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天明，醒来时有种空悬黑暗中的感觉。那是被狂风暴雨蹂躏的榆木树叶的声响从卧榻下方传来的缘故。高处的黄叶已经落尽。起先，我将这种恐怖与自己在战时的丛林中的幼年时痛苦得想要放声呐喊的梦境一起回味。难道是自那以后相同的感觉又重新出现了？……
早晨天晴了。湖对岸阔叶林茂密的黄色和红色树阴中，浅绿的乔木异常醒目。不过，那也仅是向红叶过渡的中间阶段。高中时代，班上同学都对一部名叫《青草的故事》的外国电影称赞有加。我虽无太大兴趣，但也去看了，似乎还为其中一个场面震颤过。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时节的院落。与现在遍布普林斯顿校园中的相同的具有北美风格的参天大树的树叶被染成黄色和红色。一位酷似男孩的少女在读着自己写完的笔记。笔记是为了从家庭成员都深爱的最小的妹妹之死的悲哀中重新站立起来而写的。前一个场景，不幸作为似乎难以逾越的悲哀发生了。然而“时间”，以及季节的转换却让少女承受了这一切。在影片场景转换的魔法中，我构想着自己在文章中也可采用同样的表现手法。
而今天我重新感觉到，在自己二十多岁时写成的《掐去病芽，勒死坏种》、《广岛札记》里，便留有这一构想的痕迹。幼年时的恐怖，青年时目睹的悲惨不会完全消失，但必须通过记忆的重新组合，从中催生前进的力量。因为我读过刚被译成法语的上述两书后同时意识到，我正是以这样的文章为目标的。
读着寄自法国的报纸书评，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关于对作品质量的批评，我丝毫没有以这是自己年轻时代的作品为由逃避责任的念头。相反，我还想主动接受。令我不能容忍的，首先是关于他们做出的所谓“日本作家站在国家主义立场上控诉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反驳。
我从那些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一生中学到的是：以“个人的”灾难觉悟开始，以“日本人的”方式展开的对被炸事实的接受——政府要员时常将“惟一的爆炸受害国的国民感情”这一表达方式挂在嘴边——确实到那一阶段为止，与国家主义有相通之处。但即便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却是由向全人类普遍性的升华所导致的。
其普遍性的获得，也是能够将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们销毁核武器的运动与对侵略亚洲的积极反省联系起来的。自写出《广岛札记》那年起，包括本次访问，我都一直不停地向美国民众谈论这一主题。而支撑自己言论的力量核心之中，便有受害者们的普遍性志向。
然而，只要一想起日本舆论对去年希拉克宣布重新进行核试验提出批评后反馈回来的法国的反应，我就不免会感到，这一意图似乎并未如自己想像的那样在海外广为传播。
还有一篇书评说，如果不在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本土登陆战将导致数百万人战死。但是，我却重新有了一种面对“可以使用的核武器”中的亡灵再生的感觉。
“核冬天”将毁灭这颗星球。这一准确的预测导致了核冷战的终结。戈尔巴乔夫如今虽然在国内为千夫所指，但我却因其采取的措施而依然对其心怀敬意。“不能使用的核武器”这一认识已为东西两大阵营共同接受，核裁军第一次成为了现实。
但法国等国家的核试验，使得那些为在地区冲突中确保“可以使用的核武器”的国家的努力重新表面化。美国也一心一意通过非试验的方法进行同样的准备。他们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对于自己也想要开发“可以使用的核武器”的这个或那个国家而言，究竟具有多大的说服力呢？
说到核武器的威力也好，它所带来的悲惨也罢，必须重新根除的，是各种国家主义的信念。一枚“可以使用的核武器”的发射，将成为通往无以挽回的“核冬天”的导火索。关于这一过程，众多的专家不是已经反复分析了吗？
对于日本新国家主义者们“自虐史观”主张中存在的软弱性，我想向他们展示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们经受了“时间”磨练、值得骄傲的坚强性和普遍性。我到达这里后，在政治、国际关系学领域著名的乌德勒·威尔逊大学大张旗鼓进行的，在取得与学生们共同进餐资格的巴特勒学院边用午餐边进行的，在佛蒙特州女子大学面向市民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中，我想要具体传达、并认为已经传达到的，就是这样的观点。
①法国报纸——译注。
②法国报纸——译注。对于专程前来采访我的《解放报》①，以及其亚洲资深记者仔细阅读了我的作品并对我提出批评的《世界报》②，我同样向他们寄予了相互理解的期待。作为他们国家宽容精神的学习者之一，年轻的我写下了《广岛札记》。
（胡晓丁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