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Amir Mizroch：您最近怎么样，伦敦一行感觉如何？从您个人平常的情况来看，一般旅行基本上是和生意相关的，还是说也会有一些时间去做一些休闲、观光？
任正非：最近伦敦一行，我们感觉很正常。我个人平时做的事情，生意相关和观光应该两者兼有。
BBC记者Rory Cellan-Jones：任先生，您在这边使用手机，会不会没有信心呢？是不是有可能有人会监听您的通话？
任正非：有人监听我的通话，应该在意料中。我没有什么交易秘密，也不怕别人听见。
BBC记者Rory Cellan-Jones：那再更严肃地问一下，最近几个月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特别是美国国安局的一些监听行为都曝光出来了。特别是针对华为，他们采取了一些具体的举措。对于这些，您如何评论，如何来应对？
任正非：美国的监听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只是被证明了而已，因此对我个人的心情没有任何影响。
我们和客户是在二三十年的往来中建立的认知，相信对客户也没有任何影响。我们的销售与利润也正常。这个事情不要反复被加强，不要被认为是很重要的问题，应该很快会过去。
金融时报Dan Thomas：您刚才提到，目前的这些监听行为是在意料之中，现在只是被证明而已。您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您以前就知道这个情况，现在是真正地被证实？
任正非：以前我并不知道，但是我冥冥之中想到总会有人关心这些事情，只是一种感觉。我在公司其实是思想上的管理，我的思想总是要告诉任何人的，知道的人越多越好。我希望15万员工都能去读我的邮件，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读的。如果大家都不读，华为就会逐渐灭亡。幸亏华为还有少数人愿意读，他们成长的速度就会很快。我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秘密，都是开放的，至少我的思想是开放在公司的网站上。
华为是一个对社会有价值、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公司，监听者如果认真去读，读明白了，传递给社会上的其他人，这也是我所期望的。
经济学人Ludwig Siegle：您说监听是在您的意料之中，但您肯定也有些东西是不想和大家去分享的。对于监听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些行为会不会对您造成困扰和担心？
任正非：华为之所以能进步到今天，与华为本身的开放有关。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为什么落后？就是因为不开放。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其实核心就是向西方学习开放。华为内部决策的绝大部分都开放在网上，这些内容不仅公司员工可以看到，整个社会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有些决策也遭到外部的批评，当别人批评的时候，我们知道决策有错误，就要纠正。
有什么东西不愿意与别人分享呢？我们在技术的方向和思想上是完全开放的，少量技术诀窍是没有开放的，这部分不开放的窍门也只是对一些企业有用，对国安局没有用。所以，我们没有担忧。
金融时报Dan Thomas：问题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华为有没有加速华为内部网络安全体系的建设，从而去规避如在产品或设备里面植入设备的情况的出现。第二个是更广的问题，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有没有可能中国市场在设备采购方面更多考虑国内的厂商而不是国际厂商？
任正非：第一个问题：（1）产品的安全问题。我们遵照世界各国法律，接受各个国家的监管，也努力使自己的产品和管理成熟起来，避免不安全的事件出现。（2）公司内部网络管理问题。过去保护圈太大了，我们把很多低端技术也划圈进来了，未来只会对高端核心技术加强安全保障，对低端技术更加开放，甚至开源，内部防范实质是增强了。
第二个问题：我们支持中国继续走开放改革的路线，继续融入全球化，就像西方用了我们大量设备，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并不认为我们的设备不安全。中国网络也应该使用大量的西方设备，是否安全，在于制度和管理，没有一样东西是自然安全的。我支持中国的网络还要继续开放。
路透社Jane Barrett：考虑到国安局这边的监听、泄密，美国不愿意让华为进入美国的市场。未来有没有可能美国让华为卖设备？华为对美国市场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
任正非：我们渴望给美国人民提供服务，我们能够使美国网络健康发展，但基于目前的互相不信任，我们在美国的投资速度减慢了。
随着时间发展，人们对华为的了解会越来越多，比如欧洲等很多国家并没有排斥华为。我们要加快在这些友好国家的网络发展，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到2018年左右，华为的销售收入可能会达700亿～800亿美元，新增投资大量会投在英国和欧盟，当然也包括别的国家。我们要逐个解决与各个国家建立信任和互惠互利的机制。
英国近期成立的网络安全监管委员会，我们是坚决支持的，我们欢迎用监管的方式来对待华为。华为有4万多员工是外籍员工，华为的大量高端科学家都是西方科学家，相当多的管理层也是西方员工，如此发展，华为肯定对社会越来越透明，越来越让大家增强信任。短时间内，有个别国家不信任华为，但我相信这个历史总会过去。
大家都说我这个人不愿意见媒体，从而说公司很神秘，其实是我个人性格问题，不是其他原因。因为我个人比较羞涩，不愿意面对社会的荣誉，回避这些的时候就回避了媒体。所以我也慢慢走向开放，让大家看到我是什么样的人，从而让华为最后一点神秘的面纱被揭掉。
金融时报John Thornhill：现在这个行业很快从以硬件为主走向以软件为主。甚至有人说，软件会占据整个世界。现在还是看到有一些大公司转型是不够快的，比如说诺基亚就陷入了很大的困境。那在这一块，从硬件走向软件的过程当中，华为的转型做得怎么样？
任正非：华为今天还是一个硬件公司，未来也还会以硬件为主。转型太快，华为未必承受得了。华为坚信自己在纵向发展过程中，能提高对大数据流量的服务能力。我认为大数据流量是需要管道的，管道也是世界上很需要的东西，其实越来越难做，华为也就越来越能多挣一些钱。
目前华为的软件工程师占了整个工程师的80%，但这些软件工程师真正还是为硬件服务的。今天我们看到美国软件的进步，也会思考我们自己软件方面的改进。但我们公司如果转型太快，最后硬件和软件都将构不成优势。
旗帜晚报/独立报James Ashton：问一个关于公司股权结构的问题。您基本上是把原来自己的公司分给了员工，想问一下，为什么您要这么做。因为您要是不分的话，会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另外，在股权方面下一步是怎么考虑的？外籍员工如何参与？第三个问题是，华为有没有可能考虑上市？
任正非：第一个问题，不是我把自己的股权分给了员工，让自己成不了大富翁。而是这么多员工团结奋斗，让公司成功了，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创造者除了分享工资、奖金、福利，还分享了公司股权。
传统经济学中不断讲股东对未来长期富有信心，他们不谋求短期利益，这是讲义。真实的情况是，股东更谋求短期的收益，这就是西方公司后来落后于华为的原因。华为把股东、创造者绑在一起，形成长远眼光，不忙于套现，形成了战略力量，如此才造就了华为的今天。
华为不仅要使中国人国际化，华为更应该全球化，让世界优秀人员加入，一起领导华为。如果优秀人才进来，不能分享华为的长远利益，也是不利于华为成长的。这几年，我们试行了TUP配股制度，今年将全面推广到外籍骨干员工，所以刚才有信心地讲，2018年华为的销售收入有可能达到700亿～800亿美元。
华尔街日报Sam Schechner：只是再确认一下，股市是贪婪的，意味着华为不会上市？
任正非：华为也会是贪婪的，我们只是尽力抑制。我们在一段时间里不上市，但我们不能保证我们永远不上市。“永远不上市”这句话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因为生命不能永远，所以承诺不能永远。但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华尔街日报Sam Schechner：您觉得您在目前的岗位上还会干多长时间？您的继任者有什么考虑？另外，您提到今天开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交流、认识您这个人。您能否介绍一下您有什么爱好，平时休闲的时间都干些啥？
任正非：我现在在公司所处的位置是行使否决权，我没有决策权，这已经实施了很多年。现在由轮值CEO运作，效果良好，因此要继续努力去实践和改进。我拥有否决权，但我没有否决过，我想否决的时候就去和他们商量，把我的想法和大家一起磋商。没有和将来接班群体产生硬的对抗，总体还是比较和谐友好的。
每一个轮值CEO在独立执政期间完全是公司的一把手，现在他们已经有很大的独立承担能力。传统接班有几个缺点。一是强调把公司交给一个人，还是交给一个团队，要看哪一个的贡献大。二是人都有局限性，每个人对干部的认识都有偏好，如果他偏好重用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就会离开公司，这些人可是公司用几十年的时间培养起来的，走了对公司是损失。如果这个CEO上来后不能担负起公司董事会所赋予的使命，董事会就免掉他的职务，再换一个新的CEO上来，他走的时候又会带走一批干部。如此循环换几次以后，公司就有可能走向消亡。华为实施轮值CEO制度以来，干部任用要集体评议，所以没有流失多少干部，公司利润一直在增长，而且比预期还要好。
我们的利润增长很快，有能力消耗在西方投资的高成本，这也是我们加大对英国和欧洲投资的原因。大家嫌欧洲人的工资太高，却没有看到他们的聪明。我们有钱，能为他的聪明买单，所以加大了在英国和欧洲等地区的投资。
我个人除了工作外，好像没有什么爱好。小时候家里穷，除了读书做作业，其他爱好都没有形成，连喝酒抽烟都不会。长大后，这些习惯就被固化了。总体来讲，我的生活还是比较单调的。
经济学人Patrick Lane：华为目前继任的安排，是想找到一个人继任，还是想找到一种机制？
任正非：华为的轮值CEO制度最终想找到一个机制，但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机制是什么样子。君主立宪制使英国稳定了三百五十年，这是否会对华为的机制有所启发，现在还不能肯定。我们会用哪种机制走这条路，我们的团队都在探索。
每日电讯报Chris Williams：您认为华为在美国面临的挑战是信任的缺失，还是贸易保护主义？如果是贸易保护，华为是否考虑通过中国政府去和美国沟通？
任正非：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先进的制度、灵活的机制、明确清晰的财产权、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障，都是美国强大的支撑。比如乔布斯，如果在中国土地上，很难生存下来，他身上有很多怪癖，不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美国这种伟大的机制和文化的开放，使美国还会长期保持领先位置。向美国学习，我们从来就没有动摇过。“9·11事件”中，人们纷纷逃难时沿着楼梯往下走，还不时礼貌地给残疾人让路。而消防队员从下往上冲，老百姓往下撤，都非常有序。这种文明素质不是一时就能形成的，应该是沉淀了几百年的文化素养。这些都是美国的伟大之处。
最近我看了一段视频，关于韩国“岁月”号沉船事件，在发放救生衣时非常有序，人们还互相谦让，秩序也没有混乱。这可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从这一点看得出来韩国人民有多么伟大。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
无论美国是否买华为的设备或者如何对待我们，相比上面的一切，这只能是小事。
泰晤士报Nic Fildes：两个问题。第一个有关英国的网络安全中心是否通过GCHQ负责它的运行和管理，华为对此是何看法？该方面进度如何？另外有关华为智能手机业务在欧洲的打算，华为是否也会考虑通过并购的手段来增强智能手机业务？
任正非：将来华为的智能手机在短时间里不会有大的并购，我们坚持终端和网络一样，是有效的发展。我相信华为的智能终端能在世界上自成一体。苹果在纵向整合方面非常成功，三星在横向整合方面非常成功，华为终端如何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
在网络安全中心运行上，我们还是遵循各国政府的要求。我们虽然增加了一些成本，还是希望各个国家对大数据流量的网络安全增强信心，至少对华为增强信心。澄清不会有很大的作用，最终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
彭博社Sam Chambers：上市是不是有助于缓解和应对美国的担心？是不是能够帮助华为打入美国市场？
任正非：是否进入美国市场，不是透明度的问题。即使透明了，也解决不了美国的担忧。现在华为找不到哪点不透明，因为华为每一年的财务报表都有披露，因此透明度和上市本身没有太大关系。我们不会以是否上市作为进入美国的战略决策。未来十年到二十年，让美国认识到华为是友善的公司，才会有一些机会。我认为现在没有太多机会，所以不要在这个地区花费太多精力，反而丧失了其他地区的市场机会。
路透社Paul Sandle：在智能手机方面，华为怎么去体现自己智能手机的差异化？
任正非：别人的路都不能模仿，只能走自己的路。苹果利润五百亿美元，三星有四百亿美元，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继续走下去，才能继续走向成功。华为终端已经摆脱前几年能量很低的状况，已经具备了希望，但发展还是不能盲目。
华尔街日报Amir Mizroch：之前您在部队里待过，从部队到社会的转变，您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挑战？是否学到了什么经验？
任正非：我从部队转到地方刚好遇到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为了裁减非战斗军队以削减经费，我们首当其冲被裁掉，我们那个时候也不愿意被裁减掉。那时候部队承诺我们到地方后工资不变，每个月30多美元。当我们转到深圳以后，深圳已经市场经济化了，电子女工的工资都已经有50多美元。这是第一个不习惯。
第二个不习惯是，以前做事从来不讲赚钱，都是为人民服务，但市场经济就是要赚别人的钱。那时候不习惯的是，明明铅笔是两分钱买过来的，为了卖给你七分钱非要说买来是五分钱，这是不是在骗人？后来我自己被别人骗了，去打官司，又没有钱，就自学了大量的国际法律知识。在学习法律过程中，我感受到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货源和客户，这两者的交易就是法律。我们不可能控制客户，法律也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只能控制货源。如何控制？那就是研发。所以在公司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投入研发产品，直到今天在世界领先。所以，发展就是从痛苦中感悟。
经济学人Ludwig Siegle：您刚才提到转业到深圳，为什么到深圳而不是其他城市？您对深圳怎么评价？10年、20年后深圳会走到哪个方向？
任正非：深圳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地方，所以我就来到了深圳。深圳的故事就跟硅谷的故事一样，我们只能从书面上看见美国硅谷的故事，不能感知，但是深圳，我们可以投进去亲身感知。不知有多少与我同时代的人投进去了，可能有许多人被“烧死”，而我是侥幸从火里飞出的“飞蛾”。
其实我年轻时身体非常好，后来在华为经历的种种危机让我心力憔悴，比如资金断裂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员工危机管理等。如果说华为和深圳留给我人生最大的回忆，就是痛苦。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及时孝敬父母。当我醒悟到要去孝敬父母时，他们已经不在人世，留给我终身遗憾。
中国未来二十年经济发展应该是非常迅速的。深圳是中国最先走改革开放道路的地方，不管人才如何流失，深圳还是会留下很多发展的基因。
金融时报Dan Thomas：首先，我看了华为2013年的年报里提到，2014年华为会做一些组织结构的调整，对于公司领导层而言，这样的调整意味着什么？另外，欧盟对于中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华为是否有所感觉，为什么欧盟会发起这样的调查？
任正非：华为的组织改革很复杂，不能几句话归纳，但是我们发布了很多文件，大家可以去细细阅读。
关于欧盟反倾销调查问题：（1）我们在欧洲已经提高了最高价格，因此不存在华为低价倾销的问题；（2）我们继续加大在欧洲的投资，希望几年后让欧洲认为华为就是欧洲公司，不会再遭遇欧盟反倾销。关于华为是否得到中国政府的补贴，我们在财务报表上都会披露。我们在财务报表上披露了所有房地产（用于自身生产、研发、办公……）信息，没有一块土地是中国政府赠送或低价购买的；而外企在中国投资，还可能有优惠。当这些事情慢慢澄清后，欧盟不应该认为我们是因为得到中国政府补贴而在欧洲低价倾销。所以当我们的投资跟上来后，欧盟应该对我们更友善。
路透社Jane Barrett：有关研发方面，您觉得华为5至10年后，技术方面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有哪些新的东西，比如物联网、可穿戴设备等？另外，现在华为终端业务的盈利能力是10%，那么在智能手机方面的利润率是多少？
任正非：我不太管具体事情，所以现在我不能汇报具体业务数字。现在华为战略就像“针尖”战略，收缩到窄窄的一点，投入在这点的力量超强。我们有七八万研发人员，每年投入五六十亿美元或者更多。瞄准未来大数据流量，华为应该处在领先位置。有限的力量聚焦在窄窄的点面上，华为才有可能长期处于领先位置。
物联网、穿戴式终端等，只是主航道中的一个业务，要具体部门来解答。我认为智能手机的盈利率要不断提高，不能总是这么低，提升的关键是别人买不买。
旗帜晚报/独立晚报James Ashton：您为何在深圳建了一个“白宫”？
任正非：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华为没有“白宫”，如果一个入口处能够叫“白宫”，那“白宫”建造得太简单了，伦敦遍地都是。欢迎你们到深圳时去看看，里面什么都没有。建筑墙壁的颜色都是黄黄的，怎么会叫“白宫”呢？我觉得很奇怪。
对于你们关心的具体问题，让具体部门来解答。我因为不太管具体事情，所以回答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