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四月，我呼吁由知识界人士组成一个合作委员会，以支持“原子弹受害者团体协议会”，（被团协）的原子弹受害者切身体验资料的收集与出版事业。为此，我写了一封信。这封呼吁书是这样写的：
“为了迎接原子弹爆炸后第２０年夏季的到来，受害者们唯一的团体——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团体协议会准备开展一项事业，就是把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所有资料和受害者们的手记收集起来，妥善保存，然后加以出版并译成外文。这将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它首先对受害者本身来说是十分迫切的。他们在战后２０年中被迫采取了最残酷的保全生命的办法；同时，对我们所有未受害的人来说，也是十分迫切、极为紧要的，这关系到２０年前的原子弹爆炸，是把它作为人类的最后一次灾难呢，还是明天依然把原子弹氢弹当作现实的杀人武器？
“被团协”与“日本原水协”（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不消说，从属于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对于“被团协”开展有生气的活动，无疑等于给它注入了活力。但是，同时也不能不指出，“被团协”的受害者们，以他们本身为主去办一些迫切要办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往往不能立即实现。现在“被团协”打算自己重新单独起步，我想首先就要这样致力于解决基本的课题，这是显而易见的。
受害者们把手记写完留下，把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所有资料都整理、保存下来，可以说这是坚韧不拔的自我证明，或者说是一种依靠自我救济的意志而进行的事业。而且对于所有我们这些没有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害的人，也是与我们今天对自我的认识，对明天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事情，也是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情，从侧面对受害者的计划给予的一种支援和维护。
一般来说，当知识分子独自一人关在书斋里去思考自身与人类命运的问题时，不能不想到２０年前，现实存在的受原子弹爆炸之害的人们的体验。而且，难道他会不采取把个人的意志与受害者们的意志联系起来的方法吗？
知识分子，当他参与一个运动时，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他个人的意志在与他的对象（这个对象希望直接得到他的悉心协助）的意志联系起来以前，中间隔着各种缓冲物，到后来个人的志向都不明了了。再者，自己究竟参与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自己的责任要负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后来都变得模糊不清。我们也常常有这种体验。
因此现在一个知识分子，就原子弹氢弹爆炸的威协和造成的悲惨景象，把个人的思想和志愿，完全直接地与受害者们的生活和志愿联系起来，而且，他的期望怎样实现？他负有多少责任？为能看清这些问题，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在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二十个年头的夏天，我们打算提倡建立一个集团，从侧面去援助“被团协”的事业，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条件。
我们面向这个１９６５年的夏季。我们努力从各个侧面，来对２０年前最残酷的悲剧进行挖掘和再认识，而对与原子弹爆炸有关的所有资料和受害者们的手记的收集和整理，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内容。就连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那一部分，也往往会在大量印刷品的泛滥当中淹没而未被发现，而且，这些书刊已经不能重写了，的的确确是珍贵的稀世书刊。
例如，我们还记得叫作《原子弹爆炸图》的这本书。它是报告遭受爆炸后的人间世界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但是，同样能够记得由丸木位里和赤松俊子在１９５０年夏，编辑出版的叫作《原子弹》的这本小画册的，果真还能有多少人呢？在桔红色的封面上画着一位老太太的肖像。这本画册里出色地包含着令世人震惊的内容，我希望把我收藏的６４页画面和附带的简短而朴实无华的文章再附印上，并介绍其内容梗概。还有，在这本《广岛札记》的扉页、目录、各章的开头上插入的插图，都是引自《原子弹》这本画册的。
“在原子弹爆炸时，广岛三泷町的一位年届八旬的老太太的丈夫先被炸死了，她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像年轻时织布的线似的，总是接连不断地向孙儿留吉讲述原子弹的故事。‘就像是地狱，就像是一排排幽灵，就像是火海，因为看不见鬼的身影，还以为是人世间的事。’
‘如果不扔原子弹，人就不会下地狱。’
已经过了５年的今天，老太太还是不论白天晚上，不论刮风下雨，一想起来就没完没了地讲，一想起来就悲叹不已。‘战争就要结束了，大家对战争已经厌倦了，久拖不决，只好对军方和政府唯命是从了。……”
那天早晨，老头和老太太拉着货车，去领取因疏散住房而拆毁的房屋的木材，回到家中，正在沐浴盥洗的时候赶上原子弹爆炸了。”时间是上午８点吧，霎时间，亮光一闪，那是从前谁都没见过的闪光啊！老太太虽未听到轰隆的声音，可是，天棚和房盖都一齐落下来，床跳了起来，被压在中间了。”在爆炸中心地带，上身已经灰飞烟灭的牺牲者，“只剩下两条腿紧紧地粘在水泥路面上直立着。”尤为奇怪的是，发现“在电车里，一个少女手里紧紧握着手提包，也没有伤痕，与一个呈黑色的烧焦的士兵面对面地死去。”但是，“没有人能把爆炸中心地带的情况传达出来，”附在这篇感人肺腑的短文的插图上的，只有阴暗的天空，倒下的光秃秃的树木和荒凉的被烧毁的原野。
“在浅野泉邸的水池里，在死尸的中间，还有活着的鲤鱼在水中游。”
“烧掉羽毛的燕子，已不能在天空飞翔，只能一蹦一蹦地在地面上走。”
“有所察觉后，跑出去一看，士兵们站在那里，保持着敬礼的姿势，拍着肩膀说声‘喂’的功夫，就哗啦哗啦地倒在地上了。”就这样，士兵们就像瞬间即化为灰烬的雕像一般。“在一个患病的士兵的家里，年轻的主妇抱着孩子，被夹在大木头中间。邻近的老爷爷想出来解救她，仅靠一、二个人的力量怎么也救不出来。‘哪怕只把孩子救出来也好嘛，快！快！’‘不’一块儿死！反正，我男人也死了，留下这个孩子……还不如老爷爷你赶快逃命吧’。”宁可自己烧死，也要让孩子活下去，与这种自我牺牲精神相比，这位年轻母亲的选择，也许更为感人吧。
“向受害者发放粮食了，在排着的队列当中，一个老太太领着她的小孙子。在她孙子前面，站着一个一丝不挂的少女。她接过来５个人前面的干面包，突然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那时滋生了吸吮人血的苍蝇，到处谣传着：这地方７５年里，草木不生，所以，人也住不得！”
“因在九死一生中幸存下来而高兴的人们，身上四处出现斑点，或者头发全部脱落，渐渐地死去了。”
“三泷作业班的老板娘作了手术，在烧伤的手上，植入臀部的肌肉。她虽然失去了丈夫，依旧刚强地干着活，直到现在，一到秋天和冬天，后植入的肌肉，还在抽搐，疼得非常厉害。”而且，老爷爷因衰弱死去以后，“剩下老奶奶每天画起画来了。那可真是非常明丽的画啊，直到今天，老奶奶嘴里还念叨：‘原子弹爆炸时，像山崩地裂啊！啊，不对，如果不扔原子弹，人就不会下地狱。’一边说，一边画着鲜红的花和可爱的鸽子。”
这本小画册不仅是原子弹爆炸的真实记录，而且具有奇异的魅力，在它出版的当时，受到相当多的读者的青睐。可是同年夏天，在广岛酝酿的另一本书，已印刷装订成册，但终于没有发行。占领军认为这本书对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实况描绘得过于逼真，认为是反美的，所以禁止发行。１９５０年，那是爆发朝鲜战争的一年，一位美国新闻记者访问了广岛，他向失明的原子弹受害者这样问道：“如果现在对朝鲜投二、三颗原子弹，我想可以结束战争，可是遭受原子弹伤害的你，对此有何感想呢？”
禁止发行的书，原封不动地堆放在广岛市政府的仓库里，直到今年４月还无人理睬，现在广岛市计划重新印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适合于在被炸后第２０个年头再次刊行的一本书。过去的编者在出版发行时写了下面一段话。
“这是五年前广岛惨痛体验的真实记录之一。应征的１６０篇作品，每一篇都有催人泪下的内容，但这里只刊载了１８篇能够说明被炸当时的环境、实况和距离的作品，还摘录了１６段具有特点的体验的片断，其他的原稿将作为和平城市广岛的至宝，理所当然地保存在不久即将诞生的和平纪念馆里。经受了人类空前浩劫，从各种灾难和悲痛的深渊里活下来，而且能够站起来的人们，他们的这份神圣的手记，在两个世界激烈对立的狂风暴雨中，将不会再让他们的后代去倾听来自天上的和平的控诉吧。”
实际上这些手记是在被炸后第三年写下来的。１６４位广岛市民是怀着怎样的意志在文章中把那悲惨的体验记录下来，并希望以后能够重温这些体验呢？在距离爆炸中心２０００米的地方，被炸的广岛文理大学教授，从他的文章的赤裸裸的真实性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来。
“已经厌恶战争了，已经厌恶战争了，这是亲身体验过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人们的悲痛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声。”这是文字和语言难以表达的希求和平的真正的呐喊。希望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决不再让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再去尝受那么残酷的体验。我想面向全世界诉说这个想法。在今天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应该把“不要再出现第二个广岛”这样的标语悬挂在最高处，而不应该让它飘荡在太田河畔和平塔一样低矮寂静的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表达了原子弹受害者普遍的心态，即为了彻底补偿他们所蒙受的原子弹爆炸的悲惨遭遇，必须明确保证今后决不再把这样残酷的体验强加给人类。与此同时，这篇文章还告诉人们作者有这样一种感想，即遭轰炸后已经３年了，原子弹受害者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呼声，还仅仅局限于“飘荡在太田河畔和平塔一带低矮寂静的地方”吗？
在学童疏散中，好不容易被救出的当时是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少年，他在诉说是什么东西夺去了他父亲的生命，是什么东西使他的母亲和弟弟受到伤害时，这样写道：“原子弹，原子弹，这颗原子弹才是夺去我父亲生命的恶魔！但是，我不能怨恨原子弹，正因为发生了原子弹爆炸，广岛才站起来了。不要再出现第二个广岛！不要再出现第二个广岛！被原子弹炸死的人们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牺牲吧。这些人的牺牲是宝贵的，在这些宝贵的牺牲者的佑护下，我们应该沿着追求和平的道路前进！”
这里可以看到美军占领时期，在广岛进行初等、中等教育的教师们，是怎样试图把原子弹轰炸造成的悲惨说成是正当的这种采访材料。同时，在这个少年的幼小的头脑里，硬塞进过于沉重的矛盾的种子，而将其头脑中激烈斗争的情形，也清楚地描写在书中。这个少年对原子弹爆炸这件事，无论用什么样的道理来辩解，都是不能容许的。然而这个少年却这样写道：“但是，对原子弹不能怨恨！”这一言行未免唐突，也刺痛了我们的心。
这里收集到的２０年前的最糟糕的夏日早晨的记录，贯穿其中的最具特征的是什么呢？是原子弹爆炸后市民的沉默。一个不可思议的巨大怪物霎时间就在市街上称王称霸，与此成为对照的是过于弱小的负伤的人们，其基本的反应是茫然不知所措的沉默。这很不自然吧？
一个统制燃料分配的合作社工作人员，尽管在距离爆炸中心１００米的地方也遭到爆炸了，但是他刚巧到地下室去了，所以在同事们当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根据他的观察，当时受害者“都坐在石阶上，凝固成一团。一个女人说她的一只眼睛渐渐看不清东西了，一个男人说心情很坏，有的人说头痛，大家都分别负了外伤和内伤，但是却没有人因痛苦而出声，几乎全都沉默着。”
比任何沉默都更加严酷而彻底的沉默是人类发出来的“不成语言的呻吟声”吧。一位妇女是这样记录的：“我不管是树是石头都跳过去，像发疯似的奔鹤见桥跑去。我在那儿好像看见什么了。桥下的河流有无数的人在蠕动着，连是男是女都辨不清楚。脸皮都脱落了，变成一样的灰色，头发一根一根直立着，两只手在空中挥动，一边发出不成话的呻吟声，争先恐后地往河里跳。”
在另一个年轻姑娘的观察里，揭示出更为复杂的心态，更清楚地显示出深植在原子弹受害者内心深处的沉默的性格。“对面的钢骨水泥墙上，多处开着大口子，它的下边好像有些低矮的影子整齐地排成一排。我凑到跟前去，有男人、女人、孩子，年龄、身份和跟随照顾的人都分不清楚。几乎全都一丝不挂地光着身子挨排坐着，像是预先商量好了似的，面部和身体都变成褐色并且鼓胀起来，也有眼睛已被炸坏的。有一个人膝上的幼儿，后背受伤了，就好像从周围把发黑的枇杷的皮剥下来一样，皮肤像伸出舌头似的耷拉下来。我不由得把脸扭过去。大家都一动不动地令人可怕地沉默着。他们自然会那么想：好像今后是生是死，还能活多久，都是说不定的。我一想，跟这些人一同乘大卡车，我就有些毛骨悚然！”但是，她的羞羞答答的利己主义只不过保持了极短的时间，不久，她便失去了知觉，经过整整一昼夜又恢复过来了。她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东西了，想把手举起来，可是右手沉重得很，不能自由活动了。右手指轻轻地摸了一下脸，前额、两颊和嘴，好像豆腐和鬼芋捣烂搅拌在一起似的，鼻子也好像没有了，噗噗冒泡似的鼓起来了。我猛然想起石墙下边那些像妖怪似人的样子而战栗起来了。”在这一瞬间，她自己也只能加入那个黑暗的沉默的行列。
这位姑娘内心里同样也产生了与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相同的感情。虽然她已经毛骨悚然地退出来了，但是，她和原子弹受害者伙伴们处于同一个命运。“有一年，听说原子弹受害者诊疗团要来，我去了那所医院，而且，我进入了留有各种各样原子弹爆炸的伤痕的人群中去。有位叫作三次夫人的４０岁左右的妇女，眼睛和嘴上都有伤痕，由于面部有瘢痕而变成了一副使人不敢正视的丑相。据说一个未婚的年轻姑娘，她的美丽的面部，以中央为界从脸颊到头部，半面脸都是黑红色的瘢痕，好像颈部也不能自由活动了。有一个人的手，三个手指都粘在一起，变得又小又僵直了。话题各种各样，但都离不开战争的残酷性，生活的不幸和懊悔，并为此而流泪。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所以，也没有安慰的话可说。但是，觉得他们十分悲惨而可怜，那般情景至今令我难以忘怀。大概没有什么办法，恐怕那些人在生命结束以前，一直要渡过黑暗的人生的。”
被动员到市郊工厂去劳动的一个１７岁的学生，他返回被毁坏的广岛市寻找亲人。天下着黑色的雨，他在返回的途中，“听到被活埋的孩子们的微弱的呻吟声，心颤抖了”，便参加了救助的活动。为了救护学生和处理尸体而终日劳动的中学教员，在结束了一天沉重的劳动之后，这样写道：“在漏出的仅有的篝火的阴影里，只有排列整齐的尸体，膨胀着的脸，破烂不堪的衬衫，呻吟的声音和深长的睡眠。二、三个学生已经送往救护所，剩下的人用船送到似岛和宫岛线沿岸的医院，在那里予以看护。这些都搞清楚了。４点半，把一切都委托给救护班的人，我们奔往广濑桥旁去收容等待我们回去的学生，如果可能的话，想把他也托付给这个收容班。但是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只发现一个陌生的老年人的尸体，学生模样的尸体终于哪里也未找到。我们４个人默默地返回了学校。在黎明前闪烁的星光下，在没有烧尽的仅有的门柱后面，背靠背地睡着了。”这个精疲力尽的沉默寡言的教师们的苦痛的睡眠……。
给《原子弹爆炸体验记》寄来手记的１６４位广岛市民，他们现在过着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啊？他们当中还有几成的人健在啊？手记写完后，已经过去了１７个岁月，他们为了补偿他们悲惨的体验，记录下各自的价值，而且为了在他们被摧残的人生中寻找出积极的意义，而发出的极其恳切的呼声，只变成了已死的书籍，像废纸似的，直到今年春天还堆积在广岛市政府的仓库里。１６４位原子弹受害者不顾身体内外的痛苦，高声呐喊，可是一个庞然大物的手立即把他们的嘴给塞住了。无论怎样乐观的估计，相信为这本书提供手记的市民中，半数以上仍然健在，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当中在今年春天以前已死去的，是自己一度发出的呼声被强制打上沉默的封印，抱憾终身而死的人。他们的未竟之志，谁能给予完满的补偿呢？
我现在准备结束《广岛札记》这本书。１９６３年夏季访问广岛，第二年夏季再次访问广岛，我开始许愿想写这本札记。我在这本札记中，想冠上下边这些各种各样的标题，我想让它们自然而然地能表达出我在这本札记中想达到的目的。“广岛沉思”
“广岛：我们的家”
“延伸广岛生命”。
我在去年出版的小说《个人的体验》的广告中曾这样写道：“对于已经住进我的语言世界里的各种各样的主题，我准备重新用最基本的锉刀锉一下。而且，我也是基于同样的志趣围绕这个广岛连续写了一系列的随笔。恐怕广岛才是我最基本的、最坚硬的锉刀。把广岛看作是我这种基本思想的表现，我想用这件事情来确认我是一个日本的小说家。
我初次访问广岛是在１９６０年的夏天。那时，我对广岛还未开始有真正的理解，可是，我只有一种预感，是确实无疑的。我在《中国新闻》上写了包括下边这样一节的小文章。“我今天访问广岛，出席了纪念原子弹受害者的祭典，这对我来说，不啻为一种宝贵的体验。现在我已经感觉到，这个体验的分量逐渐加大，将会深深地统治我的思想。我在这１５年中间迎来并度过了青春，但我想我应该更早些访问广岛，越早越好。然而，即使到了今年才去，也决不能说是去的太晚了。”
这个预感应验了。在５年后的今天，广岛成了对我最有分量的、最具影响的存在。我常常做非常苦闷的、难受的梦。在烈日炎炎的盛夏的广场上，一个脑袋像个阿波木偶似的用力抬起头，神色紧张的小个子的中年男子穿着睡衣，在那里站立着，用蚊子一般的微弱声音在那儿演讲。在梦境中的我，虽然听到他的声音，却知道再过几个月之后，他会因患原子病突然身体衰弱而死去。
但是，把我在广岛所看见的（终究不过是以旅行者的眼光瞥见的）人类悲惨的一幕，作一个绝望的估计吧，虽然我没有勇气使这些悲惨的现象反转过来产生正面的效应，但是，至少它能常常向我清楚地显示日本人的做人的威严。
最坏的绝望，继续在难以医治的疯狂的种子萌发的地方滋长着。我遇见了决不屈服的人们，我和那些青年同命运，他们在决然得不到救济的苛刻而冷酷的命运轨道上奔跑，我听到了这样一些战后成长起来的温柔的姑娘们的传闻。而且，特别是在那种没有确实的希望的地方，常常会接触到继续坚持着正气、继续怀抱着坚强的意志的人们的声音。我认为我在广岛具体地思考所谓人类的正统性这种东西，我得到了线索。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亲眼看到了人类最难以宽容的叫作“欺骗”的这种东西，也是在广岛。但是，同我仅仅能看清楚的事物的全部比较起来，那个隐藏在暗处的无比巨大的最可怕的东西，不过是刚刚露头而已。
在《广岛之河》第十一号上，奥田君子这样写道：
“……烧着烧着，有几百人穿着被烧得破烂不堪的衣服，拖着双腿，挣扎着走到诊疗所。想跟大家打听一下当时的情形，当时究竟怎么啦？大伙说：‘噼咔一声一道闪光，又轰的一声，房屋都倒塌了，人变得浑身是火，面目全非了。’我们出神地听着，可是怎样比喻才好呢？在半路上，那些人吧嗒吧嗒倒在地上死了，除了用《往生要集》来比喻以外，简直无法形容。”
《往生要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各种各样的有关世界末日的恶梦，常常存在于民众的心中。曾经隐藏在宗教的神话当中的世界末日的景象，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现在，在科学幻想小说里被继承下来。而且在S·F提出的末日观里，最可怕的是如下一种样子：人类的血和细胞首先荒废了，然后所有的人都变成丑陋的妖怪的形象，终归不是人了，变成了不知是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简直无异于让民众看一看中世纪时，由于瘟疫和战乱而造成的世界末日的真实情景。但是，这些民众可能假想在他们的不幸的后面，会有神在支配着他们灭绝以后，别的群众会不会去种田，去海里捕鱼，在他们内心的一隅想起这些事情的时间的余裕恐怕不会失掉吧。在１９世纪以前的世界末日观里，总觉得好像具有一种延期的感觉。他们作为人类，至少也应该以人的形状和人的名义去迎接世界末日的到来。
但是，由于放射线损害了细胞，它影响了遗传因子时，明天的人类已经不是人了，该变成什么怪物了。难道那不是最黑暗的、最可怕的世界末日的情景吗？而且，２０年前在广岛所进行的是一场充满极端恐怖的大屠杀，在现实中，我们的文明只有那种不能称作人类的，血和细胞都被荒废的种族才能继承，这场大屠杀也许是真正的世界末日的最初征兆。在广岛的阴暗角落里隐藏着最可怕的巨大的东西。恐怕不外乎就是那种可能性。我在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看着大狗睾丸（植物名）和繁缕（植物名）的叶，内心深处被威吓的情景，已经写入５年前初次访问广岛时撰写的文章里。原子弹爆炸后，在广岛的土地上，发芽生长的那可爱的两种越年生的草木，给这两种草木带来的实属本质上的破坏，这种破坏的印象至今仍压抑着我。把荒废到那种程度的东西，让它再充分地恢复过来，那已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是人的血和细胞荒废到那种地步，那大概就是世界的末日吧。当我们对世界末日的情景还具有正当的想象力的时候，金井评论委员所说的“受害者同志”，已经不是任意的选择了。对我们来说，除了作为“受害者同志”以外，若想作一个具有正气的人，就没有别的做人的办法。
我参加了起草《原子弹爆炸受害白皮书》的运动，而且，我想同以重藤原子病医院院长为首的人们站在一起。这些人想真正表达广岛的思想，他们决不绝望，也决不抱奢望。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屈服，他们坚持着每天的工作，我把这些人看作是原子弹爆炸后最正统的日本人。我愿意和这些人站在一起。
（１９６５年１月～５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