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犹太人的旅程（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一天的“彩排”使我筋疲力竭。明天，红十字会人员就要来了。清洁队和油漆队在泛光灯下还在干活儿，虽然这座市镇已经显得比巴登一巴登漂亮多了。到处是新油漆过的铺面、修剪过的草坪、郁郁葱葱的花床、整洁的运动场和儿童游乐园，还有各种艺术表演以及扮演太平时代在一个快乐的矿泉疗养地休假的、衣冠楚楚的犹太人，这一切在露天场上拼凑成了一出全然不真实的音乐喜剧。德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人道，却呕心地制作出了一部拙笨的嘲弄人道的滑稽作品。凡是不准备受骗的人，都不会受它的骗。
贝克拉比，柏林来的那位聪明文雅的老学者，可以说是犹太区的精神之父，他对这次访问抱有很大的希望。他确信红十字会人员决不会受骗；他们会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深入到幕后去调查；他们的报告将会在特莱西恩施塔特，也许还会在德国人的所有营地上促成真正的变化。他反映了普遍存在的乐观主义情绪。我们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人真是摇摆不定的。囚禁思想，居住条件的过份拥挤，对德国人经常感到的惧怕，低人一等的营养和医疗照顾，以及使许多国家的、除了黄星标志外很少有共同之处的犹太人痛苦难熬地杂居在一起，所有这种种全助长了一阵阵不现实的情绪。由于盟军在法国登陆，又由于“外界人士”的这次迫在眼前的访问，这种情绪目前是狂热的。
但是我极力把握住现实。盟军对诺曼底的进攻，事实上已经停顿下来。俄国人在东方事实上并没发动进攻。斯大林有什么背信弃义的事干不出来呢？难道那个魔下决计听任双方在法国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中打得筋疲力竭吗？在那以后，他就可以悠闲自在地席卷全欧了。我非常担心会是这样。
三年以前的今天，即六月二十二日，德国人扑向苏联。俄国人爱好在周年纪念日作出戏剧性的姿态，要发动的话，今天就应该发动他们的托尔斯泰反击了。一点迹象也没有。英国广播公司晚上的新闻广播是抑郁的、含糊的。（这儿大家总偷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把消息迅速传了出去，虽然收听的惩罚是死刑。）柏林电台又趾高气扬，吹嘘说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全陷在诺曼底的丛林和沼泽里了，又说隆美尔不久就会把他们赶下海去，还说希特勒的新式的“惊人武器”到那时就会对着英美人发出一个可怕的打击。至于俄国人，德国人说。他们为了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发动攻势，已经付出了“海洋般的鲜血”，如今精疲力竭，所以长期停步不前了。这些话里有点儿实情吗？就连德国国内阵线也不能容忍战事公报中的胡说八道。除非俄国人很快当真大举进攻，否则我们就会再一次尝到希望变成绝望的那股难受滋味。
这一整天是一出多么令人恶心的闹剧啊！有些从布拉格赶来的德国小官僚扮演来宾。只有拉姆身穿军服。看着海因德尔和党卫军的其他暴徒穿着不合身的便眼，打着领带，戴着呢帽，对我们这些长老鞠躬哈腰，把我们搀扶上、搀扶下有司机驾驶的汽车，在咖啡馆、街道上、走廊里笑嘻嘻地闪到一旁，让路给犹太妇女，那简直象在做梦。整个彩排象时钟那样精确地进行下去。在参观的人各处走着时，暗藏着的送信小童就奔到前边去通知一声，吩咐一个合唱队、咖啡馆里的一场表演、私人宅子里的一个弦乐四重奏、一次芭蕾舞练习、一场儿童舞蹈、一场足球比赛进行起来。不论我们走过哪儿，我们总看到衣着考究、风度翩翩的快乐的节日游人在抽雪茄烟和吸香烟。“犹如时钟那样精确，”正是这一句话。犹太人以活玩偶的那种僵硬态度，扮演着他们的恰当的小角色。等“来宾们”过去以后，他们的动作立刻停止，他们又呆板下来，成了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战战兢兢的可怜囚徒，等候着下一个信号。
拜伦通过红十字会送来的三只压扁了的包裹正堆在我旁边的地板上。今天晚上，卡车滚滚地驶过犹太区，车上堆积如山的是德国人扣压了几个月的包裹。这样，来宾们就会看到犹太区里充满了红十字会的供应品。德国人想得很周到。从布拉格那些存放掠夺来的犹太人物品的仓库里，他们为那些将要作为展览品的犹太居民弄来了大量华丽的服饰。甚至目前，我就穿着一套极其考究的英国哗叽衣服，戴着两只金戒指。一个妇女美容院也开设起来。还分发了化妆品。秀丽的犹太女人，雅致的衣裳上戴着整洁的黄星标志，今天全象女王似的偎倚在衣着考究的男伴胳膊上，在四周种有鲜花的广场上漫步。我简直可以相信我已经回到了和平时期的维也纳或是柏林。可怜的女人啊！她们沐浴打扮，搭上香水，梳好头发，佩戴上宝石，在这短暂的欣喜中不禁也容光焕发。她们的情况就跟那一大车一大车的死尸一样可悲。在所有的病人给遣送走之前，那一车车死尸总是日日夜夜不断地驶过。
在幼儿园那儿，娜塔丽穿了一件华丽的蓝绸衣裳。路易斯穿着一套深色的天鹅绒服装，领口那儿还饰有花边。看着他在玩耍，真是一件乐事。党卫军把那些娃娃象斯特拉斯堡肥鹅那样养胖起来。他们都是圆滚滚的，脸蛋儿红润，充满了活力，就跟路易斯一样。要是有什么可以哄骗来宾的，那就是几天以前刚完工的那座可爱的幼儿园。它跟一个玩具房屋一样漂亮和精致，园里讨人欢喜的儿童在秋千、旋转木马上玩耍，或者在池子里泼水。
娜塔丽刚带回来消息说，俄国人终于发动进攻了〕他们在午夜收听到了两个不同电台的新闻广播：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则欢欣鼓舞的公报和莫斯科的一则很长的捷克语广播。苏联人把这次攻击说成是“我们和在法国作战的盟邦合作、摧毁希特勒匪徒的一次总攻击。”当她把这消息告诉我时，我低声念了希伯来人对好消息祝福的词句。接着，我就问她，为路易斯安排的计划是否进行下去。谁知道，我说——我自己突然狂热起来——德国现在会不会很快就垮掉呢？这样冒险是否还值得？
“让他走，”她说。“这件事随便怎样也不改变。”
我搁下笔来，脑子里想起了可怜的乌达姆的那支歌：“啊，他们来了，他们终于来了！从东方到来，从西方来到……”
愿上帝助他们成功！
摘自《世界大屠杀》阿尔明。冯。隆著巴格拉齐昂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巴巴罗沙行动三周年纪念日之夜，俄国人从东方向我们发起了十分猛烈的攻击。游击队在白俄罗斯全境活跃起来，炸毁桥梁，使我们的运兵火车出轨翻倒。侦察刺探活动直捣入中央和北方的集团军，从波罗的海直到普里皮亚特沼地。次日，在有些地方，一尊靠紧一尊，总共约有十万尊大炮组成的隆隆火网，使四百五十英里长的那条战线变成了地狱。随后，步兵师、坦克师和机械化师在黑压压的尽是苏联飞机的天空下面，大举进犯。德国空军没有战斗机升空去截击它们。俄国人正以一百二十万人、五千辆坦克和六千架飞机在攻打我们。这就是罗斯福老虎钳的另一面钳牙，它穷凶极恶地捣向西方，去和霸王行动向东的推进会合。
巴格拉齐昂！对巴巴罗沙的报复！
和我们一样，苏联人也为他们六月二十二日的进攻采用了一个重要的军事领袖，波罗金诺战役的英雄的姓名。和我们一样，他们的目标也是迅速攻占白俄罗斯全境，把驻守在那片辽阔的森林平原上的德国兵团全部包围起来。诚然，从我们最高统帅部地图上呈现出的情况看，巴格拉齐昂是巴巴罗沙的一个使人脊背发凉的映象，从我们惊骇的脸色上，反映出了我们过于精辟地传授给苏联人的军事教训。
从解救列宁格勒的那次血流成河的冬季战役中，从春天由乌克兰和克里米亚拚命击溃曼斯坦因部队的那次战斗中，我们看到了他们惊人的恢复能力，以及斯大林继续浪费生命的残忍决心。但是这次在白俄罗斯，却出现了新的情况：我们自己最精湛的战术概念，被巧妙地运用了来反击我们。为了使那个映象完整无缺，阿道夫。希特勒重复了一九四一年斯大林颁发的那道愚蠢的命令——“据守原地，不准撤退，不准机动转移，死守下去”——结果也从相反的方向遭到了同样的灾难性大败。
苏联人甚至也同样做到了奇兵突出。
一九四一年，他们预料希特勒会夺取乌克兰这个粮仓和高加索那些油田，所以把重兵集中到了南方。因此，我们的主力穿过白俄罗斯向前挺进，很快就打垮了他们的中央战线。这次，尽管红军大量集结在中央地区，一贯正确的希特勒却“知道”，俄国人会利用他们在南方的突出阵地，朝着罗马尼亚油田和巴尔干各国发动攻势。他以通常那种不切实际的方式断定，红军在中央地区的集结是虚张声势，所以把我们的部队集中了去面对着乌克兰的苏军战线。
中央集团军司令官布许提供的使人焦急的警告情报，以及他要求增援的公文，全遭到了忽视。等俄国人发动打击，战线垮了以后，希特勒当然为他自己愚蠢的估计错误而撤去了布许的职务。但新司令官莫德尔将军也同样受到了希特勒干扰的损害，尤其是在俄国人快速地猛攻以后，他还坚持要我们的各师蛰伏在一些“坚强的据点”里——战线后面残存的一些孤城：维帖布斯克、波勃鲁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等，而不命令他们突围出来。这件蠢事使战线瓦解了。那些“坚强的据点”到时候全部陷落，所有各师完全损失了。我们的战线上出现了一些巨大的裂口；苏联人驾着用之不尽的租借战车，象鞑靼人那样呐喊着，从这些裂口中蜂拥而来。
我对巴格拉齐昂（称为“白俄罗斯战役”）的作战分析，是非常详尽的，因为我认为，这个人们很少加以研究的事件，甚至超出了大受人们吹捧的诺曼底登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最后崩溃的转折点。倘若这次战争中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第二斯大林格勒战役”，那就是巴格拉齐昂。俄国人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推进了大约两百英里。势如破竹的钳形攻势迫近了明斯克，包围了十万德国士兵，而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大概也损失了十五万人。中央集团军的残余部队越过明斯克向西清退，它的兵团遭到苏联装甲部队前锋的冲杀和蚕食。到七月中旬，中央集团军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一小队一小队意气沮丧、衣衫褴褛的德国战俘又在红场上游街示众。红军重新夺取了白俄罗斯，长驱直入波兰和立陶宛。它正威胁着东普鲁士的边境；北方集团军面临着被红军向沿海地区挺进而切断退路的危险。这时候，英国人和美国人仍旧挣扎着想冲出诺曼底。
这时候，阿道夫。希特勒也一直把眼睛紧紧盯着西方！在我们的战况汇报会议上，他总以急躁不耐、突兀草率的判断打发掉东方日见扩大的危机。我们受到控制的报刊和电台，把这场大灾难掩盖起来。至于美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当时全神贯注在法国境内的军事行动上（他们的历史家今天还是如此）。苏联人只举出了他们推进的简单事实。战后，斯大林衰老下去，变得疯狂地凶残好杀时，他们的军事史学家全吓得缄口不言。有很长时期，那个不幸的国家并没写出多少关于这场战争的有益的材料。
因此，巴格拉齐昂就变得不大为人所知。但是无可挽救地突破了我们的东线，使芬兰退出这场战争，并使巴尔干各国的政客们阴谋背信弃义的，全是这一战役。那些政客们的背信弃义，导致我们下一个月在罗马尼亚遭到了更大的惨败。而巴格拉齐昂也是七月二十日使那枚炸弹在最高统帅部爆炸的真正导火线。
英译者按：近年来，苏联人提供了较多、较好的关于这次战争的书籍。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详细地叙述了巴格拉齐昂。这些书虽然资料丰富，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看，却不一定是忠实可信的。在俄国，共产党政府拥有所有的印刷厂，凡是不颂扬党的材料全刊印不出来，而党跟希特勒一样，也是从来不犯错误的。
六月二十三日天刚蒙蒙亮，娜塔丽就起身，穿好衣服，准备接待红十字会人员的访问。她那间卧室及得上欧洲一家上好旅馆的房间：淡黄色木制的家具、一块东方小地毯、花哨的绘有花朵的糊墙纸、扶手椅、灯罩甚至还有好几瓶鲜花，都是前一天晚上园艺工人所送来的。杰斯特罗家这套房间在参观访问中是一个停留地。这个著名的作家将领着来宾们参观他的房间，请来宾们喝法国白兰地，陪着他们上犹太会堂和犹太图书馆去。因此，娜塔丽在匆匆出去以前，先把屋里拾掇干净，就好象要供军事当局检阅那样。幼儿园里也还有不少事情得做。拉姆在最后一分钟吩咐把家具重新安排一下，并且在墙上再多贴一点剪下的动物画片。
太阳刚在升起。一小队一小队妇女已经到了外面街上，她们在黄澄澄的倾斜的阳光里趴在地上擦洗便道。这些从拥挤不堪的统楼上出来的衣衫破旧、骨瘦如柴的人，发出了一股恶臭，污染了清早的和风。她们把活儿干好后，就得躲开；洒了香水的美人儿穿着花哨的服装，就走出来。娜塔丽的感觉已经十分迟钝，根本觉察不出美化运动的这种讽刺意味了。这一个月里，一个反复出现的恶梦使她常睡不好——海因德尔揪着路易斯的两腿晃晃荡荡，把他的脑壳在水泥地上直撞。到这时候，孩子脑浆进裂、鲜血直冒的景象对她说来，已经跟她回忆中党卫军的那个地下室一样真实，而且多少更为熟悉，因为那次短促的惊恐是在一阵模糊不清的震动中来临和消失的，而这个可怕的幻象她却见到过二十多次了。真个的，娜塔丽已经成了一个失魂落魄的人儿，脑子里简直不很正常。有一件事还使她打起精神来，那就是希望把路易斯送出犹太区去。
传递班瑞尔信息的那个捷克警察说，这次尝试是安排在红十字会人员访问后的那一周里。路易斯先得生病，接着送进医院就不见了。她就此不能再看见他，只会听说路易斯患斑疹伤寒已经死了。接下去，她就只好希望，将来有一天会听说他很安全。这就象送他去急诊开刀一样，不管风险多么大，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一辆手推小车停在丹麦人的营房外边。花匠正从车上把满是花朵儿的玫瑰花树卸下来，搬进大院去，栽种在草地上挖的窟窿眼里。娜塔丽走过时，浓郁的玫瑰花香使空气中芬芳葱郁。很清楚，丹麦犹太人中正进行着一件很特别的事。但那跟她并无关系。她所关心的就是，毫无差错地度过这一天，不要惹恼拉姆，危害到路易斯。幼儿园是规定的参观路线中最后的一个停留地，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按实在说，丹麦犹太人这天十分重要。他们是三万五千名犹太人中寥寥的四百五十人，不过却是很特殊的四百五十人。
丹麦犹太人的全部经历是惊人的。除了这少数人以外，所有其他人都自由和安全地到了中立的瑞典。丹麦政府得到风声，知道德国占领军即将围捕犹太人，于是暗地里使居民警惕起来。一夜之间，丹麦自愿人员用小船临时凑成的一支船队，把六千名左右的犹太人渡过一道狭窄的海峡，送到了殷勤、中立的瑞典。因此，只有这一小群人被德国人逮住，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来。
从那以后，丹麦红十字会就一直要求来探望犹太乐园中的丹麦犹太公民。丹麦外交部也一再提出强有力的要求。说也奇怪，德国人面对着这个小国（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为犹太人所表现出的这种史无前例的精神勇气，却犹豫不决，并没枪毙几个丹麦人，把这个讨厌的要求压制下去。他们虽然屡次推迟访问的时间，事实上却终于屈服了。
四个人组成了这个访问团，他们在历史中虽然默默无闻，他们的姓名却还是有案可查的。
弗朗茨。赫瓦斯，为特莱西恩施塔特事宜一直敦促柏林方面做出决定的丹麦外交官。
于尔。亨宁森博士，丹麦红十字会成员。
M.罗塞尔博士，柏林国际红十字会德国办事处成员。
埃贝哈德。冯。塔登，德国职业外交官。塔登在外交部办理犹太人事务。艾克曼把犹太人送到死路上去；塔登把他们从他们享有公民权的国家里发掘出来，然后转交给艾克曼。
访问从中午开始，持续了八小时。工程浩大、花了六个月来推行的整个美化运动，就是为了要使这两个丹麦人和这两个德国人在这八小时中获得深刻的印象。结果证明是很值得的。赫瓦斯和红十字会那个成员写的报告还保存着。报告中洋溢着对特莱西恩施塔特极其令人满意的情况的认可。“较为近似一个理想的郊区社会，”有一个人总结说，“而不象一个集中营。”
“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这四位来宾跟着一长列柏林和布拉格来的纳粹高级官员，按照时刻表顺利地走过了拉姆安排的路线。他们的到来唤起了一个接一个十分迷人的景象——妩媚的农场姑娘边唱着歌，边捐着草耙走向菜田，大堆大堆新鲜芳香的蔬菜在伙食铺门口卸了下来，犹太人快乐地排队等候购买，一个穿长袍的八十人合唱队纵声唱出一首激动人心的赞美歌，而正当来宾们到达运动场上时，一次足球射门博得了兴高采烈的观众的热烈欢呼。
医院的外表和气息全跟天堂里一样清新，床单雪白，病人都舒适、愉快，对治疗和伙食总赞不绝口来答复提出的所有问题。不论来宾们走到哪儿——屠宰场、洗衣铺、银行、犹太人的行政部门、邮政局、知名人士居住的底层公寓、丹麦人的营房——他们总看到整洁明净、丰衣足食的可喜景象。丹麦犹太人互相争着向赫瓦斯和亨宁森保证，他们生活很好，受到了慷慨的待遇。
户外的景象全那么愉快！街上，装玻古雅的招牌看起来非常美观。衣着考究的犹太人在阳光下悠闲地散步，这是没有几个欧洲人在严峻的战时条件下能够做到的。咖啡馆里的文娱节目是第一流的。奶油糕点是美味可口的。至于咖啡，冯。塔登先生评论说，“比在柏林可以喝到的还要好！”
最后，幼儿园给人留下一个多么美好的印象啊！负责的那个苗条、俏丽的犹太女郎，那位名作家的侄女儿，在工作中显得那么快乐，对于提出的问题总是那么迅速地就作出肯定的答复！显而易见，他跟拉姆司令官和海因德尔督察的关系极其友好。这是这次访问的一个骗人的尾声：健康、美丽的孩子们荡秋千，滑滑梯，站成一圈跳舞，在池子里泼水，乘坐旋转木马，他们在落日的余晖里在游乐场的青草上投下了滑稽、顾长的影子，他们的笑声象轻音乐似的悦耳动听。年轻美貌的保姆照管着孩子们，不过她们中没有一个及得上那个穿蓝绸衣裳的一半漂亮或一半高兴。经司令官许可以后，柏林红十字会的那个成员拍了一些照片，包括一张娜塔丽抱着她儿子的。她儿子是一个活泼淘气的小娃娃，笑起来真叫人疼。罗塞尔先生心头突然涌起了一阵好感，告诉她一定寄一张照片给她在美国的家属。
战后，当丹麦议会提出质问，要弗朗茨。赫瓦斯解释他何以受到德国人的欺骗时，他回答说，他一点儿也没受骗。他看得出，这次访问是事先安排好的。他递上一份赞扬的报告，为的是保证丹麦犹太人可以继续受到较好的待遇，食品包裹可以继续送到他们的手里。这就是他的使命——不是揭发德国人的奸诈。虽然如此，赫瓦斯向议会承认，这次访问使他放下了不少心。鉴于红十字会手中已经掌握着的有关德国集中营的可怕报道，他先前有点儿担心，生怕看到满街都躺着死人，伊斯兰教徒在污秽与死亡的气氛中趔趔趄趄。尽管德国人装假作伪，却还没有出现那样的景象。
全世界一直感到纳闷，国际红十字会——以及就这件事而言，梵蒂冈——虽然在大战期间的确知道那场秘密的大屠杀，却始终缄口不言。勉强可以接受的解释总是弗朗茨。赫瓦斯的那一篇：控诉德国人犯下在战时无法证明的罪行，只会使落在德国人手中、依旧活着的犹太人境况更糟。红十字会和梵蒂冈对德国人知道得很清楚。也许，他们颇有道理，虽然接下去的问题是：“境况还会变得怎样更为糟糕呢？”
盛大的美化运动的成功，使柏林的上级动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拍摄一部影片，显示出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生活得多么美好，从而使盟国就屠杀营和毒气室等日益加强的恶毒宣传变成虚伪的谎话呢？他们于是立即下达了命令，准备拍摄一部这样的影片。片名是：《元首授予犹太人一座城市》。指定参加剧本编写委员会的，有埃伦。杰斯特罗博士，而幼儿园则将作为重要的特写镜头加以摄制。
摘自《军事领袖希特勒》七月二十日——暗杀希特勒的阴谋……战况汇报会议在一座木造的营房里举行，因为俄军在前线迫近拉斯膝堡，那个坚固的混凝土地堡司令部正在进一步加固，以防空袭。这一下救了希特勒的性命。倘使在地堡里，我们就会全被那次有限的爆炸消灭干净。
炸弹爆炸之前，会议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令人厌烦的场面。豪辛格正在阴郁地哺哺谈着东线的情况。希特勒俯身对着桌上的地图，戴起厚眼镜凝视着。我站在他的身旁，呆在通常那群参谋人员当中。这时只听见一声破裂的轰响，房间里满是黄烟。我发觉自己十分痛苦地躺在地板上，喉咙里不自觉地发出呻吟声。我以为我们遭到飞机的轰炸。我的第一念头就是，要逃脱性命，不要给活活烧死，因为这时火焰劈啪作响，有一大股燃烧的气味。我虽然一条腿被炸断，还是挣扎着到了外边，在浓烟和幽暗中绊倒在好几个摔下的人的身体上。四周的呻吟和尖声号叫是可怕的。到了外边地上，我瘫坐下来。我看见希特勒倚在一个人的胳膊上从浓烟里逃出来。他脸上有血，头发被灰泥胶凝着直竖起来。从划破的黑裤子外面，我可以看到他的光腿。那两条纺锤形的白腿，那两只圆滚滚的膝盖，一时使他看来象一个可怜的普通人，不象那个凶狠残忍的军事统帅。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称颂那些阴谋分子的作品。我本人无法为那些人感情用事。我几乎遭到杀害这一层，倒毫不相干。冯。施道芬堡伯爵通过了森严的门禁和狼穴的保安检查，把那只装满炸药的公事皮包放到桌下，这当然是勇敢、机智的，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已经是一个肢体残缺的废人，在北非瞎了一只眼，断了一只右手，左手还缺了两个手指，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为什么不全部牺牲掉呢？诚然，他是那次阴谋的主谋，但是整个目的就是要杀死希特勒。唯一十拿九稳的办法就是，走到他前面，手里拿着伪装起来的炸弹，使它一下爆炸。看来，伯爵的模糊的基督教理想主义并不包括殉难在内。造化弄人，他无论如何也只多活了几小时。因为同天晚上，他就在柏林被逮捕并处决了。
武装部队中的这些阴谋分子我几乎全都认识。他们中有些人竟然牵连在内，使我大为震惊。有些人加入进去我是可以猜到的，因为他们早期也来试探过我。我驳斥了来试探的人，就此没人再来找我。暗杀掉国家元首来结束战争——不论对我们幕中人说来元首非常明
显的缺点是些什么——这种概念据我认为是大逆不道、违背我们军官的誓言和乖谬已极的。今天，我依旧认为如此。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武装部队到处还深入敌境，他们的人数多达九百万，尽管领导乖僻反常，仗还是打得十分出色。祖国虽然遭到猛烈的空袭，却依然完整无缺。德国的政治中心不论好歹，就是德国人民和希特勒之间的紧密关系。暗杀掉他，就会造成局势混乱。希姆莱、戈林和戈培尔仍然控制着全部国家机器，他们准会发动一场意想不到的报复性大屠杀。每一个德国人的手都会反对他的同胞。我们的没有领袖的军队就会崩溃。军事情况虽然很糟，却并不要求这样一个解决办法，实际上根本不是解决办法：使我们自已陷入无政府状态，把布尔什维克野蛮人请进来，抢劫掠夺，一直闹到来因河畔！
事实上，七月二十日的炸弹爆炸事件，促成了第二次国会纵火案。它给了希特勒他所需要的一个借口，把活着的反对派人士全部斩尽杀绝。这次至少死了五千人，大多数全是清白无罪的。总参谋部的人员和独立的、优秀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劳工领袖、传教士、教授和残存的古老德国贵族——几乎剪除殆尽。我的看法是，七月二十日事件也许反而使战争延长了。我们当时正处在八月灾难的边沿，那也许会迫使纳粹党人自行摆脱希特勒，有秩序地投降。与此相反，七月二十日事件使德国感到震动，于是全国团结到了元首的周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九个月可怕的日子以后他开枪打死自己时为止。在德国人民中，并没人支持那次笨拙的暗杀尝试。阴谋分子受到人们的咒骂；希特勒再一次变得趾高气扬。
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在狼穴的医务室里，希特勒就坐在离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跟戈林谈话，大夫正在治疗他震破的耳鼓。“现在，这些家伙正在我要他们呆的地方给我逮住啦，”他这么说，或者大意是如此。“现在，我可以采取行动了。”他知道这次暗杀的失败反而使他的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为希特勒辩护的人们说，他并没看他下令拍摄的处决将领们的那些影片，但是放映的时候，我就坐在他的旁边。他当时的痴笑和议论比较适合于看查理。卓别林的一部喜剧，而不适合于看我的老战友们那种可怕的、变了样的神情，他们脖子上套着琴弦绞索，赤身裸体地正经历着临死前的痛苦。我从那以后根本无法再尊敬他了。今天回想起这件事时，我也无法尊敬他遗留下的形象。
就我来说，七月二十日事件完全是大祸临头。从那以后，我走起路来一直破得厉害，右耳完全聋了，而且经常一阵阵头晕目眩，人会摔倒。还有，这断送了我离开最高统帅部的机会。我象七月二十日事件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出身于一个保守的地主家庭，所以很有可能成为希特勒荒谬绝伦的猜疑的牺牲者，被他处决。不过，或许我的负伤使我的清白无罪似乎不讲自明。再不然，也许秘密警察知道，我并无嫌疑。不管怎样，我又成了那个“好阿尔明”，跟那帮“别人”全不一样，除了莫德尔和古德里安以外，几乎比任何其他将领都更受到希特勒的礼遇。这一来，我被迫亲眼目睹了他的一步步没落。直到在柏林地堡中的那个惨痛的结局，每天忍气吞声地听着他对我的同行和我的阶级发出最最下流的恶骂……英译者按：这个密谋者的小团体可以说是具有基斯通警察的本领。他们不断放置一些未能爆炸的炸弹，策划一些自己人犯下错误的行动，而且一般总是自己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但他们是很英勇的人，他们的行为是复杂而动人的。隆不以他们为然，这种见解在德国并不普遍。我得到的印象是，隆因为自己没有加入而感到内疚，因而在表示异议时过甚其词。
摘自《一个犹太人的旅程》七月二十三日今天，拉姆领着导演这部影片的那个荷兰犹太人在区里察看。电影剧本规定，要在幼儿园拍摄一个大场面。娜塔丽知道他们要来。她告诉我，等两辆汽车驶到时，她紧张得几乎要虚脱了。但是拉姆听到路易斯死了的消息，却丝毫不以为意。“”太不幸啦。那么用一个其他的小家伙吧。“这就是他说的话。”挑一个活泼的，把你的孩子唱的那支法国歌教给他。‘在他看来，这孩子患斑疹伤寒死去是合情合理的事。他没加以安慰，自然也不疑心有他。当然，我们必须等着瞧。他也许还会调查一下。目前，真感到莫大的宽慰。
也许，娜塔丽凄凄惨惨采取的预防措施没一件是必要的：她卧室里放着的路易斯的骨灰瓮，追悼的蜡烛，跟拉比就哀悼程序进行的商议，上会堂去念祈祷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但是这些事使她心头平静下来。她用不着装模作样！持续的捉摸不定，使她有点儿支撑不住了。三星期过去，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只有那份正式的死亡通知，以及火葬场的那个听来可怕的提议：叫她出一笔代价去领骨灰。娜塔丽房间里放的也许真是路易斯的骨灰，谁知道呢？当然，我们并不相信，可是这件事自始至终一直太叫人相信了。
（啊呀！这些骨灰究竟是谁的呢？）
战事新闻变得令人鼓舞。人们每天醒来，总急切地探听最新的消息。从党卫军营房偷偷传递进来的德国报纸，大家现在总热切地互相传观，因为这种报纸成了振奋人心的源泉。凡是戈培尔的报刊承认的，一定总是真实的，而新近有些报道使人惊异快乐得两眼放光。德国将领中的一个干部设法想杀死希特勒，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在新闻贫乏的《人民观察报》上看到一篇详细的记载，他们对那个“疯狂的叛徒小集团”沸腾着道义上的愤慨。显然，德国军队的士气正在低落下去。在遥远的太平洋上——又是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消息——我们的海军在攻占马里亚纳群岛时取得了另一场胜利，这使日本进入了美国B－29轰炸机的航程，日本政府倒台了。
同时，疯狂的美化运动狂想曲又在全部上演。排练，修改，兴建更加虚伪的特莱西恩施塔特娱乐场：河畔的一片公共“河滩”、露天剧场以及天知道还有些什么别的。这部影片是天赐的一个苟安时期。准备工作需要一个月，拍摄又需要一个月。德国人全力以赴，就象他们对待美化运动那样。倘使柏林正在土崩瓦解的政权中没人想到取消这部影片的话，那么俄国或美国坦克闯进波胡索维斯门时，摄影机可能还在愚蠢地拍着。
因为英美人终于从诺曼底的桥头堡突破出来。德国报纸上提到了一个新地名圣洛，说在那一带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东线，随着苏联军队深入波兰东部，德国公报中充满了我青年时代所熟悉的老地名。平斯克、巴拉诺维济、捷尔诺波尔、利沃夫——重要的犹太居民城市、著名的犹太教法典学校以及显赫的哈西德教派的乡土——全被红军重新攻克了。
由利沃夫按直线计算，到特莱西恩施塔特大约只有四百英里。
过去三星期中，俄国人推进了两百英里。三星期中。
这是一场竞赛。由于这部影片，我们有了一个机会。纳粹爱好粗制滥造的欺骗行为，这一回为了这个，可得感谢上帝！八月六日我被选中了去撰写这部电影剧本，因此这份记载中出现了这个空隙。我提议采用一个简单、生动的连贯性主题——犹太区进进出出的流水——心想某些聪明的观看人也许会理解“水闸”象征的意义。导演一语不发就领会了这层意思；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了。那个笨蛋拉姆予以批准。他对这项拍摄电影的计划象幼儿那样高兴，尤其在为河滩场面挑选游泳的姑娘这件事上。
路易斯仍然没有消息。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他一住进医院就失踪，到昨天为止已经一个月了。娜塔丽在云母工厂干了一天的活儿后，沉重地缓步走到幼儿园去排练这部影片。她不吃东西，始终不提路易斯，人显得瘦削憔悴、若有所思。几天以前，她在万分绝望中走到医院去，要求跟开路易斯死亡证的那个大夫谈谈。她被很粗暴地打发了回来。八月十八日拍摄开始了。我跟四个合作人一起，日日夜夜在改写那部笨拙的剧本，经常不断地受到那个蠢材拉姆的干涉。没有喘息的时间，不过为了这部影片，还是得感谢上帝。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已经冲了出来，云集在法国，并且在一个叫作法莱斯的地方包围了德国军队。英国广播公司讲到一个“西方的斯大林格勒”。这时候，盟军也已经在法国南部登陆了；那儿的德军正在惊慌失措地撤退。“法国南部燃烧起来了，”自由法国电台说。俄国人已经到了维斯杜拉河。他们的重兵集结在华沙对岸的普拉加。波兰人正举行起义反抗德国人。华沙市内发生了血腥的巷战。人们的希望越来越光明了。
八月三十日路易斯安然无恙！巴黎解放了！
这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
今天在图书馆摄制影片时，一个捷克摄影师——老实说，我并不知道是哪一个，因为在闪亮的弧光灯下，一切发生得那么迅速——把班瑞尔和那个男孩的一张不很清晰的照片塞进了我的口袋。他们在强烈的阳光下，站在一个干草堆旁边。路易斯显得胖乎乎的很健康。在我写下这些字句时，娜塔丽就坐在我对面，还对着照片快乐地淌眼泪。
战场上传来的好消息正在变成一道奔流。美国各兵团那么迅速地越过法国，以致巴黎没受到损害就被攻下了。德国人仅仅撤了出去，向后逃走。罗马尼亚突然倒戈，对德国宣战。这似乎完全出乎纳粹政权的意料之外。据莫斯科电台说，在进攻的红军和倒戈的罗马尼亚部队之间，德国人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巴尔干陷阱。他们在各条战线上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无可怀疑的。据《人民观察报》抱怨，盟国空军的轰炸是有史以来最恐怖、最残忍的。多么高兴啊！戈培尔的社论有一种《诸神的末日》那种刺耳的腔调。这场战争随时都可能结束。九月十日结局现在还会有多久呢？保加利亚对德国宣战了。艾森豪威尔的各兵团正向莱茵河奋力前进，简直没遇到溃逃的德国武装部队的任何抵抗。华沙的起义仍坚持着。俄国人不知怎么并没设法渡过维斯杜拉河去支援波兰人。当然，那些闪电式的推进，使他们的供应线过于紧张。这无疑是这一暂时停顿的原因。
经过不少干扰和拖延之后，拉姆现在忽然下令把影片结束掉。什么解释也没有。我只想得出一个解释来。苏联人攻占卢布林时发现了一个犹太人大集中营，叫作马伊达内克。他们发现了毒气室、焚尸炉、万人冢、成千上万个活骷髅以及倒在四处的无数具尸体，一切和班瑞尔叙述的奥斯威辛情况丝毫不爽。俄国人邀请了三十名西方记者去，让他们亲眼目睹一下那种恐怖情况。这些细节正由莫斯科电台一遍又一遍在报道。最糟糕的报道和传说，竟然全是确切不移的事实。
这样，这个可怕的德国花招就被揭穿了。《元首授予犹太人一座城市》，犹太乐园的一部田园诗般的、长达近两小时的纪录片，大概永世不会放映了。在卢布林这件事暴露出来以后，这部影片成了一个不言而喻、拙劣无比的虚构材料。我们苟延残喘的时期再有五天就将结束。接下来会怎样呢？现在谁也不知道。
这件事是很奇怪的。所有这种种烈烈轰轰的战事发展，就我们说来，只是些遥远的雷声。我们从报上读到消息，或者听到人家窃窃私议某一外国电台的报道。特莱西恩施塔特本身仍然是一个萧条的小监狱城市，夏天的每一个湿热的日子在这儿全都一样；它是一个充满了营养不良、惊恐患病的人们的臭气熏天的犹太区；拍摄影片的胡闹使它稍稍有了一点儿生气，但在其他的时候，它却沉寂得象一个陈尸所。
摘自《世界大屠杀》九月奇迹八月间，在西方某些轻率的记者看来，我们的毁灭似乎“指日可待”。这把东西两面合拢来的老虎钳的钳牙，已经迫近维斯杜拉河和马斯河。在南线，英美两国军队顺着罗纳河流域几乎长驱直入，而在靴形的意大利，他们也远远深入到罗马以北。俄国人浩浩荡荡地大举越过我们在反复无常的巴尔干各国境内的开阔南翼，已经抵达了多瑙河。在所有进行战争的前线，我们的大批部队几乎不是在撤退，就是被包围。
后来，希特勒本人也称八月十五日是“我毕生最不幸的日子”。因为那一天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而在北方，冯。克鲁格将军陷入法莱斯袋形地区失踪了。元首在七月二十日以后变得反常地多疑，担心克鲁格的失踪可能是去跟敌人进行谈判；在统帅部里，情况的确显得那么糟。但是英勇的克鲁格很快就设法恢复了同我们的联系。不久以后，他自杀了。到底是因为希特勒愚蠢的指挥毁了他的军队，使他感到绝望，还是因为他当真牵连在炸弹阴谋中，这我并不知道。我承认，自杀的念头在八月间也曾不止一次掠过我自己的心头。
但是九月过去了，还没一个敌军士兵踏上德国的土地！
蒙哥马利用空降部队在阿纳姆一片狭窄的地区鲁莽地向前挺进，企图通过荷兰包抄西方防线。在伦斯德的部队取得辉煌的战果，击退了蒙哥马利的部队以后，艾森豪威尔向莱茵河的疾进也渐渐放慢了速度。汽油桶全空了，将领们互相争吵，兵力从低地国家分散到阿尔卑斯山山区。俄国人则停留在维斯杜拉河畔，应付我们的一次次反攻，而在河这一侧，武装的党卫军则以炮火与爆炸物夷平了华沙，扑灭了那场起义。敌军从南方对我们发动的攻势全部停顿下来。在最最凶猛的攻击之下，面对着现代历史上最众寡悬殊的形势，德国浑身是血，屹立不动，使四周的一圈敌人无法近身。
假如一九四零年英国的单独抗战值得称赞的话，那么一九四四年九月德国武装部队的这次英勇的奋起迎敌，为什么不应该加以称赞呢？
“九月奇迹”可加分析的要点是很清楚的。西方和东方，我们的敌人在惊人的快速推进中，已经使军需供应跟不上了。同时，在祖国的神圣领土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德国的军纪严格起来，总动员也实行了。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侵略军作战意志的低落，特别是在西方；前一阶段的长驱直入、巴黎的失陷以及暗杀希特勒的阴谋等，引起了一种欣快的感觉，认为“嘿，我们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我们到圣诞节就可以回家了”。还有，希特勒单方面坚持加强法国各港口的防御，最终也有了收获。艾森豪威尔有两百万人在大陆上，可是通过瑟堡那个遥远的瓶口和一个人造港口，他无法提供必要的军需品去对西方防线发动一次全面的进攻。他需要安特卫普，但我们依然控制着斯凯尔特河口。
战后的军事著作中，有不少对艾森豪威尔发出不切实际的嘲笑。这些作者详细叙述了地图上的距离和部队的总数，却忽略了决定现代战争的顽强、艰苦、复杂的后勤工作。艾森豪威尔是典型的美国军人，在战场上稳扎稳打，但是在组织和供应方面，却多少是一个天才人物。他的谨慎小心和广阔战线的战略，即便不是拿破仑式的，至少不是乖谬错误的。我们还是一个很危险的敌人；他在九月间抵制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冒险行动，这是值得称赞的。
拥护蒙哥马利和巴顿的人士争辩说；只要有足够的汽油，他们两位英雄中的任何一位本来都可以直捣柏林，迅速结束战争的。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对审问他的英国人说，蒙哥马利肯定可以办成这件事。我在我的作战分析中将要说明那些决定性的不利因素。简括地讲，依靠拉得过长的供应线来进行这样一次范围狭隘的推进，其两侧都会招致一次灾难性的挫败，一次更大的阿纳姆战役。我和特鲁门特里特很熟；我很怀疑这些是不是他的军事观点。他是在把战败他的人想要听的话告诉他们。即使艾森豪威尔拥有需要的港口设备和交通工具，这件事还是办不到的。他的部队的消耗率是令人震惊的：每一师每一天要消耗七百吨军需品！德国一师人每天靠不到二百吨的军需品作战。
艾森豪威尔经受不起二次大规模的冒险和挫败；有好几百名美国新闻记者紧紧跟随着他，总统选举又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就要举行，他实在经受不起。敌人的联盟是很不稳固的。在夏季的战役中，英美两国一直地争吵挣扎。而俄国人未能援助华沙的起义——更糟的是，他们甚至拒绝允许英美派空降部队去援助——已经播种下了波兰问题的毒害，到时候将会毁了资本家和布尔什维克的这个奇异的联盟。
不幸，我们缺乏力量去利用我们敌人间的这些紧张关系。希特勒在战场上采取的顽固不化的“死守”政策，使我们损失惨重。在夏季的三次大败——巴格拉齐昂、巴尔干地区以及法国西部——和二十次较小的攻防战中，一百五十万德国的第一线部队被打死、俘虏、包围或者丧失了武器、混乱地溃退。如果这些久经战阵的部队不是奉命死守，而是打上一场灵活的防御战，阻扰敌人前进，同时有条不紊地向祖国撤退，那么我们很可能会从战争中抢救出一些实力来。
事实上，“九月奇迹”并不能改变德意志的灭亡，它只能延迟我们的毁灭。然而，就连希特勒倒下时，他还保有那股催眠力，能够从德国征得具有神经质精力和战斗意志的自杀后备军。八月底，他已经发布了在阿登高原反攻的那道惊人的命令。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在统帅部制定计划，发布预备性的命令。不论这个人正在如何衰老下去，他的凶残的意志力却是无法抵制的。
英译者按：阿登高原的这次军事行动成为“凸出地带战役”。有意思的是，隆赞扬了艾森豪威尔采用的谨慎小心的广阔战线战略，这是许多权威人士加以谴责的。真正的判断在于阐明霸王行动的很复杂的后勤统计数字。命运支持大胆的人，可是他们要是没有汽油和子弹，那也就无法支持他们。华沙被德国人毁灭掉，隔着河清晰可见，红军很奇怪地按兵不动，这件事仍然引起争议。有些人说，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是一些不正当的波兰人领导着这场起义。俄国人坚持说，他们的军需供应已经到了极限，而波兰人也并不急切地想使他们的起义同红军的计划相互配合。
摘自《一个犹太人的旅程》十月四日拍摄影片结束后的第四次遣送正在装车。我跟尤里。乔舒亚和简最后一次道别后，刚从汉堡营房回来。这是我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办的犹太教法典学习班的结束。
我们通宵没睡，呆在图书馆里，在烛光下一直学习到天亮。这些小伙子把自己的几件所有物早已收拾好了，他们想学习到最后一刻。我们也正学到一个奇怪，难解的论题：在田野上发现的无名死尸，埋葬这类死尸是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犹太教法典为了说明这一论点，“走向一个戏剧性的极端。关于仪式纯洁的特别法规，禁止一个高级教士与死尸接触。遵照这些法规，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可以葬埋。一个许过拿细耳人的愿的人也是如此。然而一个许过拿细耳人的愿的高级教士——他因此受到双重的限制——却奉命亲手去埋葬一个无名死尸！犹太人对人的尊严，甚至在死后，也是如此尊重。犹太教法典的声音经历了两千年传来教导我的学生，作为对他们的临别赠言：我们和德国人之间是有天渊之别的。
在我把那本旧书合上的时候，乔舒亚，剩下的三个小伙子中最聪明的一个，突然问道：“拉比，我们全将被毒气熏死吗？”
这一句话猛地一下把我又拉回到眼前的生活中来！目前，区里传说纷纭，虽然没有几个人意志十分坚强，敢于正视这种传说。谢谢上帝，我当时能够这样回答：“不会的。你这就要到德累斯顿附近的一个建设工地上去和你的父亲团聚，乔舒亚——你们，尤里和简，这就要去跟你们的哥哥团聚。我们委员会里的人是这么听说的，我也相信是这么一回事。”
他们的脸上高兴起来，仿佛我从监狱里释放了他们似的。他们在营房里，颈子上挂着遣送号码牌，依然精神抖擞。我看得出，他们正鼓起别人的精神来。
我是在欺骗他们地在欺骗我自己吗啪林郊外的佐森建设工地——政府临时办公的棚屋——是一个事实。特莱西恩施塔特去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在那儿受到很好的待遇。拉姆曾经向市政委员会坚决地保证，德累斯顿地区的这个劳动工程跟那完全一样。楚克尔主管这次征工，他是一个能干的人，是布拉格的一个老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委员会委员，对于应付德国人反应很快。
市政委员会里的悲观主义者往往是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区里的老难友。他们根本不相信拉姆的话。他们说，征集去了五千名身强体壮的男子，使我们失去了一场起义所需要的人手；万一党卫军决定要来消灭这个犹太区，我们可能要举行一场起义。其他的犹太区也举行过起义；我们听到了报道。影片停止拍摄以后，爱泼斯坦被捕了，这次庞大的征工命令传达下来，美化运动和拍摄影片这件蠢事所带来的虚假的安全感，全都荡然无存，委员会变得灰心丧气。我们已经几乎有五个月没接到过遣送命令了。我听到桌子四周传来反抗的抱怨声，这使我感到吃惊。犹太复国主义者就起义问题举行了几次会议，我并没给邀去参加。但是这次征工按照预定计划已经遣走了三批人，并没什么骚动。
这第四次遣送是极其令人担忧的。的确，他们是已经走了的建筑工人的亲属。但是上星期，党卫军允许亲属自愿报名前往，大约有一千人表示要去。这些人不问愿意不愿意，正被用火车运送走。唯一使人稍许放心的是，这四次遣送确实形成了一个团体——大规模的证工和工人的亲属。拉姆解释说，使家人团聚在一起是上面的政策。这可能是一个安定人心的谎话；可以想象，它也有可能是真实的。
市政委员会就我们可能遭到的命运进行了没完没了的谈论，结果得出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虽然战事暂时沉寂。德国人已经战败了，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在党卫军头头开始考虑到保全自己时，我们可以指望他们逐渐温和下来。（二）战败成为定局，只会加强德国人想残杀欧洲全体犹太人的欲望；他们会急煎煎地来完成这一“胜利”。如果他们得不到其他胜利的话。
我在这两种可能的趋势之间犹豫不决。一种是明智的，一种是疯狂的。德国人两种面貌都有。
娜塔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既然路易斯已经安安稳稳地离开了，她过去的顽强意志又恢复了不少。她津津有味地吃着最粗劣的饮食，天天都在增加体重和气力。她说她要活下去，再找到路易斯；如果给送走的话，她打算使自己身体强健，好作为一个劳工活下去。
十月五日第四批人离开以后两小时，他们就下令要遣送第五批：随意地挑选了一千一百人。这一回什么解释也没有，跟德累斯顿的建设工程决无关系。许多家庭都不得不拆散。大批有病的人和有小孩的妇女都得走。要是路易斯还在这儿，娜塔丽大概也得走。德国人干脆又撒谎了。
我决不悲观失望。尽管各条战线上古怪地沉寂，希特勒的帝国却在垮台。文明世界还来得及猛地一下闯进纳粹欧洲这个疯人国来，拯救我们这些残存的人。跟娜塔丽一样，我也要活下去。我要把这个故事讲给人听。
如果我不能这样，那么这样潦潦草草写成的文字会在将来某一时候替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