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
天边浮起了鱼肚白，玛丽莎才从行李传送带上取回衣箱，排队租了一辆车（第一辆还发动不起来），再转弯抹角找到热带旅馆。
登记时，她又情不自禁想起了罗杰。不过她不会打电话给他的。在飞机上她已经立下好几遍誓了。
这是一个汽车旅馆，不如人意。不过没什么关系。玛丽莎认为自己不会有多少时间呆在那里的。洗了脸和手，挽了挽头发，再正正发夹。没有理由延宕了。她回到汽车里，朝里克特诊所开去，握方向盘的手不知不觉便湿漉漉的了。
诊所坐落在一条通衢大道上。在清晨那个时分，路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几辆车。玛丽莎转到停车库，拿了计时票，找到一个靠出口的位置停下车。整个建筑，包括车库、门诊部以及玛丽莎认为是住院部的那一部分，都很现代化。看上去有七层楼。下了车，她伸展了一下手脚，提出公文包。包里有流行病学课的笔记，仿佛这也会有帮助似的。还有一本笔记本，几支铅笔，一本病毒学诊断教程，一支备用唇膏及一包口香糖。多好玩！
一进大楼，玛丽莎就闻到熟悉的医院特有的消毒液气息。这不知怎的使她镇静了几分，感到自在。楼里有问讯台，可是没有人。向一个拖地板的清洁工打听怎么去医院部。工人指指地上的一根红线。沿着红线，她来到急诊室。那儿也冷冷清清。一、两个病人在候诊，只有两个护士。玛丽莎找到值班医生，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噢，太好了！”值班医生热情地说。“真高兴你来！内瓦里医生整夜都在等你。我去找他来。”
玛丽莎心神不定地玩弄着几根回形针。一抬头，看见两个护士正注视着自己。她笑了笑。她们也回报一笑。
“来杯咖啡好吗？”其中一个高个子说。
“那太好了，”玛丽莎答道。除了担心和渴望之外，她还感到了飞行途中间歇地才睡了两个小时的后果。
玛丽莎一边啜饮着热咖啡，一边回想《纽约客》杂志上登过的伯顿-鲁奇的医务侦探小说。她希望自己能够参与一桩像约翰-斯诺解决过的那种案子。他是现代流行病学之父。有一次伦敦霍乱暴发。斯诺通过演绎推理，找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一个异常的水泵，从而阻止了蔓延。斯诺的高明之处在于，当时微生物致病的理论尚未被广泛接受。要是也能于出这样一桩干净利落的事情，那该多好啊！
值班室门开了，进来一位英俊的黑发男子。他一边在急诊部耀眼的灯光下眨巴着眼，一边径直走向玛丽莎，咧大了嘴笑着说，“布卢门撒尔医生，真高兴看到你！你想象不到我们等你有多急切。”
内瓦里医生一边跟玛丽莎握手，一边打量着她。站在她身边，他顿时为玛丽莎矮小的个头和年轻的外貌而吃了一惊。出于礼貌，他问了问玛丽莎旅途的情况，是不是饿了。
“我们最好还是马上开始工作吧。”玛丽莎说。
内瓦里医生欣然同意。他一边领玛丽莎去会议室，一边介绍说自己是高级住院医师。这并没有增强玛丽莎的自信心。她看得出来，内瓦里毫无疑问地比自己对传染病要知道得多一百倍。
他示意玛丽莎在圆形会议桌边坐下，拿起电话拨了个号，一边等电话接通，一边解释说，斯潘塞-考克斯医生，州流行病专员，吩咐过，她一到就通知他。
好极了，玛丽莎心想，强装出一丝笑意。
考克斯医生听起来跟内瓦里医生一样，对玛丽莎的到来十分高兴。他解释说，真不巧，他眼下脱不开身。旧金山湾区暴发了B型肝炎，恐怕还与艾滋病有关。
“我想，”考克斯医生继续说，“内瓦里医生已经告诉你了，里克特诊所的问题目前只是七个病人。”
“他还什么都没告诉我呢。”玛丽莎说。
“我想那也是马上的事，”考克斯医生说。“而在这儿，我们有五百个B型肝炎病例。所以你能理解为什么我还不能马上赶到你那儿去。”
“当然理解。”玛丽莎说。
“祝你好运，”考克斯医生说。“顺便问一声，你在CDC工作多久了？”
“不太久，”玛丽莎坦白地说。
短暂的沉默。“好吧，随时告诉我进展情况。”考克斯医生说。
玛丽莎把听筒递给内瓦里医生，后者把它挂上了。“让我把目前的情况告诉你吧。”他把语调转到标准的公事口吻，从口袋里掏出一些三乘五的卡片。“我们有七个病例，诊断未定，但明显严重。呈虚脱、多系统的热病症状。第一个住院的是这个诊所的老板之一，里克特医生自己。第二个是病历部的一个女人。”他按发病先后，把卡片排在桌上，每张代表一个病人。
玛丽莎小心地打开公文包，注意不让内瓦里医生看见里面的东西。她拿出笔记本和铅笔，思绪飞快地转回刚刚上完的课程。记得得把这些信息合理地分门别类。首先是病种，真是新的吗？能算是危机吗？这得依赖一张二乘二的表格和一些基本的统计资料。玛丽莎知道，即使不能明确诊断，她也得勾画出此病的特征。下一步是判定患者群的特点。比如年龄、性别、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嗜好等等。然后是各个病人显示最初症状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以便发现共同点。再就是调查疾病的传播途径，查出传染媒体。最后是根除病毒的宿主。这听起来很容易，但玛丽莎知道，即使经验丰富如杜布切克，这也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玛丽莎在裙子上擦了擦湿漉漉的手，再次拿起铅笔。“那么，”她说，看着空白的笔记本。“既然还没明确的诊断，你们考虑过哪些可能呢？”
“一切可能。”内瓦里医生说。
“流行性感冒？”玛丽莎问，心里希望自己问得不算太天真。
“不太像，”内瓦里医生说。“病人有呼吸系统的症状，但不是主要的。另外，七个病人的流感病毒血清化验结果都是阴性。我们不知他们得了什么病，但肯定不是流感。”
“其它呢？”
“大多也是否定的。”内瓦里医生说。“我们化验过的一切，如血、尿、痰、大便，甚至脑脊液，都是阴性。尽管血液寄生虫化验结果是阴性，我们也还是把它当疟疾治过。尽管化验结果阴性，我们甚至还把它当伤寒治过，用了四环素或氯霉素。可是跟抗疟疾药一样，毫无效果。不管你怎么治，病人仍是每下愈况。”
“你们一定做了鉴别诊断吧，”玛丽莎说。
“做了，”内瓦里医生回答。“召集过几次传染病会诊。大家比较一致的印象是，它是一种病毒性疾病，但不会是钩端螺旋体病。”内瓦里查了一下索引卡，拿起一张。“哈，这些就是现有的鉴别诊断：钩端螺旋体病，这我已提过了；黄热病、登革热、单核白血球增多。为保万无一失，其他如肠病毒、节肢介体病毒及腺病毒感染也都一一排除了。不用我说你也看得出来，不管在诊断上还是在治疗上，我们都已竭尽全力了。”
“里克特医生住院多久了？”玛丽莎问。
“今天是第五天。我想你应当看看病人，以便对我们面对的问题有个概念。”内瓦里医生不等玛丽莎回答就站了起来。玛丽莎发现，自己要小跑着才能跟上他。穿过旋转门，进了住院部。玛丽莎虽然紧张万分，还是对里面豪华的地毯、宾馆式的装饰赞叹不已。
她跟着内瓦里进了电梯。内瓦里医生给她介绍了同梯的一位麻醉师。玛丽莎嘴上敷衍着那人的问候，思绪却开了小差。可以肯定，这时候去看病人，除了让自己暴露给那种疾病之外于事无益。这一点她在亚特兰大上课时从没想过，现在突然间好像成了个大问题。她能说些什么呢？
到了五楼的护士台，内瓦里医生花了几分钟向值夜班的医务人员介绍了玛丽莎。那些人正准备交接班。
“七个病人都在这一层。”内瓦里医生说。“这里有我们最有经验的医护人员。两个危险病人在对面内科强化护理区，其他的在普通单间。这是他们的病历。”他伸手拍了拍柜台角上的一叠病历。“我猜你会先看里克特医生的吧。”他把它递给玛丽莎。
她先翻到生理指标页，发现他住院后第五天一早，血压开始下降，体温却在上升。此非吉兆，知道以后还得细读，她只飞快地浏览了一遍整个病历。即使是草草一扫，她也信服了病情检查是做得十全十美，绝对比自己来做要强。化验也巨细无遗。她再次疑惑，自己怎么能以权威的身份在这儿发号施令呢？
回到病历的开端，读起“当前病史”部分来。一件事马上吸引了她。里克特医生发病前六个星期，曾出席了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一次眼科学会议。
她兴致勃勃地继续往下读。得病前一星期，参加了在圣迭戈举行的一个眼皮手术会议。入院前两天，被一只Cercopiheceusaethiops咬了一口。鬼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玛丽莎指着那两个字给内瓦里医生看。
“噢，一种猴子。”内瓦里说。“里克特医生手头一直备有几只，用来做眼疮疹的研究。”
玛丽莎点点头，再次检查化验结果，注意到病人白血球计数低，红血球和血小板也低。其他化验结果还显示肝、肾功能异常，连脑电图也显轻度异常。这个家伙真是病入膏肓了。
玛丽莎把病历放回柜台。
“准备好了？”内瓦里医生问。
玛丽莎点点头，心里却宁愿晚一点再见病人。她不幻想自己会发现什么迄今被别人忽视，然而又是十分关键的可以破解这个谜团的东西。此刻去看病人只是装模作样而已，而且，很不幸，这又冒险得很。她勉为其难地跟着内瓦里医生走去。
他们进了强化护理区，触目皆是各种熟悉的精密电子设备。病人像一动不动的牺牲躺在祭台上，固定在缠来绕去的电线和塑料管中间。酒精气息扑鼻而来。人工呼吸机和心脏监视器的声响清晰可闻。护士们异乎寻常地忙碌。
“我们把里克特医生隔离在这个侧室里了。”内瓦里医生停在关着的门边说。门右有一扇窗。从窗子望进去，玛丽莎可以辨认出病人来。跟强化护理区的其他病人一样，他仰面朝天躺在由静脉输液罐和导管构成的天篷底下。身后是个示波器，闪烁着连续不断的脑电波轨迹。
“我想你最好还是戴上口罩，穿上防护服。”内瓦里医生说。“我们对这些病人都执行了隔离预防措施，原因不说你也明白。”
“当然了，”玛丽莎说，竭力不显露出迫不及待的样子。如果她可以选择，她会钻进一个塑料球里去的。她套上罩衣，戴上帽子、口罩，穿上靴子，外加乳胶手套。内瓦里医生也如此这般装扮停当。
她朝病人俯下身子，不知不觉地抑住了呼吸。病人，用一句不敬的俗话来说，一只脚已进了棺材。脸色灰暗，双眼凹陷，皮肤松弛。右颧骨上有块伤痕。嘴唇干裂，门牙上有一块干了的凝血。
凝视着病人，玛丽莎不知所措。可是内瓦里医生正弯腰俯视她的一举一动，她下意识地觉得自己该有所动作。“你感觉怎样？”玛丽莎问。然而话一出口，她就意识到这是个愚蠢的不言而喻的问题。说也奇怪，里克特医生的眼睛颤颤地睁开了。玛丽莎立即发现他眼白有内出血。
“不好，”里克特医生嘶哑地低声说。
“一个月前你真的在非洲吗？”她问，不得不俯低身子，心中升起一股同情。
“六个星期以前。”里克特医生说。
“你接触了什么动物吗？”玛丽莎问。
“没有。”顿了一顿之后，他又挣扎着说，“见了不少，不过一只也没碰。”
“接触过什么病人吗？”
里克特医生摇摇头。说话对他显然相当吃力。
玛丽莎挺直身子，指着病人右眼下方的伤痕，问内瓦里医生。
“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内瓦里点点头。“生病前两天遭了抢。栽倒时撞的。”
“可怜的家伙。”玛丽莎说，心为里克特的不幸而一紧。过了片刻，她才补了一句：“我觉得差不多了。”
通向强化护理区的门背后有一个铁架，支着一个塑料袋。玛丽莎和内瓦里脱下防护用具扔进去，回到五楼护士台。玛丽莎提醒自己在盥洗池里洗了手。
“咬了里克特医生的那只猴子呢？”她问。
“我们做了检疫，”内瓦里医生说。“也尽可能地做了各种化验。看来它是健康的。”
他们似乎什么都想到了。玛丽莎拿起里克特的病历，想查一下他眼结膜出血是否有记录。有。
玛丽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抬眼看着内瓦里医生。他也正期待地看着她。“好吧，”她含糊其辞地说。“我得好好研究一下这些病历。”蓦地她记起了有一类疾病叫做“病毒性出血热”。它们极为罕见，却致命地危险。其中有几种来自非洲。她提出了这个可能，期望为这个诊所的医生们所做的一系列暂时诊断拾遗补缺。
“病毒性出血热也考虑过了。”内瓦里医生说。“那也是我们这么快就向CDC报告的原因之一。”
这个“斑马”诊断算完了，玛丽莎忖道。这是医务界的一条格言，听见蹄声你就想马，而不要去想斑马。
内瓦里医生接到一个紧急呼叫。玛丽莎如释重负。“真对不起，”内瓦里说。“我得去急诊室。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噢，我想要是能进一步加强病人的隔离措施会更好。你们已经把他们都安置在同一病区了。不过我认为应当把他们移到完全独立的一翼里，实行彻底的隔离看护，直到弄清这种病的传染性为止。”
内瓦里呆呆地看着玛丽莎。她一时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片刻之后他说：“你说的对。”
玛丽莎拿了那七本病历，来到护士台后的小房间，一本一本地看下去。除里克特医生外，其他是四个女的，两个男的看来得了同一种病。尽管还不知道，他们之间必然有过直接的接触，或者都暴露给了同一污染源。玛丽莎时刻提醒自己，由于这是她的第一次实地调查，她的工作方针应当是尽可能搜集一切资料，转交亚特兰大。她再次细读里克特医生的病历，包括护士的评语。在笔记本上，她用单页列出一切可能有关紧要的事项，包括此人已出现的呕血情节。这显然非流感所有。她一边工作，思绪却一直萦绕在里克特六个星期前去过非洲的事上。这一点必然十分重要。从诊断学的角度看，一个月的潜伏期似乎不合常理。除非是疟疾，而这又被明确否定了。当然，有一些病毒性疾病，如艾滋，就有较长的潜伏期。不过艾滋病不是急性的病毒性传染病。后者往往只有一个星期的潜伏期，上下不超过几天。玛丽莎就这样艰难地读完了所有的病历。它们记载了各种关于年龄、性别、生活方式、职业和环境的资料。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给每个病人用单页写下自己的发现。不多久，她就看出这是一群不同的人。除里克特是医生外，一个是女秘书，在里克特诊所的病历部工作。两个家庭妇女，一个水管工，一个保险推销员，一个地产经纪人。在这样一组多种身份的人当中发现共同点的机会似乎不大，尽管他们一定接触了同一传染源。
阅读这些病历也让玛丽莎更清楚了这种病的临床症状。起病突兀。先是剧烈的头痛、肌肉痛、高烧，然后并发腹痛、腹泻和咽喉痛、咳嗽、胸痛。一想到自己刚刚暴露给这种病，玛丽莎的脊梁骨一阵发寒。
玛丽莎揉了揉眼睛。由于睡眠少，眼里像是有沙子似地干涩。不管愿不愿意，该去看其他病人了。还有许多情况，尤其是他们得病前几天的活动，需要补充了解。
先看那位病历部的秘书。她就住在强化护理区内里克特医生的隔壁。然后再按住院先后轮下去。在看每个人之前，她都谨慎地穿上全套防护用具。所有的病人都相当严重。没有人愿意讲话。尽管如此，玛丽莎还是按她拟好的一系列问题挨个问下去，尤其关注各个病人与其他病人是否认识和交往的情况。答案是否定的。但每个人都认识里克特医生，也都是里克特诊所保健计划的顾客。答案是如此明确，玛丽莎惊讶竟然还没有人注意这一点。是里克特医生传播了这种病。只有他才可能接触那个女秘书。她请病历部把所有病人的门诊病历也都送来。
等待的时候，内瓦里医生来了电话。“我们恐怕又有了一个这种病人。”他说。“是诊所化验室的技工。现在急诊室。你愿意下来吗？”
“他被隔离了吗？”玛丽莎问。
“尽可能地隔离了。”内瓦里医生答。“我们正在五楼准备一个独立的隔离单元。一弄好，就把所有的病人都转移过去。”
“越快越好。”玛丽莎说。“眼下我建议暂停一切不必要的化验。”
“我赞同。”内瓦里医生说。“这儿的病人怎么办？你要下来看看吗？”
“马上就来。”玛丽莎说。
在去急诊室的路上，玛丽莎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正处于一场大暴发的边缘。就那个化验员来说，有两种同样令人不安的可能。第一种是他以跟其他病人一样的方式传染上该病，也就是说，他接触了里克特诊所的那个致命的疫源。第二种，也是玛丽莎觉得更为可能的一种，是他在处理现有病人的污染物时接触了传播媒体。
急诊部把新病人安置在一个治疗精神病人的小单间里。门上有“请勿入内”的牌子。玛丽莎看了病历。病人二十四岁，叫艾伦-莫耶斯。体温华氏103.4度①。穿好防护罩衣、短统靴，戴上口罩、帽子、手套，玛丽莎进了小房间。病人用一双呆滞的眼睛盯着她。
①相当于摄氏39.6度。
“我知道你感觉不好，”玛丽莎说。
“就像是被卡车撞了一下似的。”艾伦说。“我从来没有这样难受过。去年得流感也没这么厉害。”
“你最先感觉的是什么？”
“头痛。”艾伦说。他用手敲敲前额一侧。“就是这儿，痛得可怕。你能给点镇痛剂吗？”
“有寒战吗？”
“头痛以后开始寒战。”
“上星期在化验室出过什么事吗？”
“你指的是哪一种事？”艾伦说，闭上了眼睛。“我跟人打赌，赌洛杉矶湖人队①会不会赢球。我赢了。”
①美国一支著名的职业篮球队。
“我对你专业上的事更感兴趣。被什么动物咬过吗？”
“没有。我从来不弄动物。我是怎么啦？”
“你认识里克特医生吗？”
“当然认识了。人人都认识他嘛。噢，我想起来了。我被一个装化验样的真空容器的针头刺了一下。这种事从前没发生过。”
“你还记得真空容器上那个病人的名字吗？”
“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个家伙不是艾滋病。我当时只怕那个，所以看了一下他的诊断。”
“是什么呢？”
“没有注明。不过要是艾滋病的话通常总会注明的。我没染上艾滋，是不是？”
“不错，艾伦。你没得艾滋。”玛丽莎说。
“谢天谢地。”艾伦说。“当时有一阵我真吓坏了。”
玛丽莎出去找内瓦里医生。他正处理着刚被救护车送来的一个心肌梗塞病人。玛丽莎让护士转告他，她回五楼去了。
回到电梯口，玛丽莎开始清理思绪，准备给杜布切克医生打电话。
“对不起。”
有人轻轻拍了拍她的胳膊。回头一看，是个矮胖男子，蓄着络腮胡，戴金丝边眼镜。“你是CDC来的布卢门撒尔医生吗？”他问。
玛丽莎点点头，疑惑自己怎么会让人认出来的。那人挡住她的去路，说：“我叫克劳伦斯-亨斯，《洛杉矶时报》的。我太太是强化护理区的夜班护士。她告诉我你来这儿看里克特医生。他得了什么病？”
“眼下没人知道。”玛丽莎说。
“很严重吗？”
“我想你太太也能回答这个问题。”
“她说里克特医生已是九死一生了。还有六个人得了类似的病，包括病历部的女秘书。我觉得好像一场瘟疫暴发了。”
“我不敢肯定该不该用‘瘟疫’这个词。今天确实又有一个新病人。不过这也是两天来仅有的一个。我希望这也是最后一个。不过谁知道呢？”
“听起来挺吓人的。”
“不错。”玛丽莎说。“对不起，我不能再多说了。我有急事。”
甩脱了这个缠人的亨斯先生，玛丽莎乘上下一趟电梯，回到五楼护士台后面的小屋，拨通了一个对方付费的电话给杜布切克医生。在亚特兰大，此时才二点三刻。杜布切克立刻应了电话。
“嗨，你的首次出征进行得如何？”他问。
“有一点招架不住。”玛丽莎说。然后她简明扼要地描述了看过的七个病例，坦白地告诉说还没有发现什么里克特诊所的医生所不知道的事。
“不必为此烦恼。”杜布切克说。“记住，流行病学家用与临床医生不同的眼光看资料。所以，同样的资料可以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临床医生视各个病例为个体，而你应视他们为整体。告诉我病症吧。”
玛丽莎描述了那种临床综合症状，时不时地参考一下笔记。她觉得杜布切克特别对二个病人吐血，一个泻血，另外三个有限结膜出血这种现象感兴趣。当玛丽莎说到里克特医生参加了非洲眼科学会时，杜布切克惊叫道：“我的老天，你知道你描述的是什么吗？”
“我不敢肯定，”玛丽莎说。这也是医学院的故技。居中求稳，不自作聪明。
“病毒性出血热，”杜布切克说。“……而且，如果是来自非洲，就可能是拉沙热。要不就是马尔堡或艾伯拉病毒性出血热。我的上帝！”
“可里克特医生六个多星期前就已经回来了呀！”
“该死！”杜布切克几乎是怒气冲冲地说。“这类暴发性疾病的潜伏期最长不过两个星期左右。即使为检疫计，二十天也足够了。”
“那位医生得病前两天还被猴子咬过一口。”玛丽莎提示说。
“那潜伏期又太短了。应该有五到六天才对。那只猴子呢？”
“做过检疫了。”玛丽莎说。
“好，千万看好它，尤其是死了的话。得检查它是否带病毒。如果此事它也有份，那就得考虑马尔堡病毒。不管是什么，这个病显然像病毒性出血热。除非被证明是其他病，我们暂且就照此处理。我早就担心这种事会发生。讨厌的是既没有疫苗也没有疗法。”
“死亡率呢？”玛丽莎问。
“很高。告诉我，里克特有皮疹吗？”
玛丽莎想不起来。“我去看看。”
“首先我要你取得所有七个病人的血、尿和痰的样品，立刻送到CDC进行病毒组织培养。用三角洲航空公司的小包服务，那最快了。请你亲自抽血，不过务必小心。要是你干得了的话，也抽点猴血。样品装在干冰里托运。”
“我刚刚看过一个新病例。”玛丽莎说。“是诊所的化验员。”
“那把他也包括在内。听来是越来越凶了哇。务必严格隔离一切病人，实行彻底的隔离看护。告诉那儿的负责人，在我到达之前，停止一切化验。”
“我已经做了。”玛丽莎说。“你亲自来吗？”
“当然啦。”杜布切克说。“这弄不好会变成全国性的危机的。不过，让我们的维克流动实验室装备停当需要点时间。在此期间请你开始对接触者检疫，并想办法跟那次非洲眼科会议的组织者取得联系，看是否还有其他与会者得病。对了，不要对新闻界说一个字。艾滋病已闹得人心惶惶，我觉得公众难以承受另一种致命的病毒性疾病的威胁了。玛丽莎，我要你在看病人时穿戴全副防护用具，包括护目镜。要是别的部门没有，病理部一定有。我会尽快赶来。”
放下电话，玛丽莎忧心忡忡。先是怀疑自己已染上病毒，然后又担心跟《洛杉矶时报》的克劳伦斯-亨斯的谈话会不会见报。怎么办呢？泼水难收了。好在杜布切克就要来了。她很清楚，自己一到洛杉矶就陷入了无法解决的困境。
她先让总机找内瓦里医生给自己回话，然后找了个护士帮她准备抽血器械。她需要含有抗凝剂的真空容器、塑料袋，需要消毒液来给塑料袋外表消毒，还需要装尿样的容器和取痰样的棉签。接着她又给显微化验室挂了电话，请他们准备装病毒媒体的容器、包装箱和干冰。当内瓦里医生来电话时，她转述了杜布切克关于彻底隔离看护病人和在他带特殊装备到来之前不做任何化验的意见。她也提了他们最好见面商量一下系统地对接触者检疫的事。内瓦里医生同意了。杜布切克认为他们正在对付病毒性出血热的看法叫他大为震惊。
按照杜布切克的意见，玛丽莎去病理部取了护目镜。她从来没想到疾病会通过眼睛传染。不过她知道眼睛表面是一层粘膜，跟鼻粘膜一样，十分容易被病毒侵袭。她用兜帽、护目镜、白罩褂、手套和靴子全副武装了之后，来到里克特的病房取样。
她先检查了他是否有皮疹。双臂是干净的。但右大腿部确实有个奇怪的硬币大小的红斑。掀起他的罩袍，玛丽莎发现细小却无可怀疑的斑疹覆盖了大部分躯干。她不得不佩服杜布切克的先见之明。
她先抽了血样，然后从导尿袋里取了尿样，封好样品，用消毒液洗过样品袋的外部，再把它们放进第二个口袋，也用消毒液处理了，才让人们拿出病房。
换了一套干净的防护用具，她来到下一个病人、即病历部女秘书海伦-汤森的病房，重复了一遍在里克特医生那儿做过的程序，包括检查皮疹。海伦身躯上也有淡淡的皮疹，不过大腿和其他部位都没有红斑。她看上去比里克特病得轻一点。在取样过程中，没有一个病人似乎有力气提问题，只有艾伦-莫耶斯能挣扎着抵抗一阵。一开始他不让抽血，除非玛丽莎告诉他诊断结果。他是吓坏了。玛丽莎对他说了实话，她不知是什么病，因而才需要取样。这样他才放弃了抵抗。
至于猴子，玛丽莎连试都没试。动物管理员这天休假。她可不敢一个人去摆弄它。那只猴子倒是活蹦乱跳的，却不友善，竟透过铁丝笼子网眼朝玛丽莎扔粪团。
装好化验样品，查实所有的螺帽都拧紧了，干冰产生的二氧化碳不会渗入样品，玛丽莎便亲自去机场把它们送上去亚特兰大的飞机。巧得很，那正是一班直达飞机。
回到里克特诊所，多走了几步路，去了趟诊所的小图书室，那里有几本标准的教科书，包括病毒性疾病的章节。她迅速测览了一下拉沙热、马尔堡和艾伯拉病毒的条目。这时她才明白杜布切克为什么在电话里显得那么紧张。这些是人类所知的最致人死命的病毒。
回到五楼，玛丽莎发现八个病人都被隔离到独立的侧楼去了。她要的门诊病历也已送到。她先让总机找内瓦里医生，然后坐下研究门诊病历。
第一份是地产经纪人哈罗德-斯蒂文斯的。她从最后一页看起，立刻发现他最后一次门诊记录是看里克特医生。哈罗德-斯蒂文斯有慢性开放角度青光眼，定期来检查。最后一次是一月十五日，即入院前四天。
玛丽莎心中的念头越来越清晰了。她查了每个人的最后一次门诊记录。果不其然，除了女秘书海伦和化验员艾伦，其他人不是一月十五就是十六日看过里克特医生。海伦最后一次门诊是在一位妇产科医生那里看的膀胱炎。艾伦是一年前参加医院篮球赛时扭伤了脚踝，看了矫正科。把他俩除外，这项统计资料强烈地显示里克特医生是病源。他在发病前给五个病人看过病，这个事实不容忽视。
玛丽莎可以解释化验员是因给带病毒的针头刺了而染病的。但是无法马上解释海伦的病因。她在里克特医生病倒后四十八小时也就病了。玛丽莎不得不假定要不是她在本周初看过里克特医生，就是里克特医生周初在病历部呆过很久。
玛丽莎的思考被病历部的人打断了。来人说，内瓦里医生来电话问玛丽莎能否去楼下会议室。
那间会议室正是玛丽莎开始这一天工作的地方。这叫她意识到自己工作了多久了，不由得从骨子里感到疲乏起来。内瓦里医生关上门，向她介绍了在场的另一位先生，威廉-里克特，里克特医生的弟弟。
“我想当面道谢。”威廉说。虽然身穿一套毕挺的细条纹西装，他那憔悴的面容却无声地显示了睡眠不足。“内瓦里医生已经告诉了我你们的暂时诊断。请你们放心，我们将尽力支持你们控制这一疾病。不过我们也关心这种局势对诊所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我希望你也会同意这种说法：无名便是最好的名声。”
玛丽莎油然而生一丝义愤。这么多生命危在旦夕，他却仍顾虑名声：不过她马上想起，杜布切克也持基本相同的看法。
“我可以理解你的顾虑。”她说，一边为自己跟一个记者交谈过而不安。“不过我认为我们必须实行更严格的隔离检疫。”接下去她解释说，要把可能的接触者分成两类。一级接触者是跟任何一个现有病人说过话、接触过的人。二级接触者是跟一级接触者有接触的人。
“上帝啊，”内瓦里医生说。“那不得有成千上百个人了吗？”
“恐怕是的，”玛丽莎说。“我们将需要诊所里一切可用的人力，没准还要向州卫生署借调一些。”
“我们会提供一切人力的。”威廉说。“我宁愿把此事作‘家丑’来处理。不过，是不是等到有了明确诊断之后再办呢？”
“那恐怕就太晚了。”玛丽莎说。“如果必要。检疫可以随时撤销的。”
“那就无法瞒住新闻界了。”威廉先生悲叹道。
“说实话，”玛丽莎说。“我看新闻界也能起积极作用，帮助我们通知一切接触者。一级接触者在一个星期内必须尽可能与外界隔离，每天量两次体温。如果体温高于摄氏三十八度，就得住院。二级接触者可以照常上班，但需每天量一次体温。”
玛丽莎站起身，舒展了一下身子。“杜布切克医生来后还会有进一步的建议。不过我相信，我刚刚提出的是CDC的标准措施。它们将由里克特诊所去贯彻执行。我的任务是寻找病毒来源。”
玛丽莎扔下两个被她的警告吓得不知所措的男人，走出会议室，穿过住院部，来到门诊大楼，向问讯处打听了里克特医生办公室的所在。那是在二楼，玛丽莎径直往上走去。
办公室的门关着，但没上锁。玛丽莎敲敲门，走进去。里克特医生的秘书尽职地坐在办公桌后。她显然没有料到有人来，匆匆掐灭香烟，把烟灰碟放进办公桌抽屉。
“我能帮助你吗？”她问。她差不多五十岁上下，一头灰白而电烫过的头发，鼻梁上架一副眼镜。镜腿拴在一条挂在脖子上的金链上。桌上的名牌写道：卡瓦纳小姐。
玛丽莎作了自我介绍后，说：“我想弄清楚里克特医生得病的原因。这十分重要。因此我需要一份他得病前一两个星期的日程表。你能帮我这个忙吗？我还想让他太太也排一份。”
“我想可以，”卡瓦纳小姐说。
“你能回忆起有什么异常的事发生过吗？”
“哪一种？”卡瓦纳小姐漠然地问。
“就像被猴子咬一口，在车库遭抢劫之类的。”玛丽莎的语调有点严厉了。
“那种事的确发生过。”卡瓦纳小姐说。
“这我知道。”玛丽莎说。“那么其他奇怪的或者不寻常的事呢？”
“一时我想不起什么来。噢，对了。他撞过一次车。”
“好，这也算是一种。”玛丽莎鼓励说。“再想想。再问一件事，是你为他联系的非洲医学会议吗？”
“是的。”
“那个圣迭戈会议呢？”
“也是我。”
“我想要这些会议组织者的电话号码。如果你能找出来那就太感谢了。另外，我要一份清单，开列里克特医生病前两个星期内诊治过的所有病人。最后，你认识海伦-汤森吗？”
卡瓦纳小姐从鼻尖上取下眼镜，让它吊在金链上，很不以为然地叹了口气。“难道海伦得的是跟里克特一样的病吗？”
“我们认为是的。”玛丽莎说，注视着卡瓦纳小姐的表情。她一定知道海伦的什么隐私，不过似乎不太愿意说，只是无意识地玩弄着打字机键。“海伦是里克特医生的病人吗？”玛丽莎追问了一句。
卡瓦纳小姐抬起头。“不，是他的情人。我早就警告过他。你看，她传给他毛病了吧。他要是听了我的话就好了。”
“里克特医生在得病前夕会过她吗？”
“会过，就在得病前一天。”
玛丽莎看着这个女人，心里说，你错了。不是海伦-汤森传给了里克特什么病，而是正好相反，现在事情一清二楚了。现知的病例都能跟里克特医生挂上钩。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看，这是十分重要的，表明里克特就是索引病例。他，只有他一个人，曾沾染了那未知的病毒宿主。现在，重排一张详细的里克特医生的日程表对她更为重要了。
玛丽莎让卡瓦纳小姐开始排表，说以后来取。如有必要，可以让总机呼叫她。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卡瓦纳小姐战战兢兢地问。
“当然可以啦。”玛丽莎一只手放在门上，回答说。
“我是不是也可能得病？”
玛丽莎一直抑制着心中的这个想法，不愿惊吓她。此刻她却不能不说实话。这个秘书是应当归入一级接触者的。
“有可能。”玛丽莎说。“我们正想请你在随后的一两个星期，限制一些活动。每天量两次体温。不过，既然你至今还没有任何症状，我个人认为你不会有事了。”
回到住院部，玛丽莎强压住心中的恐惧和不断增长的疲劳感。要做的事太多了。必须审阅门诊病历的细节，以便发现为什么里克特医生的有些病人染上了，有些却没有。此外，她还想打电话给里克特太太。她希望，综合里克特医生的太太和秘书排出的日程表，她能勾画出相对完整的里克特得病前两星期内所有的活动。
回到五楼，玛丽莎碰到了内瓦里医生。他看上去跟玛丽莎一样疲累不堪。“里克特医生的病情正在恶化。”他说。“浑身上下都在出血，肾功能几近丧失，血压直线下降。我们用了干扰素，毫无效果。真不知道再该给他试什么了。”
“海伦-汤森怎么样？”玛丽莎问。
“也在恶化。”内瓦里医生说。“也开始出血。”他颓然坐下。
玛丽莎犹豫片刻，然后伸手抓起话筒，挂了对方付费的电话给亚特兰大，心中却希望杜布切克已在途中。不幸得很，杜布切克亲自接了电话。
“这儿的情况相当糟糕。”玛丽莎报告说。“两个病人出现严重出血症状。从临床看，越来越像病毒性出血热了。这儿的人已束手无策了。”
“唔，能做的是有限。”杜布切克说。“他们可以试一下抗凝血疗法，不然的话，就只有维持疗法了。有了明确诊断后，如果能搞到，我们或许能用强力免疫血清。顺便说一句，我们已经收到你送来的化验样。塔德已开始处理它们了。”
一你什么时候能来呢？”玛丽莎问。
“快了。”杜布切克说。“我们刚装备好流动分离实验室。”
玛丽莎突然惊醒。总算好，没人来过护士台后的小屋。她看看手表。夜里十点十五分。只不过睡了十来分钟。
一站起来，她马上觉得天旋地转。头痛，嗓子也开始疼了。她暗暗祈祷，希望这只是疲劳的表现，而不是病毒性出血热的症状。
这是一个忙碌的夜晚。又有四个病人来到急诊部，自诉头痛欲裂、高烧和呕吐。一个人已有了出血迹象。他们都是现有病人的家属。这更突出了严格检疫的必要性。病毒已经发展到第三代了。玛丽莎采好了样品，交夜班航机送往亚特兰大。
意识到自己已精疲力竭，玛丽莎决定回汽车旅馆。正要离开，护士告诉说里克特太太能见她了。如果拒绝未免太残酷。玛丽莎就到会客室见了安娜-里克特。她穿着入时，模样迷人，四十不到的样子。她尽其所能地排了日程表。看得出来，她惶恐不安。不但担忧丈夫，也顾虑两个孩子。玛丽莎不好意思地请她提供更详尽的细节。里克特大大答应第二天再交一份更完整的日程表来。玛丽莎陪她步行到医生的宝马轿车前，然后找到自己的车，开回热带旅馆。一进屋，她便一头栽倒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