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５月，近亲遭逢不幸，给未亡人写吊唁信的时候，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已经将近１０年之前的事了，对我自己有深厚影响的人逝世，我终日心境怆然地打发着每天每日，这时，岳母寄来劝我节哀的信。信上说，即使遭受了巨大的伤痛，但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它能告诉自己有用的生存的智慧。我想起曾经受过这话的勉励，就想用同样的话勉励对方，但是，就自己来说，巨大的悲痛是不是真的能够随着时间的消逝化解得一干二净呢，我茫然地俯视着眼下的白纸思考这件事。明确地意识化——这也是在扪心自问的过程中，仿佛手指碰到石头或别的什么东西那样得到确实验证一般——的结果，是在巨大的悲痛之后有两种趋势。其一是确实因为时光流逝而减轻悲哀，其二是有解消之后的悲痛，这悲痛和怀念一起成为记忆。对于这怀念，想把话扯远说一说，因为这是今年春末的经历。
长子要从养护学校毕业了，初中和高中的毕业典礼同时举行，我同妻子前往参加。校长对于每个毕业生都给一张彩色纸，那上面写的是学生的身体障碍所显示的情况和特性，据观察的结果给该学生规定的努力方向等等临别赠言。有的学生离开行列，步上短短的台阶，在校长面前站好行个礼，就是这么简短的动作，行动起来却是十分不易的。这时，我们看到那孩子终于完成了那些动作，于是禁不住为他高兴，那高兴似乎是大家共有的一般。有的孩子好像是多动症，不停地手舞足蹈。因为必须顺其自然，所以典礼用的时间长了一些，但仍然按原定计划进行，典礼顺利结束。平常周末放学回家时，儿子总是花好长时间和老师道别，可是今天却对老师脆脆快快地行个礼然后转身就走，这倒使我颇感意外。可是上了公共汽车一问他，他却心平气和地说，今天是毕业典礼，这一天谁都要跟老师道别，如果自己不顾别人和老师没完没了地道别，那就不好了。
但是，举行毕业典礼之前，我却看到一个小个子少年跟伙伴进行了什么小小的比赛，他却伤感地放声大哭，仿佛身负着全世界的悲哀，心都被深深地刺痛了。假如我的儿子也这样和那孩子一起纵声大哭，我自己也可能被那巨大的悲哀所打动。我一边这样想一边注视着那小个子少年。可是他本人悲痛万分地大哭特哭了一通之后，一会儿脸上却浮现比谁都心情舒畅的微笑，和他的伙伴玩得特别开心。于是纵情嬉戏，毫无顾忌。没过多久折腾得过了火，又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
总之，对于面带舒心明朗的微笑而转眼之间又悲不自胜的这个少年，如果他能给我留下记忆，我想那一定是很值得怀恋的记忆。和这个印象相差无几，它使我想起自己内心深处业已缓解和愈合的几宗悲痛之事。
这就是自以为已经想开了的事其实却没有想开，以为消逝了却残痕犹在的巨大悲痛，可以这样说，到了中年已过的自己这把年龄，到死为止也不得不生死相随的铭刻肺腑般的悲痛。然而且随之而来的是自己想到，既然如此，这些悲痛已经成了自己生涯中的资产。我在信尾说，当作资产的新的巨大悲痛，同时也鼓起积极的与此共生的勇气。
本来，作为资产的悲痛这样的话，为了不使它仅仅表达感伤，那就有必要给它下个定义。也就是作为资产的悲痛的定义。它是过去的难以补偿的事——（当然）是不能忘却、也不该忘却的事——的根源，是自己作为一个以现在的人应有的资质而活着的悲痛。是自己对人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往往以复眼对待的悲哀。如果客观地来看待自己，那就会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纯粹的人，给其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两眼生翳，产生了类似资产的悲哀。
把它一般化地显示，是困难的，在个体的心里有此自觉，或者在同是个体的亲密朋友之间看起来仿佛瞬间的闪光，或者像看好长时间慢慢地渗出来的东西一般的这种资产的悲哀。把它通过文学作品加以客体化，以共通的语言重新处理，反倒令人觉得亲切。
今年５月见面的作家们之中，我已经读了卡特·鲍奈伽特和威廉·斯泰龙的小说，在会议内外和他们交谈数次的过程中，我想到，这两个性格根本不同的人，作为人的资质，我看得出他们各自独特的资产的悲哀我全都具备。我终于理解，他们为了把它表现在小说里——还不能说这是唯一表现的目的——而锻炼了自己的文学方法和形象创造，才是他们的生命。
关于卡特·鲍奈伽特反复描写、叙说的这个世界的悲哀的观照，已经写过几次。也曾写过对威廉·斯泰龙的《索菲的选择》印象深刻的文章。现在想再次引用的，是小说里的自画像的形式写的青年时代的斯泰龙现在把他写成的《躺在漆黑之中》的一节引用于此，同时也等于重读一遍。“我生了两个孩子，当了２３年的母亲。今天我醒悟到，我早已不是母亲，也是我知道再也不当母亲的头一天。／我说了可笑的话。／她开始读报纸了。又投下原子弹，和日本休战在即。”斯泰龙失去了处女作上所表现的女儿，悲伤的母亲为丧女而痛彻肺腑的日子，她读的报纸上标题是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如此选择，一定是有意识的。
斯泰龙在《索菲的选择》将近结尾时是这样写的：“记不得什么时候我理解了奥斯威辛。这是大胆的话，然而也天真得愚昧无知。无论谁，决不可能理解奥斯威辛。如果写得更准确，我以为可能是这样：“迟早我要写索菲的死与生，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有助于明确宣示，绝对地恶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断种绝根。
奥斯威辛本身作为一个无法说明的东西留在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关于奥斯威辛最深刻的解说，根本不是解说而是回答。问：‘告诉我，在奥斯威辛，神曾经在哪里？’／于是回答说：‘人曾经在哪里？’”
从斯泰龙这位母亲为长女之丧而哀叹中看到长崎遭受原子弹灾难的消息，直到她对奥斯威辛难以理解的认识，说明一位不幸的女性内心世界生与死的难忘的记忆，如果把它称之为作为资产的悲哀，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斯泰龙去年出版的评论集《沉静的尘埃》上，也有表现她心情悲伤的文章：“唱给F·斯柯特·菲茨杰拉尔德的悲歌”，菲茨杰拉尔德是斯泰龙在蔚蓝海岸①结识的旧友，因为这位老友家里两个孩子相继去世斯泰龙写信表示哀悼。菲茨杰拉尔德不仅复了信，而且表明了她对于斯泰龙的悲哀，也就是明确了把悲哀作为资产而活下去的定义（RandomHouse版）。斯泰龙的信上说：
①蔚蓝海岸（Rivierd），为意大利和法国交界的地中海海岸，一向以旅游疗养胜地而闻名——译注。
最亲爱的杰拉尔德和萨拉／今天收到电报。整个下午沉浸在对你们的怀念之中，沉浸在回忆我们共有的那幸福的每一天，实在令人伤感不已。把你们联结于生命的另一个环坏了，而且，如此残酷无情的两个打击之中，哪一个恶意更能逞凶都很难说。这七年之久的战斗之后，可以看出你们在其中彷徨着，沉默着。现在如果想写给你们一些相应的什么，那就是写给战争夺去了四个孩子的母亲那些话，就和林肯的信上说的一样。你们应得到的同情，已从你们彼此那里得到了，你们不会永远永远地得到安慰。／可是，尽管这样，你们一定看到更多的家庭在赫诺利亚周围成长起来，带着日暮途穷的和平，走向死亡的航海中，一定找到暂时停靠的港湾。对于类似这样的事，命运再也不会向你们射出比这还要严重地打击而有伤于你们的箭了，本来就没备下射向你们的箭的箭筒。记不清谁说过，不论多么深的悲痛，随着时间流逝，会变成一种喜悦，这是让人多么吃惊的话。黄金之盃虽然已经坏了，但它毕竟是黄金做的。不论谁，都不能从你们那里夺走这些孩子。斯柯特。
把由于遭逢不幸而被强加的痛心的悲哀变成作为资产的悲哀。把这作为资产的悲哀在自己的内心里使之活性化，我以为这是属于人的行为，也是惟独人才有的行为。以此为媒介，活性化了的作为资产的悲哀，时光流逝之后可能成为一种喜悦。
即使还达不到称之为喜悦的程度，我们往往唤起某一可悲的回忆，不是也可以玩味称之为灵魂净化的安慰么？我想，这和文学的作用是有联系的，文学至少要弄明白为什么要写。叙说失去孩子的悲痛的过程中，发现被净化的喜悦的母亲，超越实感，觉得是在写回忆亡友的文章，于是自己首先得到慰藉和解脱，从而达到结晶作用的水平，于是再进一步把个体悲哀的经验，表达出丰富而极具鼓舞的感动，达到普遍适于完成文学作品的水平，展示出自然相联的意义。按照从个体的不幸而经过悲哀的感情净化的救助这个方面理解，这是可能的。
如果思考一下并非个体而是二十世纪人类这样巨大的规模的已成资产的悲哀，那就会更加明瞭文学的作用了。卡特·鲍奈伽特当过俘虏，他经历过德累斯顿的地毯式轰炸，他以他寻求到的方法把这段经历写成小说。这是不合理的然而却是世人制造肯定给世人以痛苦的事直接带来的悲哀。在记忆里把它不断地加以改造的过程中，这悲哀就提高而成为世人的资产，终于表现为文学，使人甚至感到因它而获得救助。鲍奈伽特描写了德累斯顿遭受地毯式轰炸，例如《屠宰场五号》所记录的，为一桩鸡毛蒜皮的小偷小摸而处死一名士兵，这样不合理的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于那个士兵个人来说，死非其罪当然是无法补偿的。但是对于德累斯顿地毯式轰炸这个２０世纪人类悲剧的愚蠢行为，由于鲍奈伽特的介绍而使我们无不予以注视，而且，对该悲剧中幸存下来的人无比信赖，也是通过鲍奈伽特才确认的，我相信，这才是文学的今天的作用。
描写奥斯威辛空前的惨剧以及为它带来的后遗症长久困扰、痛苦到最后终于一死的女性，斯泰龙创作的文学可以说也具有和上述相同的作用。确如斯泰龙所写，即使通过她的作品，人也无法理解奥斯威辛。总而言之，理性上不能超越它，然而读完《索菲的选择》之后，我们的感受是，确实依然深深信赖属于人的行为，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我和斯泰龙谈了相当长时间的话——如果把我这个想法向作家说出来，就可能像山村的孩子怕见生人似地妨碍她说话，所以只是一直默默地听着——全是２０世纪人类受非情悖理的苦，以及经过这种痛苦之后的更生这一主题，了解到自己和眼前的这位美国作家都是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的，所以，我认为文学即使现在不也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桥梁么？《索菲的选择》是在叙述者即作家被巨大的悲痛摧垮而睡在海边，作了个被活埋的令他痛苦的梦，醒来时看到沙滩上嬉戏的孩子们往他身上堆沙子，此刻夜已过去，故事就在这里结束的。叙述者说：“我自己祝福我的更生，与此同时，孩子们好像用沙子保护我，把我埋上，我紧紧裹在外套之下，像木乃伊那样直挺挺地躺着，随他们摆布。就在这时，我把以下的话写在心上：‘在凉沙之下，我梦见自己死去／但是我醒来看到黎明／看到灿烂的晨星，在光辉之中，’／不是审判的日子——是个无异于往常的早晨。早晨，一个美丽的、真正的早晨。”总之，斯泰龙描写回到日常生活中更生的小说就这样结束了。
２０世纪残酷的历史给人类带来的悲痛，通过文学的表现过程，同时也是对于具有人类规模的普遍性的更生给以鼓舞的过程。它使我重新思考的是，为出席国际笔会而来东京的作家中，有一位曾提问：关于广岛的文学为什么是必要的？——我在那里，在那里我饱尝了这种悲惨，仅仅凭这两句话本来就能给他以强力的冲击！——但是对如此提问我却得到启发。前面我已经写过，我受日本笔会的出版委员会委托，选出了土生土长于广岛、长崎的受难者写出的经历，以及外地人追记自己的经历等等短篇，编辑成集，题名为《面对一无所知的未来》，并且协助出版了英语版的《AtomicafCtermath》。这英语版对外国人参加者一律发给一册，所以我有责任直接回答这个提问。
方才提问的问题，他如果读一下业已发给他的英译本原子弹小说集，他本来自己就能解答的。那时我在奥斯威辛。这句证词任何时候都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再加上斯泰龙的小说里，正如她写下来的这句话一样，使怀有巨大悲痛的人，有朝着更生的方向前进的鼓舞力量。奥斯威辛以后，作家费了３０年的努力，
从那时我在奥斯威辛，从她曾经在奥斯威辛这个地点，直到看见跳过悲剧求得更生的方向之处，我以为可以说她是怎样不停地修筑这条路的啊。在这个不停的过程之中，作为资产的悲哀发挥了作用。
说起日本人之中根据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经历而写的作品，首推前面提过的林京子写的《空罐》。它描写的是３０年前，女中学生们遭遇大灾大难而幸免于死的同班生们聚会于长崎，在行将停办的母校畅谈往事，并叙述此举之动机的短篇。年轻的姑娘们所经历的，是没有任何意义、完全不合情理的——借用井伏鳟二在《杜若》里说的话，那就是荒唐诱顶——极其残酷的事。
如果把它用数字和主要用记述文章表现，就是以下这样的：“毕业以来，我是第一次看到礼堂。站在门口时我呆立不动，当时我想到的是，在这礼堂里既没有举行过音乐会，也没有举行过毕业典礼，而是战争结束的当年１０月举行的追悼死于原子弹的学生和老师们的追悼会。我献上无言的祈祷，是给那一天死难的朋友们的亡灵。大木她们也是这么想的吧。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原和大木被动员到浦上兵工厂作工，工厂被炸而负重伤，她俩被抬来放在礼堂的地板上。原和大木后来伤愈活了下来，但是几十位女生在老师和同学们眼前死在地板上了。学生一千三四百人之中，光死者就将近３００人，这是从８月９日到１０月开追悼会的数字。被动员到浦上军需工厂而当时就被炸死的人，在自己家里死去的人，各种各样都有。用日本纸和毛笔写的学生们的姓名，在礼堂的粉皮墙上从头到尾分四、五段贴才能容得下。”
那么，如此巨大不合情理的事，是怎样通过人的感情而被记忆的？如果联系前面的那些话，那残酷的事如何提高到人们作为资产的悲哀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每个班由任课教师念学生们的名字。任课教师被炸死的班，由同学期的教师代替念该班学生的名字。念到每个人的名字时，活着的学生们之间总要发出一阵惊讶声。过了一阵，惊讶之声没了，我们丧魂失魄一样垂头丧气地坐在长靠椅上。三面墙壁前面坐着死难的学生们的父母。追悼会开始之前，那些父母们就眼泪汪汪。流泪变成鸣咽，学生们向坐在中央的父母们走来。原自言自语地说：太让人伤感了，她这句话在每个人心里唤起往日的记忆，如实地表达了大家的心境。
从礼堂去了教室，她们边说着话边到各个教室，同年级生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个少女。“大木问大家：‘还记得她么？就是总带个空罐的绢子。’野田问：那空罐是怎么回事。大木说：‘那空罐里装着她父亲和母亲的骨灰，每天都带来。’啊，我不由得叫了一声。原来那姑娘就叫绢子。她是我的同班同学啦。我还记得，她把双亲的骨灰放在手提式书包里来上学。她把骨灰放在没有盖子的空罐里。怕骨灰撒出来，罐口盖上报纸，用红绳系好。她一落座就从手提式书包里拿出课本，然后双手捧出罐子，把它放在课桌的右边。一下课她就把罐子捧进书包，然后回家。起初，我们谁也不知道罐子里装的是什么。她也不想告诉别人。遭轰炸之后，我们说话不直率的事多起来了，因此，尽管挂念这回事，但谁也没问。她捧那罐子时手指的动作十分优美，就更不想问个究竟了。”有一天上课时受到教师责问，这时她才说，父母被烧死，从废墟拾到的双亲遗骨，还没有办埋葬手续，所以只好提来提去。娟子早已成大人了，然而依然独身，现在当小学教师。她身上还有挨炸时嵌进去的玻璃片，最近开始感觉疼痛。在朋友的记忆中，这位提着双亲骨灰罐的绢子，她本人内心还有另一个那一天的近乎荒唐的记忆。
“并没有看清遗体，爆炸的闪光冲击了头部，整个人都熔化于光中而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在这眨眼之间看见了T老师，当时他对绢子张着大嘴在喊。喊的什么当然无法听清。也许仅仅是喊叫，但是绢子却一直在想，无论如何也要弄明白T教师最后喊的究竟是什么。”
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据说，绢子明天入院。绢子脊背上长达３０年的玻璃片，这回总要拿出几个来吧。无影灯光中拿出来的包着白脂肪滑溜溜的玻璃片，放着什么光彩呢。”
包着白脂肪滑溜溜的玻璃片，这在作品中已有伏线的叙述，从而成为读者共有的知识。“‘人的身体可真出好东西啊！’大木这样说。因为据说四、五年前就从大木的背部取出一块玻璃。医生割开皮肉取了出来，原来是白棉花一般的脂肪包得结结实实的一个疙瘩。四、五毫米的小玻璃片成了脂肪的核，圆圆的，包得像颗珍珠一般。
人的脂肪把进入人体的玻璃片包起来，经过人的肉体劳动，如果说这就是更生的暗喻，可能有些唐突。但是，人的肉体组织从这类近乎残酷之处更新生长，向着生命所指的方向，发展下去，如此想法，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归根结底这就是走向更生的思想。长崎挨原子弹轰炸之后，立刻把双亲的遗骨收进罐里，自己身上一直带着玻璃碎片的那姑娘的面容，同３０年后才动手术，想继续工作下去的女教师相联。而且清清楚楚地提示了这３０年过程之中，非哀的资产的厚而且重的存在感，我以为这才是文学的力量。
而且不仅如此。自己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才饱尝了那里的悲惨，凭这两句话就足以给对方强烈的冲击，因为这是人的呼声。林京子的短篇，不言而喻，是长崎原子弹惨祸的明确证言，同时也是今天核状况之下，我们是否能活着走向未来而发出的表明这一希望的声明。它是至关重要的声明。由单个传达于全人类，渴望更生的这一声明之中，我们能听到全人类正在走向毁灭，以及不愿开倒车的甚嚣尘上的不协和音。
今年５月，和几位有代表性的法国文化人谈过一次话。其中有哲学家杰克·德利达·埃特格尔·莫兰，作家有参加过国际笔会的阿兰·罗布·格里叶。和美国作家们谈的一样，我如果是发表对方所写的文章的人，和他们直接的对话是：我不把他们的文章引用于我的文章之中。因为我想到，他们各有独自的文体，如果引用得不够恰当，就不能很好地表现他们的思想，甚至妨碍了那些文章的真正原意。但是，因为和他们直接谈话，在这个光源的映照之下发现新的侧面，再回到他们的著作上来予以重新审视，这倒是常有的事。从这个角度重新介绍他们的工作也往往有之。这首先是我必须重新阅读他们的原作的良好契机，也是难得的机会。和德利达他们起居与共地谈了３天的话，是在举行日法文化最高级会议时进行的。和国际笔会一样，因为已出版正式记录，所以详细情况就请参照它了。这里我之所以想把和前面所谈的有关课题概略地谈一谈，是因为对于现在的密特朗社会党政权给予支持或持好感的法国文化人们，对核状况的认识和对保有核武器的态度的某种一贯性。
我正如前面所述，在会议上自己的发言中，联系日本效法西欧力求现代化的历史，把广岛、长崎的经验作为主题之一。与此相对应，法国与会者们各自作了以目前核武器情况为主的发言，因为从现在欧洲的核状况的紧迫性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仍然表示感谢。特别是站在个人立场以核状况为中心的发言，会议主席团为了进行非公开性总结的讨论，从东京去箱根的路上，在大型汽车——座位能够转动，而且车里通道也宽敞，谈话非常方便的汽车——里也展开了亲切而深入的讨论。
德利达其人和他的著作特别是被介绍到我国的情况，给人造成的印象完全相反，会议上答复听众的质疑时，他以周到的教育家的姿态，俯就对方的语言和论理的水平，然后又提到比自他两方都高的论点——比如就语言来说，把“脱离构筑”一词提高到能够活用的地步——加以阐述，我对于此人的印象是极好的。他以沉郁的表情和我谈了他读了我给《Atomicaftermath》写的序文之后，参加在康奈尔大学召开的“对核的批判”座谈会的大致情况。我认为，一方是以最近美国电视片《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引发的、群众大规模的核讨论，十分热烈；一方是敏锐的学院派头头脑脑们，以他们的方法来思考核问题上，同样搞了活性化。我的印象是，如果把开头第一章所引用的中野重治的话再一次写在这里，那就是对于德利达自身来说，包括法国保有核武器在内的核课题也是“此项待续”，也就是还有不少。
至于埃特格尔·莫兰，我从他的《加里福尼亚日记》上读到他和制造出小儿麻痹疫苗，把世界儿童从恐惧与痛苦中解救出来的索克博士的对话，特别是索克想起中国人的危机一词是把危险与机会两项包括在一起的语言，从这里开始，主要是莫兰为主的长篇谈话。
莫兰说明的是，构成法国政府拥有核武器的背景是一般法国人对苏联的看法。假如法国国土遭到苏俄坦克的蹂躏——他说，日本是周围环海的国家，与法国人民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我叙说了电影脚本美苏之间开始了核战争，这时候在成为国境的海域上的日本参加了战争——时，法国进行报复，用它拥有的核弹可以毁灭苏俄两三个城市。但如果升级为全面核战争，用核武器是不可能毁灭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城市，所以，全体民众对核武器的信赖是幻想，但是，尽管如此，人是靠幻想活着的。莫兰说这些话时怀着深沉的忧郁和面带苦笑。
国际笔会上，阿兰·罗布·格利叶说，现代是核状况下时代的同时，也是超级市场和可口可乐的时代，对于他的这种发言，报刊屡有报道。他在一次座谈会上问日本的法国文学家，为什么只谈原子弹给广岛、长崎造成的悲惨而不说东京大空袭造成的悲惨，得到的答复是很有同感。如果罗布·格利叶向我提出与此相同的问题，我想用下面的话回答他。现在我和他在电视上的谈话，可以略见端倪。
说日本人只谈广岛、长崎被炸，忘了东京大空袭，这不符合事实。有不少人发动把东京大空袭具体地记录下来的运动。而且他们都是把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灾害和东京大空袭联系起来并给予足够注意的人，对于核时代的今天和明天一直明确地表示意志的人。他们认为，核状况是指从异常庞大的常规武器发展出生物化学武器、人造卫星、集工艺技术文明之大成而达到顶点的核武器为主，反对它，而发出号召，要把从广岛、长崎到东京大空袭，以及各地方城市的空袭惨祸的历史，特别是联系个人的悲惨经历，把如此等等作为一个整体来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