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就从这种心境出发，写出了反映个人生活的，却不是私小说的《个人的体验》。也许，这就是作为小说家的大江先生真正意义上的出发，同时也是日本现代文学一个崭新的开始……在您创作这部作品前不久，还写过一部题为《空中怪物阿贵》的小说，其出场人物夫妇俩与医生共谋，试图杀死脑后部长着很大瘤子的新生儿。这两部作品之间的关系……
我运用在那以前写作短篇小说的技巧来把握这个主题。首先，我需要做一个尝试，于是就写出了《空中怪物阿贵》。然后，就想在此基础之上，再写一部与此不同的、全新的小说。有一个记者叫做山口瞳，他同时还是一个作家，他就批判我，说是“所谓体验，不全都是些个人性的东西吗？这是一个同义重复的题名”。我倒是认为，在这个体验之中，既有共性的东西，也有个人一般性的体验。而通过人类共性的体验创作出来的，就是我们大家的历史了。在这其中，会出现只有个人才能体验到的、完全孤立的体验。考虑到这一点之后，我就写下了那部作品。我想要重新审视把一般性的、可能的体验，以非常特殊的形式，紧紧黏附在个人身上的这种手法。这就是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于是，我创造出了鸟这么个人物，同时也曾努力将其从自己身上分割开来。
当时，我试图通过创作这部小说来确认一个事实——与智育发育缓慢并患有智障的孩子共同生活下去，那就是自己今后的人生！接着，我就写了主人公下定决心的那一段，然后流畅地写完了其后的大约三个页码。也就是鸟对岳父岳母说了从医生那里听来的话语——那孩子如果最终可以自己设法吃饭、自己去洗手间，或许就能够成长起来。这样一来，也就能够存活下去了。小说在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小说刚一出版，就遭到三岛由纪夫的批判：“这是一部必须以大团圆收尾的那类小说。”在当时，我觉得那个部分是自然形成的。于是我就反驳说，想要与孩子共同生活下去的决心非常重要，使得主人公作了如此决定。其后，便如同自然涌泻而出的水流一般写了下去，而且没做任何修改。后来，这个反驳又遭到了江藤淳的批判。另外，美国一家出版社在出英文版本时，也曾要求对这一段进行改写，却被我拒绝了。然后，就一直到了今天。
——您的这种不愉快心情，在《致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里，也曾做过详细的叙述。小说里有一个场面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是文本中的叙述者兼作家“K君”，从敬爱的义兄那里收到他特地在“我觉得即便删去也未尝不可的部分”下画上线条的那几个页码：
已经是秋末了。鸟为孩子出院而去脑外科主任处告辞刚一回来，只见岳父岳母围拥着怀抱婴儿的妻子，正在特护儿病房前微笑着等候自己。
“恭喜你，鸟，孩子很像你呀。”岳父招呼道。
“是呀，”鸟谨慎地说。婴儿手术过后只经过一周，便有点儿人的模样，再过一周时间，长得就开始像鸟了。“我把头部的X光片借了出来，回去后再请您看。头盖骨缺损部位的直径只有几毫米，说是目前正在愈合之中。脑子里面的实质部分并没有溢出来，因而不是脑疝，只是单纯的肉瘤。听说在割下的肉瘤里，有两个乒乓球状的白色坚硬物体。”
“手术得以成功，真是太好了！”岳父看准饶舌的鸟的话语稍有停歇，便应声说道。
“手术持续进行并一再输血时，鸟输了好几次血，终于像被吸血鬼德拉库拉咬住的那位小姐一样面色苍白①。”岳母说，“鸟就像奋起的狮子一般活跃。”
婴儿惧怕急剧变化的环境，畏缩地紧紧闭合上嘴唇，用尚无视力的眼睛窥视着大人们的模样。
那是我在模仿日本古典中订正字句的手法，就是那种对于错处不加涂抹，只画上记号指出错误的手法。当然，至于小说的完成，我现在也还觉得最后那部分存在问题。不过呀，如果把孩子置于当时连生存本身都很困难的状态，把绝望的青年置于那孩子的身边，就这样结束小说的话，那么，现在当我重新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一定会强烈感到自己是背叛了那个希望的作家，背叛了内心里想要与孩子走向真实的共同生活的希望——设法与孩子和妻子一同活下去的那个可怜希求。对于生活于现实之中的孩子，现在我也许会发现自己是一个无法正视孩子的人。批评家龟井胜一郎②在战争时期是国家主义者，战后则对佛教有很深的研究，他也指责说“这位作家的伦理性存在不彻底之处”，可我认为，咱的伦理就是与这个孩子一同活下去！
在这种时候，就像萨义德说过的那样，“由于这是人的问题，因此我相信，如果放上一段时间，就会在明亮的方向上看到解决的征兆”。这实在是处于最为痛苦境地的人对事物的思考方式和感受方式。正是因为这种方式的存在，人类才得以延续至今的吧。长期以来，我一直坚信着这个观念。
首先，存在着与智障孩子一同生活这个现实，然后，自己决定将其引入文学，写成小说作品。于是那部小说本身便给了我一个回报——支撑着我本人在其后的生活方式。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光现在与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我认为，这就是小说的魅力之所在。
因此，也可以这么说：虽然我仍然不相信这种和谐是根据神的意志事先安排的①，但我毫不怀疑地认为，明亮的光线终将照射过来，我就怀着这样的信念在写小说，直至今天。而且，作为自己的文学观而言，这样认为也未尝不可，可我本人的死亡这个决定性的东西却在不断挨近。我已经七十一岁了，能够继续工作的时间正在受到限制。如此一来，与以往那种不可思议的乐观主义不同，我觉察到这一次将站立在具有决定性的困难面前。而且，对于那个困难，我还是要借助自己的文学与其进行对抗。我这个作家尽管已入老境，却不认为已与读者达成了广泛而持久的联系。毋宁说，我甚至感到自己正陪伴着彻底的孤独感走向死亡。于是，一如萨义德在《晚期风格》中所论述的那样，或者如同在我的《致令人怀念的年岁的信》里的义兄业已说过的那样，最为粗野的悲痛和痛苦，也许将会显现出来。不，而是将会清晰地显现出来吧。
如何才能从事在理念和感情上从正面把握那个状况的工作呢？当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最终环视自己的人生了——二十二岁时似乎出于偶然而开始写作小说，自己的人生也因此而被决定下来。可这一切究竟是好事呢？还是正好相反（笑）？对此，我自己能够进行判断。我希望在今后两年内完成这样一部作品。或许正是这个意志的力量，正在支撑着现在的我。
——大江先生到底是拥有特殊意志的人呀，而赋予这个特别意志之力量的人，则是光。您的小说真是不可思议，您的实际人生同样不可思议。
是啊，唯有实际生活才真的是不可思议。即便现在呀，光每天夜晚睡了一觉后要在十二点过一些起床上厕所。夏天倒是没什么问题，可一到冬天呀，由于他不能用毛毯把自己包裹得很好，就会经常引发感冒。他的支气管也不太好，这就比较危险了。因此，除了去国外旅行那段时间外，我会在距离一楼光的房间很近的餐厅，一直工作到深夜的那个时间段。每当他起床去厕所，我就前去床边照看，用毛毯将其包裹起来。四十多年来，每天夜晚每天夜晚，我把用毛毯包裹儿子作为一天里最后的工作。那种时刻，我往往会闪过一个念头——这就是我的“永远”吗（笑）？二十来岁那会儿，这是无法想象的人生，我竟会成为四十余年来每天如此的人。然而，经过四十年之后再来看这个问题，我便觉察到，每天夜晚，在那个短暂的两分钟或三分种里，在深夜中，与光稍微说上几句话，会给我增添怎样的精力呀！把光的事情写在小说里，总能够使我面对崭新的工作，即便在每天的生活中，他也是以这种方式显现出积极因素的存在。就这一点而言，在他出生之际，家母曾叱责道：“光这个名字呀，还是要比乌鸦那种名字要好（笑）！”当时，我接受了母亲的批评，现在看来，情况确实如她所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