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直到1920年前后，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石器时代。那是尚未发现北京猿人的时代。
对中国地下感兴趣是因为有地下资源。当时拥有地上权力的军阀政府开始了调查，可他们自己没有调查能力，故委托给外国顾问。当时瑞典的G·安特生担任北洋军阀政府的“矿政顾问”，他于1927年在周口店遗址与北京猿人不期而遇。不言而喻，发现北京猿人只是调查的副产品，军阀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铁矿和煤矿。但他们从没想过用自己的力量开发地下资源，而是将这种权益迅速地卖给外国人，用来购买枪支大炮。
所雇用的外国地质学家，偶然也对古生物学感兴趣。安特生已在这个地方发现了第三纪哺乳动物化石，因此他对派往渑池的中国人助手说：“说不定那里会有石器时代的文物，请务必留意。”
安特生对中国没有石器时代的说法似乎持怀疑态度，派往渑池的助手刘长山携带从仰韶村出土的数百件石斧、石刀回到北京。现在回想起来，从地下出土石器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80年前中国是否存在石器时代尚为问题的焦点，而且持“否定论”的一方占优势。因而安特生对刘长山“发现”的石器当然感到欣喜若狂，他立即去了现场。之后在仰韶村彩色土器片随石器一起出土，成为轰动的发现。
1920年4月，以彩陶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后来仰韶村由夏鼎先生再次进行了调查。1983年我拜访了来日本访问的夏先生，他说仰韶村文化也包括稍后发现的“龙山文化”，作为学术名称仰韶文化的代表地，当然是西安近郊的半坡遗址。
中国不存在石器时代这种怪论之所以存在，是依据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尚未出土石器的事实。这并非以前中国不关心石器，而是出土了也没成为话题的缘故。恐怕在中国人当中有一种“我们这样的文明国家，不存在石器那种野蛮时代”的中华思想。另外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在亚洲本来应该没有优秀文明，如有也是从巴比伦尼亚时期由西方移居者带去的文明”。这是另一类的中华思想。在这些论调上才滋生出中国“无石器”的神话。
一旦发现了仰韶石器，之后就像堤坝决口一样，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石器。在日本也发现了岩宿遗址，以此确认了旧石器时代的存在。那是在1949年，在以后半个世纪中发现了数千个旧石器时代的遗址。
在中国，一般人认为，从地下出土的东西被认定为“宝”是从彩陶开始的。从新发现的遗址中不断地出土玉器，玉是中国人极为喜爱的东西，甚至有人断言良渚文化就是玉的文化。
富贵的人死后用玉衣缠身埋葬，也有让死者口含玉的风俗，无论如何总有一种玉应在地下的感觉。不管在地上还是在地下，对我们平民百姓来说，没见过任何财宝，充其量只在寺庙等地遇到过像财宝似的东西。
夏、殷、周三代以后，在王朝时代的中国，原则上将财宝深藏宫殿中。帝王们不仅身着金缕玉衣，还将精选的宝物带到死后的世界去。在谁也看不见的陵墓墙壁上，让当代屈指可数的画匠画上壁画。人们将生前喜爱的用品，都悉数带进自己的陵墓中。
龙凤之国对老百姓来说，帝王或者同阶层人物的陵墓都是财宝的储藏库，是受严密警备的地方。尽管如此，历代盗墓者仍然挑战陵墓。
除职业盗墓者以外，还有少数为满足猎奇兴趣的盗墓者。前汉广川王刘去(武帝的哥哥刘越之孙，公元前91年为广川王)就是这样的人。他盗过战国魏襄王、哀王及其儿子，还有晋灵公等不计其数的陵墓，在《西京杂记》中记录了其中的十几例。据说，魏襄王的陵墓建成只约两百年就已被盗掘。哀王的陵墓被盗掘时，盗墓者花了三天时间，用铁水灌入墓中才将墓撬开。因棺柩是油漆混合兕角(野牛角)的棺材，用几寸厚的材料十几层重叠在一起制成，盗墓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打开。
刘去为广川王，在金钱上并不拮据。他带领一群年轻无业游民盗墓，只为沉浸在猎奇虚幻的世界里。刘去的性格确实异常，嗜虐成性，后来汉朝廷废除他的王位，将他流放上庸地，刘去在流放途中自杀。
盗墓不只是暗中进行，据陈琳的檄文记载，《三国志》中的曹操在军事资金拮据时就用盗墓进行补充，甚至军中连盗墓的官职都有，例如发丘中郎将(盗墓师团长)、摸金校尉(寻金部队长)。
据说，为自己修建大规模陵墓的秦始皇，生前也因想得到吴王阖闾埋在墓中的3000支名剑而盗掘了他的墓。传说盗墓遗址成为水洼，这就是苏州虎丘的“剑池”。自己的陵墓建成不久就遭项羽糟蹋的秦始皇，也挖掘过他人的陵墓，真是有趣的事。
进入20世纪后，军阀动用过军队盗墓，他们动员的是工兵。这样明目张胆地公开进行，已不能说“盗”了，这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事情。与有目的的挖掘相比，最近因建设工程偶然发现的陵墓遗址居多。半坡遗址是在发电所的基础工程建设中发现的。
那个兵马俑也是农民在挖水井时，发现一些陶片后开始挖掘的。满城汉墓由演习中的士兵发现。
马王堆是在医院建筑工地中挖掘地面时偶然发现的墓坑。传说那是五代时期被称为“楚”的小国首领马殷的墓，因此被命名为马王堆。但在1950年被断定为汉代陵墓，并指定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如果说马王是马殷(930年殁)之墓，应属10世纪的墓，但实际上是公元前2世纪的古墓。一般来说，称为古老的东西，实际上新的实例居多，而马王堆则属于相反的例子。
马王堆出土的帛画描绘了神仙世界。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变乱、鬼神，或者说“述而不作”，这种儒教体制成为主流后，总使人觉得在中国缺乏想象力。儒教被国教化以前，中国人能表现出充满想象力的活灵活现的神仙世界，就这一点来说，马王堆是有价值的发现。
那么喜欢记录的中国人，关于兵马俑却没留下一个字的记述，这不仅不可思议，而且还令人深思。
有史以来，地上的宝物当然被有权者占有，一般人极少有目睹的机会，这同宝物被埋藏在地下是相同的事。唐太宗将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带进自己的坟墓，被人们说为愚蠢之举。可东西即便留在地上能否传到我们手里，也存在很大疑问。
战乱是另一种愚蠢之举，还有无法避免的天灾人祸，地上宝物的遗失率不是反而更高吗?
宝物落入王侯贵族和富豪之手，他们的权势究竟能持续多久也是未知数。所以人们希望收藏家能有效地将所搜集的一部分宝物公开。在书画方面，没有照相和复印技术的时代，观赏真迹和临摹书画珍本是绘画人的职业训练。清代扬州的收藏家将自己的收藏品借出，因此扬州成为当时中国的书画中心，可以令人联想到称为扬州八怪的画家层出不穷的盛况。
在寺庙中，供人们欣赏的书画类作品，不知培养了多少人的艺术欣赏能力，这种作用不可估量。
每当参观这种精选国宝展览会时，不禁想起先辈们的艰辛。过去的人用“眼福”来形容欣赏这些宝物时的兴奋心情，我想不仅是大饱眼福，还应视其为心中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