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桓皇帝，是章帝第六子，河间王开之孙，名忠，在位二十一年。
原文 元嘉元年十一月，诏百官举独行之士，涿郡举崔寔，诣公车，称病，不对策。退而论世事，名曰《政论》。其辞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繇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知。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治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治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拑勒鞬辀以救之，岂暇鸣和銮，清节奏哉！昔文帝虽除肉刑，当斩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山阳仲长统尝见其书，叹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
直解 公车，是收天下文书的所在。结绳之约，是上古时风俗。古时未有文字，凡立契约，只用绳子打结为记。干戚之舞，是虞舜的乐舞。舜尝舞干羽于两阶，而有苗来格。平城之围，是汉高祖的事，高祖尝被匈奴围于平城，七日乃得脱。熊经鸟伸，是修养家导引之术。呼吸吐纳，是修养家炼气之术。骀字，解做脱字。衔，是马勒。牡，是牡马，古时以四马驾一车，呼做四牡。皇路，是大路。辀，是车前曲木，钩衡以驾马者。和、銮，都是铃名。和在车轼，銮在马镳。马走则马銮鸣，銮鸣则和应而有节奏。东汉自和帝以后，主威陵替，国纪不张，外戚中官，擅权用事，到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诏百官举天下独行之士。涿郡以崔寔应诏，荐举将来。崔寔诣公车，自称有疾，不能对策，退而作论一篇，讥切时事，叫做《政论》。说道：“自昔人君，孰不欲常治而无乱，然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繇人君承继先世，坐享太平，为日已久，遂生骄逸，风俗渐以敝坏，而上不悟，政事渐以衰废，而上不知，因循苟且，玩愒颓惰，不务讲求所以因时达变，振衰起敝的道理，以至于乱亡而不可救。夫为天下者，其道止有二端，不是宽，便是严。惟至德之世，无宽严之名，自非上德，则宽不如严，往往严的便治，宽的便乱。盖天下人心，全在这纪纲法度，以维持其涣散。而继世之后，多优游姑息，养成祸乱，所以常要励精振作，以严治之，而后不至于乱。怎见得是如此？但看本朝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综核名实，责任考成。有功的必赏，而卑贱不遗；有罪的必罚，而贵势不免。故严刑峻法，儆惕人心，内外奸宄，震慑破胆，都有所惩创。不敢为非，而海内清肃，天下宁静。如今算计他的明白效验，比于文帝之躬修玄嘿，与民休息者，反似过之，这便是严之则治。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优游姑息，或知其贤而不能用，或知其恶而不能去。嬖宠用事，贵戚擅权，遂致纪纲陵替，威福下移，人主操柄，始为奸臣所夺。至于王莽，遂篡汉室，究其祸原，实繇于此。这便是宽之则乱。夫严莫如宣帝，而天下愈治；宽莫如元帝，而天下愈乱。繇是观之，政道之得失，不必远求，近观二帝，亦可为明鉴矣。昔周之衰，齐桓公、晋文公以兵威纠合诸侯，其去文王、武王之道远矣。然孔子作《春秋》，常褒称齐桓公，嘉美晋文公，又叹管仲之功，以为民到于今受其赐。夫孔子岂不知美文武之道哉？亦以周道既衰，王纲不振，夷狄内侵，诸侯莫制，而齐桓、晋文能尊周室，攘夷狄，以明上下之分，故孔子犹有取焉。诚达于权宜，救乎时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因时立政，而世俗之士，每苦于泥古，不识变通，以为上古结绳之约，可复用之以治乱秦之绪，虞廷干戚之舞，可复用之以解平城之围，岂不迂哉！然则当衰乱之世，而惟欲德教之是用，宽政之是行者，何以异此。今以养身喻之，夫屈伸俯仰，如熊之经，如鸟之伸，以调其形，这虽是延寿之术，却不是治伤寒的方法；一呼一吸，吐故纳新，以调其气，这虽是引年之道，却不是接骨的药膏。若不问其病势之所急，但以此为良方，而概用之，则误矣。那为国之道，也如养身一般。当身子和平的时节，常常用粱肉以致养，若卒然有疾病，少不得用药石以攻之。这两件都各有所宜。夫为政者之有刑罚，即是治衰乱的药石；德教，是养太平的粱肉。粱肉虽不可以一日缺，而以之治病，则非所宜。药石虽可以疗病，而平居不可以常服。若用德教去除残贼，则过于姑息，是犹以粱肉治病，病不可除矣；用刑罚去治太平，则伤于惨刻，是犹以药石养生，反戕其生矣。所以善养身者，贵识攻补之宜；善为政者，贵审宽严之用。知用宽而不知用严者，犹知有补而不知有攻也。岂达权救敝之理哉！且自古及今，天运人事，相为循环，历代帝王，起初立法无有不善，到后来不免有敝。如今正承百王之敝，又遇着天运厄塞的时节，自和帝、安帝、顺帝，数世以来，朝政不纲，主威日替，权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多以恩贷，惟事姑息，就似乘车的一般。这纪纲法度，庆赏刑威，乃人君御天下之衔辔也。今国政废弛于上，人心纵恣于下，如驭马的人，失了韁辔，驾车的马，脱了衔口，以致四牡横奔，无可控制。纵是大路，亦成倾险，势必倾覆。到这时节，方将约结其衔勒，缠束其辀衡以救之，尚恐不及，又何暇鸣和銮，清节奏，雍容如平日哉！今当纪纲废坠，上下陵夷之时，必须用严，方可救济，若复从宽纵，将至于长恶容奸，国势衰替而不可复振矣。昔文帝之世，号称治平，人见他除去古时肉刑，只说是一切从宽，不知那时肉刑虽除，然罪该斩截右趾的，改为弃市，杀于市曹，该斩左趾及割鼻的，改为笞五百、笞三百，笞数既多，往往至死。名虽轻刑，其实杀之，盖将使人不敢轻易犯法，以全其命。是文帝之治平，乃以严致之，非以宽致之也。今欲致文帝之治，乃不法其严，而法其宽，岂善学文帝者哉！”那时山阳郡人，姓仲长名统者，见了崔寔这书，喜其识达时务，叹息说道：“凡为人主的，宜将这书全写一通，置于坐侧，时常省览，庶不蹈衰世之风，而可保治平之盛也。”按崔寔论治，主于尚严，固一时救敝之言，非万世通行之道。但后世之论治者，不明于宽严二字之义，故其论各有所偏，而不能无弊。夫所谓宽非纵弛之谓也，包含敦大，赦过误，蠲烦苛，这个叫做宽。严非暴戾之谓也，厉精明作，振纪纲，齐法度，这个叫做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如春生秋杀，相代而成岁功，雨露雪霜，并效而行化育。二者阙一不可，故《中庸》论圣德，以发强刚毅，宽裕温柔并言，这是尧舜以来相传的治体。世儒不知此义，才说要宽，便因循姑息而流于纵弛；才说要严，便严刑峻法，而伤于暴戾。而人之常情，每乐放纵而惮绳检，乃又创为宁可过于宽，不可过于严之说，是谓天道可使阳过乎阴，昼多于夜，春夏长于秋冬也，将何以成岁功而行化育乎？昔周公之告成王曰：“敦大成裕，明作有功。”必如是而后无弊，论治者审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