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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号大楼晨6时45分
“我是鲍勃·里奇曼，”他说，“是你的新助手。”他的握手显得彬彬有礼，局促拘谨。凯西虽然记不得他到底是诺顿家族男方还是女方的亲戚，但还是认得出诺顿家的特征：家有浮财、父母离异、上过好学校却成绩平平，以及那休想撼得动的优越感。
“我是凯西·辛格顿，”她说道，“上车吧，我们要迟到了。”
“迟到？”里奇曼一边往车里钻，一边说，“现在还没到7点哩。”
“早班6点开始，”凯西说，“我们质保部多数人执行工厂的作息时间。通用汽车公司难道不也是这样做的吗？”
“我不清楚，”他说，“我以前在它的法律部工作。”
“从没去过车间吗？”
“几乎没去过。”
凯西叹口气。和这个家伙一起呆六个星期实在太长了，她心想。“你在市场部的活儿已经结束了吗？”
“是的，干了几个月。”他耸耸肩膀，“不过，销售并不真是我感兴趣的事。”
她向南朝宏伟的64号楼开过去，宽体客机就是在这儿总装的。凯西说：“顺便问问，你开的什么车？”
“宝马。”里奇曼说。
“你也许该换辆美国车。”她说。
“为什么？它也是在这儿造的啊。”
“它是在这儿组装的，”她说道，“不是在这儿造的，产品的增加值全落在外国啦。厂里的工人都知道这是不一样的，他们全是美国汽车工会的会员，他们可不喜欢在停车场里看见一辆宝马车。”
里奇曼朝车窗外看着，“你在说什么啊？我这辆车会出事吗？”
“那是肯定的，”她说，“这帮家伙可不是光说说就拉倒的。”
“我要好好考虑一下，”里奇曼说着压下一个哈欠，“耶稣啊，这会儿还早呢，我们急急忙忙干什么去啊？”
“事故分析小组开会，今天提前到7点钟了。”她说。
“事故分析小组？”
“是的，每一次我们的飞机出什么事的时候，事故分析小组都要碰头开会，分析事故原因和寻找对策。”
“你们多久开一次会？”
“差不多每两个月一次吧。”
“挺经常的啊？”
你得手把手对他从头教起呢。
“实际上，”凯西说，“两个月一次就算不常开的了。我们每年在全世界各地服役的飞机有三千架呢。这么多飞机在天上飞，总会出点事吧。而我们对客户的服务是很认真的。每天早晨我们都和遍布全球的服务代表开一次电话会议。前一天发生的任何造成飞行延误的原因他们都会汇报上来。绝大多数都是小事一桩：厕所的门卡住啦，驾驶舱一盏灯不亮啦。但我们质保部门是要跟踪其原因的，还得做动态分析，然后把这些转告产品售后服务部门。”
“啊哈。”听上去他觉得兴味索然。
“然后，”凯西说，“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遇到一个让事故分析小组有理由碰头开一次会的问题。这一般得是个严重的问题，影响到飞行安全的问题。很显然，我们今天碰上了这样的问题。如果马德把会议提前到7点开，我敢打赌这决不是一桩飞机与小鸟相撞造成的事故。”
“马德？”
“约翰·马德在当上总经理之前是宽体客机的项目经理，所以今天的事故可能与N—22型客机有关。”
她停下车，在64号大楼洒下的阴影中把车泊好。灰色的飞机库赫然耸立在他们面前，有八层楼高，将近一英里长。楼前的柏油地面上丢弃着一些可回收处理的耳塞子。工人们干活时戴着耳塞以防被铆枪的噪声震聋。
他们步行穿过边门，进入环绕大楼的内走道。走道上每隔四分之一英里就分布着几台食品自动售货机。里奇曼说：“我们有时间喝杯咖啡吗？”
她摇摇头。“车间里是禁止喝咖啡的。”
“不能喝咖啡？”他嘀咕着，“为什么不行？因为咖啡也是外国货？”
“咖啡有腐蚀性，碰到铝制品会起反应的。”
凯西带着里奇曼进入另一扇门，来到生产车间。
“耶稣啊。”里奇曼说。
正在装配尚未完工的巨型宽体喷气客机在灯光的照耀下熠熠发光。拱形屋顶下，15架处于不同装配阶段的飞机排成长长的两行。她看见迎面的工人们正在机身部分安装货舱门。大肚汉般的机身四周围绕着脚手架。机身背后遍布密林般的安装架。它们都是些漆成浅蓝色的大型装备。里奇曼走到一台安装架下，嘴巴张着仰面望去。它有一座房子那么宽，六层楼高。
“真让人吃惊，”他说着，然后用手朝上指着一个宽大的平面，“那是飞机翅膀吗？”
“那是垂直水平安定面。”凯西说。
“什么？”
“就是飞机的尾巴，鲍勃。”
“那就是飞机的尾巴？”里奇曼问。
凯西点点头。“翅膀在那边，”她说着指了指现场的另一头，“它有200码长，差不多是橄榄球场那么长。”
响起了喇叭声。一台高空吊车开始挪动，里奇曼转过身来看。
“这是你头一回到装配现场来吗？”
“是的……”里奇曼转身朝四下里张望。“真让人惊叹啊。”他说。
“它们的确是大。”
“为什么都是暗黄绿色的？”
“我们给所有的结构部件都涂上了环氧树脂，以防止腐蚀。铝质外壳上也覆盖了环氧树脂，这样在装配时就不会把它们弄脏。铝质外壳都是高度抛光的，非常昂贵，所以环氧树脂一直要保留到喷漆阶段才除去。”
“的确和通用汽车公司不一样。”里奇曼一边说，一边还在四下里张望。
“你说得对，”凯西讲，“和这些飞机相比，汽车就让人笑掉大牙啰！”
里奇曼诧异地转身对她说：“笑掉大牙？”
“你好好想想，”她说，“通用的庞蒂亚克牌轿车有五千个部件，一辆车只要两个班就能造出来，也就是16个小时吧，这真算不了什么。而这些东西，”——她指了指他们身旁这架巍然屹立的飞机——“就是完全不同的玩艺儿啦。宽体客机有上百万个部件，装配周期要75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制成品的复杂程度可以比得上一架商业飞机，连差不多的也没有。也没有任何东西这么耐用的。你买一辆庞蒂亚克车，每天都开，一开一整天，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几个月的工夫它就散架了。而我们设计的喷气机要无故障飞行20年，真正造出来以后，实际飞行要达到两倍于这个时间呢。”
“那就是40年，”里奇曼说，“简直不敢相信，你们造的飞机能飞40年？”
凯西点点头。“现在世界各地还有我们造的N—5型飞机在飞呢——我们1946年就停止生产这种型号的飞机了。我们造的飞机里头有的还达到设计飞行年限的四倍——相当于80年的服务期呢。诺顿的飞机可以做到这一点，麦道的飞机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没有别的飞机可以达到这个水平。我说的你懂吗？”
“哇。”里奇曼说着，咽下一口唾沫。
“我们把这里称作航空母舰，”凯西说，“这些飞机太大了，很难对它的规模真正有所了解。”她指指他们右边的一架飞机，一些人正在飞机的不同位置上干活，手提应急灯照亮了金属。“看上去没多少人，对吧？”
“是的，没多少人。”
“大约有200名工人现在正在这架飞机上干活——这么多人足以使一条完整的汽车生产线运转起来。不过，这才是我们的生产线上一架飞机的干活人数——我们一共有15架飞机同时在装配。这座大楼里此刻一共有5000人在干活呢。”
年轻人摇摇头，惊讶万分，“看上去没什么人，像是空的嘛。”
“不幸的是，”凯西说，“的确有点空。宽体客机的生产线现在只达到60％的生产能力——其中有三架还是白尾巴的。”
“白尾巴？”
“这是指还没有买主的飞机，尾部没有涂上任何航空公司的标记。我们按最起码的开工率制造飞机，以使生产线运转起来，但我们还没有拿到所需的全部订单。环太平洋地区是经济增长地区，但日本正处在衰退期，日本市场目前没有下任何订单。而所有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行寿命都变得越来越长，所以眼下生意上的竞争很激烈。就是这么回事。”
她开始顺着一段金属楼梯往上去，走得飞快。里奇曼跟在她身后，脚步声砰砰作响。他们来到一个转角处，然后又上了另一段楼梯。“我告诉你这些，”她说，“这样你就会理解我们要去开的会了。我们造这些飞机真是吃尽了苦头。这儿的人为他们的工作而自豪。所以，如果出什么问题的话，他们是不会高兴的。”
他们到了装配生产线上空一段高高的天桥上，然后朝着一间仿佛是从屋顶上悬吊下来的玻璃房间走去。他们走到门口，凯西把门打开。
“这里，”她说道，“就是我们的作战室。”
作战室晨7时01分
她看出了他眼神里的新鲜感：一大间会议室，里外地板都铺满灰色地毯，室内有一张圆形的塑料贴面会议桌和不少金属管坐椅。墙上覆盖着告示板、地图和工程图。离门最远的那堵墙是玻璃的，透过它可以俯瞰整个装配线。
室内坐着五位穿衬衫打领带的男子，一位拿拍纸簿的秘书和穿蓝色西装的约翰·马德。看见马德也在场，凯西着实吃惊不小。总经理是难得来主持事故分析小组碰头会的。从外形上看，马德皮肤较黑，45岁左右，头发朝后梳得光溜溜的。他看上去就像是一条随时准备出击的眼镜蛇。
凯西说：“这是我的新助手鲍勃·里奇曼。”
马德站起身说：“鲍勃，欢迎你。”然后他和小伙子握了握手。他朝他难得地笑了一笑。马德随时准备向任何诺顿家的人阿谀讨好，即使是一名侄子辈。这倒让凯西有点纳闷，不知道这小家伙是不是比她原先认为的更重要。
马德把里奇曼介绍给会议桌前的其他人。“这是道格·多赫迪，负责结构和机械部分……”他朝一位45岁左右、腆着大肚皮、面色难看、戴着厚厚镜片的大块头男子做了个手势。多赫迪一直生活在无休无止的忧郁之中，说话像是带有一股单调的哀鸣。除了坏消息，或者抱怨每况愈下之外，永远别指望他会说些什么别的。他今天穿了一件格子衬衫，打着一根条纹领带，看上去不伦不类；看样子他老婆在他上班前大概是没调理过他吧。多赫迪朝着里奇曼面含悲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位是阮文庄，负责航空电子设备系统……”阮文庄今年30岁，健壮、文雅而持重。凯西很喜欢他。越南人是厂里干活最勤奋的。搞航空电子设备的人都是信息管理系统专家，负责编制飞机的电脑程序。他们代表了诺顿公司的新浪潮：更年轻，教育程度更高，待人接物更讲究礼貌。
“这位是肯·伯恩，负责飞机的动力部分……”肯满头红发，一脸雀斑，下巴壳朝前努着，一副随时准备和人干仗的样子。他因为常常出言不逊和好骂人而恶名在外，厂子里头的人都开玩笑地叫他“好脾气伯恩”。
“罗恩·史密斯，负责电气部分……”罗恩秃顶又胆怯，手指头神经质地摸着衣袋里的钢笔。他的悟性极强，常常让人以为他的头脑中装下了整个飞机的设计图。但他又是那么怕羞，让人看着都替他痛苦。他和生病卧床的母亲一起住在帕萨迪纳。
“这是代表航空公司的迈克·李……”他五十多岁，衣着体面，灰白头发剪得很短；上身穿一件鲜蓝色的法兰绒上装，系着条纹领带。迈克以前当过空军飞行员，是退休准将。现在他是太平洋航空公司的驻厂代表。
“拿拍纸簿的这位是巴巴拉·罗斯。”事故分析小组的秘书四十多岁，胖得很。她恶狠狠地盯着凯西，带有公开的敌意。凯西根本就不正眼瞧她。
马德用手指着一把椅子叫小伙子坐下，凯西就坐在他旁边。“第一项议题，”马德说，“我宣布凯西现在负责质保部和事故分析小组之间的联络工作。考虑到她在处理上一起起飞中断事件时的表现，她从现在起担任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有什么问题吗？”
里奇曼看上去有点犯迷糊，就摇了摇头。马德转身对他解释说：“辛格顿上个月在处理达拉斯市福特沃思机场发生的起飞中断事件的新闻发布会上干得很出色，因此她将负责处理任何来自新闻界对我们的质询，明白吗？”秘书把装订好的文件分发给各位。
“太平洋航空公司545航班，”马德说，“N—22型271号飞机，昨天22点自香港启德机场出发。起飞正常，飞行正常，直至今天早晨飞行员报告飞机遭遇湍流——”
屋子里出现一阵窃窃私语声。“湍流！”工程师们摇着头。
“——是严重的湍流，造成飞行中极端的俯仰偏移。”
“啊——基督啊。”伯恩说。
“这架飞机，”马德接着说，“已经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紧急着陆。我们收到的初步报告表明，有56人受伤，3人死亡。”
“噢，这太糟了。”道格·多赫迪用一种哀伤的腔调说，两眼在厚厚的玻璃镜片后头眨着。“我想这下子我们要被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缠上了。”他说道。
凯西的身体朝里奇曼斜了斜，轻声道：“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通常在发生死亡时才介入进来。”
“但这次不会，”马德说，“因为这是一家外国航空公司，事故又是发生在国际空域。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光是对付哥伦比亚空难就已经够受的了。我们认为他们会放过这件事。”
“湍流？”肯尼·伯恩一边说，鼻子一边呼哧呼哧直响。“有没有确定？”
“没有。”马德说，“事情发生时飞机的飞行高度是37000英尺。其他处于相同高度和位置的飞机都没有报告发生气象问题。”
“卫星气象图呢？”凯西问。
“马上就送到。”
“乘客方面怎么样？”她说，“机长有没有宣布遇到湍流？‘系好安全带’的显示灯亮了没有？”
“还没人采访过乘客。但我们得到的初步消息显示没有向乘客宣布遇到湍流。”
里奇曼又犯糊涂了。凯西在她的黄色拍纸本上匆匆涂了几笔，斜过来亮了一下，让他可以看见：没有湍流。
“我们问过飞行员了吗？”阮文庄问。
“没有，”马德说，“航班机组人员赶上一架联运飞机，已经离开了美国。”
“噢，太妙啦，”肯尼·伯恩说着把手里的铅笔朝桌上一扔，“真是太妙啦，出了事就溜啦。”
“等一下，现在，”迈克·李冷静地说，“从航空公司的角度讲，我想我们得承认机组人员的行为是负责的。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任何义务，但他们将面对香港民航当局可能对他们进行的起诉，他们得回去对付这个。”
凯西又写下：航班机组人员不在了。
“我们，啊，是否晓得谁是机长？”罗恩·史密斯怯生生地问了一句。
“我们晓得了，”迈克·李说着翻了翻他的牛皮笔记本，“他名叫张约翰，45岁，香港居民，有6000小时的飞行经验。他是太平洋航空公司专飞N—22型飞机的高级驾驶员，技艺高超。”
“噢，是吗？”伯恩说着在桌子另一头往前欠欠身，“他最后一次换发驾驶证是在什么时候？”
“三个月前。”
“哪里？”
“就在这里，”迈克·李说，“在诺顿公司的飞行模拟训练中心，签发人是诺顿公司飞行教官。”
伯恩朝后坐坐，鼻子里头呼噜呼噜响，一脸不高兴。
“我们知道他的训练成绩吗？”凯西问。
“特优，”李说，“你可以核对你们自己保存的成绩记载。”
凯西又写下：不是人为造成的故障（？）
马德对李说：“你看我们能不能和他见一次面，迈克？他愿意和我们驻启德机场的服务代表谈一下吗？”
“我肯定机组人员会合作的，”李说道，“尤其是如果你们能提出书面的问题……我确信十天之内可以得到他们的答复。”
“嗯，”马德说，有些沮丧，“要那么长时间啊……”
“除非我们和驾驶员面谈一次，”阮文庄说，“不然我们就有麻烦了。事件是在飞机着陆前一个小时发生的。而驾驶舱内的录音机只能储存最后25分钟内的飞行对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舱内录音机一点用处也没有。”
“对。不过你还有飞行数据记录仪呢？”
凯西写下：飞行数据记录仪
“是的，我们有飞行数据记录仪。”文庄说。但这显然没有解决他所关心的问题，凯西知道原因。飞行数据记录仪在圈内人士看来是出了名的不可靠。这种记录仪就是那神秘兮兮的黑匣子，在传媒眼里，它可以揭出飞行过程中的全部秘密。但事实上，它们常常一点作用也不起。
“我会尽力而为的。”迈克·李应承下来。
凯西问：“飞机本身情况怎么样？”
“飞机是新的，”马德说，“服役刚3年。已经飞行4000小时，并执行过900轮飞行任务。”
凯西又写下：一轮等于一个起降次。
“检验情况如何？”多赫迪阴郁地问，“我担心我们得等好几个星期才能得到检验结果……”
“三月份刚做过一次C级检验。”
“在哪儿做的？”
“洛杉矶国际机场。”
“所以，维修工作可能做得很好。”凯西说。
“不错，”马德说道，“根据初步情况，我们还不能把这场事故归因于天气、人为因素或者维修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情况不明，下不了结论。让我们先来做个故障图吧。有什么东西可以造成飞机的这种状况，看上去好像是湍流引起的呢？结构上的吗？”
“噢，那是肯定的，”多赫迪阴惨惨地说道，“前缘缝翼的展开会造成这种情况，我们将对所有的控制面进行液压功能检验。”
“电子控制系统？”
阮文庄正在信手潦潦草草地做着笔记。“目前，我想知道的是自动驾驶仪为什么没能替代飞行员的操作。一旦我把飞行数据记录仪的数据下载出来，我就会了解得更多了。”
“电气部分？”
“有可能是潜行电路引起的前缘缝翼展开，”罗恩·史密斯说着又摇了摇头，“我是说，有这种可能性……”
“动力部分？”
“是的，动力部分可能有关连，”伯恩说着，一边用手在他的红头发里挠着。“反向推动装置可能在飞行中打开。这就会造成机头朝下翻转过来。可是如果反向装置真打开了的话，就会有残余损伤。我们将对套轴部分进行检查。”
凯西低头看着自己的拍纸簿。她已经写下了：
结构部分——前缘缝翼展开
液压传动——前缘缝翼展开
电子控制系统——自动驾驶仪
电气部分——潜行电路
动力部分——反向推力装置
这基本上就是飞机上所有的主系统了。
“你们已经取得不小的进展了，”马德站起身，开始整理并把文件归拢好。“我不想再留你们了。”
“噢，见它的鬼去吧，”伯恩说，“我们会在一个月内找出问题所在的，约翰。我想用不着担心。”
“可我担心，”马德说，“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月啊，我们只有一星期的时间。”
桌子四周的人都嚷起来。“一个星期！”
“我的天啊，约翰！”
“好家伙，约翰，你知道事故分析要一个月时间呀。”
“这次不行，”马德说，“上个星期四，我们的总裁哈尔·埃格顿收到了中国的意向书，打算购买50架N—22型客机，另外还可能增购30架期货。首架飞机交付使用是在18个月后。”
大家顷刻之间静下来，个个瞠目结舌。
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觑。一笔向中国大宗销售飞机的买卖已经风传了好几个月。这桩生意被许多新闻报道认为“已是迫在眉睫。”但在诺顿公司内部，没有任何人拿它当真。
“这是真的，”马德说，“我也没必要跟你们说这笔交易的意义。这是一份价值80亿美元的订单，来自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飞机市场。这将会使公司有四年时间满负荷生产。它将使公司以坚实的步伐踏进21世纪。它将为我们开发N—22的改进型和设计新的宽体客机提供资金。哈尔和我都认为，这笔业务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马德把文件装进自己的小手提箱，然后啪地把箱子关上。
“我星期天飞北京，和哈尔会合，与中方代表签署这份意向书。他将会要求了解545航班发生的是什么问题，我最好能把情况跟他说明白，不然的话，他就会掉转身去和空中客车公司签约。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我自己会成为狗屎，这个公司也完蛋啦——今天在座的人一个也别想保住饭碗。诺顿公司的前途全仗着这次的调查分析啦。所以，除了结论，别的我什么也不想听。我要在一周之内拿到结论，明天见。”
他转身走出了房门。
作战室晨7时27分
“真是放狗屁，”伯恩说，“这就是他鼓动人干活的办法吗？”
文庄耸耸肩膀说：“他总是这一套。”
“你们怎么看？”史密斯说，“我是说，这很可能是个了不起的消息呢。埃格顿真从中国搞到意向书了吗？”
“我敢打赌他搞到了，”文庄说，“因为厂子里一直在悄悄地做安排。他们刚刚又建造了一套制造机翼的装备。这套装备马上就要运往亚特兰大。我打赌他已经把这桩买卖弄到手了。”
“不管他搞到了什么，”伯恩说，“我们得好好为自己担点心思才对。”
“这怎么讲？”
“埃格顿从北京得到的也许不过是一点试探性的东西。80亿美元毕竟是一笔大订单，谁本事大谁才能弄到。波音公司，麦道公司，还有空中客车公司，谁不在想方设法要把这笔买卖搞到手？中国人会在最后一分钟才把它交给他们想给的人。他们一直就是这么干的。埃格顿心里没底，担心成不了交，没法向董事会交代他怎么丢了这笔大生意，就想转移别人的视线。于是他怎么办？他就把过错推给马德。那么马德又怎么办呢？”
“马德就说成是我们的错，”文庄说。
“对，这个太平洋航空公司航班的事件让他们可以左右逢源了。如果和北京方面成交，他们就是英雄。而要是这笔买卖做不成的话……”
“那就是我们把它断送掉的。”文庄说。
“对，我们就变成毁掉这笔80亿美元生意的罪魁祸首了。”
“好吧，”文庄说着站起来，“我想我们最好去看看那架飞机吧。”
管理大楼上午9时12分
诺顿飞机公司新任总裁哈罗德·埃格顿正在十楼的办公室里，凝视着窗外的厂区。埃格顿是个大块头，在橄榄球队当过攻击型后卫，嘴边老带着微笑，但双眼透着冷漠和戒备。他以前在波音公司工作，三个月前才被请来改善诺顿公司的市场销售。
约翰·马德这时走了进来。埃格顿转过身，双眉紧锁，面对马德。“这场该死的乱子，”他说，“死了几个？”
“3个。”马德说。
“基督啊，”埃格顿说完摇了摇头，“怎么这时候偏偏发生这种事？意向书的事你向调查组吹过风了吗？告诉过他们这有多紧急吗？”
“我向他们通报过了，”
“这个星期能把事情解决吗？”
“我自己主持这个小组的工作。我会把它摆平的。”马德说。
“新闻界怎么样？”埃格顿还是忧心忡忡，“我不想让传媒关系部来处理这事。本森是个酒鬼，记者们都恨他。工程师们又干不了这事，他们甚至连英语都说不好，老天在上——”
“我已经安排好了，哈尔。”
“你自己出面？我不想让你去和新闻界打交道。怎么能让你去干这种事呢？”
“我明白，”马德说，“我已经安排辛格顿去对付新闻界。”
“辛格顿？那个质保部的女人？”埃格顿说，“我看过你给我的那盘录像带，就是她和记者谈达拉斯机场事件的那盘。她长得很漂亮，但做起事情来还是有板有眼的嘛。”
“对，我们要的就是这种人，不是吗？”马德说，“我们要的是诚实无欺和纯美国式的直言不讳。而且她很能即兴发挥，哈尔。”
“她最好是有这种本事，”埃格顿说，“如果那些王八蛋惹什么乱子的话，她就得好好表现表现啦。”
“她会的。”马德说。
“我不想看见任何事情毁了我们和中国的这笔买卖。”
“谁也不想看到，哈尔。”
埃格顿若有所思地朝马德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最好对这事真能放明白些。”他接着又说：“因为我才不在乎你娶了什么人当老婆——如果这笔生意做不成，好多人都会被撵走。不会只是我一个人。很多人都会被碾碎的。”
“我知道。”马德说。
“这女人是你找的，她是你手里的牌，董事会知道这一点。如果她出了任何差错，或者是事故分析小组出了差错，你就完蛋啦。”
“绝不会出什么岔子的，”马德说，“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最好是能控制得住。”埃格顿说着，又掉转身朝窗外望去。
马德走出了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