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扎伊尔
1976年9月7日
清晨，扎伊尔本巴北部一个村庄边缘，21岁的耶鲁大学生物系学生约翰-诺迪克醒了。他在被汗水浸透的睡袋里翻过身来，一边从尼龙山地帐篷的气窗网眼向外凝视，一边倾听热带雨林的喧哗和苏醒中的村庄里的嘈杂。一缕轻风送来热烘烘的牛粪和炊烟辛辣的混合气息。在头顶遮天蔽日的植物叶片丛中，他瞥见几只猴子掠过。
这一夜他时睡时醒，起床时摇摇晃晃，虚弱不堪。昨晚饭后约一小时，他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寒战和高烧袭倒。此刻他感觉明显地更糟。尽管服过奎宁作为预防，他还是认为得了疟疾。这儿丛林中遍布水塘。一到晚上，隐于其中的蚊子便蜂拥而出，防不胜防啊。
他蹒跚着进村去打听附近哪里有医院。一个巡回传教士告诉他，向东几公里外的雅布古有个比利时教会医院。约翰又病又怕地匆匆拆了营帐，把帐篷和睡袋一古脑塞进背囊，向雅布古走去。
约翰向学校请假六个月，来非洲拍摄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如高山大猩猩之类。从童年起，他就立志仿效最早揭开黑非洲神秘面纱的那些著名的十九世纪探险家了。
雅布古比他刚离开的村庄大不了多少，而教会医院也令人生疑。那只不过是一堆灰渣砖拼搭而成的建筑，到处都需修理。屋顶不是锈蚀的瓦楞铁皮便是稀薄的茅草，形如土著人戴的帽子。也不像有电的样子。
给他挂号的修女只能讲法语，裹着一袭传统的修女袍。然后他被送去跟一帮土著一起候诊。他们个个病的不轻，让他看了直害怕是否会染上比现在更重的疾病。好歹轮到了他。医生也是比利时人，一副疲态，只能讲几句英文。检查很快，果然不出所料，是疟疾光临了。医生开了奎宁注射剂，嘱咐说如果几天后还不好再来。
诊毕，约翰来到治疗室排队注射。这时他发现此院并无无菌操作技术。护士没有一次性针头，而是轮流使用三个注射器。他确信这些注射器在消毒水里呆的时间绝不足以杀菌，更何况护士又是用手捞取它们的。轮到他时，约翰很想说点什么。一想自己的法语不够流利，又急需用药，终于忍住了。
随后的两天他暗暗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抱怨，因为很快就感到病情有好转。他逗留在雅布古地区，忙于拍摄布扎族人。他们是精力充沛的猎人，乐于向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炫耀其勇猛。可是到第三天，正当他要重新沿着亨利-斯坦莱①的足迹溯扎伊尔河而上时，他的健康急转恶化。先是剧烈的头疼，随后是一阵紧接着一阵的寒战，高烧，呕吐和腹泻。抱着挨一挨便会过去的心理，他钻进帐篷，战栗了一夜，不断梦见家里洁净的床单和厕所。黑夜里吐了几次，早晨便觉得虚脱。他艰难地收拾起东西，挣扎着向教会医院走去。等到了那儿，他吐出了几口鲜红的血，昏倒在地。
①亨利-斯坦莱（1841-1904），英国的非洲探险家——译者注，下同。
一小时之后，他在病房里醒来。室内还有两个同被抗药性疟疾折磨着的病人。
上次给他诊断的医生被他严重的病情唤起了警惕，于是发现了另外一些奇怪的症状：胸部奇特的红疹，眼球表面小块出血。虽然他还是诊断为疟疾，心中却不乏疑虑。这不是典型的病例。为保险起见，他处了一个疗程的氯霉素，以防这个年轻人得的是伤寒。
1976年9月16日
本巴地区卫生署长卢加萨医生从办公室洞开的窗户向外眺望。宽阔的扎伊尔河在朝阳下波光粼粼。他真希望它还是叫刚果河。那是多么充满神秘并能唤起激情的名字啊！随后他迫使自己的思绪回到工作上，重读刚刚收到的雅布古教会医院报的恶讯。一个就是美国男青年约翰-诺迪克，另一个是艾伯拉河附近一种植园里的访问农夫。教会医生声称他们死于一种未知且迅速蔓延的传染病。跟美国人同住的两个病人，种植园内照料过农夫的四个人，以及十个门诊病人都因该病的严重症状而躺倒了。
卢加萨医生知道自己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装聋作哑，这无疑是最聪明的选择。上帝才知道丛林里有什么样的地方病在作乱呢。另一个是填上一套繁琐的公文表格，向金萨沙报告，由那儿某位跟他类似，不过在官僚政治的阶梯上爬高了几级的老兄来决定。那恐怕也是不置可否——谨慎为妙。当然了，卢加萨知道要填表他就得上雅布古走一遭。在这个一年中最潮湿，最闷热的季节，这是最令他厌恶的事情了。
带着一丝内疚，卢加萨医生让那张葱皮纸信笺滑入了废纸篓。
1976年9月23日
一个星期以后，卢加萨医生忐忑不安地倒换着两只脚，注视着一架老旧的DC－3飞机在本巴机场着陆。第一个出来的是布查德医生，卢加萨在金萨沙的顶头上司。前天，卢加萨打电话给他，告诉说刚刚接到报告。一种来知的疾病正在雅布古教会医院所在地区蔓延。染病的不仅是当地居民，医院人员也有。他没有提七天前收到的那封信。
两位医生在柏油碎石路上寒暄了几句，随后便钻进卢加萨的丰田可乐娜小轿车。布查德医生问道，是不是有雅布古的进一步消息。卢加萨清清嗓子。对早上电报送来的消息他仍心有余悸。教会医院十七个医务人员死了十一个，村民则死了一百十四个。由于没有健康的人手，医院已经关闭。
布查德医生决定，整个本巴地区必须隔离检疫。打了几个必要的电话给金萨沙，他又让满心不情愿的卢加萨安排交通工具，以便第二天早上去雅布古，对局势作第一手的估评。
1976年9月24日
第二天，两位医生坐的越野车来到雅布古教会医院。大院里空无一人，阒无声息地令人恐怖。一只老鼠惊惺地顺着前廊栏杆跑过。腐烂的气息扑面而来。他们用棉手帕捂住鼻子，勉强地下了车，战战兢兢地朝最近的一所房子里张望。里面有两具尸体，已在炎热中开始腐烂。看到第三所房子时，他们才发现一个活人。那是个护士，正在高烧中吃语。两个人走进被遗弃了的手术室，戴上手套和口罩，穿上白袍，作为防护，尽管已晚了一点。虽然害怕传染，他们还是料理了一下护士，然后再搜寻其他医务人员。差不多三十个死了，另有四人一息尚存。
布查德医生用无线电告知金萨沙，请求扎伊尔空军的紧急支援，把那几个病人接到首都去。可是等到向首都大学医院传染病系咨询了途中的隔离措施之后，只剩那个护士还活着了。布查德医生指示，隔离措施必须万无一失。他们在对付的显然是高度传染又极其致命的疾病。
1976年9月30日
比利时护士被空运到金萨沙，经过六天的强化维持治疗，最后还是在这天凌晨三点死去。诊断做不出。尸体解剖之后，血、肝、牌和脑的样本分送到比利时安特卫浦的热带病研究院，美国亚特兰大的疾病防治中心和英国波顿-唐的微生物研究所。在雅布古地区，此时已有二百九十四个已知病例，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九十。
1976年10月13日
雅布古病毒几乎同时在三个国际实验室中被分离出来。它的结构与马尔堡病毒相似、后者第一次被发现于1967年的一次毁灭性暴发。得病的是一些处理过乌干达绿毛猴的实验室工作人员。新病毒以本巴北部的艾伯拉河命名。艾伯拉病毒显然比马尔堡病毒更致命，被认为是自淋巴腺鼠疫以来人类所发现的最厉害的微生物。
1976年11月16日
两个月后，因为过去几个星期不再发现新病例，雅布古的无名之病被认为是控制成功了。
1976年12月3日
本巴地区的检疫令撤消了。空中航线重新开通。艾伯拉病毒终于返回它的来处——它在哪儿却仍然是个谜。一支国际专家小分队，成员包括曾在确定莱萨热病毒发源地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美国疾病防治中心的西里尔-杜布切克医生，考察了本巴地区，在哺乳类动物、鸟类和昆虫当中搜索艾伯拉病毒可能的宿主。这些病毒专家最终一无所获，连一丝线索都没找到。
加利福尼亚洛杉矶
1987年1月14日
鲁道夫-里克特医生调整了一下眼镜，俯视铺在诊所会议室圆桌上的广告校样。他是一个声誉卓著的眼科医生，身材高大，出生于西德，也是洛杉矶里克特诊所的创立者。在他右边，他弟弟兼合伙人威廉，商学院毕业生，也同样关注地看着那些校样。这些广告是为下一季度诊所的预付保健计划招徐顾客的。这个计划的对象是年轻人。他们相对来说比较健康，因而是医疗保健业的真正财源。威廉早就机敏地看准了这一点。
鲁道夫喜欢这些校样。这是他今天第一件顺心的事。这一天开门不利。先是在圣迭戈高速公路的进口处跟人撞了一下车，使他的新宝马轿车留下一个惹眼的凹痕。接下来是一例急诊手术，使得门诊积滞了不少病人。然后他给一个可怜的有着奇怪并发症的艾滋病人检查视网膜，被病人一声咳嗽喷了一脸唾沫。最后，一只用来做眼疱疹研究的猴子咬了他一口。多倒霉的一天啊！
鲁道夫捡起一份准备在《洛杉矶时报周刊》上登的广告。无可挑剔。他向威廉点点头。威廉示意广告商继续。接下来演示的是插在晚间电视新闻中的三十秒广告。身着三点式泳衣的健美姑娘在马利比海滩上跟英俊的小伙子打排球。它歌颂里克特诊所这样的医疗组织提供的预付保健计划，比传统的看病付钱办法优越。鲁道夫看着，联想起百事可乐的一段耗费不赀的广告，心里格外得意。
在座的除鲁道夫和威廉之外，还有十来个诊所的医生，包括高级住院医师内瓦里。他们都是诊所的董事，握有小部分股票。
威廉清了清嗓子，问大家对这些校样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广告商走了。他们一致批准了这批广告，又简单地讨论了一会儿为应付纽波特地区日益增多的顾客，再建一个分所的事，然后散会。
里克特医生回到办公室，兴冲冲地把广告校样扔进公文包。这间办公室相当豪华。要知道，他的年薪在合伙人中相对较低。不过年薪在他乃是次要的收入。他所握有的股票不断上涨，带来的红利相当可观。不管是里克特诊所还是里克特医生，经济状况都可以说是相当稳定而富裕。
处理了几个积压的门诊，他照例去查看病房里做过手术的病人。那是两个有疑难病史的视网膜剥落病例。他们恢复得不错。回办公室的路上他想，作为诊所唯一的眼科医生，他几乎没有多少手术可做。这令人心烦。不过与当地其他同行相比，他还算幸运。可以说是事业有成。为此他很感激弟弟。是他八年前说动了自己开办诊所的。
他脱下白大褂，换上蓝运动夹克，提着公文包离开诊所。已经过了晚上九点。两层的停车库几乎是空的，而白天它总是满满的。威廉已经打算要扩建它了。不单是为了多停车，也为报税折旧。对此，鲁道夫并不在行，也不愿费心。
就这样全神贯注地思考诊所的经济，他没有发觉车库的阴影里有两个人正在等着他。甚至到他们尾随而来他也没有觉察。那两个男人身着黑色西装。其中个子较高的一个有一条胳膊似乎僵直在一个弯曲的姿势上，像是肘关节不能活动，因而手上的涨鼓鼓的公文包便好像是高高地悬提着的。
里克特医生走近自己的汽车，这才发觉身后明显加快了的脚步。一种不祥之感涌上他的喉头。他使劲咽了一下，紧张地回顾一眼，看见那两个人了。他们看上去正冲自己而来。当他们从头顶上的灯光下经过时，里克特看出他们衣着整齐，穿着干净的衬衫，系丝质领带。这叫他轻松了几分。尽管如此，他还是加快了动作，绕过车尾，掏出钥匙打开驾驶座一边的车门，公文包向里一扔，偏身进了熟悉的皮沙发座椅。正要关门，一只手拦住了他。里克特踌躇地抬眼，看见一张冷漠的脸。正是尾随而来的两人之一。看到里克特疑惑的目光，这人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里克特医生再次试着关门。那个人从外面把门牢牢地拉住。
“医生，请告诉我现在几点好不好？”那人客气地问。
“当然好，”里克特医生说，心中暗喜这人的出现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他看了看手表。可是没等他来得及报出时间，就被粗暴地拽出了汽车。他做势挣扎了一下，马上就被制服。一侧脸挨了一拳，金星直冒，倒在地上。一双手粗暴地搜寻他的皮夹，接着是布的撕裂声。一个人说了句：“生意人！”口吻很是轻蔑。另一个人接口说：“拿上他的公文包。”里克特觉得手表也被从手腕上撸走了。
事情来得快也结束得快。里克特医生听着脚步声远去，一扇车门砰地关上，接着是车胎在平滑的水泥地上吱吱尖叫。他躺着一动不动地过了一会儿，庆幸自己还活着。他找着了眼镜，一戴上便发觉左镜片碎了。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他最关心的是一双手，所以在起身之前就已检查了一下。站起来之后，再看身上其他部分。白衬衫和领带都沾了油泥，夹克掉了一粒扣子，留下一个马蹄形的小破口子。裤子从前右口袋被撕到了膝盖。
“我的上帝，多倒霉的一天啊！”他自言自语道。早上的撞车跟这会的遭劫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了。他犹豫了一会儿，找着了钥匙，回到诊所的办公室，打电话给警卫。两人争辩了一会要不要报警。诊所声誉是他犹豫的主要原因。此外，警方以往的政绩也叫他灰心。他一边权衡着报不报警的得失，一边打电话给妻子，解释说得晚一点回家。接着他来到洗手间，从镜子里检查了一下脸。右颊有一处擦伤，沾了不少车库地上的细沙。他一边用消毒液清洗伤口，一边计算给抢走了多少财物。皮夹里有将近一百元现金，所有的信用卡和身份证，包括加州的行医执照。但是最叫他心痛的是手表。那是妻子送的礼物。嗨，再买一个一模一样的好了，他想。这时，有人敲了外间屋子的门。
警卫带着一副讨好的歉意，说这种事还从来没有过。要是他当时在场就好了。半个小时之前他还按例巡视过车库呢。里克特医生安慰他说，他不想追究谁的责任，他关心的只是如何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今后不再发生这类事情。接着他又解释了不让报警的原因。
第二天，里克特医生觉得不太舒服。他以为是受了惊吓和一夜没睡好的缘故。可是到了下午五点三十分，他已糟得起意取消和情人——诊所病历部秘书所订的约会了。最后他虽然去了她的公寓，不过离开得很早以便休息。到了自己床上，却翻来覆去一夜无眠。
第三天他是真的病了。从裂隙灯①前一站起来就头晕目眩。他竭力不把这跟那只咬它的猴子和唾了他的艾滋病人联系在一起。他很清楚，艾滋病是不会因这种偶然的接触传染的。叫他忧虑的是那种尚未可诊断的超级感染。到了三点三十分，他起了寒战，伴着有如周期性偏头疼那样剧烈的头痛。他意识到高烧发作了，便取消了下午其余的预约，离开诊所。这时，他已相当肯定自己得了流感。回到家，妻子看了一眼他苍白的脸色和红红的眼圈，立刻打发他上床。到了八点，头太疼了，不得不吃一片止痛药。九点，胃又剧烈地痉挛起来，还伴着腹泻。
①裂隙灯，检查眼睛用的灯。
妻子想打电话叫内瓦里医生。里克特却说她大惊小怪，说他会好的。他吃了几粒安眠药，然后睡着了。早上四点他就醒了，踉踉跄跄跑到厕所，吐了几口血。妻子吓坏了，扔下他一个人在厕所，自己去打电话叫救护车送他去诊所。他这次没有抱怨。他已没有力气抱怨。他意识到自己活这么大还从没这样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