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 宗
原文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征科，自立色目，新旧相仍，不知纪极。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统于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直解 这一段是记唐时设制两税赋法缘繇。版籍，即今黄册。主，是土居。客，是流寓。唐时人丁，以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成丁。度支，是总理财政之官。唐初，赋敛之法叫做租、庸、调。每丁授田百亩，计亩起科，上纳田粮，谓之租，即今之地粮也。每人一丁一年有二十日在官差使，若免了差使，每日折绢三尺，谓之庸，即今之丁银也。每户各随其所出，上纳绫、绢等项，谓之调，即今之门银也。当时粮差只有这三样，再无别项科派，行了百余年。至玄宗之末，法久弊生，版籍已渐坏了，所载田地户口，多非实数。及至肃宗至德年间，兵戈纷扰，用度烦费，各处追征钱粮，催督紧急，当时取办又无一定之法，添设许多钱粮衙门，如盐铁度支、转运等使，都不相统摄，各人任意征科，自立名目，旧管衙门派了一番，添设衙门又派一番，新旧相仍再无休息，非复唐初租庸调之制矣。至是宰相杨炎建议，改为两税之法，先算各州各县每年应该存留费用若干，又算起运上供钱粮该用若干，而后取之于民，量其出之多寡，以为入之轻重。户不分土著、流寓，只查见居何州县，即上册寄籍；人不分成丁、中男，只审其家之贫富以为差等；为行商者，所在州县估其货物，三十分中抽取一分，使与居民一样应役，不得侥倖便利。至于居民赋税，分为秋、夏两季追征，故谓之两税。其租、庸、调旧法，并后来加派杂徭，尽为罢革。天下财赋，都着度支总领，别项添设使职不得专制，其所议如此。德宗以为便民，即于登极改元赦令中，即将此条开载，命各处守臣查核百姓丁产等级，通行此法。繇是两税定赋，遂为历代相沿通制，以迄于今矣。
原文 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皆倚办于晏。晏有精神，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值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贱甚贵之忧。
直解 县官，指朝廷说。不赀，是无量的意思。觇，是窥视。德宗时，刘晏为转运使，专理财赋。初，安禄山、史思明作乱，数年之间，兵戈扰攘，百姓死亡逃窜不可胜数，天下户口十减其八九，税粮无从出办，又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都自占用，不供给朝廷，所以府库之财，日加耗竭。且中国多事，每有征讨，又戎狄岁岁犯边，各处调重兵屯宿防御，军饷都仰给于朝廷，所费不可限量，凡一应军国之费，都只靠着转运使刘晏一人经理。然刘晏素有精神，能理烦治剧，又多机识，能随机应变，凡天下财货，有无通融都设法区处，曲尽其妙。常谓公私所以不足，只是物价未平，或甚贱甚贵，莫能流通故耳。乃多用工食雇募善走之人，沿途设递相望不绝，使窥探四方物价，星夜传报，虽在远方，不数日都达转运使司。一应粮食货物，如某处多余则官为之疏通，使不至太贱；某处缺少则官为之接济，使不至太贵。一轻一重之权，皆在其掌握之中。自是利归于官，既可以佐国家之用，而物价常平，天下亦无甚贱甚贵之忧，盖公私俱便矣。
原文 晏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捡簿书，出纳钱谷，事虽至细，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逮。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直解 句捡，是查理。符牒，即文书。刘晏为转运使时，常以为办集众事，在于得人，故其经理财赋，必选择一般通达敏捷、精力强悍又廉洁勤励的人，方肯委用。至于查理文书、收放钱粮有干系要紧处，事虽至小，必委那读书出身的士人掌管。其左右掾吏只令书写文牒，不许轻出一言，有所干预。所以然者为何？晏常说：“士人所志远大，爱惜名节，一陷赃私贿赂，犯了清议，即沦弃终身，不为时用。他看得名重似利，故多务清修，纵使居财货之地，不肯便去干染。吏胥资革原卑，虽苦行廉洁，也终不得显荣。他看得利重似名，故多有贪污，若使掌管钱粮簿书，定是有弊。所以只用士人，不用吏胥。”然其理财之法，惟晏能行之，他人效之者终莫能及。其船场、巡院要紧繁剧之官，晏俱加意拣择，必尽一时之选，不肯轻授一人。故自晏之后，但是掌管财赋有名的人，多是他旧日属官，其能用人如此。按刘晏用人之法，不止可施于理财，即帝王治天下之道，亦不外此。然士人固多为名，亦繇上人爱重他，故不肯苟且；吏胥固多为利，亦繇上人轻贱他，故无所顾惜。如两汉之时，经术吏治相兼进用，往往有起自刀笔为名臣者。可见人才之用无常，全在上之人所以鼓舞作兴者何如耳。此又用人者所当知也。
原文 晏又以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若干蠲免，某月须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繇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
直解 知院官，是各道掌巡察的官。买谷米叫做籴，卖谷米叫做粜。不稔，是谷不熟。史臣记说刘晏理财，不是敛民以足国，以为财用不足皆户口消耗之故，若户口滋多，则生之者众，赋税自广，何患不足，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于诸道各设知院之官，使时时巡察州县利病，每旬月，必开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关白使司。如丰处谷米有余则增价而籴，使不积于无用；歉处谷米不足则减价而粜，使不苦于艰食；或歉处多杂货，就将谷米易买之彼中，以供官用；或丰处少杂货，就将所易的于彼处卖之。其有无相济，变通不滞如此。又以民之饥荒，朝夕待哺，若待其申请而后济之，则展转废时，民不沾惠，乃令知院官先时巡察，才见某州某县有凶荒不熟的端绪，便预先酌量分数申报使司，某处须蠲免几何，某处须救助几何，晏即预为经理。至期，不待州县申请，就奏行蠲免救助，应民之急未尝后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恤之也。自是民得安居乐业，无流离死徙之患；户口日益蕃息，比初时增了三分之一，而赋税渐广，国用充足矣。夫自古言利之臣，莫不以聚敛为富国，以蠲助为病国，卒之国与民两受其病。晏独以养民为先，通其有无，时其蠲助，使天下沾实惠，而国亦未尝不足，可谓知理财之要矣。有天下者，慎无剥民以富国哉！
原文 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完矣。若遽与之屑屑较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其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以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晏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
直解 扬子，即今直隶仪真地方。锱，是八两。铢，是半分。史臣记刘晏为转运使，于江、汴、河、渭各造运船，在扬子地方置十处官场造船，每船一只给与料价钱千缗。或曰：“造船所用实不及五百缗，恐虚费太多。”刘晏说：“不然，费用固当节省，然论大计者不惜小费，人凡举一事，必须为永久之虑，不要只算目前。今创立船场，执事人役众多，必先使他私用宽裕，不至窘急，则所造官物自然坚固完实。若屑屑计较于锱铢之微，使之无所利赖，必不乐就，且弊孔定不能革，徒使官物不得坚好，安能久行乎！后日掌漕运的必有患吾所给太多而减之者，若但减得一半以下犹可支持，若过一半则不能运矣。”刘晏没后五十年，有司果将造船之费减了一半，至懿宗成通年间，有司估价犹以为多，乃计算他造船一只实费多少，照数给与，无复羡余。繇是所造之船越发脆薄易坏，不能行远，而漕运之法遂废，果如刘晏之言也。刘晏为人勤敏强力，掌管天下钱粮，事务丛集，他不论事之优闲繁剧，必于当日决遣，不使留至明日。文移上下绝无停滞，吏胥人等无繇作弊。因他才力过人，万事处置得法，一时国课充足，公私两便，后来言财利者皆不能及也。盖唐时善理财者莫过于刘晏，故史臣记其事独详。至于论大计不惜小费之语，真经国之远猷，万世所不可废也。盖天下之事，要图经久坚完，财必不可省，要图目前节省，事必不能就。世有动大众，兴大役，而以费半功倍，炫一时之功者，而不知其成易坏，则其费愈多，不惟无益而且有损者也。为国者可不察哉！
原文 子仪为上将，拥兵，程元振、鱼朝恩谗谤百端，诏书一纸征之，无不即日就道，繇是谗谤不行。尝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年矣！”李灵曜据汴州作乱，公私物过汴者皆留之，惟子仪物不敢近，遣兵卫送出境。
直解 汴州，即今河南开封府地方。史臣记唐自安史之乱，宗社几亡，赖郭子仪克服两京再造唐室。那时大盗虽除，中外多事，子仪身为大将，总统兵马，功烈既高，声势又重，权倖小人如程元振、鱼朝恩等，平素嫌他不来附己，嫉妒他的功业，早晚在天子面前百般谮毁，说他强梁难制，恐为国患，天子心中不能无疑。然子仪忠顺小心，朝廷但有片纸召他无不即日起程，不敢时刻淹缓，与其余将帅拥兵倨傲者不同，繇是天子知子仪纯心为国，无有他念，程元振、鱼朝恩虽终日谗谤，毕竟不听信他。是时藩镇跋扈，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最称强悍，子仪尝遣使至承嗣处，承嗣西望之，指其膝谓使者说：“此膝不屈于人久矣，今日特为令公下拜耳！”又汴宋留后李灵曜，窃据汴州作乱，凡公私财货经繇汴梁过者，都强夺留下，不肯放行，惟有子仪的物货乃不敢近，且遣兵护送出境，以防他盗。盖繇其忠诚之至，无感不通。故上为主所信，而谗间者沮其谋；下为众所归，而强暴者服其德。不徒以其功绩之茂也。
原文 校中书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钱二万缗，私产不在焉，府库珍货山积。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为朝廷显官。诸孙数十人，每问安，不能尽辩，颔之而已。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辈皆出麾下，虽贵为王公，常颐指役使，趋走于前，家人亦以仆隶视之。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
直解 中书令，是宰相职名。唐时考课之法，一年一考。颔，是点头。口傍为颐。颐指，是以口指使。史臣又记说郭子仪历事三朝，为中书令极品官，凡经二十四考，其久如此。官高禄厚，每月俸钱所入多至二万缗，其田庄房产所入还不在此数内，所以他府库中珍货堆积如山。家中人口多至三千，有八子、七婿，都做朝廷显官。诸孙数十人，每至子仪处问安，人多不能尽辩，只点头而已。当时领兵大将如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辈，起初都在子仪麾下为偏裨小校，后来繇子仪任用提拔，各以才能树立功业，皆为节度使、副元帅，封户数百，贵为王公。虽是这等贵盛，子仪还照先日颐指役使，令奔走趋命于前，如仆隶一般。即家人见此三人，亦以寻常仆隶视之，不觉其为王公也。是时子仪忠诚孚于人心，勋业盖乎宇宙，天下之势，悬衡在他一个人身子上，有他则天下安，无他则天下危，如此者将至三十年。唐祚所危而复安不至中绝者，子仪之力也。凡人勇略震主者身危，子仪则功盖天下而主不疑；凡人处高位者多惧，子仪则位极人臣而众不疾。晚年勋爵崇隆，子孙贵盛，其所自奉虽若穷奢极欲，然人亦皆视为宜然，不以为非也。年至八十五，竟以令终。其麾下将佐后来相继立功，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不特浑瑊等数人而已。夫自古人臣建大功于国，苟非遇明昌之代，鲜有不蹈危疑之灾者。唐之中叶，肃、代及德，暗陋多忌，一时建功之臣若建宁之与定大计，光弼之荡除巨憝，皆鲜克令终，甚者父子不保，其时可知也。乃子仪忠义天值，一以至诚不二之心，始终不渝，卒至见信猜忌之主，安定国家，完名令终，可为万世人臣之矩范矣。
原文 初，上在东宫，闻监察御史陆贽名，及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数问以得失。时两河用兵久不决，赋役日滋，贽以兵穷民困，恐别生内变，乃上奏，其略曰：“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又曰：“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灾。”又曰：“无纾目前之虞，或兴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
直解 两河，是河南、河北地方。德宗初为太子在东宫时，即闻监察御史陆贽的才名。及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在禁中侍直，常常访问他以朝政得失。那时两河藩镇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连兵拒命，朝廷调各路兵马讨之，相持数年，胜负不决。军饷之费每月至一百余万，赋税差役日日滋多，民间不胜其苦。陆贽见师老财匮，人心不安，恐别生内变，乃上疏陈奏，其大略说：“国家用兵，欲克敌制胜，不在兵之多寡，要紧在将得其人；朝廷驾驭将帅之方，又在操得赏罚之柄，以鼓舞激劝之。将非其人，则调练无法，调度失宜，兵虽多亦不足赖；操失其柄，则赏不当功，罪不当罚，将虽才亦不为用。”又说：“主将若不能驱使兵士，朝廷若不能驾驭将帅，必至旷日持久，不能成功，不但虚费钱粮，养成危乱，且恐法度不行，终为大害。就如火一般，若不收敛戢灭，光焰一起反自焚烧，其灾非小。”又说：“当今事体，不要只益兵讨贼，图解眼前的近忧，还恐或兴起意外的祸患。盖百姓是邦家的根本，必百姓安然后国安。财货是百姓的心，必轻徭薄赋，然后得民心之归向也。若征科太急，剥削太甚，则必伤民之心。民心既伤，则邦本不固，卒有异外之变，必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譬如树木，其根本既伤，其枝条必皆颠瘁，无复生意矣。然则欲固邦本，岂可不救人心；欲救人心，岂可不轻赋役哉！”按陆贽此言，极为切要。盖将兵之权，繇于将将；足兵之道，本于足民。二者内修外攘之大机也。德宗当强臣跋扈之时，以猜忌待群下，既无御将之权，而横征暴赋，竭泽以渔，又敛万民之怨，卒致播迁之患，非不幸也，可以为永鉴矣。
原文 又论关中形势，以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之半，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渐久，武备浸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陛下追想及此，岂不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神策六军之兵，继出关外。关辅之间，征发已甚，宫苑之内，备卫不全。万一将帅之中，有如朱滔、希烈，或负固边垒，诱致豺狼，或窃发郊畿，惊犯城阙，未审陛下复何以备之！陛下倘过听愚计，所遣神策六军李晟等及节将子弟，悉可追还。明敕泾、陇、邠、宁，但令严备封守，仍云更不征发，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罢京师及畿县间架等杂税，则冀已输者弭怨，见处者获宁，人心不摇，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直解 陆贽又与德宗论关中形势，说道：“王者虽以尚德为要，然必积蓄威力使人心詟伏，然后恩德可以宣布。若专用恩惠，偏废了威，则纪纲不振，而国势危。王者虽以四海为家，然必自居于重，以驭其轻，使天下之势在己，就如持着刀剑把柄在手，才得宰割方便。若轻重倒持，则必受制于人，而事势逆。夫王者建都所在，乃四方根本，必根本坚固，乃可以控制四方。故天下大势，当使王畿重，四方轻。昔太宗既定大业，于各路设置折冲诸府统率官兵，分属京师禁卫，总计天下诸府共有八百余所，而在关中畿辅之地者乃有五百。举天下之兵不及关中一半，使京畿之势常重，四方之势常轻，其居重驭轻之意明矣。自后承平渐久，武备浸微，虽府卫之名犹存旧制，而兵马缺乏，不复练习。至于玄宗崇尚边功，强兵劲卒尽在北边，于是天下大势偏重在外，京师反轻了，就如倒持刀剑，以把柄递与人的一般。于是安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旦举兵叛逆，其势洶涌，恰如洪水滔天，东西两京相继失守。所以致此者，皆因畿辅空虚，禁兵单弱，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本之虑。故意外之变起于仓卒，征兵四方急不能救，前事不远可为明鉴。陛下若追思及此，岂不为寒心哉！今拱护京畿止有朔方、太原诸镇，守卫宫阙止有神策六军，自两河用兵以来，先后调遣马燧、李怀光统率朔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李晟、哥舒曜统神策六军之兵，继出关外。关辅之间，征发兵粮，搜括太甚；官苑之内，禁军尽出，守卫多缺。腹心之地空虚至此，万一各镇将帅中，有如朱滔、李希烈之辈，生心不轨，或是负固于边垒，诱引蕃夷合谋入寇，或是窃发于郊畿，乘虚作乱，惊犯城阙，那时京畿无出征之师，仓卒又不能入援，不知陛下将何以备之！祸机所伏，真可为寒心也。陛下倘误听臣之愚计，所遣神策六军将士李晟等，并近日节将子弟召遣东征者，尽数取回，以守卫宫阙。明诏泾原、陇右、邠宁三镇只着严备封守，再勿调发，使知各保安居，皆有固志。又降恩诏，将京师及畿内各县近日所添间架等项杂税，尽为停罢，庶乎民之已输纳者可消怨望，兵之未调发者又得宁居。人心不摇，则根本牢固。四方例僭乱从容图之，当渐次可平也。”陆贽此言，于当时事势甚为切当。德宗方锐意用兵，竟不能用。夫居重驭轻之势，在王畿固所当先，而防微虑患之机，在禁地尤为至要。士庶之家，门户堂室犹当严谨，况人主九重之居，而守卫不全，岂不深可虑哉！然当时所谓禁兵，自调征外虽列名尺籍，日给官饷，其实身居市井，自不知兵，虚名而已。以故泾原叛卒，称兵向阙，召禁军无一人至者，而车驾遂出奔矣。使早从陆贽之言，以根本为计，岂至是哉！
原文 上与陆贽语及乱故，深自克责。贽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繇人事。”贽退，上疏，以为：“陛下征师日滋，赋敛日重，内自京邑，外洎边陲，行者有锋刃之忧，居者有诛求之困。是以叛乱继起，怨讟并兴。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谏诤之列，有备卫之司，见危不能竭其诚，临难不能效其死，臣所谓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岂徒言欤！”
直解 洎字，解做及字。怨讟，是怨谤。德宗时，因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召泾原等道兵马讨之，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统兵至京，其军士亦乘间作反。那时京师禁兵只有空名在籍，召之并无一人至者，德宗仓卒无计，遂出奔奉天以避之。姚令言就迎先任卢龙节度使朱泚为主，据了京师。朱泚日夜围攻奉天，德宗在围城中与陆贽说致乱根繇，引为己过，深自切责。陆贽对说：“今日之患，陛下固当引以自责，然使在位群臣各效其职，其祸必不至此。以臣看来，都是群臣之罪。”德宗又说：“国家治乱亦有定数，先年术士桑道茂预知朕有离宫之厄，说奉天有天子气，今日朕逃难至此，可见天数已定，非尽繇于人事也。”贽退而上疏，说道：“祸福之来，未有不因人事感召者。陛下三年之间，锐意讨贼，两河之役一时并兴，今日征师于泾、陇，明日征师于邠、宁，既无虚日；今日赋商钱僦质，明日税间架、陌钱，又无宁时。所以内自京邑，外及边陲，行军者委身于敌，有锋刃之忧；居家者输财于官，有诛求之困。人心洶淘，衅孽日生，致叛乱之谋相继而起，怨谤之语杂然而兴。当是时，谁不知非常之变近在目前，只陛下不闻耳。夫朝廷设立群臣布列左右，正欲其事事尽言，人人尽职，持其危而扶其颠耳。今陛下大之则有股肱之臣，近之则有耳目之任，居言路则有谏诤之列，任兵戎则有备卫之司，平居高爵重禄，未尝之人，乃至见天下之危，皆闭口不言，谁能先事而竭其诚悃？当大难之冲又袖手无措，谁能临事而致其死力？至使乘舆播越，君辱国危，国家何负于臣，而泄泄若此。臣所谓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者，信非徒言也。”按当时群臣非惟不能谏，不能死，实导之。其重敛也，以韦都宾、赵赞等；其禁兵不至也，以白志贞等。至欲以百口保朱泚之不反，则卢杞之罪尤有不胜诛者。然以贽之恳疏，而德宗犹不悟，复信杞言以激李怀光之变。唐祚之不振，其君臣皆不得辞其责矣。
原文 “臣闻理或生乱，乱或资理者，有以无难而失守，有因多难而兴邦。今生乱失守之事，则既往而不可复追矣；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何忧乎乱人，何畏乎厄运！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袄袄当作妖。氛，旋复宫阙而已。”
直解 理，是治。妖氛，是邪气，以比当时乱臣。陆贽疏中又说：“治乱之机，每相为倚伏。故有当治平之时，不期于乱，而或以生乱者；有遭危乱之祸，不期于治，而或以资治者；有因国家无难，而反失其守者；有因国家多难，而反以兴邦者。盖太平无事之时，君心怠肆，人事多不能修，故天降之祸，致生乱而失守；艰难多事之时，君心警惕，人事不得不修，故天降之福，致资理而兴邦。其机在人而不在天，此无足疑者。今日之患，正坐生乱失守之弊，其事已往，不可复追矣。其资理兴邦之业，则在陛下惕然自奋，以天命为必可回，以治平为必可复，兢兢业业，克励而谨修之，则转祸为福，捷于影响。寇兵虽炽，寻当伏诛，何忧乎乱人；大运虽危，寻当复泰，何畏乎厄运。且自此而益加勤励，勉勉不息，所以资理者在是，所以兴邦在是，升平之业，致之有余，岂但荡除邪秽，旋复宫室，仅仅守其故常而已哉！此臣所以断然谓天命繇人，而重有望于陛下也。”夫德宗惑于术士之言，方谓人不可胜天，而贽疏中专以克修人事为主，诚不易之论矣。然人君当患难在前，其克修也易；当太平无事，其克修也难。故资理兴邦之业，在中主亦可庶几，而生乱失守之事，虽英君犹或不免焉。此复隍之戒，日中之忧，所以必于丰泰之时也。有制治保邦之责者，尚鉴于斯。
原文 李怀光自山东来赴难，数与人言卢杞、赵赞、白志贞之奸佞，且曰：“吾见上，当请诛之。”既解奉天之围，自矜其功，谓上必接以殊礼。或以怀光之言告卢杞，杞惧，言于上曰：“怀光勋业，社稷是赖，贼徒破胆，皆无守心，若使之乘胜取长安，则一举可以灭贼，此破竹之势也。今听其入朝，必当赐宴，留连累月，当作日字。使贼入京城，得从容成备，恐难图矣！”上以为然。诏怀光直引军屯便桥，与李建徽、李晟刻期共取长安。怀光自以数千里竭诚赴难，破朱泚，解重围，而咫尺不得见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鲁店，留二日乃行。
直解 德宗以朱泚之乱，出幸奉天，贼兵攻围经月，城已将陷，那时得朔方节度使李怀光领兵入援，大败贼兵，奉天围解。怀光自山东来赴难时，思量这祸乱之繇，皆因卢杞为宰相，处置乖方，赵赞领度支，赋敛繁重，白志贞掌宿卫，卖放禁军，遂使贼徒倡乱，车驾蒙尘，都是这三人所致。恨其欺君误国，心甚不平，途中常与人说：“这三个是奸佞小人，我这一去若见了天子，必然奏请诛之。”及解奉天之围，自矜其功，指望朝廷召入行在，待以殊礼，却不知已有人将他路上的言语，说与卢杞知道。卢杞大惧，即设一计，奏德宗说：“怀光功业乃社稷所倚赖，贼徒为怀光所败，已惊惧破胆，虽逃入长安，亦皆无固守之心，若使乘胜进取长安，则一举可以灭贼，而神都克复在即矣。今若听其入朝，须当赐宴犒劳，留连累日，使贼入京城，得以从容设备，恐难图矣。”卢杞之言，虽似有理，其实是怕怀光入朝说他罪过，故假此疏远之。德宗不悟其诈，只道他说的是，即诏怀光不必入城朝见，直引军进屯长安城外便桥地方，与各镇节度使李建徽、李晟连兵讨贼，刻期共取长安。怀光自以从数千里外竭忠远来赴难，破了朱泚，解了重围，如此劳苦有功，而离行宫咫尺之近，不得一见天子，心中怏怏不乐，说：“我今已为奸臣所排陷，自此以后必不见信于朝廷，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奉天东南鲁店地方，逗留二日方行，盖已无心为国矣。夫当时奉天之围，真危急存亡之秋，怀光间关破贼，保车驾于围城之中，其功可谓大矣。德宗乃以卢杞之言不使一见，竟至于激反，岂不误哉！然卢杞之奸佞阴险，不独于怀光为然，如忌张镒之忠直，欲出之于边镇，则曰凤翔将校班秩已高，非宰相幸臣不能镇抚；忌颜真卿之德望，欲陷之于贼营，则曰真卿三朝旧臣，名重海内，人所信服。可见小人欲倾陷君子，若直指以为恶，人主未必肯信，必是阳称其美，以行排陷之计，然后听者不觉而堕其计中耳。此人主所当审察也。
原文 上问陆贽以当今切务。贽以向日致乱，繇上下之情不通，劝上接下从谏。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夫天在下而地处上，于位乖矣，而反谓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处下，于义顺矣，而反谓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约己而裕于人，人必悦而奉上矣，岂不谓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岂不谓之损乎！”
直解 乾、坤、泰、否、益、损都是《易经》上卦名。德宗在奉天城中，思寇兵难退，贼臣尚据长安，乃召翰林学士陆贽，问当今拨乱反治，何者最为切务。陆贽以祸乱之兴必有繇致，向日致乱，繇上下之情不通，今日之务，莫有切于通上下之情者。因劝德宗接下从谏，凡文武群臣朝见的时候，必特加延接，备询得失。至于上疏建言的皆曲赐嘉纳，惟取其有益于治，虽犯颜逆耳亦不必计也。又奏说：“圣人作《易》别卦取象，皆有深意。乾卦在下，坤卦在上，合而名之曰泰卦。坤卦在下，乾卦在上，合而名之曰否卦。巽卦在上，震卦在下，叫做益卦。其彖辞说，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艮卦在上，兑卦在下，叫做损卦。其彖辞说，损下益上，其道上行。夫乾，阳卦，其象为天，为君。坤，阴卦，其象为地，为臣。天在下，地处上，似于尊卑乖错，却反为泰者，盖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则万物化生，就如君臣交而庶政谐和的一般，所以取通泰之义。君在上，臣处下，似于尊卑之义为顺，却反谓之否者，盖上泽不下流，下情不上达，则治道壅隔，就如天地闭而万物不生的一般，所以取否塞之义。损上益下，如何反谓之益，盖上能省约自己用度，轻徭薄赋，使民生家给人足，那百姓每必欢忻感戴，乐出所有以奉君上，这是君民两得其利，安得不谓之益乎？损下益上，如何反谓之损，盖上若蔑视下民，横征暴敛，唯图肆行己志，那百姓每必生怨咨，甚者至于背叛，这是君民两受其害，安得不谓之损乎？夫明于损、益之义，则必散财得民，而君民之情可通矣。明于否、泰之义，则必虚己接下，而君臣之情可通矣。上下之情既通，将使和气充塞，万邦咸谧，何寇盗之足虑哉！”盖德宗天性严忌，以法绳下，不肯虚怀延访，与群臣相亲，故郡邑之志，不达于朝廷，朝廷之情，不通于殿陛，其上下之不交甚矣。又立间架、除陌之法，厚敛小民，聚天下之财，以充琼林、大盈二库，真所谓损下以益上者，是以群臣疑阻，众庶离心，逆贼内讧，强藩外叛，国之不亡者幸耳。否、泰、损、益之机，此非其大验耶！陆贽究祸乱之繇，反复开陈如此，不特一时之急务，诚万世君道之大端也。
原文 贽以人君临下，当以诚信为本。谏者虽辞情鄙拙，亦当优容以开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辩，则臣下何敢尽言。又曰：“臣闻仲虺赞扬成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歌诵周宣，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又曰：“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通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
直解 仲虺，是商汤的臣。吉甫，是周宣王的臣。阙，是过失。陆贽因德宗以推诚待下为悔，又恶谏官彰己之过，恐其猜忌益深，言路益塞，故上疏说道：“人君临御臣下，既赖之为股肱耳目，则当视之为腹心，一以诚信为本，无所猜防，乃是一体之义，正不当以推诚为失而悔之也。至于人君行政少有差失，为臣者分当谏诤，虽其词情鄙俗拙直，亦须曲谅其心，优容嘉纳，以开敢言之路。若是人君怀不信之心，而有拒谏之意，震之以雷霆之威，折之以聪慧之辩，则臣下人人自危，谁敢尽言，以犯不测之怒，后虽欲闻其过失，何可得哉！”又说：“人君所以拒谏者，只是恶人说他的过失。盖不知过失人所必有，亦自不妨，只要知而能改耳。故仲虺作诰以美成汤，曰：‘惟天锡王勇智，改过不吝。’吉甫作诗以诵周宣，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夫仲虺不称汤之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不美宣王之无阙，而美其补阙，则过之不必讳亦明矣，而人君又何以拒谏为哉！”又说：“人臣以身许国，莫不愿忠于上，人君以身临民，莫不求至于治，其相须亦甚殷矣。然而下每苦上之不得其理，上每苦下之不尽其忠，这是何故？盖因上下之分，大相隔绝，两情不得相通故也。夫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通于下，其相遇宜甚易矣。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又是何故？盖因上下之间，各有所失，其弊有九，不能尽去故也。”夫君臣本以义合，有了一弊，便为害义而不相合，况九弊不去，如之何能使两情之相通哉！然则为君为臣者，固当各去其弊，而感倡之机，又在人君以诚信为本而已。
原文 “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贤；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德。”上颇采用其言。
直解 愎，是刚狠。愞，是柔怯。陆贽疏中又说：“君臣之情不通，固繇于九弊之不去，然所谓九弊者，上之人有其六，下之人有其三。何谓上之六弊？一是好胜而不肯下于人，二是耻闻过而忌于直谏，三是骋辩给而折人以言，四是眩聪明而虞人以诈，五是厉威严而不能降情以接物，六是恣强愎而不能引咎以受规。这六件是君上的弊。何谓下之三弊？一是谄谀以阿君之好，二是顾望以希君之宠，三是畏愞以避君之威。这三件是臣下的弊。君有此六弊，则日尊于上而不肯顾其下；臣有此三弊，则日卑于下而不敢通于上。堂陛之间，交相疑忌，两情何繇而通，天下何繇而理。然则欲求治者，必通两情，欲通两情，必去九弊而后可也。”又说：“人君纳谏不违，非以彰过，适足增美。故谏者之多，繇我乐谏以来之也，岂不表我之能好；谏者之直，繇我奖谏以励之也，岂不示我之能贤；谏者之不实，至于狂诬，繇我能容之也，岂不明我之能恕；谏者之不密，至于漏泄，繇我能用之也，岂不彰我之能从。四者有一于此，皆为盛德之事，传之天下，载之史册，人君所以继成汤之改过，绍周宣之补阙，而显令名于无穷者，皆自此而得之矣。然则谏亦何亏于圣德，而顾欲讳之哉！”此疏既上，德宗感其言，颇采用之。按陆贽此疏，所以救德宗猜疑之失，而广其纳谏之路者，可谓恳切而著明矣。至所谓两情、九弊、四盛德之说，又可为万世之药石，不独为德宗发也。《易》曰：“上下交而志同。”《书》曰：“后从谏则圣。”自古及今，未有君臣乖疑，言路壅塞，而可以致治者。后世人君能以诚信感人，使臣下得毕志尽言，而无所疑惧，则两情通，九弊去，而盛德之事全矣，何太平之不可致哉！
原文 陆贽言于上曰：“今盗遍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所避忌，臣虽愚陋，可以仰副圣情，庶令反侧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诏书，虽狂将悍卒闻之，无不感激挥涕。上又以中书所撰赦文示贽，贽上言，以为：“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又以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假使赦文至精，止于知过言善，犹愿圣虑，更思所难。”上然之。
直解 陆贽在奉天城中，奏德宗说道：“今逆贼充斥遍满天下，车驾流离播迁，未还京邑，存亡安危，在此一举。向时朝廷行政用人，委有过误，所以人心离叛，祸乱遂成。陛下今欲拨乱反治，须是痛自引过，明告天下，以感动人心，方可转移。昔成汤遇七年之旱，祷于桑林，以六事自责，故能表正万邦，式于九围，王业勃然而兴。故虽贤圣之君，亦不以罪己为讳。楚昭王为吴兵所败，国灭出亡，国中父老送之，昭王说：‘父老可都回去，我虽失国，尔辈何患无君。’那父老感其善言，相与从之，遂复宗社。故虽败亡之君，一有善言，亦可以保国。今日之事，不过劳陛下一言而已，何惮而不为乎？陛下果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赦书诏令，痛为引咎自责之辞，无所避忌，臣虽愚陋，竭其思虑，亦可以撰拟诏章，仰副圣情，庶使反侧之徒，变其凶顽之心，而归向圣化也。”德宗是其言。后来奉天所下诏书，都是引过罪己，安抚人心的说话，各处藩镇，虽狂悖之将，凶悍之卒，听见诏书中的说话，无不感激流涕，投戈解甲，谢罪归降，而天下遂定矣。盖此时因改元肆赦，以故陆贽预有此请。德宗遂将中书省撰进赦文，与陆贽看，令其参酌详定。陆贽见赦文条款，多循旧套，不能动人，因奏说：“朝廷平日无实惠及人，有事之时，只靠这几句言语动人，其所感已浅矣。若言语又只泛常，无痛切之实，则人亦将以故事视之，谁肯归服。故今所下赦文，不得不过为罪己之辞也。”因将改革事条，开具以进。又说：“凡人有过失，能自家知道不为难，惟是知过而能改方是难事。言语辞令说得好不为难，惟是件件都能行方是难事。假使今日赦文，极其精切，亦止于知过言善而已。犹望圣虑更思其所难，过不止于能知，而期于能改；善不止于能言，而期于能行。庶乎人心可感，而太平可望矣。”德宗亦以为然，是以当时诏书感人如此之深也。按奉天赦文，实出陆贽之手，至今读之，犹能使人感动。况其时强藩梗化，未必有心造逆，或为谗邪所间，或为将校所推，不能自明，激而为变，一旦见人主开诚悔过，其忠义之心，固自有感发兴起者，所以一闻诏令，相率纳款。唐之宗社，几亡而复存者，陆贽之力也。
原文 上于行宫庑下贮诸道贡献之物，榜曰琼林、大盈库。陆贽以为战守之功，赏赉未行而遽私别库，则士卒怨望，无复斗志，上疏谏之。上即命去其榜。
直解 行宫，是天子驻跸的所在。庑，是两边围廊。榜，是房屋上悬的牌额。德宗在奉天，攻围既解，贡献稍丰，乃于行宫两庑之下别造二库，将各道贡献之物积贮其内，以为私藏，因题其额：一边叫做琼林库，一边叫做大盈库。陆贽以为昨在重围之中，诸将卒外御凶贼，内守孤城，五旬之间，死伤无算，卒赖其力，以收战守之功。今日财货稍余，正宜与士卒同利，乃赏赉未行，遽私别库，恐士卒从此怨望，不复有死斗之志，天下事尚未可知也。乃上疏，言：“天子至尊，不当复崇私货；士卒嗜利，不可使有怨咨。”反复千余言，甚为剀切，德宗始大悟，即令撤去其榜，示以不复私蓄，以安众心。夫人君以四海为家，其所操自有大体，所享自有大利，非惟不当私蓄，亦有不必私者。唐自天宝后，王等岁进额外之钱，积大盈库以供入主燕私，遂使万乘之贵，下同有司之守，亏体诲盗，为鉴不远，正德宗所宜深省也。而又踵行于大难甫夷之日，何其谬哉！然是时犹能听贽谋，其后为裴延龄所惑，至分建六库，以便己私，而贽且以力谏罢矣，岂非其贪鄙之性，可制于忧患，而不可挽于安乐欤！诚万世所当戒也。
原文 萧复尝言于上曰：“陛下践阼之初，圣德光被。自用杨炎、卢杞浊乱朝政，以至今日。陛下诚能变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倘使臣依阿苟免，臣实不能！”又尝与卢杞同奏事，杞顺上旨，复正色曰：“卢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谓左右曰：“萧复轻朕！”遂命复充山东西、荆湖等道宣慰、安抚使，实疏之也。
直解 德宗在奉天时，以萧复为宰相。萧复为人忠诚正直，不肯阿顺取容，已为德宗所不喜。一日又奏德宗说：“陛下即位之初，圣德昭明，光被海宇，天下想望太平。自从用杨炎、卢杞为相，炎则专以报复恩仇为事，杞又荧惑上听，排陷忠良，浊乱朝政，激成祸变，至今未已，天下皆知是此两人所致。今陛下诚能变更睿志，推诚纳善，图济艰难，臣敢不竭力辅导，以期匡复。若使臣依阿承顺以图苟免，不顾国家利害，则臣实不能也。”又曾与卢杞同在御前奏对，那卢杞所言都窥探德宗意旨，就顺那一边说去，全不管道理何如。萧复见其阿谀，即正色奏说：“卢杞所言，不是正理！”德宗愕然而惊，退朝与左右说：“萧复在朕前面斥卢杞，显是轻朕！”至是乃托言迁幸以来，恐江淮远方传闻过实，欲遣重臣抚慰，乃命萧复以宰相职衔充山南东西、荆南等道宣抚、安慰使，着他巡历江南一带地方，宣布朝廷德意。委任虽重，其实是出之于外，以疏远之也。夫大臣事君，惟匡救为难，若要阿谀顺旨，谁不能为。况上可以结主之欢心，下可以保己之禄位，揆之人情，亦孰不愿。但朝廷设公卿辅弼之臣，君德治道视之以为隆污，宁令阿意从欲，陷主子不义乎？古之大臣，所以忘身徇国，不惜苟免者，正以是耳。德宗乃以为轻君而斥之，忠邪倒置如此，欲求治安，其可得乎！
原文 上在道，民有献瓜果者，上欲以散试官授之，访于陆贽。贽上奏，其略曰：“自兵兴以来，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青朱杂沓于胥徒，金紫普施于舆皂。当今所病，方在爵轻，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人！若献瓜果者亦授试官，则彼必相谓曰：‘吾以忘躯命而获官，此以进瓜果而获官，是乃国家以吾之躯命同于瓜果矣。’视人如草木，谁复为用哉！”
直解 散试官，是有职衔而不管事的官。青朱、金紫，都是官员服色。胥、徒、舆、皂，都是衙门中役使的人。德宗既解奉天之围，李怀光恃功怨望，又率众作反，先遣其将赵升鸾入奉天约为内应。浑瑊知其谋，急请德宗幸梁州以避之。德宗在路上，有百姓以瓜果献者，德宗感其意，欲以散试官授之，问于陆贽。陆贽上疏，其大略说道：“国家所重者在名器，祖宗时未尝轻以与人。自兵兴以来，财赋缺乏，不足以供赏赐，乃权以官爵酬之，而职官之赏兴焉。其后滥施无度，日甚一日，穿青衣朱者纷杂于胥徒，拖金纡紫者遍及于舆皂，名器之亵，莫甚于此。今日之病正坐爵轻，朝廷设法以贵之，尚恐流弊已久，不能使重，况又自弃其法，将何劝人。且前此所授，犹谓其有死战之功也然且不可，今若献瓜果者亦以此授之，则彼有功者必相谓曰：‘我辈竭力排难，忘了躯命，仅得此官，他只进些瓜果也得此官，是国家以我辈躯命止值一瓜果矣。’视人如草木，后虽欲用人，谁肯复为用哉！此臣所以断谓其不可也。”按古之官人者，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自一命以上，非其人则不轻授，其重如此，士犹有轻之而不乐就者。后世或以入粟拜官，或以有功代赏，或以恩泽累赐，市井小夫，朝游里巷，而夕被章服，是朝廷先自轻之，欲人知所重而乐为用也，不亦难乎！陆贽此言，可谓切中时弊，诚万世人君所当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