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的前一天，下雪了，直到春天雪才停。剑桥的整个冬天都白雪皑皑，人行道上堆出了一道道消融不了的雪墙。我走在雪中，想着雪在文学中的象征意义，我之前对此不以为然。可是，在那一年，我感觉，自然在试着净化人类的恶行，覆盖那血迹斑斑的地球，让它安息。
也许，并没有哪一年比其他年份更糟；一年十二个月中，有多少伤痕累累的肉体，就有多少鲜血在暴力之下汇入土壤。很难统计暴力致死的数据。怎样才算是谋杀呢？人们因为政府和企业的政策而饿死，这算是谋杀吗？自然本身也会带来杀戮，正因如此，人类才有了主宰自然的想法，这似乎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没人相信解药可能比疾病本身还糟。或许确实不是。细菌侵入，损害人体，也算是谋杀。我想一切死亡都是暴力导致的死亡吧。按照这个逻辑思考下去，永远没有答案。
可是，一九六八年给人的感觉，仍然比其他年份糟糕。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抽搐着的庞大身躯里的细胞，那身躯被无数子弹击中，横躺在地上，而马丁·路德·金、肯尼迪和“美莱村大屠杀”那些无名的受害者，正是死于这些子弹。负罪感折磨着我们，因为杀人犯正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受害者也是我们中的一员。当然，受害者往往也是加害者。受害者的身体在尖叫，像铁水流过大脑、胸腔和肚子，滚烫、灼热、痛苦向每个感官蔓延，缓缓地翻转、下落，一枚射入身体的小小子弹，就能让一切都成空。杀人者——那个紧张的男孩，用颤抖的手指扣动扳机，他的同谋，腋窝被汗水浸湿，收了钱的杀手则流露出毫无顾忌的眼神，那个自认将世界从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阿尔比派[28]中拯救出来的人，绷紧了脊背。每个人都会是加害者或受害者。一九六八年，像一个动作缓慢的杀手，跨越了一年，跨越了大陆；像是一张照片，捕捉到了一次永恒的坠落。
人皆有一死，一切死亡都源自暴力，它摧毁了生活固有的状态。那么，那一年为什么如此可怕呢？马丁·路德·金、肯尼迪或某个村庄的村民就比比夫拉的饿殍或底特律的受害者[29]更重要吗？或许，我只是在玩一个智力游戏，根据日历随便编造一两个年份，说这是最糟的两年，它们因而有了特殊的意义，逐渐不再那么可怕，甚至成为值得纪念的日子。人类喜欢想方设法感谢苦难，他们将跌倒视为幸运，将死亡看作重生。我觉得这种看法也不错，如果无论如何你都要遭受苦难，倒不如感谢它。但有时我会想，如果我们没有去期待苦难，那我们也不会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了。
我的思绪继续飘远。我看到了那一年和接下来一年暴力的征兆，却不是简单感知到的。我所看到的是，一切行为都可以只是象征符号，可只有死亡那一刻是真实的，这令我感到害怕。好像舞台上用来刺杀凯撒的道具匕首，在碰到真正的血肉时渐渐变成了真的，好像米达斯[30]金手指的怪诞变体——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传奇。
有的人斗牛，有的人做弥撒，有的人搞艺术，为了将死亡仪式化，为了将死亡转变为重生，或者至少是为了让它有意义。可我害怕的是，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将一切变为死亡的仪式。人们斥责媒体编造事件——用他们的话说是扭曲事实。许多事件只是为了被传播而策划的：游行、静坐罢工以及人们把自己绑在栅栏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一次主动策划的游行总好过围攻，象征性的抗议比真正的轰炸强。你仔细想一想，其实媒体事件每天都在发生。那些壮观的场面、庄重的仪式和不绝于耳的喇叭声，那些穿着皮草、天鹅绒外套，戴着珠宝首饰的政府官员以及神职人员都参与其中，奖章宣告了地位，戒指用来索吻，权杖要你臣服，这些都算是我们如今所谓的公关事件。只是，这些事件的受益者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吸引的却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的注意力。我想，这才是问题所在。谁能比亨利四世更了解“公关”这一行为呢？为了向卡诺萨的教皇格利戈里悔罪，他能赤脚在雪地里走上几公里。[31]
然而，哪些事件只是象征，哪些事件是真实发生的呢？你相信马丁·路德·金是被联邦调查局、被那些想要殉道的黑人激进分子，还是被那些信奉撒旦的蠢货杀死的？象征意义会根据你所相信的东西改变，而死亡是不会改变的。博比·肯尼迪曾经同情那些以色列人；美莱村民可能救助过北方的士兵。但这些推测和已然发生的事无关。在这些案件中，被谋杀的只是一个形象，而死去的人才是真实的。那些年的所有运动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律：从伯克利到芝加哥，那些被我们拳打脚踢的蓬头垢面的怪人和瘾君子；从加利福尼亚到芝加哥，再到亚拉巴马，再到阿提卡，那些被我们用石头砸、用枪射击的“懒惰的”黑人；那些被我们用机关枪扫射、用汽油炸弹轰炸的斜眼[32]越共，都在说他们并非我们认为的那样，都在说，杀戮导致仇恨，如果我们杀害他们，他们就真的会变成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尼克松去麦迪逊大道[33]买了一个新形象。如果把这些事件都当作媒体事件来看，或许那些死者还活着。
那么，存在于肌肉、骨骼、血液和肉体之外的真实自我，究竟是什么呢？外在形象可以内化，可以塑造言论、视野和行为。如果你一辈子都是服务员，你站着的时候身体可能会习惯性向前倾。但肉身和自我也可以分离，伽利略因而没有被烧死。况且肉身也不是固定的，它会因年龄增长、体重变化、事故、鼻子整形、染发和彩色隐形眼镜而改变。
我看见，我们赤身裸体地坐着，围成一个大圈，我们颤抖着，抬头看着天色渐暗、星星闪现。这时，有人开始讲故事，说他看到星星上有一个图案。然后，又有人讲起了飓风眼和老虎眼睛的故事。那些故事、那些形象都变成了真的，我们宁愿自相残杀，也不愿改变故事中的任意一个词。可过了一会儿，又有人看到，或自称看到了另一颗星星，她说那星星在北边，它的图案会变化，而且它还会带来灾难。于是人们怒发冲冠，开始把怒气转向那个发现它的人，将她乱棒打死。然后，他们又喃喃自语着坐了回去。他们开始抽烟。他们将视线从北方移开，不希望别人以为自己在寻找那个大逆不道者幻觉中的景象。然而，其中也有一些忠实的信徒，他们故意直视北方，看都不看一眼她所指的东西。那些深谋远虑的人聚集在一起，窃窃私语。他们知道，如果人们接受另一颗星星存在的事实，所有的故事都得改写。于是，他们满腹猜疑地去寻找那些可能偷偷转过头去寻找另一颗星星的人。他们发现了几个他们以为在偷看的人，不顾他们的抗议，将他们处死。必须斩草除根。可长者们还得继续看啊，由于他们一直看着，其他人开始相信那里真的有什么东西，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身，时间一久，每个人都看到了，或是想象自己看到了，甚至没看到的也说自己看到了。
于是，地球感觉受了伤，而大自然母亲也在宝座上，通过她的“作品”发出叹息，显露出灾难的迹象。一切都完了。所有的故事都得改写，整个世界都在发抖。人们叹息、哭泣，感慨在过去的黄金年代里，也就是人们还相信那些古老故事的时候，生活是多么快乐、平静。其实，除了那些故事本身，什么也没有改变。
我想，那些故事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让我们区别于狮子、公牛和那些岩石上的蜗牛的东西。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想与那些蜗牛区别开来。基本的人类行为，就是呈现、创造或发明一个谎言。比如，我所在的这个世界一角流行的说法是：人可以没有痛苦地生活。他们摘掉鼻环，无视心结，拔除白发，修补坏牙，摘除病变的器官。他们还试图消除饥饿和无知，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执着地研发着没有核的桃子、不带刺的玫瑰。
真的有不带刺的玫瑰吗？对此，我也很困惑，一部分的我认为玫瑰要是不带刺就太好了，而另一部分的我却又紧紧握着它的刺，哪怕掌心还在滴血。而完整的我认为，若没有饥饿和无知该多好——可或许无知也是一种智慧。我也不想沉溺于痛苦，因为会难以自拔。也许世上一切清醒的痛苦，都已随雪化去，被雨冲走，随风而去了，否则，世界如何去承受它身上满目的疮痍？我们已经忘记了巴黎保卫战[34]、阿尔比派和其他成百上千的古老故事。如今，燕尾旗，那些装饰华丽、傲气十足的马，还有貂皮和天鹅绒都已成为新的神话故事。
重点是，如果只有确定的东西是真实的——如莎士比亚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就只有死亡才是真实的了，剩下的都是想象，是短暂的、易变的。就连我们的故事也是这样，尽管它们留存得比我们长久。既然除了死亡，一切都是谎言，都是虚构的，那么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死呢？
两边的人都说，回到一九六八年的愿望就值得我们为它去死，尽管那些声音最大的人几乎都不是会去死的人。有一天，在雷曼餐厅，当大家谈论“革命”这个话题愈发深入时，米拉大胆地说，革命不怎么有趣。这时，坐在吊灯下、面前放着芝士汉堡和炸薯条的布兰德·巴恩斯放下手中的可乐，看着她说：“那好，米拉，等革命爆发时，我会拦着那些革命者，让他们对你这种唱反调的网开一面。毕竟，我知道你没有恶意嘛。”他最近才加入了“新左派”组织[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