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沿着宽阔的走廊往回走（正是吃午饭的时候，牢房门都开着），看见许多穿淡黄囚袍、宽大短裤和棉鞋的犯人仔细打量着他，不禁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又同情这些坐牢的人，又对那些关押他们的人感到恐惧和惶惑，又因为自己对这一切冷眼旁观而害臊。
在一条走廊里，有一个人穿着棉鞋啪哒啪哒地跑过。他跑进牢房，接着就有几个人从里面跑出来，拦住聂赫留朵夫，向他鞠躬。
“对不起，老爷，不知道该怎样称呼您才好，求您替我们作主。”
“我不是长官，我什么也不知道。”
“反正都一样，求您对哪位长官说一声，”一个人怒气冲冲地说。“我们什么罪也没有，可是已经给关了一个多月了。”
“什么？这怎么会？”聂赫留朵夫问。
“您瞧，就这么把我们关在牢里。我们坐了一个多月的牢，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是的，这是不得已，”副典狱长说，“这些人被捕是因为没有身分证，本应把他们送回原籍，可是那边的监狱遭了火灾，省政府来同我们联系，要求我们不把他们送回去。您瞧，其他各省的人都已遣送回去了，就剩下他们这批人。”
“怎么，就是因为这点事吗？”聂赫留朵夫在门口站住了，问。
一群人，大约有四十名光景，全都穿着囚服，把聂赫留朵夫和副典狱长团团围住。立刻就有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起来。副典狱长制止他们说：
“由一个人说。”
人群中走出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农民，个儿很高，相貌端正。他向聂赫留朵夫解释说，他们被驱逐和关押就因为没有身分证。其实身分证他们是有的，只是过期两个礼拜了。身分证过期的事年年都有，从来没有处分过人，今年却把他们当作罪犯，在这里关了一个多月。
“我们都是泥瓦匠，是同一个作坊的。据说省里的监狱烧掉了。可这又不能怪我们。看在上帝份上，您行行好吧！”
聂赫留朵夫听着，但简直没听清那个相貌端正的老人在说些什么，因为他一直注视着一只有许多条腿的深灰色大虱子，怎样在这个泥瓦匠的络腮胡子缝里爬着。
“这怎么会呢？难道就因为这点事吗？”聂赫留朵夫问副典狱长。
“是的，这是长官们的疏忽，应该把他们遣送回乡才是，”
副典狱长说。
副典狱长的话音刚落，人群中又走出一个矮小的人，也穿着囚袍，怪模怪样地撇着嘴，讲起他们平白无故在这里受尽折磨的情况。
“我们过得比狗还不如……”他说。
“喂，喂，别说废话，闭嘴，不然要你知道……”
“要我知道什么？”个儿矮小的人不顾死活地说。“难道我们有什么罪？”
“闭嘴！”长官一声吆喝，个儿矮小的人不作声了。
“这是怎么搞的？”聂赫留朵夫走出牢房，问着自己。那些从牢门里往外看和迎面走来的犯人，用几百双眼睛盯住他，他觉得简直象穿过一排用棍棒乱打的行刑队一样。
“难道真的就这样把一大批无辜的人关起来吗？”聂赫留朵夫同副典狱长一起走出长廊，说。
“请问有什么办法？不过有许多话他们是胡说的。照他们说来，简直谁也没有罪，”副典狱长说。
“不过，刚才那些人确实没犯什么罪。”
“那些人，就算是这样吧。不过老百姓都变坏了，非严加管制不可。有些家伙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可不好惹呢。喏，昨天就有两个人非处分不可。”
“怎么处分？”聂赫留朵夫问。
“根据命令用树条抽打……”
“体罚不是已经废止了吗？”
“褫夺公权的人不在其内。对他们还是可以施行体罚的。”
聂赫留朵夫想起昨天他在门廊里等候时见到的种种情景，这才明白那场刑罚就是在那时进行的。他心里觉得又好奇，又感伤，又困惑。这种心情使他感到一阵精神上的恶心，逐渐又变成近乎生理上的恶心。这种感觉以前虽也有过，但从没象现在这样强烈。
他不再听副典狱长说话，也不再往四下里张望，就急急地离开了走廊，往办公室走去。典狱长刚才在走廊里忙别的事，忘记派人去叫薇拉。直到聂赫留朵夫走进办公室，他才想起答应过他把她找来。
“我这就打发人去把她找来，您坐一会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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