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书，从个人的事情入笔，或许不够妥当。可是这里所收集的有关广岛的所有的随笔，对我个人来说也好，对始终与我一起从事这项工作的编辑安江良介先生来说也好，都是深深触动我们各自的灵魂的。所以，我很想把１９５３年夏我们两人一起初次去广岛旅行时的个人经历记录下来。当时，从我这方面说，我的第一个儿子正处于濒死状态，整天躺在玻璃箱子里，简直毫无康复的希望；而安江先生，则恰值他头一个女儿去世。加之，我俩共同的一位朋友，因整日潜心于《世界最终爆发核战争的情景》专题研究而惶恐不已，竟在巴黎自缢身死。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彼此彻底征服了对方，还是向着盛夏的广岛出发了。像那样精疲力竭、忧郁沉闷的旅行，我还从未经历过。
到了广岛，开了几天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我们更加疲惫不堪，心头的忧郁也更加沉重了。正如第一章所描写的，这实在是一次充满苦涩和困难的大会。当初，大会能否开成，实际上还是个疑问；一俟大会开幕，又只不过是个分裂的大会。我们怀着暗淡凄凉的心情，身上沾满汗水和尘土，叹息着，陷入沉默，在被大会动员起来的非常虔诚的人群周围徒然地奔走。
但是，过了一周之后，当我们准备离开广岛时，我们发现了能将自己从忧郁的深渊中拉上来的绳索，而且，这条绳索就紧紧握在我们手中；简捷点说，是我们遇到了真正具有“广岛人”特质的人们。
那些似乎真正的“广岛人”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直接地给了我勇气；反过来，我也品尝到了因儿子置身于玻璃箱中而深藏在我心底的精神恍惚的种子和颓废之根，被从深处剜了出来的痛楚。而且，我开始希望以广岛和真正的“广岛人”为锉刀，来检验我自己内心的硬度。我是在战后的民主主义时代接受的中等教育，在大学里以法国现代文学为中心，学了语言学和文学，而且，我作为刚刚从事写作的小说家，就在日本和美国的战后文学的影响下活动。我是一个个人历史如此短暂的人。我希望把自己理应具有的独特的感觉、道德观念和思想，全都放到单一的“广岛”这把锉刀上，通过“广岛”这个透镜去重新加以检验。
从那以后，我又多次去广岛旅行，而且安江先生所在的《世界》编辑部刊登了我的随笔。这里所收集的就是那一系列随笔的汇总。我接连去广岛旅行，每次都邂逅一些新的具有“广岛人”特质的人。他们给了我最为深刻的感动，但是，我又无可回避地多次接到这些广岛人的死亡通知。我的随笔在杂志上刚刚刊登，就收到许多尤其是从广岛寄来的恳切的信，我想从这些来信中选择有代表性的章节，将其刊载于下。写下面这封信的人名字叫松坂义孝。在第五章里引用的在广岛的不屈的医生们当中，有一个人，他尽管负伤了，但还是被他儿子（医大学生）背着去参加救护活动，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这个人叫松坂义正，义孝是他的儿子。在原子弹刚刚爆炸后，就背着负伤的医生，通过广岛市街，赶往救护所。这个医大学生就是义孝。现在，他已成为一名皮肤科医生，在广岛开业呢。
“……广岛的人们，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仍然想要保持沉默。他们想把自己的生与死当作个人的事情。他们不愿把个人的悲惨公诸于世，去充当反对原子弹氢弹的政治斗争的参考资料。他们还不愿意被别人看做是原子弹受害者和由此而变成的乞丐。当然，痛诉受害者的悲惨情状，与其说是为了反对原子弹氢弹，莫如说是为了得到救济金更为切合实际，因为这大概是更需要做的吧。但是，基本上恢复了健康，过上了正常人生活的原子弹受害者们，他们对痛诉悲惨这种作法保持沉默。他们希望采取归还能够正常活动的受害者的税金或贺年卡的收益等办法，实际上，这是在心情舒畅地寻求着团结合作的办法。采取乞讨的办法、募捐的办法，究竟能有多大实效呢？
……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说，沉默不行，而劝说原子弹受害者说真话。我憎恶那些对我们的沉默不体谅的人们。我们虽然不能够去迎接８月６日那一天，但是，能够与死者一起默默地送走八月六日那一天。我们不能小题大作地为了迎接８月６日这一天的到来而东奔西走。那样，一些受害者的沉默寡言，就可以作为资料留存下来。只有８月６日在广岛呆一天的思想家对此不理解，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对我写的随笔抱有同感的一封信。我在随笔中写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所拥有的唯一权利就是对广岛保持沉默。我被这封信所激励，同时，我也不能不注意到，作为一个广岛以外的人，我写的全部文章，是会遭到最尖锐的批评的。松坂先生在广岛的同人杂志《齿轮》的最近一期上，以深田狮子雄的名义，这样写着。他在给我的信中，把他的思想方法、感知方法。更为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我从他的文字里可以感受到广岛内部的人对广岛以外的人的正当批判的声音。这可以说是广岛的年轻知识分子的正当防卫的声音。我希望读者能把我的文章和下边的文章结合起来一块儿读。
“大江氏讲的在广岛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医生——面对患了遭受原子弹爆炸后遗症而不得不陷入绝望的医生，往往在听了一些‘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简称“原爆症”）已不复存在’之类乐观的报告之后，理当反复地予以苦涩的纠正。当时我正在距离爆炸中心地带１．５公里的地方，虽然稍微有点后遗症状，可是不管怎样现在仍是健康的。我的父母亦然。爆炸当时还是女子学校二年级学生的妻子，还有昭和三十年代生下来的三个孩子，也都是健康的。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是因为没有发现后遗症而尽可能地表示乐观，其原因盖出于此吧。被称作‘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文学’几乎都是不能恢复健康的悲惨的人们的故事，除了描写后遗症的症状和心理之外，是否就不可能有别的什么情况了，以前曾为此而纳闷。比如，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害，蒙受了这种悲惨命运的平常之家的成员，恢复了健康，作为一个正常人继续活下去，这样的故事难道没有吗？是否原子弹受害者全都患上了后遗症，而不得不悲剧性地死去呢？是不是原子弹受害者死的时候，必须克服像方才讲的他们健康和心理上的那种负疚感和屈辱感，不允许他们像普通人那样自然地死去呢？我们如果死，就全都是由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所导致的悲惨的死，这里包含着对原子弹的诅咒；是作为对反对原子弹爆炸有用的资料去死。是不是只能这样去想问题？的确，我们的生存，因蒙受原子弹爆炸的灾难而被大大扭曲了。我们经受了磨难，这点不能否定。但是，这种灾害和苦难，即使没有遭受原子弹爆炸，经历过战争的人们，也会程度不同地尝受过。我常提醒自己，特别是对广岛的受害者所独有的‘受爆炸之害的人的意识’（受害者意识）不能有一种偏袒的感情。希望他们能够自己想办法治愈后遗症，自力更生地去把自己恢复为一个正常人，尽管蒙受了原子弹灾难，但同没受到灾难的人一样，让自己心安理得地如同与原子弹爆炸无关那样地死去。
被炸后的第１９年，活到９３岁而故世的我的祖母，她的一生虽然经历了称不上幸福的变迁，可一直是健康的，大概没有染上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最后自然寿终。须知，在被炸者当中，往往有摆脱了原子弹爆炸的影响，而自然死去的。８月６日广岛即兴的政治性发言当中，正好含有大量原子弹受害者之死的材料。这一天应该是举办肃穆的丧事的一天，很可能受那些外来人的支配，不要仅仅作为别处的政治性发言的资料……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也有这样的乐观的受害者，他们没有后遗症，与其充当反对原子弹爆炸的资料，不如切实地把自己恢复为一个普通人。
“长崎有一个名叫原口喜久也的受害者，是一位诗人，他患了骨髓性白血症。诊断清楚之后，他就自缢而死了。这是前几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从他诗集遗稿的后记中得知的。我为之黯然神伤……原口先生之死，并非由于原子弹爆炸的后遗症，而是自己死的，难道这不是自己想死吗？我希望不要把一切都包括在内，不是如实反映情况的，没个性地一概而论地都说成是原子弹后遗症。我希望能这样去理解：他们想从原子弹爆炸的魔掌中解脱出来，使自己像一个活生生的人那样生存，也像一个正常的人那样死去。
如果没有对原子弹受害者的详细检查诊断，恐怕对原口先生健康失调的病因就不会查明吧。光是健康失调会突然死去吗？但是，受害者们缺乏那种乐观的健康不适感。我访问过的所有的人都明显地是患了不得不长期忍耐的确实无疑的原子弹爆炸后遗症而到了濒死的阶段。这种诊断，从常识上看大概是不能恢复了，为了活着，对这种后遗症还得忍耐下去。生的对立面就是死，可是对于死的筹划是多么困难啊！……必须活到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最后阶段，这是受害者想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唯一办法吗？像原口氏和原民喜那样，使自己的死服从于自己的洁癖，这是不是他们想使自己恢复成为一个正常人的一种办法呢？对以上这些问号，我都解答不清。”
上述这些随笔都是在广岛的人们的协助和批评之下，由他们支持写成的。我现在重新把它们汇集起来以《广岛札记》为题出版发行，内心对广岛的认识并未由于此书的出版而结束，可以说，我现在只是刚刚进入真正的广岛人的心灵。如果不是那种人（他们对广岛硬要闭上眼睛，封住嘴巴，卷起舌头）的话，他们的内心里对“广岛人”的认识和思考决不会结束。
是年３月２２日下午，在广岛举行了一个自杀身死的妇女的葬礼。死者是岞三吉氏遗孀，岞三吉留下一首最优秀的诗。这首诗叙述了原子弹爆炸给人带来的悲惨，和对此不肯屈服的人的威严。据说夫人是被原子弹爆炸所引起的癌症的恐怖压垮了。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在夫人自杀的几个星期之前，不知是什么人，在岞三吉诗碑上涂上油漆，玷污了石碑，给了夫人精神上一记打击。广岛人为了与其孤独的内心惨痛相抗衡而产生的忍耐力，决不是凝固的教条的东西。卑劣的人乘夫人一天天困难地忍耐的间隙，用其手中握着的油刷的毛一触，便把精疲力尽的，受着癌症恐怖威胁的，孤独的她的忍耐力给压垮了。这是很容易的吧。在这个实际上为数众多的人不肯倾听被这个最卑劣的恶意的油漆所玷污的诗碑上镌刻着的诗人的呼声的时代，１２年前，这位诗人正在进行肺叶摘除的手术当中，被炸的肉体已失去抵抗力，终于死去了，夫人缅怀着诗人，与此同时，夫人陷入最糟糕的孤立感的黑暗的深渊。还会发生什么比这个更坏的事情呢？夫人的亲姐姐广岛“母亲会”的小西信子女士的话打动了我们。“妹妹，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你和和岞先生一起度过了无悔的一生，我不惜用赞美的话来称颂你们。”
还我父亲，
还我母亲，
还我老人，
还我孩子，
还我生命，
还我亲人。
还我和平！
还我人类的，只要有人类生存的世界，就不应失去的和平！
这种呼声，实际上正是为了我们这些幸存的人们，才发出来的诗人的声音……
在同一个３月２２日下午，在东京，召开纪念一位作家的演讲会。这位作家也曾为了我们幸存的人们而发出过恳切的呼声。他在人类的世界天旋地转，确实出现可怕的征候时，怀着绝望感和充满仇恨的屈辱感，走向与其呼声中所孕含着的祈祷完全相反的方向而自杀。作家原民喜在广岛也遭遇原子弹爆炸。他在１９４５年末，正当所有的广岛人被强制沉默时，已经写了正合时宜的《夏天的花》一书，接着，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翌年，这位作家自杀了。既然典型的广岛人如此记忆犹新，那么，我们的内心里对“广岛人”的认识与思考能够完全就此终止吗？
这年春天，我到冲绳旅行。冲绳的人们个个面带温和的微笑，迎接我们从本土来的客人。只有一个人，不管你怎么启发她，她一直敛着微笑，在温和的表情深处露出不信任和拒绝的情感。我所遇见的这位妇女的态度才是最正常的。我们在战后的２０年当中，对冲绳所有的原子弹受害者是完全置之不顾的。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这一点。他们在广岛和长崎遭受爆炸灾害后，回到冲绳的故乡。他们是满身灼伤被流放到这个孤岛上来的。这个孤岛对于原子病的治疗完全处于一种一无所知的白卷状态。在冲绳本岛或在石垣岛和宫古岛，现在回过头来探讨一下原子病的症状，陆续发现了许多明显是由于患原子病致死的人。例如，在冲绳的大相扑中，在八重山群岛，一位取得冠军的壮健青年，他在长崎的军需工厂遭遇原子弹爆炸而回到石垣岛。１９５６年，他突然半身不遂了。他怀疑自己是否受了放射性的伤害。也曾向本岛的医生请教，而冲绳的医生当然对原子病一无所知，于是他也就只能被置之不顾。不久，他坐着不能动弹了，身体惊人地浮肿起来。１９６２年曾是冲绳相扑冠军的他，竟无端地吐了半桶血而死去。在冲绳竟没有一个能够认定他是因患原子病而惨死的医生。冲绳“反对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制订的名单上列出１３５名原子弹受害者。他们的身体或多或少地几乎都有异常的感觉。但是，他们感到不适的申诉，全都被冲绳的医生们说成是疲劳或神经性疾病而给斥退了。
话尽管如此，也并非说冲绳的医生们要负这个责任，恐怕不从本土派原子病医院的专门医生来冲绳，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在２０年间被置之不理的冲绳受害者们的烦恼与憎恨面前，我们能够继续闭上眼睛，塞上耳朵，捆住舌头吗？那１３５名甚至更多的受害者，由于原子弹这个袭击了广岛和长崎的本世纪穷凶极恶的怪物所带来的灾难，不得不支撑着疲惫的身躯和不安的灵魂，而现在恐怕又同核武器基地为邻居住着，并且是对核基地不得不保持沉默的一群人。这些冲绳的受害者们对我们失去微笑，恐怕连表达不信任和拒绝的感情的最起码的心理反应都没有了。然而，２０年来，这些坚韧不拔的人们，对我们本土的人一直抱着那个并未实现的期望。
３月２６日，政府发布消息说，４月份要派医学调查团，去对住在冲绳的曾在广岛、长崎遭受过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进行调查。据说调查过后，对认为有必要入院治疗的人，再经厚生相的咨询机构“原子病医疗审议会”审议，可住在广岛、长崎的原子病医院。２０年间完全置之不理之后，现在才开始对冲绳的原子弹受害者打开窗口，而且还只是这一个窗口。我听说一个例子。冲绳有一个原子弹受害者，他被劝说去广岛的原子病医院住院，可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如果他离开冲绳，他的家属将立即陷入生活的困境。这恐怕是很普遍的情况。而冲绳的医疗福利的不完备，是众所周知的。如果仅凭目前冲绳的医疗设备，受害者要想治疗放射性伤害，即便是派专科医生前来冲绳长驻，也会遇到严重困难。在此，我除了把冲绳的受害者的满是尖锐的带刺的语言记录下来之外，再也无能为力，对此我只有感到羞愧：“希望日本人有更多一点诚意，不要总是在美国人面前讨好，把人的问题放着不管。如果想管的话，就赶紧管吧！立即付诸行动吧！这就是大家的心愿。”
既然他们的存在和他们呼唤的声音，是这样地无可奈何，那么，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对广岛人的怀念和情结能够彻底了结吗？
（１９６５年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