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曾说过，她有点儿像斯特拉·达拉斯。是的，但也不完全像。她的女儿并没有嫁给某个“富二代”，没有住在歌舞升平的豪宅里。瓦尔一直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但她没有哭泣。
如果她是斯特拉·达拉斯就好了。如果她可以哭泣就好了。我想，如果有那一天，事情就可以缓和，一切就能够被软化，恢复如初。我是这么想的，但这也是事后的想法。
事实是，她失去克丽丝了。面对痛苦，她让自己变得更加冷酷，她知道，这种痛苦不会很快过去，而且，数年之内还会煎熬着她。她觉得，在她和克丽丝这样的亲密关系中，背叛是不可避免的。克丽丝太过依赖她了。父母的某些错误，是有助于孩子成长的，不管他们是有意为之，还是本来就不称职。瓦尔这么坚强，又这么聪明，所以，她似乎是故意的。当然，她可以让克丽丝回到她的怀抱，但她没有那么做。剩下的事，就顺其自然吧。她告诉米拉：“我没什么能为克丽丝做的，除了去死，但我不想那么做。”
她偶尔给克丽丝写信，但没有回音。瓦尔写的不是真正的信，因为她已经越界了。这一点，除了她自己，没有人知道。
道德虽好，却也是有界限的。人们要一起生活，道德就是约束他们的一套准则，它使人们形成集体，并使得集体利益最大化。但对那些已经越界的人没用，他们也不会在乎。比如，几年前，一架飞机在安第斯山脉坠毁，幸存者们最后沦落到食人肉维生。这引发了所谓的道德问题。或许这也谈不上真正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谁能有答案？你可以宣扬教条，可以引经据典，也可以搬出权威；你可以辩论到死，但依然无法分辨谁对谁错。假如你是一个犹太人，你的丈夫和孩子被纳粹分子杀死了，而你因为还能出卖肉体而活了下来，你走在阿根廷的街道上，看到那个曾经关押过你的集中营的长官，你口袋里有一支枪——你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它——你的手指正在扳机旁，而你看见了这个男人……你会怎么做？有些事，你无法将它分类，无法判断，只能由那些想实践或被迫要实践的人去亲身实践。这些人从不在乎后果。
我想知道，他们是否真的不在乎。坐在这里，看阳光透过窗户倾泻进来，桌上放着一杯冰茶，望着远处的海面，在沙滩上散步，写那些不会在乎后果的人的故事，多么惬意。不过，真有这样的人吗？是否就连最好战的人也在乎后果——哪怕他的灵魂已经伤痕累累，哪怕他的希望已被摧毁，甚至在他开着坦克去撞墙，开着飞机去撞航空母舰的时候，也曾有片刻想过，这也许是一场终会结束的噩梦，或许他能被拯救，能回到家，坐在炉火旁，端起那盏茶，拍拍坐垫，笑谈那些陈年旧事，一边笑着，一边抹去眼角的泪水……
哦，天哪。有什么用？我写的一切都是骗人的。我尝试说出真相，可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我思索许久，想象那种极端情境，在人类的一般认知之外，那种和普通人没有关联的情境，其他人就无权评判深陷那种情境中的人了。可就在我写下这些字的时候，一只冰凉而令人战栗的生物刺了一下我的脊椎，往上爬到我的大脑里，告诉我，所有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情境，所有人都是。
可是，如果是那样，人们岂不是就连最简单的故事也讲不出来了？我放弃。我再也不能往下想了。我所能做的，就是讲述，讲述，讲述。当然，我要尽我所能，去讲述，讲述，讲述。我要告诉你接下来的故事，把它讲完为止。它还没有完，永远不会完。可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这也是这个故事结束的唯一原因。
从芝加哥回来后，瓦尔变得很古怪，变得陌生、疏离而冷漠。女人们有各自的生活要忙，也就不经常来找她了。克丽丝很消沉，变得很难相处，伤害了她们的感情。她们不清楚事件的整个经过，但因为在瓦尔家里，性并不是禁忌的话题，她们以为克丽丝不过是受惊了，很快就会好的。瓦尔没给她们中任何一个人打过电话，她们觉得和她日渐疏远。
米拉可能是和她最亲近的一个，她觉得很愧疚，一直想去看望她们。可她又怕见瓦尔。她刚认识瓦尔时，瓦尔就告诉她一些她没想过的事情，也不管她想听不想听，她预感到这次也会一样。而且这次的预感更加强烈了。她怕见瓦尔，仿佛瓦尔得了某种致命的传染病似的。可终于有一天，她还是逼自己给瓦尔打了电话。瓦尔心不在焉地说，她在家。
瓦尔穿着牛仔裤和衬衫。她瘦了，脸庞不再丰满，而是变得坚硬、棱角分明，看上去老了许多。她的头发灰白。这些改变并不明显，可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她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了一会儿。凯拉和哈利去了阿斯彭；克拉丽莎和杜克出了问题；伊索在埋头写论文；孩子们现在和诺姆在一起，八月份会同米拉和本一起去缅因州。
“克丽丝怎么样了？”
瓦尔的声音空洞，听不出任何情绪：“她在伯克希尔的一个农场。他们觉得她似乎好点儿了。”
“她真的很消沉。”米拉半是询问，半是陈述地说。她听出自己的声音里有评判的意味。她其实是想说克丽丝过于消沉了。
瓦尔也听出来了。她只是点点头。
“对不起，瓦尔，是我不理解。我从来没有被强奸过。”
“是没有。我记得，也差点儿了吧。”
米拉眉头一皱。“在‘凯利之家’的那个晚上？天哪！”她颤抖着说，“我都忘了，我想忘了它。这是为什么？”
“我想，这就是理智吧。大多数女人不想过多了解关于强奸的事。只有男人才感兴趣。女人总试图忽略它，假装是受害者自找的。她们不想面对事实。”
米拉觉得她的身体开始哆嗦，好像她血液里的每个细胞都变得警觉起来。“事实？”她声音颤抖地问。
瓦尔坐回椅子上，点燃一支烟。她的姿势和动作里还有着往日的气场，最近人一消瘦，这种气场就更强了，只不过动作不再那么自在、流畅、豪爽了。她更加敏感、更加专注、更加狭隘了，就像一道光束，发现了目标便全力照射上去。于是，她把克丽丝的遭遇跟米拉和盘托出，从头到尾讲给她听。瓦尔说完时，米拉紧紧抓着椅子的扶手。瓦尔往后一靠，声音稍微缓和了一些。
“去年秋天，在康科德还是列克星敦的一次会议上，我记不清楚了，有个人邀我一起自驾回剑桥。那是个年轻男人，有些呆板，又有些自大，是个新教牧师。他想跟我搭话，一路上说个没完，因为路上堵车，所以，他有大把的时间絮叨。他是一个很温和的年轻人，懂得关心别人的感受，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他不会脱口而出‘妈的’或‘肏’这样的脏话。不必说，我的言辞吓到他了。”
米拉笑了笑。可瓦尔并没有笑。
“他跟我说起他几个月来一直在做的梦。他说，他婚姻美满，家庭幸福，还有一个小儿子。我估计他才二十五六岁。最近，他和他儿子之间出了点儿问题，还和他老婆为此吵过几次。她觉得他对儿子太专横、太苛刻。但他的梦与此无关。他梦到的是多年前在大学认识的一个女孩。他一直梦到她，却又记不起梦的具体内容。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问他，以前对那个女孩是什么感觉。他喜欢过她，爱慕过她，但她有些轻佻，和一个又一个男人调情，需要他的时候又来找他。而他却总是向她敞开怀抱。我问他有没有和她上过床，他说没有，从来没有‘和她有过性方面的接触’。”说到这里，瓦尔忍俊不禁，“他觉得她和其他人也没有过。他觉得其他人那样做也会有负罪感，因为他们在一所教会学校。”
“我问他现在对她是什么感觉。他觉得她很有魅力，可一想到她就生气。他曾经很爱她，想得到她，可他什么也没做。他生她的气，但更生自己的气。‘那你本可以干什么呢？’‘我可以强奸她。’”
“我丝毫不觉得惊讶，这个男人很呆板、很无趣，是个温和而懦弱的基督徒。可本性上，他却是一个强奸犯。”
“我知道。我早就知道这点。”米拉有气无力地说。
“天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历史上又该有多少。我和克丽丝一起走在芝加哥的街道上，看见男人们盯着她看，对我来说，什么法律、什么传统、什么风俗都在那一刻冻结了。无论他们在公共场合是什么样子，无论他们和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所有的男人都是强奸犯，这就是他们的本质。他们用他们的眼睛、他们的法律和规则强奸我们。”
米拉两手捧住头。“我还有两个儿子。”她轻声说。
“是啊，那就是他们维持权力的方法之一。我们爱我们的儿子。谢天谢地我没有儿子，不然那真会阻碍我的。”她满面怒容。
米拉直起身：“阻碍你？”
“祸不单行。那个牧师、那样对待克丽丝的塔德、那个强奸她肉体的家伙、那个强奸她灵魂的律师、那般对待她的法庭、挂着枪的警察看她的眼神，还有街上那些男人对她的品头论足。我没办法保护她，没办法让她摆脱现在的感受，也没办法替她承受这一切。
“我冥思苦想，根本控制不住自己。我想到了婚姻及其规则，想到了夜里出门的恐惧、旅行的恐惧，想到男人沆瀣一气、不把女人当回事，想到强奸的方式不止一种。女人无足轻重，是魔鬼，是祸水，她们既是奴仆又是发泄工具。男同并没有比直男好到哪里去——有的男同比直男更讨厌女人。看看那些书就知道了，几年来，几百年来，几千年来，都写满了对女人的仇恨，而在仇恨背后，隐藏着的威胁方式和行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强奸。
“我还想到，天哪！这些年来，我一直从事民权运动、和平运动，要求释放政治犯。在萨默维尔和剑桥，我和学校委员会一起工作。在此期间，我一直在考虑大人和儿童的利益。可是，我试着帮助的，有一半是男性，而且是看见我和我的女儿就会强奸我们的男性。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占有你的身体、你的灵魂，会控制你、虐待你，或者抛弃你。我居然浪费我宝贵的生命去帮助他们！帮助那群强奸犯！一旦你意识到这点，就再没有回头路。所有男人都是敌人！”
她两眼冒火，声音激昂，但努力克制住了。
米拉感到窒息。不，不，别这样好吗？她心中不断地说。
“他们还希望你享受自己的毁灭！一个女孩被强奸了，她应该怎么做呢？‘躺回去，好好享受。’‘如果一个和平主义者的妻子被强奸了，他会怎么做？’‘疏远他们。’丈夫不可能强奸他的妻子——根本没有相关的法律，因为强奸就是他的权利。”
“我告诉你，”瓦尔的声音变得低沉，怒火中烧，“我受够了。妈的，以前我还让男人搭便车！再也不会了。让他们自己用腿走吧，让他们打他们的烂仗去吧。任何一个男人都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一点儿帮助，一点儿都别想。我永远会把男人当成敌人。我还想，假如那个吓唬克丽丝的律师菲特有一个女儿，如果她被强奸了，他十有八九会像对待克丽丝一样对待她。”瓦尔看了米拉一眼，“很抱歉。我知道你有儿子。这很好，这能让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让你，”她讽刺地说出了那个词，“保持理智。”
米拉的表情痛苦而纠结。瓦尔很镇定，很坚定，就像一名高举旗帜的士兵：“至于我，幸亏我没有儿子，因为他会挡住我的视野，我得为他着想，这会让我偏离真理。如果我有儿子，我就不会认识到这些，不会感受到这些，我会把这些深深埋藏在心底，任它们慢慢地荼毒我。”
“可是，没有男人，你又怎么生活呢？你看，如果你想找一份工作，老板是男的；如果你要申请经费，控制资金的是男人；如果你想申请学位，你的导师也是男的……”
“我已经退出了那个世界。现在，我属于一个全是女性的世界。我在女性商场里买东西，在妇女银行存钱。我还加入了一个激进的女权组织，将来也只为它工作。去他的论文，去他的学位，去他的哈佛。它们全都是男性世界的一部分。你不能向它妥协。它会将你生吞活剥，会强奸你的身体和灵魂……”
“可是瓦尔，你怎么生活呢？”
她耸了耸肩：“怎样都可以活下来的。有一群女人住在北剑桥的一座老房子里。她们活得很好。我很快会加入她们。我这一生已不企盼什么快乐了，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奢侈。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助纣为虐，与敌人为伴，推动他们的发展。在有些地方，那叫作奴役。我要结束这种生活。我想和那些女人一起工作，她们都献身于我们的事业。”
“代价是放弃她们的生活！”
“奉献她们的生命——不管你们英国人怎么说。”
“牺牲。”
“那不是牺牲，是一种认同。牺牲是放弃一种有价值的东西，换取另一种更有价值的东西。我的情况不是那种。无论怎样，我曾经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娱乐、享受、快乐，已经离我而去了。我再也回不去了，你明白吗？”
她严肃地看着米拉：“你看上去很痛苦。”
米拉痛心地说：“可你以前是那么了不起。”
“一个了不起的妥协者。在你看来，我变得残缺了，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净化。仇恨，能够使你分清界限。你失去了某些东西，却使得另一些东西日臻完满。就像盲人的听觉特别灵敏，聋子对嘴型和表情特别敏感一样。仇恨让我能够做一直以来该做的事。我对人类的博爱阻碍了我对女性同胞的爱。”
米拉叹了口气。她想哭，想把瓦尔变回从前的样子，就像一盒胶卷，你可以选择让时间凝固在哪一刻。她无法忍受她所看到、听到的一切，她已经筋疲力尽了。她向瓦尔靠过去：“我们喝一杯吧。为了过去，喝一杯。”她的声音嘶哑。
瓦尔第一次真正地笑了。她拿出酒瓶，倒了两杯酒。
“我觉得，你的这种新生活，会让你彻底远离我们，远离我。”米拉难过地说。
瓦尔叹息一声，说：“是啊，不是因为我不在乎你们了，那也很难，而是你们不想听我说这么多了吧。而且，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了。你有两个儿子，还有本，所以你不得不妥协。我是认真的，并没有自视甚高的意思。你觉得我很狂热，我觉得你很懦弱。我如今已是一名狂热分子了，”她笑着说，“我这种狂热分子，让中间那条线稍微挪了一点点。我觉得这样很好。”
米拉想，她这是在说再见了吧。她一路走回家，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