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月９日，星期六
下午１时１３分
埃文斯爬上通往他家的台阶时，听见电视机里传来尖锐刺耳的声音，似乎比以前的声音更大。他听见欢呼声、大笑声，好像是在实况转播。
他打开门，走进客厅。院子里的那个私人侦探坐在长沙发上，正背对着埃文斯看电视。他的夹克杉扔在附近的一把椅子上，手臂悬垂在沙发靠背上，手指不安地敲打着。
“我明白你在这里很自在，”埃文斯说，“你不觉得声音太大了吗？介不介意关小点？”
那个人没有回答，继续盯着电视。
“你听见我的话了吗？”埃文斯说，“关小点，好吗？”
那个人一动不动。只是手指，焦虑不安地在沙发背上敲打着。
埃文斯走过去，站在他面前。“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姓甚名谁——”
他突然停住了。那个人世有转头看他而是继续怔怔地盯着电视。事实上，他浑身没有一个部位动过。他一动不动，全身僵硬。他的眼睛也呆滞不动，连眨都不眨一下。他身体上惟一移动的部位就是手指，在沙发的上端，仿佛痉挛一般。突然发作的痉挛。
埃文斯径直走到那个人前面：“你没事吧？”
那个人面无表情。他两眼直视前方，好像要把埃文斯看穿似的。
“先生？”
那个私人侦探呼吸浅短，胸部几乎没有起伏。皮肤呈灰色。
“你可以动一动吗？你怎么了？”
什么反应也没有。那个人僵住了。
就跟他们描述的玛格一样。埃文斯心想。同样的僵硬，同样的目苦一切。埃文斯拿起电话，拨通了９１１，要了一辆救护车，留下了自己的地址。
“好了，救援马上就到。”他对那个人说。
私人侦探没有任何明显的反应，但即使如此，埃文斯觉得他能听见自己的话，在他僵硬的躯体内有充分的意识。只是，无法确知。
埃文斯环顾四周，希投找到一些线索。然而房间里似乎没有骚乱的痕迹。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似乎移动过。他那难闻的雪茄扔在角落里的地板上，好像是滚到那儿去的。把地毡边烧了一点点。
埃文斯捡起雪茄。
他把雪茄拿到厨房，在水龙头下冲了一下之后，扔在了废纸篓里。他有了一个主意。他回到那个人身边。“你要给我拿些东西来……”
除了沙发上的手指之外，他仍然一动不动。
“在这里吗？”
他的手指不动了。或者几乎不动了。虽然手指仍然在轻轻地动着，但很明显，他在努力克制着。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手指吗？”埃文斯说。
开始时还在动，然后停了下来。
“所以你可以。好的。现在，这里有什么东西你想让我看吗，”
手指移动起来。
然后停了下来。
“我把这当作‘是’的意思。好的。”埃文斯后退几步。站在远处。他听见警报声越来越近。救护车几分钟之内就到了。他说，“我向一个方向移动，如果方向是正确的，就动一动你的手指。”
手指开始移动，然后停下来，好像表示“是”。
“好的，”埃文斯说。他转身，向右走了几步，朝着厨房的方向。他回头看了看。
手指没有动。
“所以不是这个方向。”现在他向那个人的正前方，电视机的方向走去。
手指没有动。
“好的。”埃文斯孩子转，向大型落地窗走去。手指还是没有动。只剩下一个方向了：他移动到侦探的身后，向门口走去。由于那儿看不见他，埃文斯说：“现在我要离开你，朝门口走去……”
手指没有动。
“也许你没有搞明白，”埃文斯说，“如果我的方向是正确的，我希望你动一动你的手指“”
手指动了，紧紧抓着沙发。
“好的，但，是哪个方向？我朝四个方向都移动过——”
门铃响了。埃文斯打开门，两个护理人员带着一副担架冲进来。现在出现了一阵骚乱，他们一边快速地问着问题，一边把那个人放上担架。警察随后赶到，问的问题更多了。他们是贝弗利山的警察，所以很有礼貌，但太执著。这个人瘫痪在埃文斯的家里，而埃文斯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最后，一个侦探走进来。他穿一套棕色衣服，自我介绍叫荣恩·佩里。他递给埃文斯一张名片。埃文斯也递给他一张名片。
佩里看看名片，看看埃文斯，说：“我以前没有见过这张名片吧，怎么好像很熟呢。噢，对丁，我记起来了。是在维尔雪的一套公寓里，一个女士瘫痪了。”
“她是我的当事人。”
“现在同样的一幕又发生了，”佩里说，“是巧合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埃文斯说，“因为我不在这儿。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怎么一到哪里，哪里的人就瘫痪？”
“不是，”埃文斯说，“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人也是你的当事人吗？”
“不是。”
“那他是谁？”
“我不知道他是准。”
“不知道，他怎么进来的？”
埃文斯想说是他把门留蛤他的，但又意识到这样解释起来就长了，而且也很难解释清楚。
“你应该锁门，埃文斯先生。这是常识。”
“当然，你是对的。”
“你离开时，你的门不能自动锁上吗，”
“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埃文斯说着，直视着那个侦探的服睛。
那个侦探也盯着他的眼睛：“你头上缝的那些线是怎么回事？”
“我摔跤了。”
“确实像摔了不轻的一踱。”
“是。”
那个侦探慢吞吞地点了点头：“如果你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谁，会省掉不少麻烦，埃文斯先生。你公寓里来了个人，你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怎么来的。如果我觉得你省略？一些东西的话。请你原谅。”
“确实省略了一些东西。”
“好的。”佩里拿出笔记本，“说吧。”
“那个人是个私人侦探。”
“我知道。”
“你知道？”埃文斯说。
“护理人员检查了他的口袋，在他的钱包里找到了执照。继续吧。”
“他告诉我他受雇于我的一个当事人。”
“啊哈。那个当事人是谁？”佩里手里不停地写着。
“我不能告诉你。”埃文斯说。
他从便笺簿上抬起头来：“埃文斯先生——”
“对不起。这属于保密特权。”
侦探长叹了一口气：“好的。所以这个人是你的一个当事人的私人侦探。”
“对，”埃文斯说，“那个侦探跟我联系，说他想见我，要给我个什么东西。”
“给你东西，”
“对。”
“他不想把它给你的当事人？”
“不。”
“因为？”
“呃，找不到我的当事人。”
“我明白了。所以他来找你？”
“是的。他患有一点妄想症，想在我的公寓见我。”
“所以你就把你公寓的门留给了他。”
“是的。”
“你以前从没见过他？”
“对，嗯，我知道他在为我的当事人干活。”
“你怎么知道？”
埃文斯摇摇头：“当事人有保密特权。”
“好的，所以这个人到你的公寓来。你在哪儿？”
“我在办公室。”
埃文斯快速叙述了一遍他在这两个小时里的活动情况。
“有人看见你在办公室吗？”
“有。”
“说过话吗？”
“说过。”
“跟不止一个人说过？”
“对。”
“除了律师事务所的人之外，你还见过别的什么人吗？”
“我去加过油。”
“加油站的人认识你吗？”
“认识。我要进去刷卡。”
“哪个站？”
“派高路上的壳牌加油站。”
“好。所以你走了两个小时才回到这里，这个人……”
“正如你看到的那样。瘫痪了。”
“他要给你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在你公寓里你设找到什么东西？”
“没有。”
“你还有什么想告诉我吗，”
“没有了。”
他又长舒了一口气：“瞧，埃文新先生。如果我们认识的两个人都神秘地瘫痪了。我会有一点担心。但你似乎不担心。”
“相信我，我担心。”埃文斯说。
那个侦探对他皱起眉头。“对，”他最后说道。“你可以为你的当事人保密。但我不得不告诉你我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和美国疾病管制中心就瘫痪这件事打来的电话。既然又出现了一例。电话就会更多。”他轻轻合上笔记本，“我需要你来一下加油站，给我们做个现场口头说明。你今天晚些时候可以吗？”
“我想可以。”
“四点钟怎么样？”
“好的。”
“地址印在名片上。到前台找我就行。停车场在地下。”
“好的。”埃文斯说。
“再见。”那个侦探说着，转身离开了。
埃文斯关上门，靠在门上。他很高兴，终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在公寓里慢吞吞地走了一圈，想把思绪集中起来。电视机仍然开着。但声音已经关掉了。他看着私人侦探坐过的那张沙发。他坐过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
在见德雷克之前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他想知道那个私人侦探给他带了些什么东西。在哪儿呢？埃文斯朝各个方向都移动过了，而每一次那个人都用手指表示方向不对。
这是什么意思？他没有把东西带来？在别的地方，或者使他瘫痪的那个人拿走了，所以不在了？
埃文斯叹了一口气。最重要的问题——在这儿吗？——他没有问那个侦探。埃文斯只是假定在那儿。
假定在那儿？会在哪儿呢，
北面、南面、东面、西面。都错了。
这意味着什么？
他摇了摇头。他无法集中注意力。事实是，那个私人侦探的瘫痪已使他身心疲惫。他看着那张沙发和沙发上因他坐过而凹下去的地方。那个人一动不动。一定非常吓人。护理人员把他的身体提起来，就像提一袋土豆，然后把他放在担架上。沙发上的软垫一片混乱，表明他们曾经做过的努力。
埃文斯懒懒地把沙发弄直，放回原处，再弄松……
他摸到了什么东西。在垫子的一条缝里。他把手伸进垫子的填塞物中。
“他妈的”他说。
当然，事后回想起来是显而易见的。朝每个方向移动都是错误的。因为那个侦探希望埃文斯向他移动。那个人坐在他塞进沙发垫子里的那个东西上面。
是一张闪闪发光的ＤＶＤ光盘。
埃文斯把它放进ＤＶＤ机，看着上面出现了一张菜单，一张日期清单。都是过去几个星期的日期。
埃文斯按下第一个日期。
他看见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会议室的画面。是从侧面，即房间的一角拍摄的，有腰部那么高。一定是由藏在讲台上的一台摄像机拍下来的，埃文斯想。毫无疑问，摄像机正是埃文斯在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的会议室的那天装上的。
屏幕底部是快速跳动的时间码，数字不停地闪烁着。埃文斯盯着图像，图像上，尼古拉斯德雷克正在跟公关部的约翰·亨利说话。德雷克心烦意乱，挥动着双手。
“我讨厌，全球变暖，”德雷克几乎大叫起来，“我他妈的讨厌它。它是一场讨厌的灾难。”
“它已成定论了，”亨利平静地说，“多年来就如此。我们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工作。”
“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但是无法工作，”德雷克说，“这是我的观点。你募集不到一分钱，尤其是在冬天。每次下雪时，人们就把全球变暖忘得一干二净。或者他们认为变暖一点也许是一件好事。他们走过雪地时，希望全球变得暖和一点，它跟污染不一样，约翰，污染起作用。而且还在起作用。污染把人的屎都吓出来了。你告诉他们会得癌症，金钱就滚滚而来。但是没有人害怕气候变得暖和一点。特别是它在一百年之内都不会发生的时候。”
“你会有办法的。”亨利说。
“没有什么办法了，”德雷克说，“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全球变暖使物种灭绝——没有人会吓出屎来。他们听说过要灭绝的大部分物种是昆虫。你不能因为昆虫的灭绝来筹钱，约翰。因为全球变暖会从国外传来一些疾病——没有人在意。跟没有发生过一样。去年我们发起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把全球变暖跟伊波拉病毒和其他病毒联系在一起。没有得到任何人拥护。全球变暖使海平面上升——我们都知道它的后果是什么。瓦努图诉讼案是他妈的一个灾难。每个人都会假定任何地方的海平面都没有上升。那个斯堪的纳维亚人，那个海平面专家。他正在变成一只害虫。他甚至因为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的无能而向它发起了进攻。”
“是的，”亨利耐心地说道，“完全属实……”
“所以请你告诉我，”德雷克说，“我到底应该我样玩全球变暖这个题目。因为你知道，我必须募集资金，才能维持这个组织的正常运转，约翰，每年需要四千两百万。今年基金只能给我一千多万。那些名流们出现在募捐晚会上，可他们连屁都不给我们。他们是如此以自我为中心，以为露了面就算捐款了。当然我们每年都起诉环保署，他们也许勉强会给个三四百万。加上环保署的津贴，总共也许有五百万。仍然有很大的缺口，约翰。全球变暖不能缩减。我需要他妈的一个理由。一个行得通的理由。”
“我明白，”亨利说着，仍然非常平静，“但你忘了那个会议。”
“噢，天啊，那个会议，”德雷克说，“这些蠢货连海报都没有做对。邦迪斯是我们最好的发言人；可他家里出了问题，妻子得了癌症，正在治疗。戈登原计划要来，但他的研究惹上了官司……好像他的笔记是捏造的……”
“那些都是细节，尼古拉斯，”亨利说，“我请你只管那些大事——”
正在这时，电话响了起来。德雷克回答了几句，又听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捂住话筒，转向亨利。
“我们以后再谈，约翰。我这里有个急事。”
亨利站起来，离开房间。
录像结束。
屏幕变黑。
埃文斯盯着空白的屏幕，感觉自己好像要生病了。他一阵头昏限花，胃里翻滚着。他的手里握着遥控器，但他没有按键。
那一阵过去之后，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沉思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刚才看到的这些并不是十分让人吃惊。也许德雷克私下里更直率一些——每个人都是如此——很显然，他觉得募集资金有压力。他表达出来的挫败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一开始，这场运动就不得不在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与漠不关心做斗争。人类并没有长久之计。他们看不见环境的慢慢恶化。唤起公众干一些真正符合他们最大利益的事情总是一场费力的战役。
这场战役远没有结束。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为全球变暖募集资金不容易也许是真的。所以尼古拉斯德雷克的工作特别难。
环保组织的基金真的很少。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四千四百万，跟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一样，也许西埃拉俱乐部都有五千万。最多的是自然保护基金，有七点五个亿。但它与能够词动庞大资金的企业相比又怎么样？这就好比大卫和歌利亚的关系。德雷克就是大卫，正如他在不同场合说的那样。
埃文斯看了一眼手表。无论如何，应该去看看德雷克了。
他从播放器里拿出ＤＶＤ，放进口袋，离开了公寓。在路上，他回顾着自己要说的话。一遍一遍地温习，极力让它完美无缺。他必须小心行事，因为科内尔要他说的每句话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