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3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住过一段时间。那期间我写了两三篇短篇小说。现在重读，发现我在文章里对大学校园里的树描写得极端详细而准确。从日本研究中心分给我的房间的窗户里——现在的日本研究中心已不是那座建筑了——能看见美丽的大树。它的叶子和山茶树叶相似，树上开着像刷子一样的花，结着火红的果实。在伯克利有许多澳大利亚原产的树木，这棵树的日文名称是“澳洲大腿”树。在伯克利，经常能看见用这种树拦成的树篱，而我房间窗前的这一棵却特别高大。
我觉得在英语里这种树的名字应该叫灌木樱桃树，学名为EugeniaMyrtifolia。当时日本研究中心的一位女秘书名叫尤婕尼，是位很有才干、待人亲切的女性。有一次我差一点就跟她说，你的名字和那棵树的学名一样。但是，要是她问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我会不知如何作答，于是最后还是放弃了。如果有人从时装、横笛、房间方面研究日本古典文学，那他一定会知道《源氏物语》中描写的用丁香做染料染成的和服。这种染料的原料丁香树就是EugeniaAromatica，和灌木樱桃同属一科。
我当时住所附近的女教授俱乐部的树篱也是由灌木樱桃树围成的。每到周末就有一个姑娘到这里来打扫客厅。看上去她好像总是很忧郁。可是有一天她坦白地告诉我，她曾经当过冠军。她说她是悠悠球冠军，还曾作为可口可乐的形象大使去过日本。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拘谨而忧郁的冠军。我把这件事如同写树木一样，也写进了我的短篇小说里。
在我长久的作家生涯中，曾多次提到自己最初是怎样开始接触文学的。毫无疑问，在我开始读的书中，翻译成日语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是最使我津津乐道的一本。后来，我又读了这本书的原著，从而把我带进了美国小说、首先是短篇小说的世界。在回忆那是什么样的作家的作品时，我想起一件事情来。在波士顿举行的海明威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我作过简短的发言，重新大量阅读了他的作品以后，我清晰地想起了如下的事情。
我就从这里开始讲吧。
(二)
我们从少年到青年时期一直在了解这个世界。但是，一般而言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所以这个习得过程十分混乱。我之所以基本上是相信人的，是因为我知道孩子们具有克服这种混乱的自主的平衡感，或者说他们有综合的能力，再或者换个说法就是他们具有想像力。
对孩子们来说，文学是给予他们对抗这种混乱的支柱。可是，对孩子们来说，文学又成为加剧这种混乱的、难以对付的契机。童年的我关于“死”的最强烈的实感来自小说。小说中描写了在岛上生活的哈克和吉姆从漂流过来的房子里的暗处中看到一个死去了的男人。吉姆的语言表现力以比现实更浓厚的实感逼近我。
“这个人并不是睡着了——他死了。你在这儿等一等，我钻进去看一看。”
吉姆说着就去了，他弯着腰进屋往里看，说道：
“是个死人啊。真的。身上连衣裳都没穿。他的脊背上挨了一枪。我想他死了总有两三天了。进来，哈克，可是千万别看他的脸——太可怕了。”
当年在读这本译著的时候，我的祖母和父亲都去世了。我对家里两位去世的人没有印象，反倒觉得自己和哈克一同感受到躺在黑暗里的死人更加逼真的真实性。我一边把书里的“死亡”和我身边发生的两宗“死亡”反复比较，一边梳理陷入混乱的自我世界。
上面说的事发生在二战期间，是我在太平洋对面的小小的岛屿上的经历。战败以后，地方城市占领军在美国文化中心设立了开架图书室。对我来说，这个我最初使用的开架图书室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我在那里遭遇到另一种“死亡”。接下来受到的引导又是什么呢？我这个读过《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原作的少年又读了《在我们的时代》这本书。那个时期，我对这两位英语作家在语言上深厚的血缘关系一无所知。后读的这本书里也有一个短篇描绘了“死亡”。少年时代的我是这样感觉的——除了有哈克摇着独木船，尼克摇着小船，他们各自摇船行驶在昏暗的水面上，遇到了死人的共同点以外，两部作品还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哈克实际上没能清楚地看到的“死人”，尼克却清楚地看到的“死人”，对我来说都一样。诸位都能清楚记忆书中用独特的文体这样描写尼克所看到的情景。
医生揭开印第安人头部盖着的毛毯。撤回时手都湿了。他用一只手举着灯，坐到下层床铺边上，望着上层床铺。印第安的男子面向墙壁躺在那里。整个脖子被齐耳割断。床铺上由他身体的重量压出的凹陷处积存着血。他的左胳膊搭在枕头上。裸露的剃刀刀刃朝上放在毛毯里。
十年以后，我已经成长为一名年轻的作家。无论这个世界如何混乱，我都有了应对自如的能力。那时我看到了海明威去世的消息，于是我的情绪又完全回到了少年时代，再次深刻地经历了一次从根本上——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恐惧和厌恶的过程。那样一位从年轻时期就深刻、明确地认识到“死亡”的人，如果在刚步入老年的时候就自杀的话，我自己岂不是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吗？我想我是彻底垮掉了。
(三)
现在，全世界的报纸杂志都在制定迎接新世纪的计划，也有人向我约稿，他们让我写一个短篇，谈一谈怎样从二十世纪末过渡到下一个世纪。我自认为我完成不了如此宏伟的计划——其实，我已经给编辑部写了道歉信——尽管如此我还是接受下来，于是我便有了愉快并痛苦地拥抱幻想的机会。
我想写一个男人在核武器时代如何生存、然后切身体验死亡的故事。一般来说，用短篇原本写不了这样的故事。由此我打算采用倒叙的手法来写这个短篇，一开始先写男人濒临死亡，他虽然明白自己有必须写以及应该写的故事，但还是回忆起许多绝对不能写的故事。这个短篇的标题为《核武器时代高原之雪》。在本世纪末，提到用短篇来表现人类的典范时，我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一百年来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之一、海明威的短篇《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
说起这个经典，如果重新阅读就会感到，在世纪末思考小说究竟为何物的时候，这篇小说蕴含着使人进行彻底反省的力量。尽管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只有小说家毕生都写下去才能回答好它。以下问题被直率地提出来——
小说家是怎样的人？是写他所知道的事的人吗？也许不是？可以说至少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小说家相信或者说一直在努力地去相信小说家应该是凭借语言的能力，想像力的结构写尽他自己所不了解的事情的人。然而，海明威的笔下描写的一个人物却持反对意见，他坚信不是那么回事，小说中这个人物躺在非洲高原上的帐篷前，守护着自己正腐烂下去的腿。
男人坚持说即使他患不治之症，也要趁还有些力气的时候，去观察大鸟是怎样飞来接近快死的人的。
即使他的状态越来越糟糕，但浮现在他的头脑里的想法却是：
不到深深了解的地步不打算写，事到如今恐怕也写不了了吧。如果再想写，又试着写结果不会不行，也许根本就不具备写的能力，因此总是一拖再拖而延误了动笔的时机。总之，事到如今，好像有些想不明白了。
关于这个问题还什么都没写，那是因为开始我不想伤害任何人，可是即使我不写这个题材，也有不少别的可写。话说回来，他还经常想总有一天要写的。要写的东西有很多，他在一直观察着社会的变化。不仅只观察发生的事件，不只观察了许多事件，也观察了人，还观察了更微妙的变化。他能回忆起人在各种情况下会有怎样的表现，那是他深入其中观察的结果，写这些东西是他的义务，可如今他又不打算写了。
男人的内心独白是，自己很清楚自己还能把更多的事情一一写出来，可直到现在为止还没写，今后也不打算写了。像是被主人公的话唤出的和声一样，我们想起了海明威的另外几部长篇和短篇中非常自信的人物说过的话，他们自己很清楚能写出一切。如同我们不得不承认所有小说的作者都相信“不了解的事情不能写”、“活着就是为了自己能实际地了解自己能写什么”一样。
况且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无限地走向死亡的时候，还头一次了解了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事情，岂止是清楚自己能够写作。由于他有理想，最后结束生涯时他实际上确实了解了很多事情。
往前方一看，满眼都能看见像整个世界一样的高耸的大而宽阔的乞力马扎罗山，四方形的山顶沐浴着阳光，放射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纯白的光辉。此时，他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就是那里。
青年作者海明威在《在我们的时代》一书中知道了应该明确地写“死亡”后，又过了十年写出了《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他的写作原则是只写自己很了解的事情、深刻了解了以后才能写。它正说明了我刚才提到的简单问题的复杂性。小说家应该写他了解的事情呢，还是靠语言能力和想像力的构思来写他自身以外的事情——他了解到的这两千年来人类的历史和未知的事物呢？
(四)
又过了十五年，海明威已是这个世纪最成熟的作家，但是对写《老人与海》的作者来说上述的简单问题仍继续存在。《老人与海》写的是古巴的老渔夫在海上度过危机一事，他毫无疑问非常了解渔夫经历过的这件事情，所以只描写了他很了解的事。
这个世纪从各个角度彻底地研究了小说应如何表现“时间”，作为作家的成熟度让海明威轻易地、堂堂正正地取得了他在文坛应占有的独特的位置。作家的工作就是抱着自信的态度去确实了解人所具体经历过的“时间”，并且信心十足地把握能最好地表现人物的最佳写法。
作家还在作品中表现了作家所熟知的老渔夫所采取的行动，甚至描写了人在未知事物前的表现——老渔夫独自赤身****地站立着的情景。
虽然我可以引用这篇小说中的几个部分来说明这个问题，但我还想读一遍小说中的一个情节，在第二个夜晚，没有失去抗争能力的大鱼用绳子拽着老人的船，又一次消失在夜色中。
太阳下山了，九月的大海立刻昏暗下来，天色已经很暗了。老人仰天倚靠在船头的开始腐朽的板子上，尽可能让身体保持轻松。依稀可看见几颗星星。虽然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但他一直注视着猎户星座。总之，他很清楚，其他星星也会马上陆续出现，不久就可迎来来自远方的许多朋友了。
“是的，连鱼都是我们的朋友，”他大声叫嚷起来，“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种鱼，不过我要杀了它。值得庆幸的是可以不消灭星星。”
他心想，可以试想，如果人类为消灭月亮每天都必须焦虑的话，那月亮会逃得无影无踪，不过，再设想一下，如果万一为了想消灭太阳，人必须苦心惨淡的话，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想我们生来就是幸福的人。
在我们的行星上，从上个千年到这个千年，一个抬起眼就能看见广漠宇宙的人从人类哲学的精神出发，带有最最诗意的灵魂，向我们走来。他所进行的思考与这位老人坐在行驶在黑暗的海上的船上的思考可以说几乎没有不同之处，当今作家们毫无例外地都这样赤身****地躺在宇宙空间的底层，积累着仰望星空的经验，而且一如这位渔夫那般不幸福。
《老人与海》把我们带向暗淡的方向，可是，我从青年时期到临近老年的现在，每当重读这篇小说时都备受鼓舞。这是由于老人的脑海里反复浮现的、他召唤的少年的行为所致。我想这种反复是在为完成这篇小说的写作所采用的各种技法中冒着破坏平衡的危险采用的惟一的技法。
“那孩子要在的话”、“孩子跟着我来该多好”、“那孩子要在这里该多好，可是……”
作为作家，我自己的生活时间三分之二以上都用于围绕我的智力残缺的长子进行创作。我写我很了解的关于他的事情。而且还写一些我所不能了解的事情——像黑暗宇宙一样无限展开的他的内心世界。每当回忆起这个短篇来，海明威的那些反复的话语经常形成不断重复出现的低音旋律回响在我的脑海中。
到下个百年，也就是今年出生的未来作家庆祝百年诞辰的那一年，人类能否继续坚持文学——其中也包括小说——的创作呢？对此，我时常是持有不很乐观的感情。
应该能坚持下去吧。我也有时持不很悲观的情感。我在这两种预感之间摇摆不定，同时想像着下个百年的前四分之一时间段的事情。这样说才是最老实的态度。
在过去的百年间，人类其实很清楚地了解到许多事情。也许可以说人类几乎了解了所有的事情。下一个百年的人们可以从科学到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环境，以至涉及更多的领域，接着我们的历史写下去。想到这个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心情就会豁然开朗许多。
想到人们在下一个百年间仍旧通过人的语言能力和想像力的结构，为表现自己还不十分了解的事情而写小说就会让我们更加精神百倍。
可是，如果要对生活在下一个百年的人们致意，我们这些这个百年人就不能悲观失望地活着。我们要以自己同一时代的具体的人为线索写作，必须竭尽全力重整旗鼓。
因此，我在想这个百年间最好的小说家的典型。我想到的是那位在青年时代写了《在我们的时代》，中年时写了《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刚开始步入老年的时候写了《老人与海》的作家。这位小说家的榜样力量，再把他进入晚年后自己选择了死也考虑进来——也正因如此才更——是无穷的。
“请记住，我是这样生活过来的。”
这，是我的故乡、地球上这一百年来最好的作家留下的话。到二十一世纪，人们仍然会记得海明威。
(六)
我认为日本近、现代文学最好的作家是夏目漱石。最近我从安部公房的全集月报中得知，安部公房对其亲近的人说：“漱石是伟大的作家，可他出生得太早了。如果更晚些出生，漱石会和我成为同时代的作家，他会写些什么呢？”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正因为我知道安部公房很少从心里评价他人，所以我才觉得很有意思。我想要是三岛由纪夫的话，肯定会强烈反对推举夏目漱石为这百年间最伟大的日语作家。在日本二十世纪的作家中，三岛也是距离海明威的那种不加修饰的文体最远的作家。他的一生中倒是做过“假装士兵的游戏”，可他没去过战场。既没在非洲狩过猎，也没在古巴钓过鱼。日本作家里，如果想找一个时常认为自己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学，并意识到海明威的存在的，就不能不想起三岛由纪夫。
在实际生活和在文学方面，三岛是日本文坛最先希望在外形上表现男子汉阳刚之气的人。为此他进行肌肉锻炼，把练成的肌肉拍成许多照片在媒体上公布。他演出了华美的自杀，期望动摇日本社会，并将自杀余波推向世界，造成影响。
在海明威在无人的地方、用难以分清是否是事故的方法实施的自杀引起的反应中，我觉得在我印象中烙下最深刻印象的应该是约翰·厄普代克的话——“自己感觉所有美国人受到了侮辱……”
我不认为三岛有意要侮辱所有像我一样的他的同胞，我也不认为他无意的行为最后成了有意的侮辱。这是因为海明威是全体美国人的作家，而三岛并不是全体日本人的作家。但是三岛选择了自杀的场所及手段，期望打击日本全体国民的表演顺利完成，实际上最后还是达到了他的目的。虽然三岛以死的方式号召日本自卫队武装政变，可自卫队员们听他生前最后讲演的时候嘲笑他，还起哄喝倒彩，以至于三岛好几次斥责年轻的士兵，让他们安静点，却毫无收效。每当听这段录音，我都不由得想，这件事是他自杀表演中最令人辛酸的侧面。
事实上我无法相信三岛真的想号召武装政变。如果真要这样做的话，不论在道德上作何解释，这位日本公认的头脑最聪明的人物、曾任大藏省官员的三岛是没有理由准备号召内容如此空洞的武装政变的。在我看来，他是把最华美的自杀表演当做最符合他明确的审美意识的东西来实施，而赋予它军国主义的意义则是次要的了。
我有时想，死去的三岛拒绝客观地审视自己的表演效果，在他的心中深藏着一个无法超越的嫉妒之情。我的这个想法是有根据的。这是因为敏感的三岛自己很清楚，另外一个人的自杀也没有能代表某一个时代的日本和日本人。
三岛曾经特别关注过一位比他早两年自杀的自卫队员的遗书。自杀的自卫队员名叫元谷幸吉。这个人在1964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首次亮相。但他没有像获得世界冠军的埃塞俄比亚选手阿贝贝那样顽强，一直在追赶阿贝贝的他，在终点冲刺时被英国选手超过，得了季军。
四年以后，当上了陆上自卫队的军官、被授予三等尉官军衔的二十七岁的元谷，在位于练马区的自卫队体校宿舍用剃刀割断右颈动脉自杀了。在他留下的一封遗书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爸爸、妈妈，三号那天你们做的山药真好吃；(中间部分略)敏雄哥嫂做的寿司真好吃；胜美哥嫂的葡萄酒、苹果真好吃；严哥嫂的紫苏饭和腌辣椒真好吃；喜久造哥嫂的葡萄汁、养命酒真好喝，你们还经常给我洗衣服，谢谢了。幸造哥嫂那天让我搭便车，谢谢，还有墨鱼真好吃。正男哥嫂，我经常给你们添麻烦，真对不起。幸雄君、秀雄君、干雄君、敏子、秀子、良介君、敬久君、苗子、雪江、光江、彰君、芳幸君、惠子、幸荣君、小裕、小希、正嗣君，你们都要成为优秀的人才。亲爱的爸爸、妈妈，幸吉我已疲惫不堪，走不动了，请你们一定原谅我。你们总为我操劳、担心，我真过意不去。幸吉永远在二老身边。
从遗书里我们可看出他的家庭是个大家族。你们身为美国人，遗书里写进去的家庭成员的名字不会对你们有具体的唤醒力吧。可是，像我这样在旧时代生活过的日本人，从这些人名的命名法的意识形态来看，就能知道这个家庭的家父长很有权威。这种家族主义也会影响他们的亲戚。这样的充满传统伦理观的名字是大家族的孩子们所共有的，也许现在的日本已找不到例子了。它清楚地为我们显示出这三十年来日本人家庭“气氛”的变化。
遗书里详尽描述的食物名称也表现了那个时代。写这封遗书的时候是战败后过了二十多年，那时日本已不是粮食匮乏的国家了，但是，自那以后又过了十年人们才进入温饱、美食的社会。这一年，日本经济联盟认为大虾的进口量大幅增加，说明日本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并以此事为例反对给工人涨工资，想要对抗工人春季罢工的攻势。很多商家都在关注冷冻进口大虾的消费者不断增加这一事实。这封遗书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日本人的饮食生活水平。
那年年初，约翰逊总统特使来访，请求日本协助美国保持美元坚挺。日本人清楚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正在被穷追猛打，大家都看到了正月攻势、解放战线猛攻西贡的报道。但是，大多数市民并没有幻想日本经济能不久后达到称霸世界。那以后也没有人想像日本经济会逐步衰落直至跌入深渊。
这一年在日本国内也发生了东京大学纠纷、日大纠纷等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国际上的事件有巴黎五月革命、苏联军队侵入捷克首都布拉格。现在只要回顾一下，就能确切感觉到世界充满了巨变的预兆。
可是，陆上自卫队——日本战后本不该有的军备，自卫队是社会扭曲的典型现象之一——的长跑运动员悖逆了上述世界潮流，在想自杀时写了这样的遗书。在遗书中，他叙述了详细的食物名称及具体的谢词，还勉励亲戚家的孩子们成为优秀的人才。对双亲为自己操劳深感愧疚。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后，他为肩负国威还在继续跑。但是他向双亲谢罪说，我已疲惫不堪，跑不动了。幸吉永远在二老身边。
那以后的二十五年中，这封遗书采取的这种文体、内容以及产生它们的人际关系、社会形态就完全消失了。我们就此能够体会元谷选手的遗书是多么充分地表现了时代。
国际关系的变化本身几乎不可能影响日本语的文体，然而世界俗文化的流入改变着年轻一代的日本人的文体，并且也影响了老一代的文体。应该说遗书的作者——也就是1968年二十七岁的自杀者——采用的那种文体是个尾声，它已经从日语世界里消失了。
我们从报社保存的照片上能看到在人声鼎沸的东京奥林匹克长跑比赛的赛场上元谷选手被第三位的英国选手紧追的场景。他是个长相很端正的年轻人，跑步姿势也很漂亮，他的脸上明显露出不安的神色。
我甚至觉得，仅仅把这张照片与遗书配套，就能够形成一个代表六十年代的日本和日本人的短篇。两年后，在自卫队的另一处设施里上演了大规模演出，率领殉死者自杀的三岛由纪夫没能起到幸吉选手那样的作用，没能用他自身的死亡清晰地表现出确切的时代。我想像如果三岛临死时想起那个自杀的话，会不会嫉妒成为时代与人群的表现者的元谷幸吉？
刚才我主要从政治方面评论了三岛的死。现在我想在外国听众面前，谈一谈我自己是怎样当上作家、如何生活、将来如何面对死亡。关于三岛的死我有了新发现。从那个自杀事件到今天，就日本文学来说，不得不说文学在衰退，对这一点三岛的死做了充分的预言。
三岛由纪夫作为政治人物让自己像日本列岛上空的焰火一样消失了。但是他在自杀前写完了生平最大部头的长篇小说，还细致地准备了书信并用其他方式嘱托他人把它译成外语，推向世界。有证据显示，直到生命的最后，三岛最关心的重大事情是文学，尽管那只能说明三岛对他自身的文学荣誉具有很强的意识。他自己也就这样自行结束了生命与文学。并且——三岛表明，起码那以后日本没有出现伟大的文学。他的死向世人告知了这一点。他是把这一点告诉了日本的文学读者之后才死的。
作为日语作家，我度过了他死后的三十年。也可以说我的文学生活是痛苦的。我深切感觉到三岛由纪夫用死亡做出的预言实现了。在社会方面，他言中了国粹主义的复兴与增强。文学衰退的事不幸也让他言中了。不论是作为日本的知识分子、还是作为用日语创作的作家，我度过的这三十年就是如此。
(七)
我想再谈谈在文学继续衰退的状况下，我该写哪种小说，该如何准备自己的后事。伯克利上一次也给了我讲演的机会。在那篇讲演中我谈到了不仅在日本，在美、英、法也都十分知名的政治思想史专家学者丸山真男。我还批评了现在日本兴起的新国家主义的趋势，以及反对否定民主主义——现在它已被特别地称为战后民主主义受到批判，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民主主义才在日本变成现实——的潮流的观点。
眼下，关于日本的新国家主义的潮流和否定战后民主主义的趋势，只需看政府的言论和媒体的论调就很清楚了。可是，文学的状况是怎样的呢？人们也许会说，所谓的日本文学衰退也只不过是你个人主观的看法罢了。
客观地讲，在日本被称为“纯文学”的东西——在美国则被叫做严肃小说——的读者显然正在急剧减少。目前，刊登“纯文学”的日本最常见的媒体即文艺杂志在经营上恐怕没有一种能赚到钱。此外，在杂志上发表过的作品印成单行本后，除个别作家的作品以外，其销售形势一般也不乐观。
可是，如果多少改动一下“纯文学”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以更宽泛的视角看待日语文学作品的话，肯定每年都会出现赢得空前读者群的作品。问题本身就是，这种现象也代表着文学衰退……
因此，我想谈谈我自己这个决不可能期待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家，现在应写什么样的小说。由此你们会理解一个日本作家在感到文学持续衰退的同时，作为个人为打破这种困境正在做怎样的努力。我在出发来伯克利之前，把目前为止我写的最长的小说《空翻》交给了印刷厂。我想说这是我最重要的作品。
我写这部小说用了四年时间。在这一期间，日本经济刚度过了高速增长期，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处于萧条的危机时期中。小说里故事的时代是小说创作时期以及此前十年左右，主题是以年轻的日本人为信徒的具有较大势力的新兴宗教团体领袖的背叛以及重整旗鼓。即使在传教最盛期，这位宗教领袖的思想——其中既有佛教的，也有基督教的思想——也被当做混杂宗教思想受到批判。它是决不可能被天主教、基督教各派教会接受的。从宗教上思考，如果没有基督教的影响，跨越百年的日本近代化就不会扎根巩固。同时，它与日本人传统的神秘思想也有关联。这种神秘思想包含佛教、神道教，以及从它们中衍生出来的东西。
这个教团关于时间终结、世界末日的教义有和原教旨主义者各派很明显的相通之处。可是，年轻的教团成员们希望强调他们的信仰及其活动的独立性。这很明确地表明了他们的信仰活动逐渐向社会展开，成为在政治上过激的派别的过程。小说讲的是这个教团在从信仰方面和社会影响方面都经历过一次大挫折以后的宗教活动。小说开始时间的十年前，教团曾经解散过。解散是通过电视及媒体进行的，很有戏剧性。宗教领袖和他的合作者通过电视屏幕表明他们所制订的教义，宗教活动全都是天大的玩笑。他们制造一种庞大的喜剧性结构只为享受具有滑稽意味的混乱事件……
宗教团体的激进派们已经分散到全国，准备采取实际行动。他们的计划是向政治领导者、官僚、金融界人士发动恐怖袭击，还要袭击核电站。在这个阶段，领导者们被迫做出上述发言来证明实际行动是毫无根据的。
领导者们的计策加上警察、公安部门的协作大获成功。所有的恐怖行为、爆破设施都控制在防患于未然的阶段。宗教团体解散了，背叛的宗教领袖们从社会上蒸发了。宗教领袖们的背叛被叫做“空翻”，然而社会还记得他们。
接着，小说又重新叙述十年以后已销声匿迹的宗教领袖们又开始活动的事情。他们想建立全新的教会，可事实上并没按他们的意愿运作成功。十年前由于宗教领袖们的“空翻”而被抛弃的众信徒组成了若干个小组保持着他们的信仰。既有更加坚定的政治信念的激进派小组，也有沉溺于神秘信仰、朝向封闭方向发展的女性小组。宗教领袖们必须回应这些人的要求。曾经全面否定宗教团体、教义的宗教领袖们又该如何与原来的信徒们一起创立新教会呢？这就是我这篇小说的骨架。
①ShabbataiSevi：TheMysticalMessiah(1957)——译注。
②ShabbataiZevi(1626-1676)，Sabbatean教派创始人。生于土耳其，年少时显露宗教方面的天才，于是专攻神学，特别对神秘的弥赛亚之说深信不疑，1648年宣称自己就是救世的弥赛亚，获得遍布世界的犹太人的追随信奉。但1666年在登陆君士坦丁堡时被抓，为免于死刑在苏丹面前改宗信奉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然而教派活动并未因此而终绝。至今，在土耳其还有10万教众——译注。
③NathanofGaza(1644-1680)，先知、神学家。在耶路撒冷遇到兹维后令苦于自我怀疑的兹维确信自己就是弥赛亚——译注。一个宗教团体的救世主式的领袖突然全面背叛。这个想法来自我读了很长时间的肖勒姆写的《萨巴泰·兹维：神秘的弥赛亚》①。十七世纪在土耳其从犹太教改信伊斯兰教的假基督萨巴泰·兹维②为什么能把我这个日本小说家迷惑住？你们大家一定觉得这件事不可思议吧。
我在伯克利的大学生协会书店找到了肖勒姆写的这本大部头，然后——这本书由原文译成了英文，作为BOLINGEN系列丛书之一出版已经十年了——一直在看。开始时，书中萨巴泰·兹维的合作者加沙的那桑③迷惑了我。后来，执拗地批评兹维的萨斯朴塔斯拉比成为我关注的焦点。
可是，至今最长久迷住我的是在兹维背叛宗教后，仍继续留在欧洲各地、小亚细亚、非洲的他的信徒们。现在日本出现了救世主式领导者，如果他完全背叛他的宗教，那么以后信徒们将会怎样生存？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正值“奥姆真理教事件”发生。我开始考虑上述问题时，脑海中小说的结构便逐渐清晰起来。
(八)
我没有更多时间继续谈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只是想强调一下，在小说接近尾声的地方，写到曾经一度弃教、后来又建立了教会的领袖——对他来说，曾因激进派的恐怖行为失去了他的战友：起预言家加沙的那桑作用的男人——从新约的《以弗所书》中摘出“新人”这个词，把它作为今后活动的中心。
太平洋战争败北后，有一批希望创新日本文化、通过文化使日本重生并为此奋斗的知识分子。在他们当中，我只是小弟弟辈或是小孩子辈的。我希望继续保护这些遗产——无论是那些社会科学家们所构思的战后民主主义体制也好，还是那些作家们革新了文体与主题的日本战后文学也罢。为此，我一直在努力工作。
现在，我已经接近在古巴的昏暗的海上与大鱼斗争的老渔夫的年龄了。我已说过，我被海明威作品中召唤“孩子”的那个老人的话迷住了。长篇小说《空翻》肯定是我自己生命中最后的小说之一，在这部长篇中谈到的对“新人”的期待也源于和老人同样的希望。这虽然是个人感情，但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一百三十年以及战后的五十年的经验表明，在日本的社会和文学方面，为了设法对抗负面遗产的复活，保卫不多的正面遗产，只有寄希望于新的一代。现在我之所以从心里这样认为，不仅仅是出自个人的感情，而是来源于更普通的危机意识。
我就谈到这里。
(庄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