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十三岁1968年时发生了柏杨（郭衣洞）案，冤狱发生前后，我义助柏杨，做了一些事，前后持续七年之久。我对柏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作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准！杂文以外，他的历史作品写得很热闹，但是颇多错误，给与他同一水平的读者看可以，给专家看就会笑，这是因为他的历史基础有问题的缘故。凭他那点历史基础还要翻译《资治通鉴》，司马光何辜啊！
我与柏杨相识于1965年，并无深交，到了1967年，偶有来往。1968年2月29日晚上十点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很神秘、很急迫地说，无论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于是我去了。他请我到他书房里，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机关“约谈”过，经验丰富，乃反复问我被“约谈”的细节，并说他出了一点麻烦。原来1967年5月，他的太太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Popeye）卡通。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柏杨代办，柏杨在1967年10月6日到13日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被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于是，1968年2月29日这天，艾玫被“约谈”，一连十多个小时后，还没消息，柏杨慌了，乃电话请我去他家，特别对被“约谈”的一般情况，详为打听。我当时只觉得怪怪的，怪柏杨为什么老是问这些问题，并不知道艾玫已被请去，柏杨也没透露。到了12点，我打算告辞了，忽然楼下有汽车声，接着艾玫开门，踉跄而入，大哭大叫，连说：“他们审我一连十五个小时啊！他们连我上厕所都要跟着看啊！……”经柏杨照顾了好一阵子，艾玫情绪才稍稍平静，最后柏杨才向我说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并问我意见。我说，看来国民党来意不善，你要有心理准备。柏杨深以为然。我对他们加以安慰后，已是夜里2点，就回家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杨也被请去“约谈”了。“约谈”长达二十七个小时，事后（3月2日）柏杨有长信给孙观汉，备述始末，其中一段谈到我：
向先生突然报告这坏消息，实在遗憾，但又怕以后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则趁此时机，且做最后一叙，想一想我真是个老天真，见识且不如李敖这个年轻人，李敖先生经常携带一小衣箱及洗脸漱口用具，准备随时被捕，我常讥笑他小人之心，把中国合法政府看成什么了？诚如先生言，社会上多少总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无颜对祖先，且无颜对李敖。……
柏杨是2日中午放出来的。这封信是2日下午见过我以后写的。我在日记上说：“早为柏老办事（向调查局抗议等），午始放出。下午见一面。”见面后柏杨问我意见，我说：“他们这次放你，只是观察你被放后一时反应或跟什么人联络，我看事情还没过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为交代吧！”他听了，决定采纳我的意见，写信给孙观汉，并向艾玫交代“身后事”。他留了一封长信给艾玫，艾玫拿来听我意见，我也做了一些建议。柏杨信中“外务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请左焕文、李敖介绍”、“书则赠李敖”、“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机会，为文”等话，前两点是杂务，都由屠申虹他们料理了。柏杨的藏书我一本也没收受，我向艾玫说：“这些藏书是柏老的心血，请给他完整保存，等他回来享用，我是不敢收的。”最后一点倒是我最关心的，但是我已被国民党完全封锁，实在没有机会为文，因此，我决定向海外设法。我的方式有三项：
一、尽量把有关案情的一切文件，偷运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杨自己的答辩书。因为我告诉过柏杨，人一入狱，要想合法传出手写的东西，就难难难；但是若以答辩状等法律文书偷关漏税，则或许能有漏网的机会。因为给律师参考的法律文书，为诉讼所必需，理应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杨会记得我的话，他下笔又勤又快，牢中无事，把自己冤狱详细道来，必然精彩。柏杨入狱后，我请艾玫再做这一暗示给柏杨，果然柏杨就把答辩书陆续供应出来了。我主要透过我的美国朋友梅心怡等的协助，流传海外，使柏杨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二、尽量把柏杨冤狱新闻，转达给外国记者。在这方面，我主要透过台北美国各大学中国语文联合研习所所长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 Jr.）等的协助。在他们的协助下，《纽约时报》在1969年7月3日和9月7日，都有长篇报道；《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在1971年7月17日也有长篇报道。这样更使柏杨的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三、尽量展开营救行动。在这方面，我主要透过孙观汉。孙观汉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是用闪烁计数器测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陨石粒子测出月球自行发光的第一人，拥有在美注册的四十种以上的专利。曾任“国立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美国西屋公司放射线与核子研究所所长。我透过孙观汉营救柏杨的事，值得特别细说一下。我在柏杨被捕二十四天后（3月28日），托梅心怡转密件给孙观汉，其中说：
去年读先生写的《李敖和天才》等论我的文字，以及先生给我的信，我就早想写封长信……
关于长信的内容，现在还得推后说，我得先说柏杨的事。从艾玫被传，到柏杨再捕，我都是最接近这件事的一个人。从艾玫被传那天晚上，柏杨约我“商身后事”起，我一直在旁帮了一些忙。如今柏杨失去自由已经二十多天，官方刻意“做案”的态度已极明显，宪法、提审法、刑事诉讼法等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文已被忽略得不成样子，我觉得我必须发出这封自柏杨出事以来我一直想写给先生的信，向先生提供一个也许可行的方法。
我的意见其实先生在给艾玫和寒雾的信中，也呼之欲出了的，那就是请先生出面，以先生声望和号召力，尽快联名李政道等，发表一封公开信，投诸The New York Times 等报，对国民党政府施以压力。——这个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舆论的压力，可以稍对它的爱面子心理有点警惕作用。除此之外，实无他法。这个方法对救雷震等人无效，因雷震已使他们“咬牙切齿”，所以只有不要脸，不买海外的账；但这个方法对救柏杨却可能有效，因为柏杨只不过使他们“疾首蹙颊”而已，所以他们可能还肯为了爱面子而放开血手一下。公开信方法即使无效，也可收“暴其恶”的效果，同时可使柏杨不做无名英雄，也是给他一种安慰。
3月17号 The New York Times 星期日版第7页，有专栏论“文星事件”，也论到我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参考。我的意思是柏杨事件当向海外报章揭出真相，使作恶者至少知道休想再认为可作恶而无人知。——我觉得这是海外知识人至少该联合起来做的一件事。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作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记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在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不要沉默抗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我们要使作恶者知道：只要他们不厌于作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连锁反应”并使他们知道，日子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
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而竟阴错阳差，被比照“犯上作乱”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咳，观汉先生，我们知心的朋友，您以为如何？……
孙观汉在收到我的信后，曾在7月7日有信回我，这封信当时我未能看到，而是八年以后——我出狱后——才看到的，原来他竟反其道行之，仍旧向当政者求情，“求求你释放柏杨先生”，结果证明无效。五年以后，1973年6月，孙观汉在香港发表《李敖谈柏杨的冤狱》，公开了我给他的密件和他的回信，他公开表示了他营救方向的错误。他说直到1971年李敖被捕了，他才觉悟过来：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头看来，李敖先生有两点先见之明。第一，他说求情是无效的，我却仍去求情，结果被事实证明无用。第二，他主张把压制自由的事件公开发表，我却怕风怕势地因循了好久，才了解公开发表的需要。
为什么我在给孙观汉的信中指出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呢？实在是因为我深知他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离开国民党核心，不再得宠，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他即使是在入狱前夜，还深信他的国民党老上司李焕和蒋经国可以帮他妻子出国，他留给艾玫的长信中口口声声“可找李焕先生或径找蒋主任，哀诉，必可获助”、口口声声“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口口声声“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国，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这些话，无一不显示了他的基本心态，也显示了他跟国民党的深厚关系。柏杨非但不是“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柏杨1968年8月4日的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
……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日新冈”），我特地定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意，唯天可表。
而最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还在《自立晚报》上发表响应“蒋夫人的号召”（1968年3月2日）呢！——不但马屁咚咚朝父子身上拍，还贾其余屁，直奔蒋婆呢！所以，我才说：“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而已。柏杨入狱，是“阴错阳差”，并不是真的反对国民党，更别提反对党中央了。可笑的是，柏杨竟被某些浑人硬当作反国民党的政治犯，这不是怪事吗？
柏杨在十年冤狱家破人老以后，回到台北，公然表示原谅并同情迫害他的特务、检察官等人；另外在1988年1月15日的《中国时报》上，以“悼蒋经国先生”为题，大做肉麻的吹嘘，举凡“杰出”也、“英明”也、“衷心的祝福蒋经国先生在天之灵”也，全部出笼；又在第二天1月16日的《中央日报》上，以“永怀哀思免于恐惧的自由”为题，再做肉麻的吹嘘，举凡后悔没单独与蒋经国“合照”也、“值得称赞”也、“功德”也、“蒋经国先生领导上开明、宽容的胸襟”也，也全部亮相。这种置蒋经国整他、使他十年冤狱家破人老的杰作于不问，反倒殷殷以马屁抱怨的作风，古人的以德报怨，又算老几呀！柏杨一方面向蒋经国重拾旧屁，一方面已经变成一个吓破了胆的人，连“警察总监”都不敢碰了。远流出版公司为他印白话《资治通鉴》广告，广告中印了区区“借古讽今”字样，柏杨都坚持一一涂去，令远流出版公司的同人叹息不止，他们没想到柏杨的胆量，竟已一至于此！柏杨不但对蒋经国发贱，以德报怨，同时对李敖却一反其道，以怨报德。他出狱后，写《活该他喝酪浆》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献给余纪忠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的照顾和爱护”；他写《按牌理出牌》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罗祖光先生暨夫人感谢患难中对我的帮助”；他写《大男人沙文主义》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史紫忱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深挚的友情”……从国民党中常委到国民党大特务，一律即溶咖啡式快速感恩不绝，而此辈中常委与大特务，却是在他受难时理都不理他的，试问李敖这种在他“患难中”真正对他“帮助”的、“照顾和爱护”的，是不是也该有点次于献书、赠书的待遇呢？被柏杨献书、赠书，与国民党中常委大特务为伍，固不足为李敖之辈光宠，但是柏杨出狱多年，对李敖无一言之感、一字之谢、一语之褒、一饭之赏、一册之赠，反倒在李敖陪萧孟能太太朱婉坚去花园新城找萧孟能履行“民法”第1001条“夫妻互负夫妻同居之义务”时，左袒萧孟能及其“女朋友”，开车亲送其第三任夫人于楼下，由其第三任夫人上楼助阵……试问柏杨这种道德标准，岂不太离奇了吗？另一方面，在忘恩负义的林正杰及其手下，联合国特诽谤李敖的时候，柏杨竟在背后怂恿“快快出专书整李敖啊！”可见此公道德标准之离奇，甚至不是普通的离奇呢！
由于当年孙观汉跟我“同谋”营救柏杨，我乃在1984年2月3日写公开信给孙观汉，要他表态。孙观汉不负所望，终于在五十天后，给了我公开指教。他的指教登在4月10日的《自立晚报》上，标题竟是“将相和”，我看了以后，认为孙观汉又糊涂又伪善，因此提出反驳，我指出：
……“将相和”的第一条件是“将”的方面要负荆请罪，“将”本人有此觉悟最好，本人若没有，他的好友要以大义相责，督促他有此觉悟。孙观汉先生是“深明大义”的人，又是柏杨的好友，他不以大义相责柏杨，督促柏杨向李敖谢罪，却把“将相和”的责任，要蔺相如一起分担，这是大错特错的……
廉颇虽然对蔺相如嫉妒……“将”对“相”虽然不和，却绝无忘恩负义。……双方“和”的条件，基础上是平等的。但是“柏李二位”却不如此。柏杨当年是阶下囚的地位，我既辛苦又冒险去救他（孙观汉先生救柏杨，因是在美国遥救，辛苦异常，但是无险可冒），最后且变成我坐牢的黑罪状之一。警总保安处处长吴彰炯少将他们追问我种种细节，并追查“国际奸人”，我曾饱受刑求，我的朋友梅心怡等“国际奸人”，直到今天还不准再来台湾。我在柏杨受难之时，前后七年，援之以手，身受其害……如今孙观汉先生“深知李敖营救柏杨内幕”，却按下不表，不旌善人，反为忘恩负义者隐恶，把大义凛然的“将相和”，弄成是非隐晦的“将相和”、糊里糊涂的“将相和”、和稀泥式的“将相和”……这种“将相和”，只是拖着蔺相如一起打屁股的大义、只是要义人为不义者“牛排分担”的大义、只是私人吵架又和好了的大义，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营救柏杨的人中，除我以外，至今还有两个人，一直不被正人君子们所提起，那就是柏杨的第二任太太艾玫，和称柏杨做老师的屠申虹。在柏杨被捕时，艾玫只是在校的大学生，并在“中国广播公司”任职。柏杨被捕后的第二天（还没被起诉），柏杨的四十年老友、“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假基督徒黎世芬，就强迫艾玫辞职。很快的，艾玫发现黎世芬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原来所谓几十年的老友，都一个个躲开了，除了海外的孙观汉和岛上的屠申虹和柏杨新友李敖外，大家都识时务者为俊杰了。
这年9月9日的国民党“中央社”《参考消息》里，有这样的内部文件：
《纽约时报》诬我压制知识分子
【中央社纽约8日专电】《纽约时报》星期杂志今日刊载有关军事法庭判决柏杨徒刑十二年的台北报道。
该报道刊载于第5页，标题为：《台湾小说家被判徒刑十二年——在限制知识分子的运动中曾被秘密审问》。
该报声称，在一次庭讯中，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间谍学校的供词。他说，此项供词系在长时间和疲劳侦讯之后所获得”……
同时，该报道提及彭明敏及李敖案件。
据悉，彭明敏既不能获得一份职业，也不能获得前往美国的护照。“他数年前已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奖学金。他及他的家属经常被监视。当友人访问他们之时，常被阻止，并加查询。”
至于李敖，“已被禁止出版任何新书。为了谋生计，目前他以买卖旧电器用具为业。”
这一秘密文件中提到的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间谍学校的供词”一事，是全案的一个关键。因为据柏杨的答辩书，提到该间谍学校叫“民主建设学院”，如果证明根本无此学校，则可推翻所有罪状。柏杨在自诬过程中，留下了这一个可以查证的活扣，以期翻案，这是他的聪明处。9月5日，艾玫特别找到我，这时我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到她了，不知她已搬到了泰顺街。她拿出柏杨的答辩书给我看，要我表示意见。我一眼就看出柏杨留下的这个活扣，我说，我在日本有一位朋友，就是《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司马桑敦，他是吉林双城人，为共产党坐过牢，又是东京大学硕士，他博闻强识，也许可以帮忙查一查。艾玫听了，欣然色喜，就请我写信给司马桑敦。我在9月6日要跑支票，就在9月7日清早3点起，写信给司马桑敦，并于午前亲送去给艾玫过目，艾玫认为可以，就由她发出了。不料我高估了司马桑敦，他不但无能为力，甚至连信都不敢回。到了第二年5月14日，胡金铨、王敬羲约我去国宾楼下吃消夜，我去了，见到艾玫在座，我问了一些柏杨的事，她说柏杨还好。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据我所知，虽然柏杨入狱前有“不必记挂我”、“另行改嫁，不必指望我，以误青春”、“不必给我来信”等“身后事”的书面交代，但是艾玫的确努力在等待、在挣扎，最后，她虽然没有再苦等下去，但她为了营救柏杨，的确也尽过不少力量。说风凉话的人们，不该为了她的为情不卒，就抹杀了她的努力。多年以后，记者问到她和柏杨的事，她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上帝会证明一切。”柏杨出狱前，还有过《出狱前夕寄前妻倪明华》的大作，最后四句是：“感君还护覆巢女，魂绕故居涕棘荆，我今归去长安道，相将一拜报君情。”但在出狱后，柏杨“报君情”的，竟是公然写文章说艾玫“她正伤心我的平安归来”（《爱书人》1977年7月1日）！艾玫为柏杨奔走营救，辛苦“还护覆巢女”多年，最后得到的评语，竟是如此十个大字，我想艾玫心术再坏，也不会坏到为柏杨“平安归来”而不开心吧？这样子说一个曾经同甘共苦过的、含辛茹苦过的第二任妻子，柏杨的道德标准，真是我辈浅人不能测其高深了！柏杨的第三任太太，是柏杨出狱以后结识的，我幸会一次，只见到一脸横肉，扑人而来，深感去艾玫远矣！这位第三任太太曾有“诗”云“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其实柏杨在火烧岛上的时候，她爱的人，别有其人，并且在台湾。台湾“诗人”作品之易引错觉也，由此可见。她又写过半通不通的《单程票》（给柏杨）一“诗”，其中说：“而险如夷、惊已安／我们俩注定会守望到／北极星的悬升／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艾玫不幸，她没福气坐享其成，在文字上消受“而险如夷、惊已安”的风凉；她只能在行动上，与柏杨共度惊险的岁月，共度那又惊又险的岁月。最后，“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她一阵泫然、一片沉默，抱着柏杨的十字评语，妄想“上帝会证明一切”。
另一个一直不被正人君子提起的屠申虹，在我写文章揭发柏杨后，他写了追忆，提到他收到一本祝贺柏杨六十岁生日的书——《柏杨与我》：
在这本花团锦簇的祝寿文集中，到底欠缺了什么……它欠缺了几个人的名字。由于欠缺了这几个人的名字，于是，在整个事件的串联上，就发现了缺失，正好像在过去国民党的革命史上，故意遗漏了汪兆铭（精卫）一样，让很多史实，都得不到合理的衔接。但是却又故意地增添了某些人物，于是在事件的发展上，又多出了一些可笑的枝节。
这其中所欠缺的几个名字：第一个是艾玫（柏杨先生的第二任夫人）、第二个是李敖、第三个是我——屠申虹。
由于在这本文集中，漏失了这三个名字，于是在《柏杨与我》的内容中，只能看得到浮面的花花草草，而完全没有触及到柏杨受难事件前后约半年之久的那一段沉痛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在这本文集中，只有“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那种凭空想象式的感性诗句，而完全没有柏杨被捕期间的那一份惊悸惶栗、哀告无门的眼泪。……
屠申虹又写道：
比较起来，柏杨先生比李敖幸运，在他入狱之后，还有李敖和我可以为他料理一些善后。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和李敖除了要为柏杨师设法摆平留下来的“支票款”以及出版社的杂务，更要强颜欢笑地安慰整天泪眼婆娑的柏杨夫人（艾玫女士），和当时才七八岁的女儿佳佳。由于那一段痛苦的日子，实在让人难忘，因此，在我的内心，对艾玫所受到的伤害，亦就难免有着一份较为偏袒的同情。在这一个事件过去后的十年，在柏杨师脱难回到台北的当天，《自立晚报》总编辑罗祖光先生和我陪柏杨师吃饭，在饭桌上，柏杨先生对艾玫的未曾等他出狱团聚极不谅解，讲了一些相当愤慨的埋怨话，我当时为艾玫讲了几句很持平的公道话。……
不料这几句持平的公道话，就被柏杨怀恨在心，从此，屠申虹也出局了。后来屠申虹对我摇头苦笑，说：“我们当年那样又冒险又辛苦地帮柏老忙，下场竟是你李敖被诬赖为奸夫、艾玫被诬赖为淫妇、我屠申虹被诬赖为账目不清。想来真是窝囊。”我说：“柏杨的可恶、可恨与可耻，在他摧毁了人类最高贵的一项道德。朋友有难，凡是袖手旁观的，都没事；反倒是援之以手的，都遭殃，都被诬赖成奸夫、淫妇、账目不清。柏杨这种恩将仇报，无异警告了人类：在朋友有难时，你绝对不可帮忙，这种义助的道德是要予以摧毁的，而柏杨公然摧毁了它。柏杨此人其他的卑鄙不足论，但他公然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可就太差劲了。”古书有《中山狼传》，说赵简子在中山打猎，追逐一狼，狼向东郭先生求救，脱险后反咬恩人，这是中国有名的忘恩负义故事。如今柏杨公然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千载以还，恐怕一切都要改写，狼固是狼，东郭也是狼，因为照柏杨这样菜地做人，人人都是狼了，没人要帮别人，也没人敢帮别人了。
与柏杨朋友一场，有两点他帮我的，虽事情不大，我仍感念。第一是我1967年同汤炎光、屠申虹办《文风》杂志，签约时他惠予见证。第二是1972年2月28日，我自警总保安处移送军法处，即从台北博爱路移送景美秀朗桥下。第二天，看守所同意我可以用书面向看守所图书室申请借书证，同房的袁耀权也同时申请，可是晚上书来的时候，却只有我申请的先发下，借书证上登记的笔迹，一看就是柏杨的，同时还为我选了一本书——雷马克的《生命的光辉》，是以德国集中营为背景的一部小说，在苦难中读了，令人鼓舞。我很感谢柏杨给我这次无声的优先服务，我至今不能忘记。那时柏杨正在做全所图书室主管，是“外役区”的肥缺，白天可以自由活动，如果想办法的话，也有机会照顾到我们这些整天在“押区”的难友，可是我始终没有得到他的任何照顾。到了4月，柏杨被移送绿岛了。过了两年，“押区”的刁德善他们也要移送绿岛，我秘密请刁德善带了点礼物送柏杨，并转告柏杨我为他奔走的种种细节，包括国际笔会开会，宣读在狱作家名字时，柏杨都名列其中等事，希望能给他一点安慰。我并请刁德善他们特别照顾他。
柏杨出狱后，托林紫耀间接转话给我，希望把我藏书中他的著作借给他，可是我的藏书，在我多年坐牢期间，经过治安机关的洗劫和亲朋的打劫，已经散失不全，柏杨作品也在散失之列，我对柏杨，只好据实转告，歉未应命。我结婚后，胡茵梦提议请柏杨吃饭，我同意了。不料她电话打去，柏杨表示他饭局很多之意，这一请客，也就作罢了。后来得知，我已被他不分青红皂白、打成奸夫了。我生平义助朋友也不在少，但义助下场如此含冤莫白、如此倒霉透顶的，倒是第一遭，每一想起，就会痛恨“柏小人”也。
由于我对“柏小人”这种国民党文人的鄙视，衍生出另一种情结，就是我非常讨厌我的名字和他们连在一起。有一次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写了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说：“读史以识世局、决大势。……我们更乐意看到更多位如李敖、高阳、柏杨等勤于耕耘史学的优秀作者。”我读了，深感未甘。昔初唐四杰，有“王（王勃）、杨（杨炯）、卢（卢照邻）、骆（骆宾王）”之称，杨炯闻之，却说：“吾愧居卢前，耻居王后！”今我耻居高、柏诸人之前，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名字，跟在我屁股后面，我的屁股都引以为耻啊！正因为我考虑到我屁股的感觉，凡是有人写文章或讲话把我和国民党文人扯在一起，必犯我的大忌。当年胡适在美国，报章一登，常常有胡适、于斌如何如何。我想胡适心里一定不爽：于斌是什么东西啊！老跟我连在一起！人间无端之事，此为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