位，晋王朝的实际创始人还是司马仲达。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都是他的儿子，所以昭的儿子炎登基后，武帝（炎）就是第三代。第四代的惠帝司马衷是个昏君。当他听到百姓饿死的事情，歪着头说既然没有米为何不吃肉，这件事被正史《晋书》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武帝之所以不废掉这个白痴儿子，是因为孙子遹很优秀，自己的期望在孙子身上。
惠帝的皇后贾氏没有生下儿子。皇太子遹的生母是出身民间的谢氏。贾氏在腰身装入稻草假装怀孕，实际上找了个养子，打算让其登基。因丈夫愚笨异常，所以这等伎俩很容易就成功了。皇太子被废是在元康九年（299）十二月，次年三月被杀害。这是八王之乱开始的标志。
司马仲达之子（师和昭的弟弟）赵王司马伦，和武帝弟弟的儿子齐王冏发兵，将贾皇后及其一党尽数杀死。
赵王亲登帝位，把惠帝架成太上皇，对此感到不满的齐王联合了堂兄弟长沙王、成都王（两人都是惠帝的弟弟）和司马仲达弟孙的河间王，杀了赵王，再次恢复了惠帝的帝位。看上去动乱似乎是结束了，诸王返回了各自的封地，齐王以大司马的身份辅佐惠帝。
权力宝座里藏着魔鬼。齐王沉溺酒色，不问政治。刚刚回国的三王再度率兵攻入洛阳，杀了齐王。之后三王变得不和，河间王和成都王联合进攻长沙王，将其烧死。接着，取代了齐王的成都王辅佐惠帝，废了惠帝的新皇后羊氏和皇太子，自己做了“皇太弟”，可以说宣告了接下来就是自己即位。这受到了东海王司马越（仲达末弟之孙）和豫章王司马炽（惠帝的末弟）的攻击。
逐条说明其中经过，这显得很无聊。皇后羊氏被废又被复位，惠帝被带到长安又回到洛阳。不明所以的混战连续不断，成都王和河间王都被杀了。其间惠帝也结束了他的不幸生涯，他的末弟豫章王司马炽即位，由八王中仅存的东海王辅佐。时间是光熙元年（306）。长达八年的战乱发生在歉收和饥荒之间，的的确确是人祸。战争自然要动员壮丁，因此在人口减少的同时，劳动者中的年轻人还要被驱赶加入战争，粮食不歉收是不可能的。不止是拉壮丁，八王为了取胜而不择手段，甚至还向鲜卑和匈奴借兵。南匈奴的首领刘渊就这样被拉到了成都王的阵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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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各部族看到了晋朝内战、四海鼎沸的现状，认为这是兴邦复业的绝佳时机。“复业”这个词自然会让人联想起冒顿单于曾围困汉高祖于白登山的年代。如前所述，游牧帝国因优秀领导而得以建立。当时，匈奴诞生了一位叫刘渊的大人物。
之所以以刘为姓，是因为汉朝公主嫁到匈奴，结下了姻亲关系。刘渊以回去集结兵力为借口，离开了成都王的阵营，后被各部族拥立为“大单于”。他手下集结的匈奴兵有五万，永兴元年（304）十月，刘渊称汉王，四年后称帝，改元永凤。
刘渊麾下不仅有同族，还有匈奴别部的羯族加入。羯族首领是个叫石勒的优秀人物。刘渊不仅要从晋独立出来，还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既然决定要统治中原，官制上就没有采用游牧的匈奴那一套，而是基于汉朝制度所创立。刘渊的目标是拿下晋朝国都洛阳，但他在目的即将达成之前的310年死去。太子刘和被自己的弟弟刘聪杀死，虽说是发生了家族内乱，但刘聪被父亲授予大司马、大单于，掌握兵权，所以他可能就是比哥哥更有才能吧。刘聪将内部纠纷控制在最低程度，也并没有受到父亲之死的影响，仍然按原计划攻下了洛阳。
辅佐晋怀帝（司马炽）的东海王（司马越）向全国发出檄文，但没有一支军队前来救援洛阳。因八王之乱，国内基本上没有像样的军队。国家将亡，怀帝却给心腹送去诛杀东海王的密诏。东海王抓住了送信的人，得知此事后悲愤而死，将后事托付给太尉（国防部长）王衍。
王衍不但没有支撑国家的打算，反而策划着从孤立无援的洛阳逃走。东海王之死是个好机会，他就有了守护灵柩返回东海（山东省）的借口。不过，皇族、贵族还有名门都嚷嚷着“我也要我也要”而申请随行，人员数量达到十万之巨。其中自然也有一般的市民。没有人再留恋陷于饥饿和内乱中的洛阳。
十万人的队伍实在是太过于显眼了。被刘聪派到并州（山西省）担任刺史的石勒在宁平城（河南省）抓住了这一大群人，据说一个跑掉的都没有。做了俘虏的王衍出身于琅琊王氏，所谓最高等级的名门。稍后出现的王羲之也是琅琊王氏中人。俘虏王衍对石勒说
——我从年轻时候开始就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管什么事务。
尽管说不管事务，可王衍却担任了国防最高责任人的太尉一职。石勒大怒，说
——你身居要职，对政治不感兴趣是怎么回事？破坏天下的不是你还能有谁！
推倒土墙，把王衍他们压死了。
攻击洛阳的总司令是被刘渊称作“我家千里马”的侄子刘曜。洛阳城破，怀帝做了俘虏，刘曜把惠帝的皇后、绝世美女羊氏纳为己有。时间是永嘉五年（311）六月，晋此时事实上已灭亡。
晋朝的皇族基本上都死了。只有曾被成都王追杀过的琅琊王司马睿秘密地逃回封地。他听从了琅琊王氏王导的建议，将建业（南京）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洛阳陷落后，其实怀帝兄长的儿子司马邺曾在长安做了一阵子皇帝，称为愍帝。这个愍帝也被抓，送往平阳并遇害。逃到建业的琅琊王此前一直自称晋王，在确认愍帝之死后就称帝了。为了避讳愍帝名字中的邺，建业此后改称建康。一般把这个新王朝称为东晋，而把在洛阳和长安灭亡的晋称为西晋。
东晋第一代皇帝司马睿登基是在太兴元年（318），称为元帝。这个政权是靠在山东有超群经济实力的琅琊王氏和当地土著豪强的联合所维系。如前所述，八王之乱以来，不少人士避难南方。东晋把北伐收复失地作为国策。
就这样，中国再度迎来了分裂时代。南北时代的南方政权为东晋，而在北方，各民族建立了很多短命政权，共五族十六国。史家称之为“五胡十六国”。因“胡”的称谓有蔑视的意味，所以现代中国多把南方的东晋也算了进来，并称东晋十六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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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睿在建康登基的那年，刘聪死在平阳。太子刘粲即位，但被皇太后的父亲所杀。刘粲是个沉湎酒色的昏君，还把手伸向了刚满二十的皇太后。可能是把生母以外的父亲妻妾纳为己有的匈奴传统还在吧。皇太后靳准的父亲为此发怒，把留在平阳的刘氏悉数杀死。他向东晋派出使者，但没过多久就被臣下所杀。南匈奴以刘氏为名，可见其正在汉化，但太子粲这样的情形也反映出了匈奴的特点。
“千里马”刘曜此时还在长安，他在去往平阳的途中被拥戴即位，于是折返，以长安为国都，立羊氏为皇后，改元光初。羊氏就成了晋朝司马氏和匈奴刘氏的两朝皇后。刘曜问羊皇后，自己和司马儿（惠帝）哪个好。这真是个愚蠢的问题。
——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何可并言！
这是羊皇后的回答。被说成是暗夫，大概死去的惠帝也难以瞑目吧。
刘曜把国号由汉改为赵。他所属的南匈奴屠各部，汉化度虽然极高，却有很强的匈奴意识。那个很容易和汉族的汉混淆的国号，应该不会有人喜欢吧。刘曜曾被伯父刘渊立为中山王，而中山是从赵分出来的国家，因此他在应该算作秦地的长安，选择了赵的国号。
同为匈奴的羯族石勒消灭了王衍十万之众，也在谋划自立。刘聪死后，石勒回到河北省南部的襄国，在此即位。此地曾是赵的旧地，于是他也把国号定为赵。
就这样，刘渊的匈奴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赵国。二者同时存在，故而史家把先灭亡的刘曜政权称为“前赵”，石勒政权称为“后赵”。“千里马”在即位后就开始堕落，成了一个大酒鬼。与此相对，曾是文盲的石勒设立“君子营”，集中了有学识的汉族人，建立秘书集体，认可各民族按各自的风俗习惯生活。
石勒确实是个明君，而他的侄子石虎非常勇猛，残忍程度可称得上是人间罕见的。石勒十三年（后赵不用汉的年号制，以即位几年来称呼。相当于328），后赵破前赵。原本的千里马刘曜也因酒色成了驽马，边喝酒边打仗，做了俘虏后被杀。
后赵的中山公石虎于次年捕杀了刘曜的太子刘熙，前赵就此灭亡。这一次，石虎在洛阳坑杀了匈奴屠各部五千多人。333年石勒死后，石虎杀了太子石弘，自己登基。做了皇帝的石虎可以说仍然是个恶魔。他把宫女的头砍下来放在器皿中凝视欣赏，和牛羊肉一起煮食，残忍杀人的时候甚至不会介意自己的儿女也在场。另一方面，他又崇拜出身龟兹的僧侣佛图澄，做前面的事情是因为相信佛图澄的诅咒术。
石虎曾在石勒的命令下，认了一个叫冉瞻的汉人做养子。据说冉瞻的儿子冉闵是个勇猛绝伦的人物。不管是刘曜还是石虎，虽说都是别人的侄子，也是养子。把优秀的人物收为养子，是打算把他当自家人使唤。养子的确都很活跃，但结局往往是政权被他们所篡夺。冉瞻的儿子冉闵也是这样。石虎死后，十三个儿子中有八人因自相残杀而死，还有五个被冉闵所杀。石虎的孙子共有三十六个，也被杀得一个不剩。不止是石虎的家族，冉闵悬赏收集匈奴羯族的首级，因此整个部族都被杀。可以说这是石虎在洛阳坑杀屠各部五千人的报应吧。
——高鼻，多须，滥死者半。
说当时虽然不是羯族，但因鼻高胡须多而被杀的就有大半。中国史书中能零散见到人种方面的特征，大致是从这个时代起才有的。
冉闵建立了叫魏的汉族王朝，但被鲜卑族的慕容氏打败，三年后亡国，自己也被杀。
关于鲜卑有各种说法，《后汉书》认为鲜卑是曾在战国时代让匈奴头疼的东胡分支。东汉利用鲜卑，实施了对北匈奴的讨伐。鲜卑族出了个叫檀石槐的英雄后，转眼之间就变强了。这也是游牧民族一出英杰就瞬间强盛起来的一个例子吧。而在最初的利用过后，东汉也开始头疼鲜卑族的侵犯了。檀石槐在和汉族接触的过程中，认为鲜卑不能强大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世袭首领，于是他开启了世袭制。然而也许是信不过儿子们的才能，他把鲜卑族分成了几个部。他大概是预见到如果继任者没有自己这样的能力，就无法统治整个鲜卑，所以才这么做的。
魏晋的时候，鲜卑族分为慕容、宇文、乞伏、拓跋和段五部。结束五胡十六国林立局面的北魏，就曾是鲜卑的拓跋部。
而消灭了冉闵的鲜卑慕容部创立了称为燕的政权。四世纪中叶，在中国北方最为强盛的，东有鲜卑诸燕（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有藏系氐氏前秦、羌族后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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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属于亡命政权。因是以客的身份进入江南，就需要对土著豪强实行上等政策。带元帝到建康的所谓建国元勋王导，此时可谓顺风顺水。土著豪强有两拨人。一拨是拥有吴越传统、居住在文化水平较高土地上的豪强，如苏州（江苏省）和会稽（浙江省），另一个是相对后进的阳羡（江苏省）、武康（浙江省）等地的豪强。王导通过对前者待遇更优的措施，使二者不能结为一体。苏州和会稽的豪强对优厚待遇表示感激，就成了保皇派。而受到冷遇的后进豪强就有点反政府性质了。而反政府反得很厉害的话，对东晋朝廷也是不利的，但稍微给些差别待遇，作为分化战术来用，对东晋就是有利的。
王导有个侄子叫王敦。王敦的丈人是武帝司马炎，所以同样是琅琊王氏，他和晋王室的关系更紧密。王敦是贵族，却特意地举止粗野豪放。
对元帝来说，在王导和王敦面前是抬不起头的，所以要尽可能把他们支走。于是为了培养完全属于自己的心腹，他和刘隗、刁协、戴若思、周顗等人走得很近。
王敦离开建康，到荆州（武昌）指挥军队。不过，他看了随后元帝的人事安排，大概可以看出这是针对自己的布局。刘隗以镇北将军的身份被派到淮阴（江苏省），这些调动明显反映出了元帝的意图。
王敦以“清君侧”为名在武昌起兵，所谓君侧的奸臣指的就是刘隗和刁协。王敦起兵成功，刁协被杀，刘隗逃亡投奔后赵石虎。王敦入建康，当了丞相，掌握了军队。元帝在苦闷之中，于王敦起兵当年也就是永昌元年（322）十一月死去。皇太子司马绍即位，这就是东晋明帝。明帝因长了黄胡子而有名，但他在位仅三年。不过王敦在他在位期间死了，其党徒也被清除。顺便说一句，被誉为书圣的王羲之相当于王敦的侄子。
在五岁的成帝即位后，皇太后庾氏的哥哥庾亮领受遗诏，和王导共同辅佐幼帝。庾亮为了维系东晋王朝，一心想防止军阀的出现。东汉和魏都是被军阀曹家、司马家所取代，而东晋担心的则是流民军团的领导人变成军阀。从北方逃到南方的流民的首领是苏峻，庾亮计划把他召到建康，和军队分开。知道了这一点的苏峻拉起了造反大旗，占领了建康。庾亮逃亡，庾太后身死。平定这次苏峻之乱的是陶侃。
年轻的庾亮因躁进而导致失败，这成全了老练的王导，他再度执政。庾亮曾在王敦驻扎过的武昌监督军队。他在指挥军队的时候，逐渐有了自信，屡屡提议发动北伐。但没什么人赞成，所以对他而言直到最后也只是个愿望。
庾亮死后，有个叫桓温的大实力派人物登场。庾亮曾那般担心过的军阀在东晋诞生了。桓温从武昌向蜀出兵，讨灭了四川氐族的成汉政权，武功震动天下，权威高涨。朝廷担心个人的出类拔萃，令扬州刺史殷浩主持北府。东晋有西府（武昌）和北府（扬州）两大军事基地。北府是从流民军团的驻屯地发展起来的，因此实力不如西府，这个人事举动被认为是朝廷要培养一个和桓温势均力敌的对手。
石虎死后，北伐的好机会就来了。北府的殷浩率军北伐，但被曾归附东晋的羌族姚襄背叛，因而大败而归。战败的原因在于殷浩，他不仅妨碍姚襄立战功，还把他的弟弟们当人质禁闭起来。桓温立即上书弹劾殷浩，而丢丑的殷浩面对弹劾却毫无反驳之力，被贬为庶人。就这样，主持了西府的桓温把北府的军权也收入囊中。这就宣告了军阀的诞生。
桓温率军北伐，一度攻到了长安附近。这里已是氐族前秦的领土了。前秦早早就割完了麦子，因此东晋军担心军粮不济而撤回。这不是战败，必须承认进兵到关中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成功。两年后，桓温再次发兵北伐，收复了洛阳。
东晋皇帝都很短命。明帝终年二十七岁，他的儿子成帝终年二十二岁，成帝的弟弟康帝终年二十三岁。两岁即位的穆帝（康帝之子）死于十九岁，而且没有儿子。成帝的儿子二十一岁时被立，也在二十五岁时死了，被叫做哀帝。哀帝死后，他的弟弟司马奕即位。司马奕在位的太和四年（369），桓温第三次北伐。虽然攻下了前燕，因西方的前秦向前燕派去两万步骑，桓温不得不退兵。不过，桓温把责任推到豫州刺史袁真身上，愤怒的袁真投降了前燕。为了略微挽回点颜面，桓温废了皇帝。他以身体有缺陷的理由废了司马奕（因此他没有帝号，被称为海西公），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这就是简文帝，即位时已经五十一岁了。桓温打算让这个老实的简文帝把帝位禅让给他，简文帝却在桓温还未做好登基准备时死去，年过花甲的桓温也在一年后死了。
之后，东晋进入了由稳健派谢安和桓冲领导下的安定期。
简文帝的儿子司马曜于372年即位，是为孝武帝。他在位二十四年，却喜好饮酒，不管政治。北方的五胡十六国中有时还会出现明君，而在东晋，也有皇帝短命的缘故，却无人可称得上是明君。
在北方各国中最突出的明君，还是要数前秦皇帝苻坚，尽管他在最后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