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为了能够理解这个世界，人们就去寻找最粗大的伎俩。而且，正因为这些伎俩是最粗劣的，所以也是最精致的。这就是一切没有也不需要任何标尺的东西的缩略。一种惊人的本性，这种本性把这个世界变成了在我们额头后面发生的东西。而人们后来只是很少或很有限地拥有这种本性。
我的祖父母的床边挂着一幅圣像油画。它颜色很暗淡，同时却不乏一种光亮，于是画上的树木在摇晃，云朵被翻卷，那座狭窄的小桥也摇摇欲坠。那是画上的风景给人的一种威胁感。那也仅仅是一种认真严肃。画面上的一切都和实际上的没有差别。只是，超出颜色之外，房屋之间的那些树木、云朵和桥梁都更加栩栩如生。画面上的有些东西在现实中显示不出丝毫生气：石头，棕色的大石头。这些石头本身并不严肃，它们会变得很有威胁，因为它们已经越过了石头的界限。我看到这些石头里有棕色的熟透了的黄瓜。只是这些黄瓜让我感到害怕。我每天晚上都担心这些熟透的黄瓜会在夜里炸开，担心当它们炸开的时候会飞溅到整个房屋，于是，担心我们都会被它们毒死。
我的祖母每天都要在我面前做晚祷。她说一句，我跟着说一句，因为我说得比她慢，也因为我还在进行一种与祷告无关的沉思。在这些年里，祖母和我做的祷告并不一样。我祷告是为了免去那些黄瓜带来的威胁。因为我们祷告的原因不同，于是我们的祷文从来没有相同过。就如同平时一样：外面没有人察觉得到。
我长大了十岁，我在那些长着黄瓜的石头之间又看到了石头。我想起了那些黄瓜，每次我都做好了再次看到它们的准备，也不害怕它们会炸开。也正是因为我不再害怕黄瓜会炸开并且毒死我们，于是我就再也没见到过它们。这是一些在我的感知中消失了的东西。我没有办法让这种感知以它们当初产生的方式再重新产生。当时是另一种眼光，它把我制造了出来，因为正是通过这种眼光，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最粗劣的也是最精致的伎俩。将危险缩略，是它的本性。
因为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也许吧。
对于童年的这种有魔力的一面，我没想过太多，这魔力的一面恰恰是成长的最早的形式，如果真成长真的存在的话。
黄瓜的炸开也恰恰正是那些“正常”的东西所应得的幻想。如果人们不回避这种敏感的话，人们就通过这种敏感从一时到另一时离开了被随意标上木桩的正常之路。
后来，我想清楚了，我当时害怕的不是这种产生的感知，而是别人知晓此事，而这正是让我退缩的原因。我最重要的事情是想方设法把我脑子里的东西隐藏起来。欺骗是我童年时的工作。我也很清楚，这样的人会被别人说成“病态”。这些念头一闪而过。当它落到某个人身上时，又将是怎样一种尘埃落定。如果他们还有点儿同情心，他们会说“精神病”。然而他们常常感觉不到任何同情心，于是说“疯子”。我还知道，在标准后面没有任何让人可以找到归属感的东西，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小村落里。可我还是想找到这种归属感。归属于何处呢。因为这种归属对我很重要，于是我就变成了自己的大怪物。我唯一的机会就是欺骗。这样一来，一切都证明是错的，除了这种表面上的归属之外，别无他物。我把这种表象来回推搡。不论这种欺骗有多快，我都精确地将它放到感知产生的地方。有的时候，欺骗的办法姗姗来迟。而人们也没有将目光正好投向那里，因为人们还没有预计到这种欺骗。或者，因为我现在相信，在别人面前时，人们都是为自己经营着自身的骗术的。
通过这种欺骗，我当时成功地融入了他们和他们无欲无求的生活中。是的，那是对于所有人，对于这种想法本身，对于精心钻营的伎俩的一种奴才式的想法。这也是一瞬间从卑躬屈膝到趾高气扬的精妙过渡。对于感知和别人的麻木的一场把戏。一切都是利用诡计和危险想象出来的。
只要这种欺骗可以达到目的，我都会高兴。同样也是这样一种感觉，我挣不来的东西，可以骗来。我拥有他们无言的爱，他们从来不说。我利用这种爱并且任凭自己受其折磨。之后我煎熬着自己，它也煎熬着我。
然而问题还是存在：圣像画上的黄瓜是从哪里来的。来自花园，来自与那些花园中的熟透的、腐烂的、被践踏坏的、臭气熏天的黄瓜打交道的过程中么？黄瓜存在么，我存在么，那幅圣像画存在么？如果这些足够，那我就有了答案。如果这些不够，那我就被问得哑口无言。
也许，对于感知的产生，不言而喻的东西，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有多种原因的恐惧，我们并不能说得很透彻。然而，即使是能够说清楚的地方，也只能是一部分。往往是对于痛苦的恐惧。人们可以确定这种痛苦是在身体上的，是关于与人类的交往的，也是关于与事物的交往的。然而，当我们将这种想法进行到最后时，这种恐惧就成了对于一些对我们来说很成问题的东西的恐惧，关于生命的恐惧，对于死亡的恐惧。
我的步态与被祖母上过浆的被褥有某些共同特点。我第一次睡在里面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动作，都会发出的声音，我相信这种声音是皮肤发出的。有的时候，我静静地躺在那里，可还是会有声音。我害怕起来，我怕那个身材高大而且瘦骨嶙峋的男子也在房间里，这个人在村子边上买了一处房子，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可人们又都知道他不需要工作，因为他把自己那幅硕大的骨架卖给了博物馆并为此每个月都能领到钱。这个男子整夜整夜地在我的房间里待着。我经常看到他藏在窗帘后面，床底下，柜子后面，或是壁炉里面。当我晚上被恐惧从睡梦里惊起时，当我起床去试探着黑暗中的家具却找不到他时，我还是相信，他就在那里。天亮了，只有那些棕色的荡满灰尘的夜蛾，在撞击了灯罩一夜之后，此时都静静伏在天花板上。
恐惧与童年的魔幻一面无关，如果童年根本没有魔幻。那也只是这个年纪中的对于一种清楚明了的结构的恐惧，而且是处于这种结构中的恐惧。也就是社会恐惧。为了能言说，这种恐惧只在普遍意义上存在，只作为概念，作为总数存在。这种恐惧是单个人的单个恐惧的总和。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产生的感知。我们看到的，是超越了自身界限的。
风吹进了牧场的篱笆。叶子都翻转了过来。原野好像来到了庭院里。暴风雨从边上掠过时，树木散发着烟雾。胡桃木依旧清凉。夜间，坚果落到房顶上，头部也被敲了进去。晚上，曼陀罗将留声机缠绕起来，散发着的味道有如不幸被遗弃的女子。鸡貂迅速地扼住了母鸡的脖子。早上，散落的绿色外壳之间，坚果的果实裸露在小径上。每个夏天，百日草都会呈现出一幅不同的景象。卡尔看见它们晚上向其他的花朵进发。
我还在罗马尼亚的时候，会有朋友，也有陌生人来访。我生活在一个处在城市边缘的由混凝土预制构件建成的住宅区里，整个住宅区倾向一边，看上去灰蒙蒙的。他们想看我家乡的那个村子。他们还告诉了我原因：他们读过我写的关于那个村子的文章。这个要求让我很反感，因为我知道他们不是想看我家乡的那个村子。他们想看的是那个村子里的“洼地”。他们想像访问者一样扫一眼，想亲眼看到我笔下的那个村子究竟是什么模样。实际上，只有从有着顶尖山墙的构造相同的房屋之间逸出的光线照射到他们的面颊上，下午的那种空洞的喑哑的光线。这光线就如同这座村庄：对称，以及渗透到最后一个角落里的平庸。于是，参观者的眼神迷茫了。这几条太宽又太直的街道上就会经常落下这样的评论：这和我想的一点儿都不一样。我就不得不再三地对他们解释，对朋友的解释和对陌生人的解释一样多。后来我便拒绝再带着那些好奇的人来到这个村庄。我说，这个村子全都处在洼地上。可他们根本不相信我。
这茂盛地生长着的感知是来自乡下。只有乡下的村落才在表皮下有着这样的内脏。
我对这些风景、村庄和无人居住的地方的魔力并不感冒。城市，机动车道和桥梁，机场和火车站在它们的表皮下也有着同样漆黑的内脏。
沿着街道会突然出现数以千计的狍子，构成一幅超越自身界限的画面。为了满足需求，为了使旅途更加安全，本来没有想到它们的交通设计者们让它们出现在每一张标牌上。它们使自己产生，构成一幅诗意的画面。
小女孩比小男孩还高，他被她领过来的。小女孩的辫子边走边甩。那也只是一个指示人们可以横穿马路的地点的标牌。在学校前面，这幅小男孩小女孩的图景消失在被人们称为学校的地方。这突破了与“学校”这个词的实质性交往。如果这种迷惘可以被预计得到，如果交通规划者知道，感知是如何在这些交通标牌前产生的，他们会犹豫不决，再也找不到应该设置交通标牌的地点。我害怕，我也放心：交通规划者并不知道这。他们提醒。他们想要我把我看到的与我正在做的事情联系起来。不是与那个更长的时间，也不是与我的生命联系起来。要与别人正在做的事情联系起来，不是与他们的生命联系起来。
那不是童年。那不是村庄。表皮下的内脏到处都是。即便有一个空荡荡的地点，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那里也充溢着内脏。这个地点不会被局限，也会无穷无尽，这样的一个地点，人们将对它不堪容忍。表皮下的内脏也出现在城市里。
沥青路的长度和宽度都被缩小了。当沥青路有自己的特性的时候，这便是城市的静止状态。于是，城市就只成为了人行道，或是墙壁，或是桥梁。当沥青路有自己的特性的时候，城市便被限制起来。这让伊莲娜感觉到了一种外部的安全感。她自己的内部的安全感就被发现了，被冲到她的脑子里去。她不让自己被限制起来。城市和脑袋是静止和运动的交替。当脑袋静止的时候，脑袋里面的空洞便滋长开来。有时候，城市侵袭着伊莲娜的思维。有时候，伊莲娜的思维侵袭着城市。
不论在哪里，人们所在的地方，或是人们遥望的地方，人们本身，人们所看到的东西都会成为一种不可预见的东西的可能性。这种感觉常常会越来越深刻，当本来整天充满着距离和方向或纯粹只是事物的地方现在除了黑暗之外另无他物。在睡眠面前，有的只是我们自己。每个结构都被吞没了。我们感觉到，我们想着那一天，然后我们头脑里就出现了一些东西，扩展又抑制着自己。有时候人们听任于抽象的睡眠，听任于虚无。有时候又听任于梦境里的图景的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