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这天夜里，我睡眠很糟糕。我梦见这条从往昔突然冒出来，而后又消失的狗。早晨，我精神状态良好，而且，我确信，它和我都不再会有任何危险。任何车子都永远不可能压垮我们。
还不到七点。沿河街道上有一家咖啡馆开门营业了，在那儿我曾经遇见博维埃尔。那次，我曾把我父亲的旧地址簿塞进我那上衣的口袋里。我总是在我的口袋里放一些东西：一册《天体奇观》，或米什兰版的卢瓦尔一歇尔省地图。
我坐在靠近玻璃窗户的一张桌子旁。那儿，桥的另一头，地铁列车的车厢一批批地消失。我翻阅电话簿。我读着用不同颜色——蓝的、黑的、紫的——墨水写的名字。紫色的名字好像是最早写的，属于那种更加用心写的笔迹。其中有几个名字已经被划去。使我大为惊讶的是，我注意到有相当多的名字后的地址，就是我现在所待的这一带的街道。我收藏起这本子，并重抄如下：伊凡．萨珀什尼科夫，保尔一多梅尔大街1号，克莱贝尔7346。
居伊·德·瓦赞，雷努阿尔街23号，雅斯曼3318。
尼克·德·莫戈里，阿尔博尼花园广场14号，特罗卡代罗658l。
托迪·韦纳，施费尔街28号，帕西9090。
玛丽·契尔尼谢夫，帕西堤街30号，雅斯曼6476。
又是帕西堤街30号：亚历克西·穆塔法罗，奥特伊7066.
下午，我出于好奇心，按照这些地址去了几个地方。总是同样的浅色墙面，带有玻璃窗和大阳台，如同阿尔贝一德慕大街4号一样。我猜想，有人认为这些楼房拥有“现代化设备”和某些特点：地面取暖，地板不是镶木的，而是大理石铺面，拉门，仿佛是在海上的一艘固定不动的大型客轮上。然而，在这显而易见的豪华背后则是贫困。我知道，自年轻时代起，我的父亲便常常居住在这类房屋里，但他不付房租。冬天，在四壁萧然的居室里，电被切断了。他是那些行踪多变，从来就居无定所，也不留下任何痕迹的过客之一。是的，是那些别人后来难以证实其存在的人。积累确切的详细材料也无济于事：诸如电话号码，院子里标有不同楼层的字母。这就是为什么那天夜里，在阿尔贝一德慕大街4号，我感到有些气馁。如果我跨过那扇通车辆的大门，我也许一无所获。正是这一点使我止步不前，而不是怕被人当作二流子追问。我穿过大街小巷，继续寻找，那儿的一切都呈现一种表面的奢华。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同一名想在空地测量登记的土地丈量员所做的一样徒劳无用。然而，我暗自思量：“重新找到某个叫雅克琳娜．博塞尔让的女子，是否真的超越你的能力呢?”
26
我记得那天夜里，我读到《天体奇观》论述南极星座那一章的中间时，中断了阅读。我走出旅馆，没有把房间钥匙留给服务台，因为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想去买包烟。惟一一家还在营业的咖啡一香烟店位于特罗卡代罗广场。
我从沿河街道登上阶梯，然后，经过那个小地铁站，我以为听见了“帕西舞园”的鹦鹉用它哽住的声音在反复地说：“湖绿色的‘菲亚特’，湖绿色的‘菲亚特，”。玻璃后面还有灯光。他们在打扑克牌。我感到很惊讶，一个冬天的夜晚，却如此温和宜人。前几天，下了雪，下面，人类博物馆前面的花园里还有斑斑点点的残雪。
当我在那家高档咖啡馆里买烟的时候，一群旅游观光客正坐在露天座的桌子旁。我听见他们朗朗的笑声。我很吃惊，人们竟然把这些桌子放在外面，一瞬间，我感到一种眩晕。我暗想，我是否搞错了季节。但是，没有哇，这里，树木已然落叶，还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夏季才会回来。几个月以来，我在这样的严寒中，在这样一团我不知道是否有朝一日会散开的浓雾中行走。希望一边用麦管吸橙汁，一边进行日光浴，这是否真的对生活要求太多了呢?我待了一会儿，呼吸空地上弥漫的海的气息。我想起了那天夜里的那条黑色的狗，它从那么远，越过了多少年月，来到我的身旁??多么愚蠢啊，竞没有记住它颈圈上的电话号码??
和那天夜里一样，我取道威纳兹街。这条街总是半明半暗。也许那儿停电了。我看见酒吧或餐馆的招牌闪闪发亮，但是光线是如此微弱，人们难以看清那一堆车身的阴影，它正好停在这条街拐角前面。当我到了那里的时候，我内心不禁一阵激动。我认出了这辆湖绿色的“菲亚特”。的确，这并不是什么意外，因为，对于找到它，我从来就没有灰心过。必须要有耐心，就是这样，而我觉得自己有着极大的耐心。无论下雨或是下雪，我都准备在街头久久地等候着。
缓冲器和其中一块挡泥板已经损坏。在巴黎，当然有许多湖绿色的“菲亚特”，但是，这一辆明显带有事故的痕迹。我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我的护照，索里耶尔让我签名的那张纸折叠好了正放在里面。是的，是一样的车牌号。
我仔细察看车的内部。后排座位上有一只旅行袋。我可以在挡风玻璃和刮水器之间留一张便条，写明我的姓名和“弗雷米埃”旅馆的地址。但是，我想要立刻弄个明白，做到心里有数。车恰好停在餐馆前。
于是，我推开浅色的木门，走了进去。
亮光从酒吧台后的一盏壁灯洒下，使得两边沿墙摆放的几张桌子置于昏暗中。然而，我却在我的记忆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墙壁，上面张挂着红色天鹅绒帷幔，帷幔已十分陈旧，甚至好几处已被撕裂，仿佛很久以前，这个地方曾经有过富丽堂皇的全盛时期，不过，没有人再来到这里。除了我。当时，我还以为我是在歇业以后进去的。一名女子坐在酒吧台那儿，她身穿一件深棕色的大衣。一位身材和脸庞都像赛马骑师的年轻人正在清理桌子。他盯着我，问道：“您要点什么?”
说来话长。我向酒吧台走去，我没有去坐在高脚圆凳上，而在她身后停住了脚步。我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她吓了一跳，回过头来。她眼神惊讶地盯视我。一道长长的伤痕在她前额划过，正是在眉毛上面。
“您是雅克琳娜·博塞尔让吗?”
我对自己竟然用这样冷冰冰的声音提这个问题而感到惊奇，我甚至觉得，是另一个人在替我说话。她默默地打量我。然后，她垂下眼睛，她的目光停留在我那羊皮衬里上衣上的污迹，然后，再往下看，落在我那露出绷带的鞋子上。
“我们已经在方尖碑广场那儿见过面??”
我觉得我的声音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冷漠。我一直站在她的身后。
“是的??是的??我记得很清楚??方尖碑广场??”
她眼睛一直盯住我，并冲我微笑，是带有一点讽刺性的微笑，同那天夜里——我觉得——在囚车里的笑容一模一样。
“巾．许我们可以坐下来??”
她指指一张最靠近酒吧台的桌子，那张桌子还铺着白色的桌布。我们俩面对面地坐着。她把自己的酒杯放在桌布上。我暗自寻思，里面可能盛的是什么酒。
“您应该喝点什么，”她对我说，“来点提神的??
您脸色很苍白??“
她十分认真地说这句话，甚至带有一种体贴的严肃，直到现在为止，谁也没有向我这样表示过。为此，我感到局促不安。
“跟我一样，来杯‘玛加丽塔’??”
那赛马骑师给我拿来一杯“玛加丽塔”，然后，他就从吧台后面的一扇玻璃门走了。
“我不知道您已经离开诊所了。”她对我说，“我有几个星期不在巴黎??我本打算去打听一下您的情况??”
过了几十年之后，我依然觉得，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面对面坐着的这个地方十分阴暗。我们坐在黑暗中，就好像在眼科医生的诊室里，医生在您眼睛前渐渐地放上不同强度的镜片，使得您最终能够辨认在那一头的发光板上的字母。
“您应该在诊所里待的时间更长些??您溜走了?”
她又微笑起来。时间更长些?我不明白。荧光屏上，字母还是模模糊糊。
“有人叫我出院。”我对她说，“一位索里耶尔先生来找我。”
她好像十分惊奇。她耸了耸肩。
“他没有跟我说起过??我想他怕您。”
怕我?我从来没有想到让什么人害怕。
“他觉得您有点儿古怪??他不熟悉像您那样的人??”
她看上去神情尴尬。我不敢问她，在这个索里耶尔眼里，我究竟古怪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