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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殷代大墓中发现的大量殉葬者遗骸，可以说更加形象具体地反映了这个王朝的性质。战后第一个发掘的武官村大墓有两层，上层东侧有17具男性遗骸，西侧有24具女性遗骸，这41具遗骸中有13具被收入棺内。墓室的东西两侧埋有34个头颅，墓道内有22匹马，南北各埋有一名手持不同戈的武士。墓外还有排成一列的无头遗骸。
殷代被定性为奴隶制社会。代表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准、甚至现在都无法制造出来的殷代青铜器，实际上是由奴隶们制作完成的。除了既是贵族娱乐也是战斗训练的狩猎以外，社会生产的核心力量正是奴隶。卜辞中不时出现这样的占文
——羌得？
羌指的似乎是游牧的藏系民族。有说法认为“羌”字下面的“儿”代表辫发，说明羌和殷人风俗迥异。殷人狩猎的对象不仅包括飞禽走兽，还有主要叫做羌的异族。他们事前占卜能不能活捉大量的羌人，期望捕猎羌人也能如同捕猎鸟兽那样获得丰收。
重视祭祀的殷人在献上禽兽牺牲的同时，还杀人献供。可能是认为比起畜生，人牲更能取悦神灵和祖先。卜辞中频繁出现“杀几名羌人合适”的记录，也有杀羌人以求雨的事例。
可见殷人需要牺牲，故抓捕羌人。有说法认为这些羌人不被驱使参加劳动，但按常理思考，他们应该也从事些简单劳动才对。卜辞中的记录不会细致到那样的地步。
奴隶制社会同时也是阶级社会。武官村大墓的主人，不是王就是王族。上层殉葬的41人是近臣和妻妾，而其中13具棺则表明，近侍的妻妾也有各自身份的差别。守护墓道的武士仍被期望能在死后的世界里继续为君主的府邸紧守大门。
一般认为被砍掉头颅的是奴隶。他们究竟只是供物，还是死后继续为君主工作的奴隶？古代中国人认为，如果头和身子分开，就不能再生，纵使在阴间也不能复活。所以，他们不再是作为劳动主力的奴隶，而仅仅是供物。
调查报告中称，在殷墟50多座宫殿的台基遗迹中的前庭，原封不动地埋有850人的军团，其中包含五辆战车，从司令官到兵卒一应俱全。可见这是很重要的建筑，对于推定这是宗庙的说法而言，是很有力的证据。这个地下军团的成员也有各种各样的差别，比如也分有头还是无头，俯卧还是仰卧，帽子的装饰是铜铃还是贝壳等。从这个守护宗庙台基的地下军团遗骸群可以看出，殷代的阶级制度森严。司令官和战车长应该是身份极高的人，他们被杀和掩埋的时候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呢？或许他们的心理超出了我们这些现代人的理解范畴。可能他们觉得，成为守护宗庙的干将，死后也能为殷效力，这是无上的光荣。说不定他们还是从大量的志愿者中选拔出来的，也可以想见人选是由甲骨钻灼来决定的。甲骨上出现的裂纹是神意，谁都不敢违抗——殷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感觉神就在身边，可能并不认为去往神的所在也就是死亡是多么悲伤的事情。
殷人觉得食用献做牺牲的牛、羊，是在和神一起享用，这是神人共食的世界。但殷人们并不像我们现代人感觉的那样，觉得地上和地下的距离相当遥远。墓上不留坟丘是因为没有必要，可以说这也有“神人共住”的意味。
殷的远祖受封商地，到成为天下之主之前十四代的时间内，八次迁都；入主中原后，又五次迁都。而盘庚迁殷后，二百多年定居于此，这意味着什么呢？
屡屡迁都的那段时间，主要生活手段可能是游牧，也有可能是依赖于刀耕火种的农业——刀耕火种无法对同一片土地进行持续利用。
到了盘庚时代，人们终于可以安定下来生活了。农业应该有了进步，套在牛身上的犁出现在甲骨文中。郭沫若（1892—1978）认为，殷代是畜牧时代，而盘庚以后，农业所占比重渐增。青铜器造型中常用的“饕餮”这种想象的动物就综合了牛和虎的特长。一般认为，殷在迁殷后，以畜牧、狩猎、农耕三者为生。此外还应该加上一项生计，那就是用战争掠夺物资和人口。
殷人的特点是：认为神就在人身边；不把奴隶当人看待；此外，因畜牧和狩猎而对动物有亲近感。不畏惧死亡的殷人都是勇敢、优秀的战士。要养活因王朝繁荣而增加的人口，从战争中掠夺奴隶是最简单省事的方法。殷逐渐变得好战，可以说它因此而灭亡。
通过战争，殷可能得到了一时的财富。但另一方面，掠夺物资、人口，也必然招来受害者一方的憎恨。在殷的周围，对它怀有敌意的部族开始浮现出来。
2
取代殷的周也有自己的神话。周远祖是后稷（官职名，管理农务的长官），名字叫弃。他的母亲外出，在野外看到巨人的脚印，心中欢喜就踩了上去，于是有了身孕。她原以为这是个不祥的孩子，就将他丢弃在小巷子里，但牛马经过的时候都避开而不践踏他。再把他丢弃到原本以为是荒无人烟的山林，却意外地发现有很多人。看到发生在婴儿身上各种各样奇异的事情，她决定要抚养这个孩子长大。
这个孩子起初是准备丢弃掉的，所以就取名“弃”。弃从少年时代开始就爱好农业。《史记·周本纪》说
——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
尧舜的时代，弃被任命为后稷。这个传说也同样反映出周是农业团体。
夏王朝因政治衰微，废除了农务官，后稷的儿子失去了官职，就进入了戎狄的地界。从此之后，周人就居住在戎狄中间。
周在现在的陕西省境内，离中原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然而要成为天下之主，就必须强调自己和中原的关联。原本在尧舜的时候就是农务长官的传说，很可能是周在变得繁盛之后创造出来的。
建国的神话中有浓厚的说明要素。
在中原民众眼中，戎和狄都是未开化的野蛮部族。为什么说周处在戎狄的中间呢？难道周不是戎狄吗？对此说“不是”的，就是建国神话。它强调周原本在中原，只不过在失去官职后才转移到戎狄之地。也可以这么认为，可能叫周的部族就是戎狄，因为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有优秀的领导出现，于是脱离了未开化阶段。
在古公亶父任首领的时代，薰育（部族名，据说是后来的匈奴）和戎狄前来向周索要财物，古公就给了他们。第二次他们又来索要土地和人口，愤怒的民众想拼命，但古公不愿让这些父亲和儿子去送死，于是整族迁到了岐山。而其他族的人们仰慕古公的德望，也追随而来。不仅是本族，邻近的人们也大量投奔过来了。《史记·周本纪》说
——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就这样，周的首领被推举成为周族以外部族同盟的盟主。参加的部族要么离戎狄很近，要么就在戎狄。盟主古公把中原开化的生活方式教给了他们。
根据考古学调查，殷代势力达到了相当远的地方。可以看到，古公对西方部族生活的改善也受到了殷文化的影响。尽管如此，却没有像殷墟大墓那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出现，文化也没有达到殷那样的高度。换言之，周吸收了殷文化的活力作为自己的滋养成分，却没有采纳殷文化颓废的一面。虽然说没采纳是因为周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但周总算也拥有了文明，开始以踏实肯干的部族同盟形象出现在西方。
周的神话所要强调的是，农业立国，厌恶战争，持续让步，以德同化戎狄。周作为部族同盟盟主，其实力到了古公的孙子昌的时代，已经到了殷必须重视的程度。昌被任命为西伯。这位西伯昌，就是周成为天下之主后，谥号“文王”的人物。
殷只是意识到了远在西方的周的实力，但似乎也并没放在心上。殷的眼光集中在东方，派遣一批又一批军队去讨伐淮水和海岸之间的人方国。东方有财货，“财”和“货”，还有“寶”（宝），都通过“贝”来表意，而“贝”是海物。子安贝是当时的宝物，殷墟中有大量子安贝出土，同时还有鲸骨，这正是远征东方的战利品。而西方是农业地带，殷认为出兵西方不会有多少收获。
殷最后的王叫纣，史书如《史记·殷本纪》等都把他写成一个暴君的样板。他的暴虐程度可以和夏最后的王桀相媲美。桀被认为是因爱美女而丢了国家，那名美女叫妹喜；而殷纣喜爱的美女叫妲己，连两个名字都很相似。
殷纣王宠爱妲己，为她建造鹿台的楼阁，在那里聚集财宝，于沙丘离宫中极尽酒池肉林之享乐。他蔑视神和祖先之灵，赶走贤臣微子启和箕子，还杀害了比干。殷纣王为了取悦妲己，让她开眼界，还大肆施行残忍的炮烙之刑——铜柱上涂抹膏油，下焚烈火，强迫犯人在铜柱上走过，掉下去就会被烧死。鄂侯因劝谏此事而被杀，听到鄂侯死讯的西伯昌叹声哀悼，被人告发，因此被纣囚于羑里的监狱。周人很担心，献上美女和财宝，才使西伯终得释放。这简直和夏桀囚殷汤于夏台后又释放一模一样，太像是复制的情节，这甚至成了“殷王朝虚构说”的依据。
被推翻的王朝的最后的王，得到的是毫不留情的中伤和诽谤。上台的王朝为了坐实推翻前王朝所用的口实，就把所有的罪恶都推到对方身上。人类的想象力如果发挥到极致，最终出现的情形都差不多。
暂不管夏桀王的情形，殷纣王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有卜辞留下来，我们也可略知一二。卜辞中屡屡提及远征东方的事情，但在《史记》中却全没有记载。既然能编造出殷纣王暴虐的典故，自然也能隐瞒已有的事实。对周来说，殷东征似乎是必须隐藏起来的事实。有观点怀疑，周是趁殷东征的时机钻了其国内混乱的空子，如同端空巢一样攻下了殷都。所以周就不怎么愿意提起东征。
虽说纣是个暴虐的君主，但祭祀时用作牺牲的奴隶数量比起前代已有显著的减少。有可能是认为与其杀害奴隶，不如役使他们劳动、增加生产更好一些。或者还有可能是，抓捕羌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从各方面来考虑，纣存有慈悲之心的推理还是不能被一概否定。
至于轻鬼神一说，我们首先可以判定这是胜利者所编造的。根据卜辞，我们了解到纣虽然减少了牺牲的数量，但仍然热衷于实行祭祀，而且比前代更加虔敬。
目前在卜辞内还没有找到被视为各种罪恶源泉的“妲己”这个名字。不过卜辞中没有，并不代表就不存在。比如，殷墟中没有出土犁，卜辞中却有犁的记录。另一方面，大量出土的青铜器卜辞中也没有提及。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甲骨片上未发现刻有指代铜的“金”字。
毫无疑问，暴君纣的形象以编造的成分居多。这就是被夺去政权的失败者的命运吧。
3
董作宾在《殷历谱》中说，殷灭亡的时间是纣即位六十四年。果真如此，那纣可真是高寿了。可能是上了年纪，判断力变得迟钝，接受建议也不如以前虚心，引起了所谓老害，从而导致王朝的灭亡。
而在同一时代位于西方的强大势力的周，昌在位也有五十年了。殷和周都属于一个首领统治了很长时期的情况，此外二者还有一个相似之处——战争都很多。
然而，战争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殷发动的是侵略战争，以掠夺财货和人口为目的，因此招来了邻近各部族的怨恨。而周以农业立国，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扩张土地，对手戎狄的土地此前并未用来农耕。周并不是要从对手那里掠夺财物，而是农耕需要人手，可能是降服作战对手后再教给他们农耕的技术。
殷绝不是从纣的时代才开始衰弱的。纣曾二度亲征，有整编远征军的能力，也有神圣王的权威。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征兵和远征，加剧了原本顺从部族的不满。这些部族因为纣是天下之主，也没有什么办法，而当听到西方出现了圣人时，心理上自然就产生了动摇，甚至有了“只要有人挑头就跟着造反”的念头。
西伯昌（以下称为周文王）求贤若渴。他和渭水北岸垂钓的老人谈话，请他乘自己的车，以师长敬之，这是个有名的“逐夫”故事。这位老人名叫吕尚，生活贫乏，无依无靠，甚至曾被妻子强逼着离婚。不过，周文王被他的言谈打动了，说
——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
吕尚因此得号“太公望”。他后被称作“师尚父”，意思是王要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老师。
周首领文王在位五十年，还未能取代殷。他的儿子发，在继位九年后准备进攻殷。发就是周武王，第一次出征在途中又折返了，理由是“天命还在殷”，大概是对攻击殷没有胜利的把握吧。也可能是之前已召集的各部族首领，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全部赶来助阵。
两年后武王再度发动大军东征。在这两年里，周和各部族做好了通气工作，只等殷的空隙和漏洞。
就这样，牧野之战爆发了。
针对从西方进攻的周军，殷纣王动员了七十万大军。然而——
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
《史记·周本纪》中有上面的句子。殷的军队悉数倒戈相向。
我们再回忆一下埋葬在庙堂建筑台基的地下军团吧。军团中有仰卧的人，有俯卧的人，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姿势。在纣的军队中，可能奴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有祭祀，这些奴隶说杀就被杀了。同样，他们也没有对殷尽忠的义务。而西方的周的制度，通过口传甚至传到了殷的中央地带，殷军队中的大部分人，是把周军视为解放他们的队伍来迎接了。
《史记·周本纪》中记载道，年老的纣走投无路，“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神圣王朝就此终结，周取代殷而成为天下之主。关于这次殷周革命的年代有各种说法，董作宾认为是公元前1111年，此外，还有公元前1050年左右、前1028年左右等说法。从此，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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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殷王朝的社会情况，主要得依据甲骨片记载的卜辞和考古学调查，才能勾勒出它的轮廓，而周就有史官的记录遗留下来。甲骨文中有“册”、“典”的字眼，故可以推定殷代也有史官的记录，但现在没有实物存留下来。如前文所述，可能是因材料的腐朽所致，或者也有可能是周灭殷之后故意销毁所致。
周是个长命王朝，名义上延续了八百年。后面将要讲到，周在东迁（公元前770）之后被称为东周，失去了政治上的实权，变成了一个仅有象征意义的存在。不过，王朝依旧延续下来。最终的灭亡也是自然消亡，没有像殷被灭时的牧野之战那样的事情发生。这意味着王朝的记录是持续的，不会被故意销毁。
诏敕要被送往各地，为此就需要大量的副本。重要的诏敕，尤其是建国当初的部分被小心保存，并留有大量副本，这样就能流传到后世。这些诏敕集被称为“书”。以前只记录了王说过的话，后来也增加了其他的记录。诏敕集被称为《尚书》，意思是要格外尊尚的书。南宋以后，这些“书”被儒者看作圣经一样，被称作《书经》。
还有一个重要的记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周代，就是产生于民间的歌曲。当时存留有很多民谣，而孔子从中选择了305篇，这本选集仅记载“诗”，儒者视它为经典，称之为《诗经》。
除“书”和“诗”外，周代青铜器的铭文也是重要的史料。当然，考古学调查也是有力的判断材料，而比起殷来，周代记录的数量则多出许多。不过，殷墟中发掘出了看上去像是王陵的陵墓，但没有报告提到有周代王陵一类的陵墓被发掘出来。
在这样的条件下比较殷和周，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种比较是追溯中国历史时极为重要的一点。被看做是近代中国最优秀的国学大师的王国维（1877—1927），认为中国文化的源流在于周，而殷代文化基本上没有传到后世。
从进化论的原则来看，技术这类事物总是新时代的要比旧时代的更加优秀才对。然而，只要是和青铜器相关，殷代在铸造技术和艺术性上都遥遥领先，而周代青铜器反倒是后退了。除了技术和艺术性的问题之外，还必须考虑精力的投入程度。在祭祀上天和祖先之灵就是生活全部的殷代，人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制作祭祀用的工具上。
周人也祭祀上天和祖先之灵，《诗经》中也有称赞文王和武王的内容。不过，周人对上天和祖神的看法跟殷人有很大不同。殷人把上天和祖神看作全部，天意和祖神的意志是绝对的、不可变更的。传达上天和祖神意思的是巫师，殷王也是巫师的首领。与此相对，周王作为现实生活领导的一面更为浓厚。身为农务长官的始祖向周边民族传授农耕技术的神话，也表明了这一点。
再比较一下狩猎和农耕吧。对于狩猎，收获的多少非人力所能左右。而农耕，只要人们足够勤劳，努力扩大耕地面积，并做到深耕且常修水利，就可以期待大丰收。农业性质的思考是要尊重人类自身的努力。周代的人们也占卜，但并没有用占卜来决定所有事情。他们认为，人类的力量总能在某种程度上左右将来。对上天和祖神，人们抱有诚意尊崇就可以了。尊崇也就是礼拜、献供、奏乐等，换言之，“制度”取代了“巫师”。
如果说殷是神圣王朝，那么周就是礼乐王朝。周王除了是祖传的农业指导，还有礼乐指导的性质。殷是神人共食、神人共住，神常在人身边，而周把神高高地供奉起来，人们用礼乐在神人之间设置了距离。这个世界是人类居住的地方，没有神的迹象。农民本来就是现实主义的，拥有现实性格的周人，没有殷人那样奔放的想象力，设计青铜器时也就不会产生跃动的思维。
殷和周在种族上的关系，至今仍没有搞清楚。二者的民族性格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也不能说明他们在种族上就是不同的族群。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周仍然使用殷创造的甲骨文系的文字，所以应该认为属于同一系列。
然后，再比较殷周最重要的奴隶问题。中国的奴隶制社会终结于殷，从周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这一说法占有有力的证据，但也有人像郭沫若那样，认为周代仍然是奴隶制社会。奴隶虽然一直存在，但只有当奴隶是生产主力时，才是所谓的奴隶制社会。如果奴隶制社会终结，那就是历史的大转变。
殷和周可能在种族、语言方面属于同一系列，但却是不同体制的团体。按考古学用语来说，殷文化被称作小屯文化。一般的，仰韶文化的遗物层上是龙山文化的遗物层，再往上就能看到小屯文化的遗物层。在黄河中下游，小屯文化层的上方还叠加了周的遗物层。不过，周的领地陕西省各地在龙山文化遗物层之上叠加的是周文化的遗物层。因此，小屯文化即殷文化的说法一直未被接受。
在殷以奴隶的劳动力作为主要生产手段的时候，地处西方偏僻地方的周，已经创造出分配土地并以年贡维持政权的制度了。
周战胜殷不仅仅是古代王朝的交替，也是某一体制压倒其他体制的范例。在这场不同体制团体之间的争斗中，因殷的败北，殷连同其体制都灰飞烟灭。
王国维说，周文化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周以后政权虽屡屡交替，但体制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如果是这样，殷文化仅仅是浮在横跨三千年的中国文化的表面之上，而没有植根。这种解释正确与否，有很大的问题。也有人认同郭沫若的看法，认为殷周基本上属于同一体制的政权，其根据也不能被一概否定。
视殷周交替为体制大革命的人们，所持证据之一就是周墓中殉葬较少。20世纪50年代发掘出的周代古墓约有160座，但有殉葬的只有3例，而且殉葬者不过6人。针对于此，殷周同质论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发现的周代古墓中没有王陵级别的。
如果发掘周代王陵，不能说没有发现大量殉葬者的可能性。《诗经》中也有讲述在殉葬前勇士害怕得发抖的内容，不过，用奴隶充当牺牲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至于给上天和祖神的供品，殷代有不少动辄几百头牛羊的例子，但周代记录中只有数头。民谣给人的印象也是在传颂活着的喜悦和对生命的爱惜。
通过可怖的巫师们进行交流、看不见摸不着、充斥了这个世界的神灵们都离开了，人们唱起了人类的歌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神灵的时代转变成了人类的时代。尽管是同一种族，神灵时代的人属于高度的感觉主义，而人文时代的人就变得现实主义。在青铜器的制作中也反映出这一点。
殷周同种族异体制这一说法更为妥当，而这也应该是古代学在今后发展中要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