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似乎与停车场服务员很有缘。
2016年初，我回到明尼苏达为写作本书做研究。我租了一辆赫兹租车公司的汽车，1月9日早晨，我开车回到机场，准备搭乘飞机返回华盛顿特区。那天早晨，天气冷得刺骨。赫兹公司的还车柜台只有一位值班人员，他看见我立即冲我笑了笑。他叫卡西姆·穆罕默德，42岁，之前曾经为我服务过。他是个新闻爱好者，并和我聊过政治问题。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过他了，也不记得他究竟是阿拉伯人还是非洲人。趁着他审阅我的租车文件的工夫，我们聊了一小会儿。离开之前，我对他说：“你是哪里人来着？”
他说：“索马里，但是现在我感到这里就是我的家。”
听到他这么说真是高兴。我并没有问他任何关于在明尼苏达生活感觉如何的问题。他是主动说起他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但是，关于他的这个新家，还有一件事他想让我知道。他咧着大嘴笑着补充道：“就是天气不一样。”
对他来说，这里的天气和索马里不同。但是，对我们俩来说，这是一样的明尼苏达。我后来想，这是多么令人赞叹的地方。在离开40年后，我仍然可以回到这里并感觉像在家里一样；而来到这里10年后，一个索马里难民也可以感觉像在家里一样。
我们这段简单的对话，让我立刻想起与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的一次谈话。蒙代尔是我最敬佩的人之一，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前一年的8月，我带他去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吃午饭。我们谈论了很多明尼苏达和圣路易斯公园的价值观，以及其中一些价值观是多么的历久不衰。年逾87岁的蒙代尔虽然步伐有些迟缓，但思想还是一如既往的尖锐。我们起身离开时，他对我说道：“你知道，它能够自我延续下去，它是连续的。汉弗莱已经走了，但他所开创的文化元素在新生代中仍然存在，尽管这一代人和他已经有了两代人的距离。”
先是远赴他乡读书，接着为职业生涯打拼，在离开这里近40年后，我又回到明尼苏达州和圣路易斯公园，我感到蒙代尔显然是正确的。有17家财富500强公司选择将总部设在这里。地球点滴网站称，在全美七项主要的“最佳城市”排行榜中，双城地区全部荣登榜首，被誉为最宜居、最适合抚养子女和住家的地方。这其中肯定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不要忘了这个地方每年有5个月是一片冰冻的苔原。
这个问题一直牵动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那个一直延续下去的东西，“它”是什么？我需要知道，因为我想把这个无形的“它”装进有形的瓶子里，与更多人分享“它”。在我看来，在这个加速的时代，似乎没有什么比“它”更有用。我回到家乡，回到我所在的社区，去重构过去这里存在的、可以锚定和激励许多公民的那些东西。我想挖掘得再深入一些，以便理解今天行之有效的那些促进包容性的工具究竟是什么。这就是本章的内容。
我最后的结论是，“它”首先是这样的事实，即明尼苏达州，甚至是小小的圣路易斯公园市，拥有相当数量的一批这样的领导人，他们年复一年地进入政治领域并掌握治理的权力。他们像在美国任何其他地方一样，相互争吵，陷入僵局（甚至偶尔推出奇怪的摔跤手杰西·文图拉担任州长，给这个一团乱麻的地方再插上一手），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刻，通常他们能够为了社区的更大利益而努力达成妥协。这本是立法者应该做的；但是过去20年中，一股有害的两极化趋势席卷美国政坛，这已经不再是华盛顿特区的行为规范，人们甚至都不再对此抱有任何期望。
与此同时，在明尼苏达州和圣路易斯公园，公私协作的程度仍然非常高，而且在圣路易斯公园，有一批这样的企业主，他们认为自己不仅是雇主，而且还是市民。他们认为自己的公司有义务帮助解决当地的社会经济问题。他们期待公司的高管们在此方面能够自愿地以实际行动为社区做出贡献。这与华盛顿特区再次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那里，自从2008年之后，大企业就从国家的政治舞台和辩论中消失了，部分是因为华尔街银行家自取其辱导致的道德创伤，部分是因为大企业在2008年后被不公平地妖魔化，还有部分原因是美国大型跨国公司现在拥有数量众多的海外客户和员工，他们的“美国公民”的身份感已经被稀释了。因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按照过去的方式努力对教育、贸易和移民等重大问题的国家议事日程施加影响。
此外，明尼苏达州和圣路易斯公园的公众也期待他们的政治家和商业领袖，能够践行这些最佳实践：即政治家们应该最终达成妥协，企业应该为社区做出贡献。
“这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明确表示，他们希望能够做成事情，希望两党不要总是处于阻挠对方的模式。”汉弗莱公共事务学院的拉里·雅各布斯说道，“并不是说立法机构里一片和谐地齐声唱着‘到这里来’（Kumbaya）的民谣，而是这里的文化决定了成为阻挠者、无视现实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这些积极一面累积了很多“社会资本”——即信任，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的信任。这种信任反过来又可以进一步巩固这些积极的行为习惯，使“它”能够维持和延续下去。我甚至都不愿意再拿华盛顿特区做对比，在那里，两党之间或两党和私营部门之间没有丝毫的信任可言，导致美国增长的伟大引擎——促进研究的公私伙伴关系、基础设施、移民、教育，以及能够激励风险承担同时防止鲁莽行为的规则——已经逐渐地停止了运转。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明尼苏达州还有另一个并不那么光鲜亮丽的“它”：那就是“明尼苏达式友善”的文化基因，它将住房、警务等方面系统性存在的种族主义统统藏在了看不到的地方，特别是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虽然明尼苏达州的非洲裔少数族群规模相对较小，但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它在社会运动中就一直非常活跃。1967年，明尼阿波利斯发生了种族暴乱，还发生了黑人权利运动以及其他社会运动。
尽管如此，住房和就业方面顽固不化、事实上的种族隔离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许许多多的白人接触不到很多黑人和美国原住民，以至于许多白人想当然地认为每个人都生活在“明尼苏达式的友善”之中。最近，两起手无寸铁的黑人被白人警察枪击身亡的事件进一步揭开了种族歧视的面纱，一起发生在2015年11月的北明尼阿波利斯，另一起发生在2016年7月圣保罗的郊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2015年的一项研究也发现：“明尼阿波利斯的黑人由于轻罪——例如不当进入、行为失当、公共场合醉酒和潜伏伺机作案——被捕的概率是白人的8.7倍。美洲原住民由于轻罪而被捕的概率是白人的8.6倍。”事实上，根据《纽约时报》报道，32岁的学校食堂员工费兰多·卡斯蒂尔在圣保罗附近被一名白人警察枪杀时，他已经把车停靠在路边并正在伸手拿他的驾照。而此前他已经被“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地区的警察命令靠边停车了至少49次，平均约每3个月1次，都是因为轻微的违章”。
今天，明尼苏达州的公众对于“它”已经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知道哪些方面需要保留，也知道哪些问题不能再忽视。非洲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不愿再忍受隔离和不公平的学校教育或警察的不公对待，值得称赞的是，明尼苏达州的白人也不愿这样。但是，当你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放在一起，它意味着今天明尼苏达的社区融合和社区建设所面临的挑战更加困难，也更有必要。
更加困难是因为它不仅涉及数量众多的非洲裔美国人、美国原住民和拉美人，而且还包括其他受过创伤的人，例如从无序世界逃到明尼苏达的索马里人和老挝赫蒙族人，以及从芝加哥、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底特律的危险和无序社区“移民”到明尼苏达的非洲裔美国人。
换句话说，我在1973年离开明尼苏达州和圣路易斯公园去探索世界，40年后再回到这里，我发现世界来到了明尼苏达州和圣路易斯公园。具体而言，圣路易斯公园中学现在的学生中，58%是白人，27%是黑人，9%是拉美人，还有5%的亚洲人和1%的美国原住民。黑人学生中，非洲裔美国人和非洲人各占一半，后者主要是索马里穆斯林，他们在过去20年里陆续移民到明尼苏达州，发现圣路易斯公园是最欢迎他们定居的社区之一，和20世纪50年代我的犹太父母亲搬到这里时的感觉一样。白人学生大多数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现在约有10%是犹太人。我的高中在我念书时几乎没有穆斯林学生，而现在穆斯林学生数量超过了犹太人。学校餐厅提供清真餐，你可以在每个走廊看到蒙面的年轻女性。
双城地区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今天，明尼阿波利斯公立学校有67%的学生是有色人种，其中包括拉美裔美国人和美国原住民；而在圣保罗，这个数字达到了78%，其中最大的群体是赫蒙族人。对于整个大双城都市区，年级越低，有色人种的学生人数越多。从趋势看，未来人口将更加多元化。现在明尼阿波利斯学校系统里，大约说着100种不同的语言。大双城都市区委员会预测，到2040年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地区5个成年人中将有2个是有色人种。换言之，这个多样化的人口将构成明尼苏达州财富500强公司、初创企业和小企业的人才库，越来越多的公司员工将从中产生。
但是，并不是每个索马里人都像我的朋友卡西姆那样把明尼苏达当作“家”。2015年11月19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报道，国会的一项新研究发现：“有超过250名美国人试图加入“伊斯兰国”（ISIS）组织，其中四分之一来自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雪松河滨社区……拥有全国最多的索马里人口。许多人在20世纪90年代以难民身份来到这里。”雪松河滨地区的失业率达到21%，是全州平均水平的3倍。“令人担忧的是，这个社区有相当数量的索马里年轻人已离开美国，加入了极端主义团体。自2007年以来，有20多人加入了索马里的激进伊斯兰组织青年党。”
社区融合所面临的挑战比以往更大，而且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美国各地的社区正面临同样的挑战，欧洲也是一样。我们正在成为少数族裔人口将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不断扩大的无序世界只会加剧这种趋势。同时，中产阶级工作的技能要求不断提高，需要通过终生学习才能保住一份中产阶级工作。换句话说，明尼苏达州和圣路易斯公园不再是“异常值”，它们是美国今天面临的主要挑战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加速时代，我们仍然可以做到“合众为一”吗？
这就是我回到家乡想要解答的问题。现在，我认为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我不打算做任何预测。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比20世纪60年代让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犹太人融入社区更难。但我回到明尼苏达后发现了一则好消息：当地许许多多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显然想要将这种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想要尝试将“明尼苏达式的友善”惠及远远超出我那个时代的、更广泛的公民群体。
每当有人问埃默里·洛文斯他究竟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时，他喜欢这么说：“我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因为它们都只是不同形式的宿命论，把未来视为命运决定，而不是个人选择，进而推卸责任。我相信将希望付诸实践的努力。”
我发现在明尼苏达和圣路易斯，有许许多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仍然渴望将希望付诸实践——渴望在社会上有所创新，从而在这个加速的时代巩固他们赖以栖身的风眼——即使他们不知道这种努力最终会取得怎样的结果。
让我们快速游览一下，就从圣路易斯公园市政厅开始。
接下来要尝试做什么？
2015年8月，我采访了时任圣路易斯公园市长的杰夫·雅各布斯、城市经理汤姆·哈门宁以及城市首席信息官克林特·皮雷斯。雅各布斯从1991年就开始在市议会工作，自1999年以来一直担任市长。他是脱口秀演员安迪·格里菲斯、政治家马基雅维利、棒球传奇巨星和教练约吉·贝拉的混合体。他通过小镇市议会的窗口学到很多关于政治和人类行为的知识，并能将他的智慧浓缩到一句令人过耳不忘、短小精悍的话中，让约吉·贝拉和马基雅维利钦佩不已。
为了纪念他退休，当地报纸《阳光水手报》2015年12月9日收集了一些他的名言，包括：在市议会，“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七个人聚在一起各说各话，然后下一周再重复一遍”。一个明尼苏达风雷交加的夜晚，全市停电，雅各布斯说道：“告诉我的孩子，他们需要借着烛光看电视了。”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这一句：“我一直想象有一天我走进消防站，然后大喊一声‘电影’[11]。”以及“地上的垃圾有两个父母——丢弃它的人和路过不理睬它的人。”还有最后这句：“我生来是个共和党人，但选择成为民主党人——而现在我一个都不是，因为我没时间。”
对话一开始我便问他们，他们做过的最大的一件错事是什么。他们三个人露出狡黠的微笑并开始给我讲述这个故事：在2006年，经过多次公开听证会、无休止地研究和辩论，市议会投票决定使圣路易斯公园成为明尼苏达州第一个拥有免费公共无线网络的城镇。经过一次支持和反对相差无几的投票，市议会选择马里兰州的阿林克公司来建设美国第一个由太阳能电池板供电、覆盖全市范围的无线互联网服务。不久之后，这些无线信号发射杆就在圣路易斯公园各处竖立起来，顶部有标志性的太阳能电池板。
之后，第一个冬天来临了。
堆积在太阳能电池板上的冰雪没有按计划顺利融化。整个系统崩溃了。一夜之间，它变成一个巨大的形象工程，8个月后不得不拆除。该城市最终向阿林克公司提起诉讼，索赔金额为170万美元。这对一个小镇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
在他们把所有的太阳能电池板和电线杆拆下来后的第二天，雅各布斯回忆道：“我在当地商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一根电线杆就立在我背后的院子里，我是这样说的：‘女士们、先生们，安装该系统是4票对2票表决通过的，你想知道哪个白痴投了决定性的支持票吗？那就是我。’当时一名议会成员是个工程师，叫罗伦·帕普洛奇，他不支持这个项目，认为它行不通。在投票时，他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我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我想让你们这些人知道，我不支持它。我想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在通过这项决议之前，我都是反对的。但一旦它通过了，我就会百分之一百一十地支持它，因为我不想让它失败。’事后，他也没有落井下石。”
雅各布斯继续说道，市议会的工作就是“聚在一起开会、辩论和讨论，但是以一种能够保护和维持我们之间关系的方式来这么做，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下周再次聚在一起开会、辩论和讨论”。他说，这种方式的关键就在于把事实告诉我们的社区，一旦结果已经很明显，就“向社区承认太阳能无线网项目失败了”。
这个事件最发人深省的一面是皮雷斯告诉我的，他负责监督该项目所有技术层面的工作，在系统崩溃后不久就突发了一次心脏病。皮雷斯回忆道，他们宣布系统正在被拆除的那天——就在他突发心脏病之前，“我们公开宣布之后，我去市政厅旁边的一家咖啡店吃午饭。这家餐馆叫‘秋月’。柜台的一个人认出了我。他说：‘你是搭建无线网的那个人吗？’”
然后那个人说了一句话让皮雷斯十分感动。他说：“那个公司没能使它正常运行，太遗憾了。市里接下来要尝试做什么？”
没能正常运行太遗憾了。市里接下来要尝试做什么？
皮雷斯告诉我：“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句话。如果你在努力地为他们工作并回应他们的诉求，这个社区能够感受得到。”
这就是工作场合的信任，与今天在华盛顿发生的事情形成鲜明对比。你能够想象今天会有任何一个国会众议员或参议员就任何议题，对来自另一个党派的任何一个总统说：“你的想法没有成功，太遗憾了。我知道你的初衷是为了国家好。我们接下来应该尝试做些什么？”
2011年，美国纳税人不得不核销对太阳能面板风险投资公司索林佐价值5.35亿美元的联邦担保。这家公司的技术失败了。这项担保是由奥巴马政府做出，由此导致对共和党连续多年的指责、调查和指控。面对5.35亿美元的损失，我们不应该若无其事地耸耸肩，但是风险投资不是平白无故带有“风险”二字；一些项目将会失败。这件事反映出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今天的华盛顿特区——无论涉及什么议题或哪个党派——你是被推定有罪的，直到你被证明无辜。而在一个健康的社区，在证明有罪之前，你都是无辜的，而且即使证明有罪，如果他们认为你付出了善意的努力，人们也会放你一马、从轻发落。
雅各布斯市长说道：“有的时候，机翼会从飞机上掉下来，但是人们知道你是在试图飞往外太空，他们会接受这一事实。我们在试图做正确的事情。这个社区不同寻常地接受了这一点。如果你总是非常害怕由于一些小的错误而遭到新闻媒体的严厉指责，我要告诉你的是，所有的进步都是断断续续地发生的……第一次火箭发射爆炸后，如果人们不接受这一事实，就不会有之后的空间项目。”如果你想改变民众看待政府的方式，“你必须改变政府看待民众的方式。如果你把他们视为必要的恶魔，他们就不会相信你——他们也会这样看待你”。
雅各布斯补充道，政府必须做好小事，“因为它们并不是小事——停车标志、路牙、人行道、平整公园的草坪，这些都让人们感到他们生活在社区之中……我们这行只有一种方法，它就是信任，如果你失去了它，你就什么也没有了”。
圣路易斯公园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高水平的信任，原因之一就是它对迈克尔·桑德尔所说的公民参与问题非常严肃认真。它把很多的民主塞进了一个很小的地方。这里只有47000名居民，但不仅有市议会，还有35个社区，其中30个社区有自己的协会。市长和城市经理通过这些协会为所有的重大决策建立共识和信任。
圣路易斯公园的市议会是无党派的，尽管选民们知道每个参选议员的个人倾向。雅各布斯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参与竞选，你会自动被设定或分配一些立场。但是对于受到我们所做决定影响的人们来说，‘我们做了什么决定’不如‘我们如何做这些决定’重要。我们做决定的过程使人们信任我们的决定……过程非常的透明。如果我们在做出决定之前不与公众沟通，我们就会听到声音，因为我们的城市里还有30个小型市议会。”他指的是30个社区理事会。
该市每年向每个社区提供2000～3000美元的拨款，以创建自己的社区董事会，举行野餐活动和其他活动，或是在社区划出一片土地建花园或绿地，以此来创造包容性和整体性的精神。但是，如果社区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任命主席和财务主管，就无法得到拨款。
杰克·斯帕诺在2016年继雅各布斯之后担任市长，他说：“也有其他城市前来拜访，想要学习并效仿这个做法。其中的关键在于了解你的邻居，知道他们对社区的想法……我在堪萨斯州的劳伦斯市长大，除了我自己长大的社区，那里任何其他社区我都不熟悉。但在圣路易斯公园，我不仅了解我的社区，而且知道所有其他的社区……我不仅知道那些社区，还认识那些社区的领导人。”
市议会每年都会举办一次社区论坛，每个社区的领导人都聚在一起讨论一些事情，例如如何成功地举办家庭二手货售卖活动、街区聚会，或建成社区花园。每个人都会讲述他们的最佳实践。皮雷斯解释道：“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20多年的演变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社区居民想建社区花园而寻觅地块，并探索各种方式来集体维护这些社区花园。从这个中心出发，逐渐演变出其他形式的合作。这些合作最终在邻里之间以及在社区和市议会之间形成一幅信任的织锦。”
今天圣路易斯公园市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岗位之一就是社区协调员。这是一个全职岗位，负责与所有的社区相互交流。曾经在市议会任职、20世纪90年代曾担任城市经理的吉姆·布里迈尔告诉我，他们非常重视这些社区协会，以至于在21世纪初州里削减对地方政府的援助时，“我们减少了警察、消防队员和公共工程人员的数量——但我们不会削减社区协会协调员”。
这些社区的理事会不仅对于改善一般意义上的治理至关重要，而且在圣路易斯公园入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非白种人越来越多的背景下，他们的作用更加重要。城市经理汤姆·哈门宁补充说：
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以确保我们社区中每个看似不同的人都有发言权。市政府和警察局的员工95%都是白人。我们做工作时是从白人中产阶级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并没有反映出我们所代表的社区，但我们正在努力代表这个社区……我不知道因为夜班工作而让一个12岁的孩子照顾一个6岁的孩子是什么感受。我们有很好的初衷，但动作很笨拙，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我对于我该如何提问感到不安……但我们正在努力。现在夏天每星期有一个晚上索马里的女性可以到娱乐中心游泳，因为当天泳池里没有男性。我们对东正教犹太妇女也同样予以特殊对待，让她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享受社区的设施。
在我离开市政厅之前，哈门宁希望我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圣路易斯公园不是一个郊区。”他说，“这是一个社区。”
我与迈克尔·桑德尔分享了其中的一些故事，他评论道，这正是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作为旧大陆的访客如此推崇美国的原因。桑德尔说道：“作为美国民主最敏锐的观察家之一，托克维尔注意到参与地方政府可以培养公民民主所需要的‘心灵的习惯’。托克维尔写道，新英格兰地区的乡镇使公民能够‘在他们力所能及的小空间内实践治理的艺术’。随着这个空间的不断扩大，他们的能力也不断提高。在地方协会和社区理事会中习得的公民习惯和技能，使他们具备在州一级和国家层面实行自治的能力。虽然托克维尔没有到访圣路易斯公园，但他一定会认识到公民美德使明尼苏达州的政治家们能够在国家层面取得显赫政绩。”
圣索马里公园
2015年8月，我在市政厅采访的时候，圣路易斯公园中学的学生会正在隔壁的房间开会。我问道，这里的学校是否还保持着它们的标准，社区是否仍然为他们提供资金，资金水平是否仍然维持在学校所需要的水平上。
雅各布斯说：“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已经将房产税提高了7～8倍来改善公立学校，它们通常是70对30通过的，70%支持，30%反对。尽管这里只有13%～15%的家庭还有孩子在12年制的公立学校上学。学校和城市之间一直保持着某种联系。如果学校不好，那么街道打扫得再干净也没有用。如果道路失修，房屋破旧，政府运转失常，那么生活质量会受到影响——学校也会如此。”
第二天，我去圣路易斯公园中学见了该地区学校事务主管罗布·梅茨。他在圣路易斯公园工作了19年，先后担任过小学校长、中学校长和地区学校事务主管。圣路易斯公园在三代人的时间里涌入了瑞典人、犹太人、拉美人、非洲裔美国人，还有索马里人。我问他，这里如何能够长期保持进步主义的倾向？他的观点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圣路易斯公园吸收和接纳了突然涌来的犹太移民。犹太人特别重视教育，这种经历也永久地改变了圣路易斯公园。现在新移民潮由来自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非洲人、拉美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组成，但他们已适应社区内在的包容性习俗。
梅茨说道：“每一波开放和接纳的浪潮是不一样的，有种族的，有宗教的，还有性取向问题，但无论是什么浪潮，接纳的动力一直都在。学校的学区和城市都会表示，欢迎成为我们的一员，从来没有一丁点拒之门外的意思。周边的地区就没有这种欢迎的态度。把这个地方凝聚在一起的是它开放的价值观……如果你开始筑墙并把人们排斥在外，这种行为也会反噬你。”
梅茨补充道，由于这种包容性的动力，“我们的教学成功率与20世纪60年代非常接近，而这种成功是由完全不同的一群孩子成就的”。事实上，《华盛顿邮报》公布的2015年美国最具挑战性的中学名单中，圣路易斯公园中学在明尼苏达州排名第六。
前城市经理布里迈尔补充道，学生群体的多样性“现在令人难以置信，但支持教育的能量没有变”。圣路易斯公园的学校现在说着约40种语言，“但学生的成绩仍然高于平均水平，要让如此多样化的学生群体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容易”。
然后他又补充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揭示了这种文化是如何在20世纪50年代融入这里，并在一代一代领导人中传承下去。布里迈尔解释道，学区与城市的地理范围是重叠的，所以他们在每件事上都开展合作，从来不在同一年发行债券。他说道：“我接任城市经理时，学校事务主管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这里是这么做的，我们就社区教育的所有问题开展合作。如果学校发债，那么城市就不能在同一年为基础设施发债，反之亦然。’新的学校事务主管上任后，我会请他来坐坐并告诉他：‘在我们这里是这么做的……’我离职后，他会打电话给我的继承者说：‘在我们这里是这么做的……’”
他补充道，在圣路易斯公园，人们竞选市议会议员时从来不会主张削减学校乐队或艺术课程支出，从不会为了避免增税而削减学校开支，“我们会对选民说，这是我们的徽章，是一个常胜的徽章，所以我们要把它维持下去。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份子”。当然，它也得益于明尼阿波利斯一直以来强劲的经济基础。
这种态度为学校的教育负责人留下很多空间和余地。圣路易斯公园中学助理校长凯瑞·施维特林补充道：“人们期待我们承担风险并进行创新，而且如果失败了，我们也将调整思路并重新开始，相互指责不是这里文化的一部分。你的背后有整个社区的支持。我们设立了全州第一批西班牙语教育项目。社区期望你敢为天下先，而且不要等着看其他人做什么。那就不是圣路易斯公园了。我们也会犯错，但社区期待我们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像市政府官员一样，梅茨和中学校长斯科特·梅耶斯相信超级代表制度。圣路易斯公园中学有一个主要由白人组成的学生会，但同时还有一个由黑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一个女性领导小组、一个拉美领导小组、一个非洲和中东地区领导小组。梅耶斯说道：“这些团体每隔一个星期举行一次会议，讨论他们对学校的责任。他们选出组长，如果有人感觉受到委屈就会来找我。”在密苏里州弗格森爆发警察枪杀黑人少年事件后，学生们组织了一场罢课并组建了一个反对种族歧视的学生组织，英文简称SOAR（飞翔）。梅耶斯说道：“如果孩子们有发言权，再加上老师的指导，就会产生很大的不同，他们会感到这是自己的学校。”
梅茨说道，他担任圣路易斯公园中学校长的时候，和“很多高年级学生谈过话。他们离开校园时，几乎所有人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与更多的孩子混在一起。他们感到，在这所学校遇到了这么多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而在其他地方可能不会再有这种经历。他们到了离开的时候似乎就明白了这一点。他们会说，‘我本应该主动接触更多的人’”。每年从圣路易斯公园中学毕业的高年级学生都会给刚入学的新生留一张纸条。梅耶斯说道：“纸条总是关于同一个主题：走出去，和你的同学聊聊。我要是早点这么干就好了。”
一天下午，梅茨和梅耶斯将圣路易斯公园中学的学生领袖召集在一起和我对话。1971年我毕业时班上只有一个非洲裔美国同学，而今天各种肤色的面庞和缤纷的头巾几乎令我头晕目眩。就算是贝纳通色彩联合国的广告也比不上我眼前这群学生。然而，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他们坦诚地在彼此面前谈论他们的学校、他们的分歧，谈论他们所知道的这个非常不寻常的地方。我尽可能快地将他们说的记录下来。
非洲裔美国女学生：“我是同性恋。在一次科学课上老师邀请我谈一谈我的性取向。同学们对这一点很尊重，让我深受感动……我为能在圣路易斯公园中学读书而感到自豪。”索马里女学生：“我来自索马里。这里仍然有一些小圈子。我没有发现关系紧张的情况，但是餐厅有明显的分区。有的桌子坐满了索马里学生，其他桌子则坐满了高加索学生，有的群体不与其他人互动。即使不经常与人互动，但我仍然可以很舒服地与任何人说话。”白人女学生：“学生多样性最小的班级是那些高阶班级。学生间的成绩相差很大，还需要继续努力。如果我们谈论社会，会有立场分歧，但这些分歧和种族没有太大关联，影响更大的是你和谁在一个班级。我们全都好像是一起长大。
我从二年级就认识她了（指着一个非洲女孩）。她来自埃塞俄比亚，我们一起长大。我们不会因为外界的观点就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感觉情况有所改进，我们在一起努力，一起进步。”白人女孩：“在这样多样化、有很多俱乐部和学生团体的学校里，与周围的人谈论社会正义问题，让你真正地意识到‘白人特权’的存在。我为一个12岁的女孩当保姆，当她的朋友听说我在圣路易斯公园中学上学时，她说道：‘哦，那边很吓人。’我说：‘不，那里不是明尼通卡’——明尼通卡是附近一个主要是白人的城镇——‘我很感激我在这个地区长大。’”拉丁裔女孩：“我在内华达州长大，后来来到明尼苏达州。在内华达，我和许多拉丁裔人一起长大。来到圣路易斯公园，我感到这里的气氛完全不同，起初我觉得害怕并且很努力地融入当地。我还是一名1年级新生时，这里几乎没有拉美裔人。但是几周过后，你就感到这里每个人都相互熟悉了。这里真的非常不同，一种很好的不同。真的非常多样化。”
这就是多元主义文化正在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声音，通过一次一次的遭遇，克服困难来建立。随着美国逐渐成为少数族裔人口占人口多数的国家，这也是我们一起生活、共同繁荣的唯一模式。但是对所有人来说，每天都是学习过程。20世纪60年代我上学的时候，圣路易斯公园中学全是白人。时任中学校长的莱斯·博克评论道：“1985年我们有5个黑人学生，而现在40%的学生都是有色人种。这是一个困难的过渡期。曾经有个非白人的家长找我，并指责我说，他们的孩子成绩不好，是我们的种族主义所致。现在轻松多了，现在没有主流文化。主流文化就是包容。”
再重复一遍，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追逐、掌握、失去和重建那个难以捉摸的、叫作信任的东西。博克补充道：“几乎所有的投诉都是通过电子邮件收到的，但我从来不用电子邮件回复。我总是会打电话，然后面对面地谈一谈，把我的手机号码给他们。他们的父母对此也非常震惊，因为他们也非常希望和一个人说话，但这几乎从未发生过。我给他们回电话时，他们几乎总是大吃一惊。在他们信任我之前，我先将信任传递给了他们。”
驯鹿咖啡馆
我坐在圣路易斯公园驯鹿咖啡馆，对面坐着蒙着面纱的萨加尔·阿布迪拉赫曼，她是一个18岁的索马里女孩，2015年从圣路易斯公园中学毕业。我问她是否参加过犹太人的成人礼。
她毫不迟疑地答道：“我参加过一个犹太女孩的成人礼仪式。老实说，我认为这很有趣，我喜欢那种舞蹈。”
欢迎来到圣路易斯公园。萨加尔的姐姐扎姆扎姆今天21岁，也毕业于圣路易斯公园中学，现在正在明尼苏达大学学习生物学，而萨加尔现在是奥格斯堡学院的大一新生。10多年前，她们的母亲搬到这里并且找到一份为保险公司开车的工作，她们姐妹俩几乎念完了圣路易斯的整个公立教育体系。两个女孩都获得了圣路易斯公园扶轮社和佩奇教育基金会提供的大学奖学金。佩奇教育基金会是以后来担任州最高法院法官的前明尼苏达维京橄榄球队的队员艾伦·佩奇命名的。
我问萨加尔在圣路易斯公园的公立教育体系中长大，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她说：“这里所有的机会都很清楚。如果你想做一些事情，那么你就可以去做。你只需要提出来就行。”
两个女孩都参加了圣路易斯公园中学的毕业舞会。和她姐姐一样，她也在南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清真寺祈祷。萨加尔说道：
我最好的朋友的父亲是一名牧师，他们非常热情。我从上二年级时就认识她了，她帮助我学习英语。我去过他在埃迪纳的教堂。我想让我的孩子在圣路易斯公园长大。这个城市很热情，在这里长大不会感到不舒服。我想它也是安全的，你可以在这里玩得很愉快。学校也很棒。总的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社区。我感觉埃迪纳的白人有点多。我在那里不会感觉太舒服，会被不一样地看待，这会很尴尬。我会需要以某种方式来说明我自己，而在圣路易斯公园我不需要这样做。
扎姆扎姆补充道：“我非常喜欢圣路易斯公园。我妈妈曾想过要搬到明尼阿波利斯。我说：‘这绝对不行。’我十分喜欢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安静的社区。它给人一种很包容的感觉。我们认识每一个人。明尼阿波利斯对我来说太‘城市’了。”
我问道，在这里能找到清真食物吗？
扎姆扎姆说，有些餐馆供应清真食物，“如果着急的话，我们就吃点犹太食物”。
我问道，你们面临很多歧视吗？
萨加尔说，小的时候有一些：
当时这里还没有很多索马里人，但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热情的。普通的有色人种、白人、犹太人和索马里人之间有一点点的分化。我们是非洲人，不是非洲裔美国人……这很复杂，有些人你可以处得来。但在英语或历史课上，你必须参与一些话题的讨论，而这些话题可能令你感到不舒服，有时人们有他们自己的观点。我们都是以文明的行为方式去学校上学，但时不时也会有冲突。
卡伦·阿特金森把这两姐妹介绍给我。阿特金森经营着“儿童第一”组织，该组织由圣路易斯公园的几位商人创设，旨在呼吁全社区培养健康的孩子。每次回到圣路易斯公园，我都会发现社区里的一些人创办了一个全新组织，帮助社区中那些不幸的人。这就是社区的意义。
“儿童第一”设立于1992年。当时的学校事务主管卡尔·霍尔姆斯特罗姆对圣路易斯公园的扶轮社发表讲话，讲述社区的青年人及其家庭所面临的挑战。两位年长的企业家——拥有库利泔水处理公司的80岁的韦恩·帕卡德，以及拥有布劳恩女装店的70岁的吉尔·布劳恩——拿出了第一笔资金，设立了这个商界、市政府、宗教团体、医疗团体和教育团体的合伙组织，以支持圣路易斯公园的青年。他们与搜索研究所合作，使用“青少年40项发展资产”记分卡，逐条详细记录能够帮助年轻人茁壮成长的关系、经验、技能和目标。记分卡包括以下项目：“提供关爱和支持的家庭生活……受到三个以上父母亲之外的成年人支持……关爱的邻居……关爱、鼓励的学校环境……家长积极参与帮助孩子在学校有所成就……在社区中赋予年轻人更有益的角色……年轻人每周在社区服务1小时或更长时间。”
那些拥有多项资产的年轻人在学校表现更好，志愿为社区提供服务，拥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也不太可能参与危险行为。那些资产较少的年轻人往往会学习落后或陷入麻烦。该倡议致力于提高所有青少年的资产分值。
阿特金森解释道：“‘儿童第一’的名字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它实质上是要改变成年人的行为。这项倡议要求个人和社会组织以这40项资产为指南，释放出社区支持年轻人的潜力。已有超过250名志愿者接受了培训，包括邻居、牧师、银行柜员和消防队员。每个人都制定了自己独特的与孩子们建立联系的方式。”例如，学区和尼克莱特健康服务机构合作建立了孩子免费的诊所，还有一对老年夫妇邀请附近的孩子们来他们的车库外面打篮球！
今天圣路易斯公园的贫困人口比过去多得多，非洲移民的贫困状况尤其明显，有一些孩子买不起文具。但一些社会组织伸出了援助之手。学校事务主管梅茨解释道，每年一些年长的圣路易斯公园居民都会在开学之前聚在一起装文具，2015年一共装了450袋文具。他们在当地的圣乔治教堂将这些文具分发给有需要的孩子。该计划是由一名退休教师和她的丈夫发起的，她的丈夫是一名退休的校长。这是当地非营利组织圣路易斯公园紧急计划（英文简称为STEP）的一部分。该计划成立于1975年，旨在帮助当地需要食物、衣物或需要代言的居民。
正是这些小事情在新移民和老居民之间创造了信任——那种当你面临危机、最需要它时可以依靠的信任。2013年，圣路易斯公园的彼得霍巴特小学学生进行田野考察时遭遇了山体滑坡，两名圣路易斯公园的学生当场被泥石流掩埋。他们都是索马里后裔。2014年3月22日，学校为这两个男孩举行了悼念仪式。当地电视台报道了这起事故：“本周四，在悲剧发生一周年之日，学校为这两名在田野考察时遭遇山体滑坡不幸遇难的小学生举办了悼念仪式……学校的学生和工作人员身着代表校区颜色的橙色和黑色服装，在学校大楼前围成圆圈。校区总负责人罗布·梅茨请求大家默哀片刻，之后两个男孩（10岁的穆罕默德·福法纳和9岁的海瑟姆·萨尼）的家人放飞了一些白色气球。由于事故发生在斜坡下一处人们经常前去寻找化石的区域，男孩家属接受了圣保罗市和学区提供的和解金，其中的一部分钱用于在东非建造一所学校和一所孤儿院。”
一小步一小步的创新
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吉迪·格林斯坦的论断在圣路易斯公园得到证实，即今天社会创新正在全美国的地方层面发生。不需要发明什么新的东西，只需要将现有的规模扩大，就像我的同事大卫·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2016年6月21日的专栏里评论的那样：“这个国家的社会组织结构正在被撕裂，但各地似乎都有人挺身而出，修复他们所在的那一小块地方。他们进入空洞之地，创造社区，建立起紧密的人际关系，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
圣路易斯公园社区的人们对他们的公立学校有很深厚的感情，他们创造了一个为教师提供补助的基金会来支持一些特殊项目。我的英语老师米里亚姆·卡戈尔2002年从圣路易斯公园中学退休，现在她甚至都不住在圣路易斯公园，而是住在附近的郊区，但她仍然志愿为圣路易斯公立学校基金会工作。卡戈尔对我说道：“我问自己为什么？每年我们为圣路易斯公园的公立学校筹集4万～5万美元。这些人与他们的学校和社区的联系太紧了。如今我70岁了，一些与我年龄相仿的退休教师十分慷慨地为学校基金会捐款，因为学校的养老金体系对他们不薄。”
就算是圣路易斯公园，也不能在一夜之间把索马里战争的难民、来自内华达州的拉美人或来自明尼阿波利斯内城的非洲裔美国人融合进来，因为文化和宗教差距实在太大。仍然有很多人过着平行的、与他人没有交集的生活。但是我看到了很多将希望付诸实践的努力正在发生作用，很多社会企业家试图填补单个家庭和联邦政府之间的空白。我想活得再长一些，20年后再回到这里看故事如何结尾。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整个明尼苏达地区的经济健康程度，以及它能否维持覆盖广泛并且能够吸收新移民的中产阶级。我用专业的摄影师杰夫·利斯的话来结束这个部分，利斯1968年毕业于圣路易斯公园中学，目前仍然住在这里。
在我从小长大的时候，这里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我们都坐在一张桌子上吃午餐，社会经济方面的差异似乎影响没有那么大。我的两个女儿现在上了中学。她们说，即使学生群体如此多样化，学校依旧运行得很好，就和我们当时一样。周围其他社区不像我们的社区一样开放，但我们的社区从来没有抛弃这些价值观。不知不觉地，它们就传递到了下一代。我从来不会告诉我的女儿们要这样做或那样做。每个人都有权去追求他们的目标和梦想，这一点在这里是公开的社会规范。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圣路易斯公园的独特之处，但是在这里，它的确无处不在。有一天，我在霍普金斯观看我女儿的足球比赛，听她与队友相互交谈，其中有很多索马里孩子。我想，我们这里有这么好的东西，而且它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
伊塔斯加项目
圣路易斯公园不是在真空中与世隔绝。这里的许多人在明尼阿波利斯工作，双城地区的经济状况对他们很重要。不断扩大的经济馅饼虽然不足以产生更加包容的社会，但它肯定对此有帮助。所以，在我结束本章之前，一定要说一说双城地区最具创新性、在今天看来也许是最重要的社区和经济建设项目。它叫作“伊塔斯加项目”——是由地方商业领袖、财富500强公司高管、教育家、地方官员和慈善家组建的松散联盟，旨在使社区发展重归正轨。该项目成立于2003年，当时正是明尼苏达州政治的困难时期（就在前摔跤手杰西·文图拉1999年到2003年的州长任期结束之后）。
健康合伙公司的主席玛丽·布雷纳德解释道，州内的合作精神已经“衰败”。她在2003年至2008年担任伊塔斯加项目的主席。就政治毒性而言，明尼苏达州开始模仿华盛顿，偏离了当地土生土长的政治文化。布雷纳德回忆道：“两党不能解决需要他们解决的问题。每个人都只关注短期——未来的两年和下一次选举。这种环境下，我们没法繁荣发展。我们需要以证据为基础的决策。”
伊塔斯加项目的第一个目标是推动当地经济的增长。而近期，它也开始寻求减少该地区的种族分化。本质上，伊塔斯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美国精英在其最佳状态下曾经在当地和全国范围内经常做的事情：把政治家的脚放在火上烤，要求他们在重大议题上做出妥协，例如基础设施、教育、交通和投资，然后自己也承担相应的责任，向更多的少数族群开放工作机会。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裔美国人、老挝赫蒙族人和索马里人在过去20年移居到明尼苏达州，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经济上，该州曾经被轻易忽视的种族差异不能再继续被忽视。伊塔斯加不是政党组织，但如果它是，它将会是大自然党——不带党派倾向，敏捷，不循规蹈矩，混杂，适应性强，并专注于采用最佳实践。
该项目以明尼苏达北部的湖泊和州立公园伊塔斯加而得名。过去，明尼苏达州的进步主义精英常常在夏天一起来到这里度假：皮尔斯伯里、代顿、嘉吉、麦克奈特是其中一些核心家族。他们是一群不寻常的带有公民意识的贵族，在行动上也以身作则，通过授权其公司慷慨捐赠来改善社区生活。我以前只是模糊地知道伊塔斯加，直到2015年12月28日《纽约时报》对它进行了报道，标题是《双城的地方领袖在幕后发挥影响》。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在明尼阿波利斯最高的摩天大楼38层，有一个不起眼的会议室。在这座大楼几个街区之外，有一座砖块砌成的俱乐部，当地的精英成员已经在那个俱乐部里聚会了超过一个多世纪。
这两座建筑物毫无相似之处，但如果把东方式的地毯和深色木头换成花岗岩桌子和艾龙风格的椅子，它们的功能基本是一样的。
每个星期五上午，管理着当地一些最大的公司、慈善机构和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及其周边地区其他机构的14名高管会聚在这里用早餐，并悄悄影响该地区的经济议程。
他们就是所谓的“伊塔斯加项目工作组”。这个项目由约60名地方领袖发起，是一个私人倡议，旨在促进双城地区经济进一步增长和发展。他们还着手处理一些其他地方的高管们避让不及的棘手问题，例如经济差距和种族歧视。
你可以把它看作建制派的2.0升级版：相比几乎全是白人和男性的旧时代企业，它更多元化，并且同样的强大，而且需要时它可以发挥无形的作用……
伊塔斯加的影响力是实实在在的。正当全国的政治——包括许多州的政治——看似按照党派路线分裂得无可救药时，它的共识导向法提供了另一种可供借鉴的模式。
每周例行早餐会的参加人员名单包括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的市长，以及当地的议员、学校主管和大学领导。
2008年一项提高汽油税以重建道路和公共交通系统的提案被时任共和党州长蒂姆·普兰蒂否决，伊塔斯加的商业领袖说服了足够多的共和党议员跨越党派界限，推翻了州长的否决。
最近，来自伊塔斯加的压力，帮助该州学院和大学系统赢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伊塔斯加还带头创建了一个新的区域机构，以吸引想要搬迁或扩张的公司，并鼓励塔吉特百货和埃克西尔能源公司的采购主管从本地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
报道指出：“伊塔斯加开展的工作是双城地区经济强劲的原因之一。大双城地区的失业率仅为2.9%，远低于全国5%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在创造高收入工作和以知识和技能为基础的工作方面，明尼苏达州在全国也遥遥领先，这些工作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成为中产阶级的机会。”报道还指出，大多数的大城市和城镇都有商会和经济发展办公室，但是据参与者们说：
伊塔斯加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采用了麦肯锡式的分析方法并基于详实的数据，而且愿意抛弃过去那种招致大量游说的套路。
伊塔斯加项目现任主席大卫·摩顿森表示：“我们不只是要求降低税收和减少监管。作为一群商业领袖，如果我们要着手处理教育或收入不平等问题，那么就需要承受一些暂时的痛苦。”
摩顿森先生说这与大多数其他城市的情况不同。他今年早些时候接管了由他的祖父创办的全国性建筑公司M.A.摩顿森。
摩顿森先生2012年才回到明尼阿波利斯，之前他在西雅图住了9年。他说道：“大多数大型科技公司都认为西雅图是一个地理位置很方便的地方，可以安置它们的一些工人，但它们不会介入当地社区，除非它影响到了它们的业务……技术公司的领导者们是很乐善好施的，但他们把慈善和他们的业务分开。”
报道的结尾引用了詹姆斯·坎贝尔的一段对话。坎贝尔是当地的一位银行家，2002年退休之前在诺威斯特银行和富国银行担任高管。《时代》周刊问他，伊塔斯加可能在其他地方复制吗？“我的回答是也许可以，但这里的独特之处是人们愿意相互信任”。
为了理解这个团队是如何工作的，我找到其中的一名创始人，蒂姆·威尔士。他是麦肯锡公司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高级合伙人。他回忆起2003年9月12日伊塔斯加小组的第一次会议：
我们大约有25位或30位高管在场。州长普兰蒂来了，我们花了1个多小时做自我介绍，每个人对这个社区都抱有很高的热情，因为这里有我们想要保护和留存下来的精神。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但无法确切地说出它的内涵。我们都感觉自己将为此倾尽全力，并承担着维护共同利益的责任……为了开启这一努力，我们启动了第一个特别工作组，专注于让明尼苏达大学与商业社区联系得更加紧密。
最近几年，伊塔斯加将其重心放在当地的不平等问题上。2012年，不平等状况特别工作组发现，在明尼苏达州，有学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为9%，而有学士学位的白人失业率仅为3%。在“有色人种差距”方面——处于16岁至64岁工作年龄段的白人和黑人就业率的差距——明尼阿波利斯的排名仅好于垫底的底特律——这并不光荣。2015年，公共教育重建中心研究发现，明尼阿波利斯四年制中学黑人和拉美裔学生的毕业率是全国最低的。研究预测，到2018年明尼苏达州将有数十万劳动力缺口，大多数工作需要接受过一些高等教育的人。因此，商业界不能再忽视这些差距。
伊塔斯加成员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支持桑德拉·萨缪尔斯。萨缪尔斯是北部成就区（NAZ）的领导人，北部成就区是由43个组织和学校组成的合作组织，其宗旨是缩小学生课业成绩的差距。北部成就区成立于2008年，地点设在明尼阿波利斯。它以教育家杰弗里·加纳达在纽约哈林区创建的哈林儿童区为蓝本，利用完整的家庭辅导和家庭教师的网络，辅以入学指导以及全方位、个性化的青少年干预措施，让1100个家庭的2300名儿童保持在从幼儿园通往大学的教育道路上。北明尼阿波利斯被认定为一个种族意义上的集中贫困区，这里超过50%的居民是有色人种，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学生长期表现不佳。《星论坛报》2016年一篇头版报道将之称为“战区”。萨缪尔斯称，如果明尼阿波利斯的非洲裔美国学生四年制中学毕业率仅为52%，那么你就无法建设健康的社区。
萨缪尔斯在2016年6月21日《星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从一开始，我们就认识到‘两代人’方法的重要性。”
我们同时与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开展合作，以求取得持久的进展。支持整个家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因为如果父母能够为孩子营造稳定的家庭，孩子就能够专注于学习。
我们还认识到，不能只靠学校，所以我们围绕学生组建了一个团队，提供各种支持，包括额外的入学机会、家长教育、幼教服务、行为健康咨询、住房和就业支持。在与我们合作的学校中，北部成就区的学生获得了最多的支持，他们在阅读方面的表现明显优于同龄学生。
萨缪尔斯不是在明尼苏达州长大的，她于1989年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在福特汽车公司的销售部门工作。在创建北部成就区之前，她在圣路易斯公园住过几年。也许是因为在新泽西州出生和长大，她直言不讳地谴责明尼苏达州存在多年的、静悄悄的种族主义；但也会不吝称赞诸如伊塔斯加等组织中的明尼苏达州志愿者，赞扬他们现在真诚地在解决问题。
一个早晨，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萨缪尔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对我说道：“我在新泽西州长大，十几岁的时候就对种族正义问题着迷了。我的父母亲来自实施《吉姆·克劳法》[12]的南方地区。他们是奴隶和佃农的后裔。他们从南方移民到北方，和外国移民前来美国的原因一样——去寻找南方没有的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机会。”她的父亲加入港口工人工会，并从低收入阶层迈入中产阶级，然后把他们家从新泽西的纽瓦克市搬到斯科奇普莱恩斯市，这就相当于从北明尼阿波利斯搬到圣路易斯公园。多亏了1968年通过的《公平住房法》。萨缪尔斯回忆道，小的时候每当她抒发支持反对种族不公正斗争的感慨时，“我父亲就对我说：‘桑迪，如果你发现哪个国家比这个国家更好，你告诉我，我们一起去那里生活……’这句话总是让我无言以对”。
说到明尼阿波利斯，她说：“我们的这个社区存在着一些严重的不平等——‘明尼苏达式的友善’掩盖了许多种族主义的现象。虽然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不平等的故事，可以告诉你明尼阿波利斯存在结构性的种族主义——历史上和现在都存在，但是我还可以告诉你，今天我们有商业界，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商业社区。今天，人们会挺身而出说道：‘这不能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现在就开始行动，与伊塔斯加成员和其他商业领袖合作。我们在相互支持。这就是我们国家已经失去的或从来没有真正拥有的东西。我们都有一个愿景，我们不会这样下去，并且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孩子这样下去。”
北部成就区得益于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支持。它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一笔为期5年、总金额2800万美元的“希望社区实施计划”拨款；塔吉特百货公司和通用炼油厂各自承诺连续三年每年捐赠300万美元，以确保北部成就区继续拥有所有必要的资源。
虽然伊塔斯加等团体的财政支持与合作令萨缪尔斯倍受鼓舞，但她知道明尼阿波利斯的北部要想发生彻底的改革，就不能忽视仍然需要修复的、系统性存在的种族主义现象。她也知道，除非该地区的大部分非洲裔美国家庭能够将他们的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否则这种修复也只是小修小补，治标不治本。一则好消息就是，在北部成就区的家庭中，许多事正在悄然发生。她认为：
让我感到最有希望的是，这个社区的非洲裔美国人开始有了主人翁意识，他们意识到没有人会来救我们。合作伙伴至关重要，但我们必须拯救自己，我们必须自己改变我们的社区。我看到许多家庭纷纷制订了他们的成就计划，并努力地执行这些计划，他们出现在孩子们的学校，报名参加家长教育班。有一些父亲对我说：“我不知道该给我的孩子读些什么书？”在个人层面，我看到人们真正地致力于改变。人们问道：“在这个改变的进程中，我如何帮助同一个街区的邻居？”每个人都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我看到北明尼阿波利斯的家庭说：“这要靠我们自己。”……在正确的支持下，我们可以创造这样一种文化，让人们相信他们应该会取得成功。
就其本身而言，伊塔斯加认识到，其成员要做的事不仅仅是开支票，他们还需要做出个人层面的承诺，承担推动改变的责任。为了做到这一点，伊塔斯加设立了一个为期1年的领导力研讨班，旨在增加公司员工的多样性。当地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被要求检视他们自己的偏见（这一群体主要是白人，但也包括少数其他种族的成员），并迁移他们的机构，以促进区域发展并努力减少就业不平等状况。该项目是由梅考·杭和美国施莱文特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布拉德·休伊特共同领导的。如果你和43岁的梅考·杭交谈10分钟，你就会明白，明尼苏达在多样性领域取得了多大的进步，以及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梅考·杭是来自老挝的赫蒙族难民，她与她的家人1976年来到美国，当时她是1年级学生。1978年她搬到圣保罗，一直在圣保罗的公立学校上学——现在这里已经有31%的亚洲裔美国人（主要是东南亚移民），后来获得布朗大学的学士学位、汉弗莱公共事务学院的社会政策和分配正义专业的硕士学位，以及哈姆林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学位。目前，她在业余时间担任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主席。她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是作为阿姆赫斯特·怀尔德基金会的总裁。这个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改善大圣保罗地区及其周边居民的生活。
一天下午，梅考·杭在她圣保罗的办公室接受了我的采访。她说：“三年前，我被邀请与伊塔斯加合作以减少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伊塔斯加所收集的数据反映出的并不是“明尼苏达式的友善”：明尼苏达州劳动力市场趋紧，但拥有学士学位的有色人种学生“无法被雇佣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我们对雇佣有偏见，而这不应该在这样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上发生。这里存在就业的障碍”。
于是伊塔斯加和梅考·杭成立了首席执行官论坛，帮助企业领导深入和诚实地看待自己和他们的招聘岗位。有太多的首席执行官申请加入以至于论坛成员超出预先确定的人数。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两年。梅考·杭说道：“他们会对我说：‘我关心多样性，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每个首席执行官都被问到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自己意识到了多样性吗？”“我的个人转变会是什么样的？”“我要实施怎样的商业计划来改变我的组织实践？”梅考·杭补充道：“我们帮助他们举起一面镜子。”
这群首席执行官们开始分享他们的生活故事。杭，也分享了她的故事：
虽然我看起来和其他首席执行官一样，但我来自一个非常不同的文化，我下班后会回到一个宗族本位的社区，这里的人们经历过流离失所、创伤和战争。作为赫蒙族女人，我在那个环境下没有很多的权利。我回家的时候，我感觉到一种社交层面的无力和没有地位。所以，如果一个从来没有这种经历的人通过我的眼睛看到这个世界，能让我们建立信任，去看看什么是相似的，什么是非常不同的：“你和我在这方面相似，在那方面又不同。”如果我与他人建立了某种联系，就很难再去指责他人——这是信任建设的一部分。
玛丽·布雷纳德说，伊塔斯加的多元化培训计划对她的医疗保健公司的招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的公司现在开始愿意问自己一些基本问题：“黑人妇女是否像白人妇女一样定期接受乳腺X线检查？非洲裔美国男士是否和白人男性一样定期接受结肠检查？”现在，我们在全州范围内对此进行比对检查。
总部设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财富500强保险公司施莱文特金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布拉德·休伊特目前是伊塔斯加的副主席。他接受了培训并总结道：“这深刻地改变了我。我发现我们所有人都有下意识的偏见。现在，我们试图让其他100名首席执行官都经历这一过程。”
施莱文特金融公司是从路德教徒互助会和路德教兄弟会保险合作社发展而来的，成立于1899年。当时一次工厂爆炸事件导致许多家庭失去了顶梁柱并因此陷入贫困。因此该公司会为一些德国和挪威的移民提供服务。休伊特说道：“我们一直以来都做得很好，通过合作社为路德教徒，即那些来自瑞典、挪威、德国和芬兰的移民提供服务。”这些社区离索马里很远。伊塔斯加的多样性倡议“迫使你认识你之前看不见的、下意识的偏见和特权，如果你想真正地对他人更加热情好客，你就必须在这些问题上系统地下一些功夫。我们公司的文化曾经很强势。每年我们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以路德鱼为主菜的圣诞聚会。路德鱼是一种干的白鱼，是斯堪的纳维亚、明尼苏达州的最爱。这是自然而然的。我们有大约3000名员工，其中不到1%是有色人种。但是，我们在过去的18个月已经把有色人种的员工数量翻了一番”。
如果你是吃路德鱼长大的，并且它是圣诞聚会上的主菜，那么引进一些清真食物或其他族群的美食对你来说就是一种调剂。休伊特说：“这就像学习另一种语言，你不会一次就能弄明白，但不要让它阻止你去这么做……学习语言时，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准备好被嘲笑——我们正在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当我试图促进多样性时，我已经能够从容应对别人的嘲笑了。”
但是，就像在美国其他地方一样，今天在明尼苏达州拥抱多样性，不仅仅是克服对非洲裔美国人的隐形偏见，它还涉及融合差异非常大的文化和民族，如索马里人和赫蒙族人。在我的研究中，我没有遇到任何人希望索马里人或赫蒙族人放弃他们的文化身份变成“明尼苏达州人”，就好像挪威人或犹太人不会放弃他们的文化身份一样。但在明尼苏达州，有一种对欧洲盛行的全球多元文化主义强烈的厌恶情绪，我对此也深有同感。欧洲任由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自行其是，直到有一天你醒来，发现大熔炉已经被摧毁，并不存在真正的共同体。明尼苏达的方式是，每个人都应该保持他们的习俗，但有一些基础的价值观是不可动摇的，比如关于你如何看待妇女，如何看待法治，以及如何看待其他信仰、公共机构和社区空间，这些是不可谈判的。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2016年7月10日的《美国利益》杂志上发表题为《何时何因民族主义击败全球化》的文章，阐述了其中的原因：“一般来说，拥有共同的身份认同、规范和历史会加深信任感……具有高度信任感或较高社会资本的社会，能够为其公民带来许多有益的结果：较低的犯罪率，较低的企业交易成本，较高的繁荣程度，以及乐善好施、慷慨解囊，……诀窍就是弄清楚如何在对自己社区的完整性的合理关注与欢迎陌生人的义务之间找到平衡，尤其是对那些有迫切需要的陌生人。”
明尼苏达正在努力地研究那个诀窍，美国的其他社区也是一样。迈克尔·戈尔曼是裂石合伙投资基金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伊塔斯加工作组的创始成员，他雄辩地和我分享他是如何看待今天明尼苏达州在此方面面临的挑战和紧张局势。当然，明尼苏达在此之前也面临这种挑战：休伊特开玩笑地说道，直到20世纪60年代，信奉路德教的德国人都不会把东西卖给同是信奉路德教的挪威人！
戈尔曼说道：“我们这里长大的大多数人的身份认同都是明尼苏达部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公民文化发展出了一些特别之处。明尼苏达州和明尼苏达州的公司在对社区的参与和承诺方面，以及将其财力和人力资本用于公共利益的主动性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有一种我们不能松懈的感觉。明尼苏达州仍然保留着自本州开拓以来一直存在的社区性和连接性的元素，这令这一地区获益匪浅。然而，随着新近移民的到来，鉴于他们的背景与其北欧前辈的背景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文化的酸碱度在发生着改变。如何包容明尼苏达州的新声音和新观点，同时保留主流文化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最佳特性，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是一个挑战。
他说，从一方面来讲，明尼苏达人的定义和范围需要扩展并且更具包容性，这样每个人，不论其背景如何，都可以将明尼苏达视为可以成长和繁荣的肥沃的表层土。但这不能仅是单向的对话。
戈尔曼说道：“新来者还需要被同化，我们传达的信息必须是：‘我们很高兴你来到这里，并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你将对我们的社区做出贡献。这对我们提出了一些要求，同时也对你提出了一些要求。你打算做些什么来接受现有的文化，成为这个你选择作为新家的地方的一部分？’”
作为移民者的儿子，戈尔曼对这种平衡术的感觉很敏锐。他说：“每个时代的移民都会从他们祖国的传统和文化底蕴中得到安慰，特别是在私人生活的领域。但无论我们的文化遗产如何，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参与到美国社会中来。要想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说英语，接受教育并做出贡献。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移民的人，只想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地方，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有益的公民。我们应该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点。”
戈尔曼补充道，这些新移民已经对其本国的制度和机构彻底失望，许多人在充满压力和运转失常的社会中长大，或生活在难民营之中，“所以毋庸置疑，那里缺乏信任。他们只是一直在努力求生。之所以要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相信这里的制度和机构是行之有效的，正义是公平的，我们相信我们的政府基本上是不腐败的；这些是明尼苏达州决定性的属性。但是对于新移民来说，他们可能刚开始无法理解。我们应该清楚地告诉他们这里的规矩，并通过与社区的互动来建立他们信任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支撑这些规矩。有许多关键的时刻，每个人都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
戈尔曼总结道，新移民和明尼苏达州当地人都需要行动起来，并且像同一个团队一样行动。“欧洲的许多地方因为没有将移民融入主流文化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应该注意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所有这一切都在于建立信任，相信我们融合在一起的未来比分裂和孤立的社会要好”。
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对话。虽然各方经常避而不谈，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因为现在诸如明尼苏达等很多地方都接收了大批从无序世界中的创伤国家涌来的移民。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以及其他相似的社区所发生事情非常重要，而诸如伊塔斯加的创新性社会组织将在此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任何来自明尼阿波利斯或圣路易斯公园的人都可以证明，该地区最受欢迎的户外消遣之一就是沿着双城之间星星点点的湖泊徒步行走，湖的周围遍布美丽的步行道和自行车道（根据市长办公室统计，明尼阿波利斯拥有22个城市湖泊和超过170个公园，每个居民居住地6个街区以内必然有一座公园）。正如我所说，这些湖泊是双城地区的搅拌器，在湖边漫步时，你可以看到各个收入层级、各个种族以及各个社会阶层的人。2016年春天的一天，我和我的妻子、朋友一起在雪松湖边散步，遇上了3个当地的非洲难民社区的领导人——两人来自索马里，一人来自埃塞俄比亚——其中一人我在明尼苏达大学研讨会上见过。在这个温暖的5月的下午，他们走在公共道路上，和我们一样。不时，一群索马里妇女也会路过这里，她们穿着传统的索马里长袍和头纱在湖边行走，但你可以看到袍子下面露出的耐克运动鞋，好像在向你眨眼。
如果要打赌，我会在那些湖泊上下注。我认定作为这个社区核心的这种合乎礼仪的体面生活将会不断扩大，来拥抱曾经被遗忘或掉队的人们，并被他们接受。并不是因为有什么事是“必然”的，而是因为我遇到了很多愿意通过努力将希望付诸实践的人。
需要一张餐桌
伊塔斯加的联合创始人、麦肯锡公司合伙人蒂姆·威尔士说道，只有从“一张餐桌”开始，它才会有效果。
威尔士解释道：“我们通过伊塔斯加项目发现，一张餐桌真的很重要，如果问题非常棘手，难以处理，我们会把所有关键人物聚集在某家的餐桌旁。”2006年，就是在伊塔斯加成员查理·泽拉家的餐桌上进行一番讨论后，伊塔斯加说服州议会推翻了时任州长普兰蒂对运输法案的否决，当时参加的成员包括了主要的共和党议员，他们同意投票反对本党的在任州长。泽拉现在是州交通委员会的主任。
威尔士说道：“伊塔斯加经常这样做。我在我的餐厅里主持了两次与下一代领导人的晚宴，讨论我们这一代人想要看到这个州变成什么样子。你把他们全都聚集在一张餐桌旁，他们离开时会意识到：‘原来社区中还有其他领导人和我有一样的期许，即在最基本的人的层面，让社区更安全，让每个人都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这个小组的口号是，把你的自尊存放在进门处，把你的政治倾向存放在小组之外。”
很容易将伊塔斯加项目简单地归类为（或是不屑一顾地视作）一个善意的公民团体而已。但它不是这么简单。事实上，我认为，伊塔斯加可以作为加速时代在企业、政府和关键公民参与者之间开展对话和社区建设的模型。它效仿了大自然的杀手级应用程序——敏捷，混杂，不循规蹈矩，多样化，基于事实，并且不受党派意识形态或其他根深蒂固的利益的约束。
伊塔斯加是一个彻底的21世纪网络。它没有章程，没有董事会，没有执行董事，没有首席执行官，也没有办公空间——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组织结构。它的网站也差劲得让人觉得可笑。事实上，该小组指出，只有当有工作要做时，它才需要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项目”。它几乎完全由志愿者组成。志愿者是来自社区——企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几乎都是每个部门的非常高级别的领导人。仅有的全职员工是由麦肯锡借调给伊塔斯加的两个项目经理。因为工作人员很少，这些志愿者领导人实际上自己做这些工作。它通过工作组实现自我管理，工作组几乎每个周五早晨7：30开会，持续90分钟。威尔士说道：“相当高级别的志愿者几乎每个星期五早上举行会议，所有人都把这个会议称为他们日程表上最有趣的会议，一个他们‘真正期待的’会议。”
威尔士说道，尽管伊塔斯加的组织结构不同寻常，但自2003年以来，它对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的经济和公民活力做出了切实的贡献。除了成功推进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少数族裔的包容性以及通过桑德拉·萨缪尔斯和梅考·杭等人对首席执行官们开展多元化培训外，它还包括：
推出实时人才计划（RealTimeTalentMN.org）。这是美国创建最具创新性的员工发展计划之一。它将超过40万中学毕业生的课程和培训项目与本州雇主的技能要求联系起来。
搭建商业桥梁，便利大型企业的采购部门与该地区的小型供应商之间的联系。这项努力的结果是，参与企业的本地采购支出两年内增加了超过10亿美元，提前1年实现了目标。
帮助为更积极地投资高等教育树立案例，以及加强商业和高等教育领导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一套基于事实的调查结果来证明需要大幅增加投资，由伊塔斯加组织的一个联盟帮助该州每年教育支出增长超过2.5亿美元。
对于一群没有预算，没有办公室，没有章程，几乎没有互联网存在感和工作人员——但拥有大量信任的这批人来说，这不算是个糟糕的结果。当人们聚在餐桌旁，专注地讨论他们可以做什么来推动社区发展，并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了信任，也许就能做成许多惊人的事。当然会有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观点，但这不是关键，它是健康的标志。威尔士说，关键在于，直到你把这些分歧都解决了才能从餐桌上离开，这样你就可以向前迈进，并且不允许哗众取宠。
威尔士总结道：“信任不会凭空成为现实，它需要努力。它需要一大群人不断努力——不断地出现，而这些事不会像变魔术一般地凭空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