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犹太人的旅程（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巴登—巴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火车通过打开的栅栏门的那一刹那，一面巨大的红色卐字旗在栅栏门上飘拂，用德文写的指示牌开始出现在铁轨两侧。我们当时正坐在餐车里，吃的午餐是咸鱼和烂土豆。我们周围的美国人，他们的面部表情个个都值得上画。我简直不忍心看一看我的侄女。后来她曾对我说过，她当时真是吓破了胆，简直没有注意到我们是什么时候越过国界的。就是现在，她也还是这么说的。当时我所看见的她脸上的恐怖，就象是个被尼亚加拉瀑布冲走的人。
对我来说，倒还没有这么一种如坠悬崖的感觉。我对希特勒上台之前的德国怀有相当美好的回忆；举行一九三六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我因为要给一家杂志写篇文章，曾去德国逗留了几天，那时节举目所见，已是卐字旗到处飘扬，我除了觉得内心不安外，并没碰到更大的问题。我认识几个犹太人，他们是为商业买卖去德国旅行的；还有少数厚颜无耻之徒，则是专为寻花问柳而去的。他们也都不会碰上多大危险。德国人总是按轨道办事；这既是他们的美德，同时也是他们可怕的地方。去旅行的犹太人既是在旅游的轨道上，犹如我是在新闻采访的轨道上一样，所以也就安全无恙。我现在就是把希望寄托在条顿民族的这一特性上。有关德国人如何残暴的那些最可怕的传闻，即使确有其事，我们现在也是处在外交轨道上。我难以想象反犹主义竟会跳出它的轨道，来伤害我们这条轨道上的人，特别是，如今正在讨价还价，要拿我们去和德国间谍交换，很可能以一比五，或是一比四的比例去交换。
尽管如此，在我们刚到的头几天，我还是没太太平平地喘过一口气。娜塔丽连续一个星期不吃也不睡。她把儿子抱在膝上，眼里闪烁着一种要跟人家拚命的恐怖神色，看上去似乎有点神经失常。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都定下心来。有句老话说得好，最怕人的事情莫过于不知道你要碰上什么苦难。你最最害怕的事情一旦果真降临到身上，其实也不见得就象你想象的那么可怕。布伦纳公园旅馆里的生活当然阴森可怕，但是我们现在也已习惯，最最主要的倒还是感到无聊腻烦到了极点。如果今后有人问我，在巴登一巴登到底是什么最使我感到压抑，是恐惧还是无聊，我将不得不说：“是无聊，而且远远超过恐惧。”
我们和当地居民完全隔绝。我们的短波收音机被没收，除了柏林的广播以外，我们听不到任何其他消息。我们仅有的报纸和杂志都是纳粹出版物，两份法国报纸上充满了最下流的德国谎言，但是使用的却是莫里哀、伏尔泰、拉马丁和雨果的语言。这简直是卖淫，这比一个可怜的法国娼妓听任德国长毛大兵蹂躏还要无耻。如果我是个法国新闻记者，我宁愿让他们把我枪毙，也绝不会如此法污我的荣誉，珐污我的高雅的语言。至少，我希望我能做到这一点。
可以阅读的东西少得可怜，听不到消息，无事可做，这使禁闭在巴登—巴登的全体美国人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我的情况可能比其他人都要来得严重。五个星期，我没写过一篇日记。我以前曾为自己的工作习惯而感到自豪，我以前曾象安东尼。特罗洛普一样文思如涌，下笔万言，我有许多东西要写，而且没其他事情可做，但是我却听任这份日记闲搁在那里，就好象一个年轻的女学生把日记开了个头，然后就惰性发作，让那本几乎是空白的日记本躺在书桌里发霉，直到二十年后才被已经做了学生的女儿重新发现，惹得她咯咯直笑。
但是，快吹响你的喇叭吧！昨天，红十字会送来的首批食品到达，人人变得兴高采烈，沉闷空气一扫而光。罐头火腿！玉米粉牛肉！奶酪！罐头鲑鱼！罐头沙丁鱼！罐头菠萝！罐头桃子！鸡蛋粉！速溶咖啡！白糖！人造奶油！单单是写下这些字眼，我也感到高兴。这些美国日常食品看起来赏心说目，吃起来美味可口，对于我们的苟延残喘的体质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这些德国人天天吃的是土豆、黑面包、烂疏菜，怎么竟能打一场大战？当然，有点儿好的东西都给士兵吃了，但是老百姓呢？！据说，我们的配给比一般德国人多一半。淀粉和纤维素当然也能填饱肚皮，但是光吃这些东西，就连狗也长不大。至于这家著名旅馆里的烹调，那就更不必提了，简直叫人难以下咽。瑞士代表安慰我们说，我们并没受到苛待，全德国的旅馆这些日子供应的饭菜要比我们这儿糟得多。至于我们的饮食情况、餐厅里的奇怪安排、质地低劣的酒、黑市上买来的土豆烧酒、我们在德国“主人”照料下的整个生活情况，我以后会详加叙述。这些情况都值得记载下来。但是，现在我想首先补叙一下这些天来应该记下的事情。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天气很冷。我围裹得严严实实，坐在阳台上，沐浴着暗淡的阳光，写下这篇日记。红十字会送来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此时在我周身循环流通，我又变得和以前一样，贪婪地享受着阳光和新鲜空气，摇动我的笔杆。感谢上帝！
自从离开马赛以来，我一直消化不良。在卢尔德的时候，我以为不过是一时神经紧张的缘故。但是在火车上吃了那顿糟糕透顶的午餐之后，我便病得很重，自那以来大便一直很不正常。但是今天，我却感到非常健康，简直象个年轻小伙子。我畅畅快快地大便了一次（这样的事情也写下，实在荒谬可笑，但是这是事实），高兴得就想跟一只刚刚下了蛋的母鸡那样咯咯叫上几声。我敢肯定，我的身体之所以这样奇迹般突然好转，决不仅仅是因为营养的关系，此外还有心理因素，我的胃认得出美国食品。对于它的政治敏感，我应表示庆幸。
关于路易斯。
他是全旅馆的宠儿。他一天比一天聪明伶俐，一天比一天会说话，越来越讨人喜欢。他是在火车上开始把大家给迷住的。在卢尔德的时候，大家很少见到他，但是在车站上，有人给了他一只精巧会叫的玩具猴子，到了车上，他就跌跌撞撞地跑来跑去，拿着这只猴子叫大人捏，尽管车厢摇摇晃晃，可是他却能够保持平衡，惹得大家赞叹不已。娜塔丽见他玩得这么高兴，也就由他跑来跑去。因为他的缘故，车上的气氛也不那么阴郁沉闷了。他甚至还拿着那只猴子，走到我们那位穿着制服的德国秘密警察跟前，那德国秘密警察起初犹豫了一下，后来竟也接过那只猴子，紧绷着面孔捏得它吱地叫了一声！
车厢里的人个个爆发出一阵笑声，至于大家为什么会笑，要想说清楚其中的原因，恐怕需要专门写一篇类似梅瑞狄斯论述喜剧精神的论文。德国秘密警察非常尴尬地朝四周看看，然后也哈哈大笑起来；在这一瞬之间，我们大家，甚至也包括那个德国秘密警察，看来都很强烈地感到，这场战争实在荒谬绝伦。这件事情成了车上全体乘客的话题，这个手里拿着一只玩具猴子的小娃娃也就成了我们在布伦纳公园旅馆的第一号大人物。
或许，我不该花费这么多的篇幅，描写这样的区区小事，借以说明这个孩子给人慰藉的天性。最近几个星期我生了好几场病（有几次非常严重），我之所以没采取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完全是因为我心怀一件大事：在娜塔丽和路易斯安全脱险之前，我不能，也决不甘心就此垮掉。如果有必要，我将拆死保护他们，为了能够保护他们，我决心同颓丧和疾病作斗争。我们的不牢靠的记者证所依仗的就是我那几篇杂志上的文章。我们所受到的特殊照顾——高楼上面几层的一套两个房间带阳台的套间，俯瞰旅馆的花园和一个公园——只能是由于我的不过如此的文人地位。我们的生死存亡，到头来也许要取决于我那本被读书俱乐部选中的著作能否使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术工作者一跃而成为有点儿名声的人物。
我们这批人里有许多儿童，但是路易斯最为突出。他成了个享有特权的小精灵，我们的海军武官是个搜刮东西的好手，路易斯从他那儿得到的食品总是比别人多，比别人好。这个人发现娜塔丽是海军家属之后，他便成了她的奴仆。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但是（我敢肯定啡常纯洁无暇。他常给路易斯送来牛奶、鸡蛋，甚至还有肉。虽然禁止使用电热板，他也照样给娜塔丽送来一块，娜塔丽为了便于散发油烟气味，就在阳台上烧煮。他想要戏剧小组演出《卖花女》，眼下正在好说歹说，千方百计要她扮演伊丽莎一角。她也确实在考虑答应下来。我们三人常在一起玩纸牌游戏，或者猜字谜。总之一句话，考虑到我们是处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国土之上，我和娜塔丽过的实在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平凡乏味的生活，我们就好象是乘着三等轮船，在作一次无限期航行的乘客，时时寻找办法消磨时间。无聊是我们生活中不断重复的低音基调，恐惧只不过是短笛偶尔发出的尖声嘶叫。
我们的犹太人身份已经暴露。派驻在布伦纳公园旅馆的那个德国外交部官员总是故意对我那本《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恭维一番。他说起这本书的时候确实颇有见地。起初，我大为骇异，不过，既然明知德国人办事一向慎密彻底，现在我反而觉得我原先希冀能够侥幸蒙混过去实在是过于天真幼稚了。《世界名人录》、《作家姓名录》还有其他各种大本的学术参考书里，都有我的名字。到现在为止，我的犹太人身份还没带来什么影响，而我的小小名声倒是对我有所助益。德国人尊敬作家和教授。
我之所以受到殷勤的医疗照顾，肯定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之中如果有谁身体不舒服，我们那位美国医生——他是个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总喜欢开玩笑地把它叫作“拘留病”，对于我的肠胃病，他也倾向于如此看待，一笑置之。但是到了第三个星期，我的病情变得实在严重了，他才提出要求，让我住院治疗。由于这个缘故，我在巴登一巴登的市立医院遇到了R医生——即使是用难以辨识的意第绪语字母的密码，我也不愿在这里写下他的真名实姓。以后等我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我一定要好好把这位R医生描绘一番。现在娜塔丽在叫我去吃午饭了。我们把珍贵的红十字会食品交了一些给旅馆厨房，他们答应说一定要烧出点象样的菜肴。我们现在就要尝到咸牛肉杂烩的味道了。我们好不容易终于有了一点办法可以把那些令人作呕的土豆变得稍为美味可口一点了。
二月二十一日巴登—巴登昨天夜里我病得很厉害，今天我也远远没有复原。不过，既然又重新开了头，我还是决心把日记记下去。单单是在纸上移动我的笔，也会使我感到有了活力。
旅馆的厨房把我们的成牛肉杂烩烧得一团糟，使我大为扫兴。恼怒无疑触发了我的消化不良症。难道还有比这更容易烧的菜吗？但是，结果还是烧得又焦、又硬、又冷、又油腻，简直叫人恶心。我们吸取了教训。我和娜塔丽，还有那个海军武官，把红十字会送给我们的食品凑在一起，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烧，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吃，至于那些德国大兵，让他们见鬼去吧！别人也都在这么干走廊里飘荡着烹调的香气。
根据最新的传闻，德国人为了表示文明，为了表示对于宗教的尊重，将在复活节把我们释放，进行交换。平克尼。塔克虽然亲口对我说过，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是谣言还是传来传去。我们这群人的心理活动真是饶有趣味。如果把这些心理好好描写一番，真可以写出一部可以和《魔山》媲美的长篇小说，遗憾的是，我丝毫也不具备这种创作才能。如果路易斯的年纪不是这么小，他蛮可能成为我们这群人中的一个托马斯。曼；他那敏锐的小脑袋说不定此时正在—一记下我们所不能察觉的一切。
说起复活节，这倒使我想起我在卢尔德记下的那段日记，那时我只开了一个头，讲到我的半途而废的改信天主教一事。那是一件多年以前的往事，说起来叫人伤心难受，好比重新拨燃已经冷却了的灰烬。不过，如果这本日记在我死后还能留在人间，它就可以成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匆匆度过的卑微一生的最后遗言。既然如此，还是让我把此事的主要轮廓信手写下吧，好在只要一两段就能说完。我已经讲了我与奥斯威辛犹太法典学堂发生隔阂的情形，这是一切后事的关键。
我不能把这件事告诉我的父亲。对于波兰犹太人来说，敬重双亲是我们根深蒂固的天性。我的父亲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是个农具商，另外也做自行车生意，买卖相当兴旺。我们家境不错，他很虔诚，也很有学问，不过从来不会问一个为什么。他如果知道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不信犹太教的人，那他一定会震惊万分。所以，我继续是个犹太法典学堂的优秀生，而在心底里，我却暗自笑话莱扎老师，笑话我周围的那些恭顺驯服的小蠢货。
我们的家庭医生是个说意第绪语的不可知论者。那时候，凡是从大学回来的犹太医生，身上总是常常带着猪肉气味。一天，我不知怎么心血来潮，到他那儿向他借阅达尔文的书籍。“达尔一温”——法典学堂里的悄悄耳语都是这么叫的——就是当今邪恶世界的撒旦。这个“达尔一温”，对我来说，他的德文版的书可真难看懂；不过我还是如饥似渴地吞下了《物种起源》，晚上在蜡烛光下偷偷看，白天躲到外面去看。我一生之中第一次违反安息日的戒律，就是在口袋里装着一本达尔文的书，来到河边的草地上。安息日戒律禁止在“公有场地”内负荷重物，而书本也属于重物之列。说也奇怪，我虽然在精神上已和我的信仰决裂，但是要在礼拜六带着那本书从我父亲的房子里走出来，例仍是桩很难做到的事情。
后来，那个医生又把海克尔、斯宾诺莎、叔本华以及尼采的书借给我。我急不可待地把这些书统统看完，就好象青春少年阅读色情书籍一样，既是津津有味，又暗自羞愧。我专门先找那些亵渎宗教的章节，比如对于奇迹和上帝的嘲笑，对于圣经的攻击等等。其中有两本德文的文集我将永远也不会忘记，一本叫做《科学入门》，一本叫做《现代伟大思想家》，都是绿色平装廉价书。伽利略、哥白尼、牛顿、伏尔泰，霍布士、休姆、卢梭、康德，这一群辉煌灿烂的伟大人物，就在我，一个十五岁的犹太少年，孤独一人躺在维斯杜拉河畔草地上的时候，突然闯入了我的思想。我如痴如狂，一连攻读了两三个星期，于是我的世界、我父亲的世界，统统倒坍、摧毁、破灭、粉碎，变为一堆瓦砾，化为一片尘埃，从此休想恢复，就如倒坍在沙漠之上的奥齐曼迪亚斯的塑像一样。
我的头脑从此开了窍。
我的家庭移居美国之后，我成了布鲁克林中学的一个异常早熟的奇迹。我学英语就好比背诵乘法表一般便当，两年之内我就学完了全部课程，并且取得了进人哈佛大学的奖学金。那时候，无论我的言谈举止，还是衣着装束，在我的双亲眼里都已完全美国化了。他们为我哈佛大学的奖学金感到骄傲，但是同时也很担忧害怕。不过，他们又怎能留难我？我离家上学了。
在哈佛，我是一个奇才。教授们，连同他们的夫人，对我推崇备至；我是许多豪富人家的座上客，我的带点犹太学堂腔调的英语，他们觉得新颖有趣。我把所有这些宠爱奖掖视为理所当然。我那时年轻漂亮，就象路易斯。亨利一样，具有某种天生的魅力，对于交谈也是颇有天赋。我能使那些文人雅士和我一同分享我因为发现了西部文化而感到的兴奋激动。我爱美国；我博览贯通美国的文学与历史；我能背诵马克。吐温的大部分作品。经过法典学堂的训练，我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我能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既有独到见解，又能旁征博引，这使那些波士顿人惊叹不已。同时，我还能够把一些犹太法典的知识融会于我的谈论之中。正是由于这样，我才在无意之中醒悟到后来使我成名的道理，那就是，如果有人能把犹太教作为那些基督徒本身历史背景之中受到忽略的一个部分介绍给他们，并且在介绍的时候既保持一定的尊严，又稍带一丝嘲讽口吻，那么他们一定会深感兴趣。三十年后，我写成了我的《早期基督教中的犹太法典精义》，后来我又把它加以改写，并且换了一个更加醒目的标题：《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终于使它成了一本畅销书。
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无可夸耀，因此我将简单地一笔带过。生活毕竟是那么大同小异！一个有钱人家的千金，爱上了一个穷家庭教师，不过是个老生常谈的故事。喜剧、小说、悲剧、电影，大多用的是这个简单题材。我则是亲身经历了一次。她是波士顿的一位富家闺秀，是个天主教徒。在那二十出头的年纪，一个人很难聪明理智，一旦堕入情网，那就不可能忠诚老实，不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我那活跃的想象，善于论证的能力，这时也作用于我自身，竟然使我果真相信，基督已经进入我的心灵。后来的事情也就非常简单：天主教才是正统，才是基督教艺术与哲学的宝库；同时，它自成一个详尽无遗的典礼仪式的系统，这才是我真正能够理解的唯一的宗教。我于是改信了天主教。
这是一个肤浅的梦想，一旦醒来，感觉尤其可怕，不过我还是静静地渡过了这个难关。由于我所受的教育，在我心灵深处，我依然是——至今未变——从雪地里走进一座基督教堂时的那个奥斯威辛犹太法典学堂的学童，当他远远看到前方墙上——也就是犹太教堂放置圣龛的地方——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形象时，他的灵魂深处深受震撼。如果她的家庭没有把我赶出去，如果她坚决和我站在一起，而不是仅仅泪流满面，象个溶化着的糖人儿似的呆呆站在雨里，那我很可能沉沦至今还不知醒悟。我之所以赞美、怜悯、热爱拿撒勒的耶稣，正如我已经做了的那样，无休止地研究他、写他，最最根本的一个前提，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对他产生信仰。
既然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九三三年以前，而且我又从未采取任何行动“再次改变信仰”，根据纽伦堡法律，从技术上来说，我可以免受对于犹太人的迫害。据我所知，这种豁免权也适用于德国籍的混血犹太人，而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如果一旦遇到最坏的情况，当然也可以享受这种宽待。一九四一年，当我的护照问题受到留难的时候，我在梵蒂冈的一个好朋友为我搞到了证明我曾改信天主教的波斯顿来的文件影印副本。我现在依然保存着这些有点暗淡褪色的证件。我迄今没正式出示这些证件，因为我担心说不定会把我和娜塔丽分开。绝对不可以出现那样的情况。只有在我能够用这些证件帮助她的时候，我才会出示。
至于说到拯救我自己的生命——其实，我已度过了大半辈子。我不想再把关于马丁。路德的那本书写下去。我原来打算通过这个宗教改革人物，来结束我对在历史中演变的基督的描绘。但是，我的这位主人公的粗俗可恶的条顿主义使我越来越感到犹豫，暂且不说他对犹太人的恶言中伤简直无异于戈培尔博士之流对于犹太人的破口大骂。他是个宗教天才，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是他是一个日耳曼天才，因此他其实是个专事破坏的天使。路德最辉煌的成就在于他粉碎了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罗马教廷。他挑剔弱点的洞察力令人惊叹，他的辩才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他对旧制度、旧结构的大胆的仇恨与藐视透发出典型的日耳曼音调，好似条顿堡森林发出的震耳轰鸣，好象雷神手中的铁锤发出的打击声。我们将听到马克思发出同样的声音——这个由犹太人变成的日耳曼人，身兼这两个民族的狂热素质；我们将在瓦格纳的音乐和著作中再次听到同样的声音；而当轮到希特勒的时候，这个声音就使全球震撼。
让别的人去把路德的伟大之处写出来吧。我倒是情愿接下去写上几篇柏拉图式的对话，象我在哈佛大学的谈话那样的不拘形式，我们这个历经劫难的世纪里的一切哲学和政治问题都是我的话题。我没什么新鲜见解可以献丑；但是，我的文笔还算轻松流畅，或许能够博得几位一心追逐欢乐和金钱的读者见爱而伫足少待，对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也能关心顾盼一下。
又是一则东拉西扯的日记！但是我已写下整整六页。我是忍着腹部剧痛，咬紧牙齿，一字一字写下的。我感到非常虚弱无力，连从这张椅子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一定是得了什么重病，绝不是由于心理因素而引起的阵痛。我全身各处都响起了警报。我一定得再去看看医生。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巴登—巴登我现在感到比在医院好受些。事实上，能有三天时间摆脱布伦纳公园旅馆的无聊生活，不再闻到那些糟透了的饭菜气味，这本身就能减轻许多痛苦。医院里的流质食品和牛奶蛋糊对我颇有好处，虽然我敢肯定，这些东西都不过是德国的一些发明天才从石油废渣和旧轮胎里提炼出来的玩意儿。我在医院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肠胃检查。我依然在等待诊断结果。我住院的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我和R医生谈了许多。
他希望我回美国以后能够作证，“另一个德国”依然存在，希特勒政权使它含羞忍辱，噤若寒蝉，惶恐不安；这是伟大诗人和哲学家的德国，是歌德和贝多芬的德国，是许多科学先驱的德国，是魏玛共和国的先进社会立法议员的德国，是被希特勒摧毁了的进步劳工运动的德国，同时也是心地善良的普通人民的德国，他们在最后举行的三次大选中曾以逐渐增加的多数拒绝选举纳粹党，但是最后却被一些老牌政客如巴本和年迈老朽的兴登堡之流所出卖，兴登堡在安享了荣誉的顶峰之后，竟将希特勒引入政府，导致如此一场浩劫。
至于随之而来的情况，他要我想象一下三K党一旦在美国攫取政权之后的局面。那种局面就是已经在德国出现的局面，他说，纳粹党就是一个大型的德国三K党。他列举了一系列的例证：煽动性的火炬游行，反犹运动，古怪离奇的制服，对于开明思想和外国人的剑拔弩张的盲目仇恨等等。我回答说三K党只不过是神经失常的一小撮，并不是一个足以左右全国的大党。然后他又举出美国内战之后重建时期的三K党，一度也曾是颇受敬重的大规模运动，南方许多领袖人物也曾亲身参与；而现代的三K党在二十年代的民主党政治中也曾起过作用。
极端主义，他说，乃是现代社会中普遍流行的肺结核，它是由于变化过于迅速，旧道德标准逐渐崩溃而引起的一场世界性的不满和仇恨的传染病。在局势比较稳定的国家里，结核菌由于被封闭在已经结钙的机体组织之中，它们因此表现为一些危害作用不大的疯狂举动。但是一旦发生社会动乱、经济萧条、战争或是革命，这些细菌就会一拥而出，传染全国。这种情况已在德国发生，它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甚至美国也不例外；德国由于这种传染，现在已经病入青盲，这位医生说。千百万德国人对此十分清楚，并且深感沉痛。他本人是个社会民主党人，德国总有一天必将回到这条道路，这条通向未来、通向自由的唯一道路。德国的文化，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人民，决不能由于产生了一个希特勒，或是由于他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便应受到惩处。希特勒时代的最大灾难，其实是落在德国人自己身上。这便是R医生的论点。
那么，希特勒又何以会受到德国人的普遍爱戴呢？他的解释是：恐怖，再加上对于报纸和广播的全面控制，造成了一种好似深受爱戴的假象。但是我写过几篇论述希特勒的杂志文章，我了解事实与数字，我了解所有的高等学府如何一古脑儿倒向了希特勒，我了解德国的许多最优秀的有识之士如何争先恐后吹捧起这位主宰命运的伟大人物，我也了解政、军、商、法各界人士如何迫不及待、慷慨激昂地向他宣誓效忠。我对这位医生说，将来在对这一疯狂时代进行研究的时候，必须进行解释的一个最主要的事实是，日耳曼民族在精神上几乎对希特勒作了全面的投降。如果你把希特勒的运动说成是一个三K党运动，那么，全体德国人一夜之间要么是变成了三K党党徒，要么是变成了三K党的热情支持者，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以及民主精神就好似从来也不曾在这片国土上存在过一样。
他的反驳是：美国人的头脑难以理解德国的艰难处境。他们被禁铜在中欧的一块狭小的赤贫土地之上，许多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俄国的压力之下，同时又有法国在他们背后不停地骚扰。他们的两个最大的文化中心，普鲁士和奥地利，曾经惨遭拿破仑军队铁蹄的蹂躏。英国又和沙皇俄国相互勾结，迫使德国人民处于虚弱地位达一世纪之久。这一切最后导致了俾斯麦的崛起；正当自由主义风行全欧的时候，他却顽固地坚持专制主义，致使德国人民在政治上一直未能臻于成熟。到了大萧条时期，混乱不堪的魏玛体制开始解体，这时正值希特勒发出了强权统治的清澈有力的呼声，这个呼声自然掀起了一片积极和热情的响应。希特勒利用这个民族最优秀的品质，实现了类似罗斯福新政所带来的经济恢复。他在军事上的胜利吞没了一个渴望自尊的民族对于他的罪恶倾向的抵制，这当然非常不幸。不过，美国人自己不也同样崇拜胜利吗？
我的床上放着一本宣传部印行的外文杂志《信号》，里面有篇用法语写的莫名其妙的长文，把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说得好似是打了一场大胜仗。当然，身在巴登一巴登的人，对于斯大林格勒一役不可能有多少了解，但是德军显然遭到了一次惨败，这次惨败很可能就是此次大战的转折点，但是《信号》却把它说成是按计划行事：第六军的牺牲加强了东方战线，挫败了布尔什维克的作战行动。我向R医生问道：依他看来，德国人民是否会不分青红皂白信以为真？或者，对希特勒的反抗会不会因此增长？
他的回答是：我对历史的洞察力虽然令人钦佩，但对当前的军事态势却不在行。事实上，斯大林格勒一役的的确确起到了稳定东部战线的作用。他的儿子是个陆军军官，来信时就谈到了这一点。不过这毕竟是题外话，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文化。他说他感到十分重要的是，象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人应该理解他的上述种种观点，因为不久之后，需要有一个振聋发聩的文坛巨子，向世界各国人民说明这些道理。
我也曾经想到过，这位医生可能是德国秘密警察的一个密探，但是我又觉得不象。他的态度非常诚恳。他身材魁梧，头发金黄，戴一副厚眼镜；当他阐明自己观点的时候，一双小眼睛露出非常严肃认真的神色。他说话时声音很低，常常下意识地掉过脸去偷看一下空空如也的墙壁。我觉得他是真心实意想叫我相信“另一个德国”确实存在。“另一个德国”当然存在，而且，我相信他就是其中的一分子。遗憾的是，这个“另一个德国”所起的作用实在微不足道。
二月二十七日初步诊断结果是心室炎。治疗方法：特别的饮食，卧床休息，继续服药。我们这批人之中其他几位也得了胃溃疡或类似的消化道疾病。合众社记者之中有位好酒贪杯的人，上星期已由德国秘密警察监护前往法兰克福动手术。如果我的病情恶化，也可能给送到法兰克福接受外科治疗。这会意味着离开娜塔丽吗？我要和平克尼。塔克商量一下。我宁愿死在这里，也决不离开娜塔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