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离开花边，走上地毯，那里的脚下是坚实的柏油路，死亡无法从泥土爬上脚踝。我要像城里女人一样涂着红指甲坐火车，穿优雅的蜥蜴头皮鞋走在柏油路上，听鞋底啪嗒啪嗒的声响，像我两次进城看病时见到的那样。虽然我只了解农民，但我无法认同贪婪的庄稼地的生活，无法与映在皮肤上的叶的绿色妥协。我知道，庄稼养育我，只是为了将来吃掉我。它时时处处都在提醒，我们只是未来死亡陈列馆的一个候选人。我不明白，大家为何能安心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样一个地方。
那时我很失败，因为我的行为无法说服自己，我的思想也无法令人信服。我将瞬间片刻打开的缝隙，不能大到人力所及之物可以填入。我挑战赤身走来的倏忽易逝，却无力找到可以勉强自己顺应世俗的尺度。
从皮肤中滑出落入虚无令人蒙羞。我曾试图接近周围的环境，让它将我打磨，将我损耗，把我肢解到永远不能复合。现在看起来，当时的行为近乎乱伦。我渴望“正常的交往”，却又将它拒之门外，因为我无法做到对一切听之任之。我迫切需要心如止水，却不知如何才能做到。外在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我也从未想过讨论这些，但头脑中的“迷失”则须掩饰。方言中除了形容身体的“慵懒”和精神的“深邃”之外，没有其他词汇，当时没有，我至今也未找到。不是所有事物都有适合它的表达，人们也不总在词语中思考。我就是这样。我对很多事物的思考，无论在村子的方言德语，城里的标准德语，还是罗马尼亚语，无论在西德德语还是东德德语，还是在书本中，都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内心的领域无需言语的覆盖，它将我们带到词语无法驻足之地。最关键的东西往往无法言说，而言说的冲动总在它身旁流淌。只有西方人认为，说话能解决大脑的迷惑。但说话既不能打理玉米地里的生活，也不能安排柏油路上的生活。不能容忍无意义的事情，我也只在西方看到。
说话能做什么？如果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失常，词语也会失落。我看到过我曾拥有的词语失落，我敢肯定，那些我可能拥有却并未拥有的，也会随之一起失落。不存在的会和已存在的一样，终会陨落。我永远不会知道，人们需要多少词语才能完全覆盖额头的迷失。而当我们为它找到词汇之时，迷失又匆匆离它们而去。哪些词，须以何种速度备用，并随时与其他词汇交替，才能赶上思想的脚步？怎样才算赶上了思想的脚步？思想与思想的交流，和思想与词语的交谈，本来就是两码事。
尽管如此，表达的愿望依然存在。如果不是一直拥有这样的愿望，我不会想到要为乳飞廉取名，好用正确的名字去称呼它。如果没有这样的愿望，我也不会因适应环境的尝试失败而使自己陌生化。
物品于我一向很重要，它们的外形和主人自己的影像一样。要想了解一件物品，只需看它的主人，他们之间密不可分。物品是从人的皮肤剥离的最外层部分，如果它们的生命比主人更长，逝者就会在他们遗留的物件中徜徉。父亲去世后，医院把他的假牙和眼镜转交给我。家中厨房放餐具的一个抽屉里，一直放着几把他的小螺丝刀。父亲在世时，母亲总是嘟囔着叫他拿走，可他死后，螺丝刀在那儿一放又是好几年。这时，厨房抽屉里的螺丝刀不再碍母亲的眼了。主人已不在桌边，至少他的工具可以和餐具放在一起。逝者已去，生者不再拘泥于常规，手下也对他们生出些敬畏。有时我会想，假如父亲能够重新回到桌边，他甚至可以用螺丝刀代替刀叉吃饭也未尝不可。父亲走后，固执的杏树也在院中扭捏着不愿开放。感觉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向外发散，只有少数几件物品会清晰地印在人们的记忆中，毫无道理可言，而且不直截了当。不是假牙和眼镜，而是螺丝刀和杏树一直在提示我们父亲已经不在的事实。我的目光荒谬地走进杏树，望久了，它们又秃又短的枝干，在我的视线中渐渐与小螺丝刀混淆起来。我在张望中长大，但这些东西依然别有用心地纠结在一起，和从前一样。
柏林不适合杏树的生长，这里太冷。我在柏林并没有想念过杏树，却在不经意间碰到一棵。它紧挨着一座城铁铁路桥，人们一般不会往那儿去。它不属于任何人，顶多属于这个城市。它站在路堤的一个低洼处，树冠与桥栏一般高，离桥栏很远，要想摘到杏枝，得冒点风险弯过身子去拽。每隔几天，我都会路过那里。杏树对我意味着已经远去的一小块村庄，它来到德国的时间比我更久，仿佛当年有些树也厌倦了村子，悄悄从园子里溜走。远走他乡的树像背井离乡的人，在恰当的时刻离开了危险的地方，找到一块不很恰当的土地，在其中一个错误的地方停下来，再也下不了决心继续走下去。通往商店的路两旁都有通道，我可以避开杏树。但既然它存在着，就不可能只去商店。我经常面临选择，是去看树，还是绕道走。我对自己说：去看看它今天是什么样子，或者：它今天该不会让我心烦吧。我去看杏树不为父亲，不为村子，也不为国家——不是乡愁的驱使。树既不是负担也不会减轻负担，它站在那里，只是对时间的一种回味。和杏树在一起时，我脑子里沙沙作响的一半是糖一半是沙。“杏”（aprikosen）这个词很讨巧，听起来像“亲热”（liebkosen）。
在与杏树无数次的相遇之后，我用剪报粘贴了下面的文字：停车场的猫拖着脚步，五六爪印如合欢豆荚印上台阶。当年村里我们大嚼歪杏，猫咪竖着鼻子板凳上团团围坐，一双双眼睛玻璃杯一样转动，梦乡里头发呼吸起伏。杏枝张开手臂发烧般冰冷，杏甜甜地伤害着，让我今天还在向停车场的猫们问候着。我并不指望这首诗能最终解释有关杏树的事情，它既不能否定也无法证明杏树问题对我的困扰。既然糖于我一半是沙子，并非我自己的文字，而是亚历山大·沃纳（AlexandruVona）那信手拈来的简洁而充满诗意惊怵的句子帮了我的忙：“我想象那飞速的记忆迷宫，它如此包罗万象，却只需要分秒，不论是持续一整天的内容，或甚是已被压缩的记忆??问题原本很简单：时间要去哪里？其实我们需要的，仅只是再次体验它为我们留下的那一点点东西？”
我在事物面前曾无缘无故认生的地方，总会折返回来。事物在自我重复中找到我。亚历山大·沃纳写道：“事物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出场，我不明了其意图。”帽子具有一种无目的的潜伏性，在主人不经意间，秘密悄悄溜进头发和丝绸衬里之间。人们戴着帽子干活的时候，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我能感觉出那里面藏着秘密。因此，“脱帽”并不一定表示行礼致意，它更可能意味着“亮出前额”。帽子摘下时，里面的白色丝绸衬里会露出来——帽子可以是带白色衬里的头部遮蔽物。一次，两个秘密警察来工厂找我，两人同时摘下毛皮帽子，脑袋中间，头发乱蓬蓬地向上着——大脑使头发立起来，想让它们离开头颅，我看见它就蹲伏在衬里上。两人傲慢无礼，行为粗鄙，只有白色衬里使他们显得可怜无助。这白色的光芒使我感到自己的神圣不可侵犯，让我在内心能够摆脱他们，生出许多大胆的想法，他们却无从得知是什么在保护我。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些小诗，我在心里默念，仿佛从丝绸衬里中读出。两人的脖子一副老相，面部沧桑。他们自认掌握着我的生死大权，其实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把握且不自知。我的小诗在白色衬里站立的地方，就是他们头颅的灵位。
我喜欢戴帽子的人，因为帽子一旦摘下，大脑就得亮出来。一直以来，我在人们脱帽的瞬间都会低下目光，不去看，否则看到的东西太多。我永远不会给自己买一个有白色衬里的头部遮蔽物，否则我的太阳穴会跳个不停，因为它会立刻让我想到，在帽子的衬里面前，头无所隐瞒，它在每一顶帽子面前都没有秘密。
我可以说出这一切：杏树也好，帽子的白色衬里也罢，但我无法用词语解释它们在大脑中的作为。词语被裁剪过，甚至被裁剪得很精确，用于说话。它们只为说话而存在。对于我，它们也为写作而存在。但杏树的螺丝刀枝条和大脑帽子，是词语无法理解的，它们没有能力做思想的代表。
读书或写作也都于事无补。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认为这本书严肃，而另外一本却肤浅。我只能回答，那要看它在大脑中引发迷失的密度，那些立刻将我的思想吸引、词语却无法驻足之处的密度。文章中这样的地方越多，就越严肃，这样的地方越少，就越平庸。一直以来，我评价一篇文字的优劣仅此一个标准。每一个好句子都会使大脑无声地迷失，把读者带到一个它所释放的内容迥异于词语之表达的地方。如果说一本书改变了我，那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尽管大家总是强调诗歌与散文的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二者没有区别。散文同样要遵循这个密度，只不过它因篇幅不同所采用的方式也不同。经常举办诗歌朗读会的布鲁诺·甘茨（BrunoGanz）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是的，诗歌中每一个句子都能展开一片广阔的空间，并超越词汇赋予它的意义。每句诗行又以奇特的方式和下一行叠加，如此不断构造出新的空间。线性的散文则以论证方式出现，经常需要运用换位、垂直和异常独特的移位。在我看来，诗歌处于一个被空气包裹的巨大空间，它比词语直接表述的内涵更广，更能打动人。”布鲁诺·甘茨非常贴切地描绘出读者被文字吸引的情形，只不过它针对包括散文在内的所有文学形式。散文有时也会像玻璃一样清晰走来，汉娜·克拉尔（HannaKrall）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把她从维也纳的盖世太保带到奥斯维辛，隔离起来。三个月后，因为她丈夫在茅特豪森等着，只好放她出来。她在月台上找到门格勒医生，希望能允许她在列车上做护理??门格勒医生优雅、有礼，在站台上简单地做了个测试：‘你知道怎么区别动脉出血和静脉出血吗？’他问，这个她知道，她曾在犹太人聚居区的伤寒诊所学过。门格勒又问，‘人一分钟呼吸几次？’这个问题难住了她，‘心脏一分钟跳几下？’医生像个通情达理的教授，不愿看到学生考试不及格。‘要看情况，’她回答，‘看他是否感到害怕，和害怕的程度。’门格勒医生大笑起来。这时她看见他门牙上有个缝，她记起护理课上讲过，这样一个牙缝叫做先天性牙体间隙。”汉娜·克拉尔的记录保留了口述语气，其笔触饱含冷峻的精准和敏锐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