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星时代，我大力提倡的是“全盘西化”。并指出文化的移植是全盘的、是不能选择的。我的基本立论是：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萨孟武、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到今天中国人的保留中国文化的精华、选择西方文化的优点，这种一相情愿，多少年来，一直是一种动人心弦的美妙理论。这种美妙理论，听来固然令人快慰，但在实践上，却无可行性。因为文化移植，从来不是随你高兴的，你无法“存其所当有，去其所当去”；也无法“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哥伦布航海，使欧洲人得到了美洲，但是美洲的梅毒，却也传染到欧洲，就好像今天非洲的艾滋病传染到世界各洲一样。西方语云：“文明即梅毒”（Civilization is syphilization），文化移植真相就是如此。不明学理，只知一相情愿者，无知之徒而已！
我再举一个真正“全盘”的有趣例子；齐如山在《国剧漫谈二集》里讲了一段最有趣又最意味深长的往事。他说他当年带着中国工人出洋，这些北方人，除了北京以外，没人能坐着大便的，要大便，都得蹲着拉，蹲着拉屎叫蹲坑。“未起程以前，我虽给他们讲演过几次，但我知道是不容易改过来的，一上火车，麻烦就来了，都是蹲在恭桶（马桶）上大便，他们又不知道脱了皮鞋，因为鞋底有钉子，所以把人家恭桶上之漆面，都给踩了许多印子，这还不要紧，火车一摇动，大便多拉在外边，恭桶上边虽然都有水箱，但箱中绝对没有许多水供用，而且那水也不能洗桶外之体，好在我早料到有此事，因为西伯利亚铁路，沿站都有水楼，开水冷水，都可以随便使用，不必花钱，所以我预先预备下了两个大壶，许多棉纸，用以洗刷这些脏污。我在车上也常告诉他们处处留神自爱，不要被人笑话。其中有一人说，他们怎么能知道是我们拉的呢？我说自有火车以来，没有人在恭桶外头大便过，今天车上有中国人，便有此事，则当然是中国人拉的。他又说他知道是谁吗？我说，所怕的就是他们不知道是何人，果然知道，还好一点，比方说他们知道是你，则丢脸者只你一人，因不知道是谁，则他们便说中国人做的事情，则我们大家都跟着蒙垢，无法洗刷，这还是轻的，反正他们议论不会出了我们二十几人。倘日后谈起此事来，他们一定说，某年月日，有中国人在桶外大便，则吾国全国的人都在其内，无法分辨了，岂不是全国丢脸吗？”——从齐如山这个回忆，比较今天我们的大便文化，就知道我们多么全盘西化了。头脑顽固指斥全盘西化的人，他的屁股，其实比他的大脑还前进、还“全盘”，至少他的屁股知道全盘西化的好处，并在大便时死心塌地全盘坐在马桶上。职此之故，每见摇头晃脑地指斥“全盘西化”者，我就直看他的屁股。
正因为我深信“全盘西化”可以救中国，并且中国事实上已走向“全盘西化”，因此我单刀直入、直抵花心，特别为文点出，并点破这一点。1962年2月1日，我在《文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就是一篇大手笔的力作。这篇文章其实只是导论，我还陆续写了许多细部的文章，讨论面和打击面都很广，其中有涉及性观念和性关系的，尤为精彩。例如，1962年9月1日，我发表《由一丝不挂说起》；1963年10月1日，我发表《论“处女膜整形”》……篇篇都是重头戏。从这些提倡正确性观念和性关系的重头戏中，可以看出我的思想是何等开明、进步，而支持开明、进步思想的论证又是何等丰富、渊博。而我个人，对开明进步的性观念和性关系，也是心之向往的。所谓心之向往，是因为有时候，你的遭遇与机会受到限制，开明、进步了半天，也只是你一个人的事，而一个人的事的结局，多半以幻想终始而已，并无可行性可言。例如殉情之事，我满向往，但无人与我相殉，或无必要相殉，所以对我只是思想讨论而已。我讨论殉情的大问题即在有人会开小差。古书《宋稗类钞》有一个故事说：“临安将危日，文天祥语幕官曰：‘事势至此，为之奈何？’客曰：‘一团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请皆死。’文笑曰：‘君知昔日刘玉川乎？与一娼狎，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绝宾客，一意于刘。刘及第授官，娼欲与赴任。刘患之，乃绐曰：朝例不许携家，愿与汝俱死，必不独行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饮，以其半与刘，刘不复饮矣。娼遂死，刘乃独去。今日诸君得无效刘玉川乎！’客皆大笑。”——文天祥把殉情的故事，用来教育他的幕僚宾客，可见殉情不是小事，可以喻大。文天祥所说“刘玉川模式”的殉情，这一模式，是男方骗女方，说好相偕殉情，结果却是女殉男不殉。这种临殉放水派，史例甚多，据《类苑》所记，宋朝的杨孜就是一例。湖北佬杨孜，到京城赶考，与一个妓女同居经年，且靠她吃饭。考上后，答应娶她。后来以家有悍妻为理由，相约殉情。遂以毒药下酒，妓女喝了，轮到杨孜喝，他却拿着杯子说：“我死了，我家人一定只埋我，而把你尸体丢到沟里去，还是我先把你埋好，再死不迟。”妓女听了大呼上当，可是已来不及了。这种“刘玉川模式”的殉情，历史重演，代有传人，可是最精彩的，是七百年后台北的“少女殉情记”事件。1950年，少女陈素卿吊死在十三号水门。原来她与福建人张白帆相恋，张白帆已家有妻室，不肯偕逃。据台湾高等法院1950年上字第472号刑事判决书，张白帆“虚与委蛇，并设计以自杀为烟幕，嘱陈预拟遗书，经其两次加以修改”后，最后在十三号水门“伪称愿意同死”，但女的上吊后，男的却脱逃。判决书说张白帆“虚允同逃于前，帮助自杀于后，复异想天开，于遗书中借死者之口吻，对自己百般赞扬，欺世惑众，情节可恶”——一幕殉情事件，闹到这样女方死了还要大捧特捧男方的地步，其超越前进，真刘玉川自叹弗如矣！虽然如此，殉仍可情，但宜采我们吉林人的“关云芳模式”。1988年11月21日，在北京八达岭长城发生自杀爆炸案件，男死者名关云芳、女死者名张国英，两人都是吉林省浑江市松树镇人。警方说，他们是一对另有妻室和丈夫的殉情者。这次爆炸使用的是自制炸药。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在21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地点是八达岭长城最高的七号烽火台。当时那里只有一男一女在搂抱着，像是在看风景，约一分钟后就听到了爆炸声——自来古今中外殉情事件不少，只是这一次“情殉烽火台”，以自我引爆方式炸弹开花，倒是首开其端。这一男一女，都是我吉林同乡，死得如此从容、如此壮烈，真是我们吉林人的光宠，足令其他各省惭愧也。而以炸弹相殉，谅谁都开不了小差，谁能跑得比炸弹快呢？如今我们吉林老乡这种土制炸弹同归于尽的殉情法，倒为殉情大业别开了死面，这种方式，可使男方无所逃于十三号水门而必须就死，十分安全。特此推荐，以告世之痴心女子也。至于我个人，至今犹未忘情于殉情，只是我年华老去，而高中漂亮女生又贪生怕死，所以殉情云云，只是幻觉而已。
我在性观念和性关系上的开明、进步，不但幻觉于殉情上，还幻觉于其他方面，譬如说，如果人能选择自己的死法，我倒觉得有一种死法最值得向往，那就是“阿提拉（Attila the Hun）式死法”。阿提拉是5世纪时的匈奴王，武功所及，包含了大部分中欧和东欧。此公外号“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其凶悍可想。但其死也，不死于沙场，却死于与德国少女伊尔娣蔻（Ildico）花烛之夜，性交高潮中，女方欲仙欲死，男方却真仙真死矣！英文有成语“甜蜜死”（the Sweet Death），即指此也。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死法。别说这种福气只阿提拉一个独享吧！10世纪的教皇李敖八世（Leo Ⅷ），就是与情妇私通时死于高潮的；19世纪法国总统福尔（Félix Faure），也是与情妇私通时死于高潮的，可见“阿”道不孤，有后望焉！结论是：与其形而上七窍流血而死，不如形而下一窍流精而亡。云雨巫山，断肠有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在台大做学生时候，常去台北市衡阳路15号文星书店，一天在进门门框背后，看到一幅画，是华特·奥托（Walt Otto）的《夏日即景》（Summer Ldyll），画一裸体少女，伸出一足，溪边试水，我被这画迷住了，画的尺寸是55厘米×45厘米，我从没见过这么大又这么美的裸画，可是我是穷学生，当时价钱连问都不敢问，只能多看几次，就依依而去。不久这画卖掉了，谁买去了也不知道。但我心中挂念，从未忘记。四五年后，我因缘际会，变成了文星的要角，一天我跟萧孟能提到这幅画，他说他可托人再买一幅，特别送我，后来他果然依诺送来，完成我穷学生时代的心愿，这画至今还挂在我卧室中。除了审美——对女人的高度鉴赏力外，我对艺术的鉴赏力也极高，这是一般人不清楚的。我这种高格调，在台湾这个土气十足俗气无比的鬼岛上，相形之下尤为凸显。这个鬼岛本是中国的化外之区，又一变成为日本的化外之区，再一变成为国民党伪政府的逋逃之区，暴发起来，集合了所有不搭调的所谓“艺术”。不但不能“出新”，还不断地“推陈”（推倒的推），以台北东门被国民党破坏为例，台北东门本是古朴的小城门，好好的古迹，就被他们改头换面得面目全非，他们还写什么《景福门回忆录》呢！真是焚琴煮鹤！他们实在是破坏自然与古今景观的能手。（横贯公路开完了，国民党一定要沿路来番命名和勒石的污染，做这新骈文句子的文宣大将就是当时“救国团”的组长柏杨！柏杨跟国民党的渊源，由此可见！）为什么要不断地破坏呢？因为他们有一种奇怪的“美感”，一种不中不西又洋又土的“美感”，这种要命的“美感”，加上意识里的“阿房宫症”，就整天大兴土木，益增其丑起来了。这样子年复一年发展下去，我常忧虑不知怎么办。以“中正纪念堂”为例，我曾发愿，除非该堂拆掉或炸毁，我是不去那鬼堂的，所以除了堂外的音乐厅、剧院外，至今我是寸步不去的，但“中正纪念堂”那样丑、那样庞然大物，拆除或爆破起来，也颇费周章呢。这个鬼岛到处被搞得面目全非，将来清场者苦矣。国民党艺术的后遗症是激发出所谓本土艺术，亦是不成格调。1985年我五十岁生日前夕，我的小兄弟小苏（苏荣泉）和李放拍我马屁，两个小鬼特别从三义买了一座大木雕佛像，送我做寿礼。不料被我趁机作弄，我说：“你们送我生日礼物，看得起我，我很感谢；可是，你们居然把这样没水准的产品送来给我，妄想我会欣赏，则显然涉嫌侮辱我，把我艺术水准看得跟你们一样低，这就太可恶了！你们说怎么挽救？”两个小鬼知道我难伺候，商量一阵，最后表示他们愿意把佛像收回，折成现金分期付款给我。我同意了。于是，在三人哈哈大笑中，一场寿礼风波化为无形。此事我另有信给曾心仪、李宁、陈文茜评论：
心仪
李宁三千金：（以收礼先后为序）
文茜
李放他们合送我一座达摩佛像，高与书桌齐，据云价值一万五千元，是硬树根凿成（我看是雕不动的），其重无比，其丑亦无比。我一听说自外埠买来，即断言此绝非好礼品，因此岛民俗水平极低也。及看之下，不出所料，乃斥令他们收回。（我考虑禁止他们再送礼，一切折现可也！）他们的“罪状”不是自己艺术水平差，而是把我和他们的水平视为同类，这些小鬼们如此冒犯老寿星，不被老寿星所斥，老寿星尚有何面目苟存于世乎？
相对起来，你们的礼品却是各有千秋，心仪的衬衫极高雅，老寿星已于华诞之日穿上，一派“可怜寿星倚新装”打扮，好像一张银纸，包了一个有双脚的炸弹；李宁的古董花瓶极典雅，摆在那里，提醒我花瓶只是花瓶做得，人是不可做花瓶的——但美女除外、“李瓶儿”式美女尤其除外，我早就说西门大官人是中国文化之一，其与“李瓶儿”之事可证也；文茜的四十五名美国歌星与十六名加拿大歌星援非饥民演唱专辑（We Are The World），听了一遍，对五十老翁艺术水平而言，固不乏鬼哭狼嚎（并且是洋鬼哭、洋狼嚎）之处，但有些歌词却好，那首《流泪还不够》（Tears Are Not Enough），题目尤佳；《多一点爱》（A Little More Love），似最好听。文茜说送这张唱片是“代李敖行善到非洲去、罗宾汉到非洲去”，意存戏谑甚明。幸好我不是三毛，我之人道，给中国自己人犹且不足，对非洲固“不能人道”也！写到此处，想到昨天香港《九十年代》转来港仔李惠慈者写给李敖的信，李惠慈根本不知李敖为何许人，她只在一本《三毛昨日、今日、明日》书上，看到李敖论三毛伪善一文，就写信来……
李敖先生／小姐：
你好，很唐突写信给你，原因是你的一篇《三毛式伪善》像一盆冰水从我的头顶一灌而下，令我顿然清醒，继而燃起一点冲动向你提笔，你说三毛伪善，这是我看了不少三毛著作后的感受，亦是我继续看下去所要追寻的，今天被你道破，可见我心中淋漓尽致的感受。……
在此我很多谢你，因为你为我解开了一个结，而因此我学到了一点宽宏的量度，因为我明白三毛只是一个脱不离平凡、俗世的女子，可能她要生活所以要伪善吧！……
可见根本不知李敖为男为女者，读了李敖之文，也可顿开茅塞。这封港仔的信，其实阴错阳差，是我最好的寿礼。它虽然把老寿星给“人妖”了，但是这样知文而不知人，才真是客观呢！台湾读者对我太主观，爱憎失度，未免王八蛋一点。拉斯金（John Ruskin）呼吁你只要看一个人的书就好了，不必看他这个人，实乃真知者言。我如今闭关，使人人不得睹龙颜，目的之一，似在贯彻拉斯金之言耳！……信笔所之，三千金以为然否？专此道谢，并请
“金”安
寿星李敖1985年4月26晨
拉斯金说看书不必看作者，我引申其义，看画不必看本人，华特·奥托这幅画中裸女本尊，早已红颜老去，还能看吗？人能洞悟此义，当知幻方是真，而真反有不如幻者；幻方是永恒，而真反烟云过眼者。华特·奥托的画中裸女，中国人中，亦有类比者。1964年我在文星时，用餐或谈话，常到附近一家咖啡厅。老板娘是一位上海籍的年轻女人，为了解决娘家经济困难，嫁给了一个流氓丈夫，婚姻自然不如意。这位年轻女人长得清秀匀称，眼睛不大，但含情脉脉；嘴唇丰满，给人一种一看就想吻它的（kissable）冲动……（编者略）我在咖啡厅中最欣赏的一幅画面是：远远地偷看她的小腿，她坐在那边，一腿盘在另一腿上，小腿呈现得更为诱人。终于一天傍晚，我约她到我家，她同意了。在计程车上，在旗袍开衩处，我看到露出丝袜上端的大腿，那是我最喜欢看也最喜欢摸的部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我写道：
中国传说中黄帝做衣裳，黄帝元妃西陵氏之女嫘祖教民养蚕，自此中国人独霸丝业两千年。奇怪的是，中国人只发明丝衣丝裳，却没发明丝袜，这真是千古遗恨。
中国的养蚕术，在6世纪时被两个洋和尚学到，他们私盗蚕卵，运到欧洲，从此中国人独占市场的局面逐渐打破，丝衣丝裳之外，泽被女人大腿——洋鬼子巧夺天工，造出丝袜。
18世纪英国文学家约翰逊（Samuel Johnson）歌颂丝袜，意谓丝袜引人大动、情嗜随之（The silkstockings and white bosoms of actresses excite my amorous propensities）。现在20世纪90年代，丝袜的工业，早越蚕丝业而上之，吸引人的程度，自亦在18世纪之上。现在流行的是二合一一件头的裤袜，固然不错，但却失掉了用吊袜带的趣味。用吊袜带时代的女人，她们在内裤与丝袜之间，就是吊袜带发生作用那一段，大腿是裸露的。冬夜时分，与美女夜游，坐在车上，伸手去摸那一段大腿，虽约翰复生，亦将别著福音，以告来者。“深情哪比旧时浓”，今不如昔，吾于丝袜见之。
文中指的，就是她的大腿。她大腿有丝袜时令我神往，丝袜脱下来时令我魂销，美腿当前，人生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看的呢？1780年，富兰克林在法国做大使，在跟法国名女人上床之余，写过一篇《美腿与丑腿》（The Handsome and Deformed Leg）的文字，大意说：世上有两种人，他们的健康、财富和生活上各种享受大致相同，结果一种人是幸福的，另一种人却得不到幸福。这两种人对物、对人和对事的观点不同，对他们心灵上的影响，也就因此不同，苦乐之分，也就在此。我始终相信，涉及美丑范围，人的一生，可以只见“美腿”而对“丑腿”避而不见；但涉及真伪善恶范围，我们却不能逃避。我们不能崇真而不去伪、不能扬善而又隐恶，但对“美”上面的“美腿”而言，则除了快乐的亲近，无复其他。我曾写过：“最好的气味是闻美女大腿；最好的滋味是舔美女大腿。”现在要补上一句：“尤其是别人老婆的大腿。”我这种灵感，即从这上海籍的年轻女人而来。《水浒传》王婆讲讨女人喜欢的男人要有五条件，就是“潘、驴、邓、小、闲”，“潘”是要像潘安那样漂亮，“驴”是要像驴那样有大鸡巴，“邓”是要像邓通那样有钱，“小”是要细心体贴，“闲”是要有时间。五条件之说，既真且谑。我对跟我上床的女人，也有五条件，就是“瘦、高、白、秀、幼”，“瘦”不是皮包骨，而是Skinny，该译“瘦不露骨”，我在床上绝对忍受不了胖，同理类推，我也不欣赏大奶的女人，大奶总给人笨笨的感觉，美国近年来流行大奶窄毛（阴毛修成长条状），PLAYBOY 等杂志上所见多此类健妇，令人胃口倒尽。至于中国女人，争取自由，自手脸而外，胳膊和腿总算也有出头天了。但是，女人总是不知足的，她们“天生丽质难自弃”，不但难自弃，还想公诸同好，于是露奶一事，便终不免耳！在这露奶的先驱者里，“咨尔女士，为奶前锋”之尤，就是陆小芬。陆小芬之露奶也，并不直接去露，而露得极有技巧。例如，在《看海的日子》电影里，据说以少妇当众哺儿姿态，名正言顺地露了一部分。当国民党新闻局严加查禁陆小芬的乳房时候，影片公司老板揭了底，说电影中的乳房是替身之奶，并非陆小芬之奶，你们新闻局查禁彼奶非此奶，报告大官人，你们弄错了！虽然如此，新闻局却不管那么多，反正有奶就是‘陆’”，他们是不认错的，还是直扑此奶、径行登“陆”，予以查禁。不过，自陆小芬以后，写真集蜂起，新闻局禁不胜禁，于是众奶毕出、群奶尽现，但十九皆不佳，不是不够看，而是太够看了——太大了。至于以“波霸”号称者，更是要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殊属非是，我是绝对反对的。我不喜欢大奶女人，也不喜欢大屁股女人。我认为喜欢大屁股的人是野蛮的。非洲女人由于骨盘稍小，进而对大屁股歆羡，乃至进化到屁股上有储存脂肪隆起，叫作“尻肿”（steatopygia）。“尻肿”者，医学上别译“女臀过肥症”者也。散居在南非沙漠地区的布施曼人（Bushman），和畜养牛只的哈腾脱人（Hottentot），身高不满五尺，个个却屁股翘得可凶，此野蛮之尤者也。随着文明的进步和审美标准的演变，“尻肿”式的大屁股、乃至过大的屁股，理应不再流行，希腊爱神塑像中的美女身段，今天看来，总未免苦其过肥；中国仕女绘画中的美女造型，今天看来，也未免嫌其稍胖也。漂亮屁股在翘起来的时候，尤其在性交时用“背交”姿势的时候，最为上品，当然布施曼人和哈腾脱人除外——屁股已那样大矣，再翘起来，成何体统！摩根斯顿（Christian Morgenstern）曾有诗细分出“肉体上的屁股”（fleshly bottom）和“精神上的屁股”（spiritual bottom），对我说来，不论肉体上的或精神上的，屁股总要像个屁股的样子，而大屁股则绝对不成样子也。这可爱的上海籍的年轻女人，虽不“瘦不露骨”，但肉得匀称，乳房、屁股也都如此白白地露在我眼前，令我喜欢，可说是我雅好“瘦不露骨”女人的一个例外。她跟我“私通”，地点在安东街231号我租的三楼，三楼在王尚勤赴美后，到我搬出，其间只上床了这一个女人，并且只此一次。她让我充分占有了她、满足了她和我，当我从她裸体上起来，我发现她满眼泪水。她走的时候，留了一张照片送我，暗示从此永别，那是1964年春天的事，我二十九岁。
我跟这位上海籍的年轻女人“私通”，是我生平与有夫之妇两次“私通”的一次，这种“奸夫”身份，我只做过两次，并且只有两次。最重要的一点是，两次对象的丈夫我都不认识，以我的道德标准，我不会跟朋友的老婆有任何不够朋友的事，这也就是柏杨栽诬我与他太太有染而令我愤怒的原因，因为绝无此事！你柏杨自己要做王八，随你的便，但乱认“奸夫”却不可以，尤其认到无辜者你的恩人头上，更不可以。但是，如果“私通”对象的丈夫我根本不认识，我就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故障。此外，还有一个假设性的条件，就是对象的丈夫我固然不认识，但“私通”如果有利用权势伤害别人或影响公众利益之处，我也不会做。法国哲人卢梭、美国哲人富兰克林、英国哲人罗素，都是有名的风流人物，但他们只见高情雅致，不见绯闻丑闻，为什么？就为的是他们并没利用权势伤害别人或影响公众权益，他们从不会付什么“遮羞费”，因为女人以和他们上床为荣，两情相悦、自由恋爱，又何羞之有？所以，这种身份的当事人，他们上床下床的行为，都是“个人行为”都是“私人行为”，但是，涉及利用权势伤害别人或影响公众权益，则就不然。齐庄公“私通”通出政变、蒋经国“私通”通出孽种……政治人物大权在握，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当事人的身份，“私通”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大权在握的人，不把属严加管束，轻则以公帑付遮羞、奉公产以赠一人；重则串联起生殖器关系的王朝，天下不归于智囊而归于肾囊，则也就离败亡不远。当然他们的败亡不足惜，但是百姓何辜，受了他们大头之害以后，何能再受他们小头之害？所以，揭发他们“个人行为”、“私人行为”的障眼法，挖出绯闻丑闻，也是我义不容辞的事。要知凡属可受公评的事，就绝非“个人行为”或“私人行为”，不要给他们骗了。我个人庆幸自己一生非此等政治人物，所以坦然“进出”别人老婆，亦一快也！
这时正值我在《文星》发动扒粪运动——扒高等教育的粪。其中辅仁大学黑暗部分，由孙智燊、孟绝子主其事。孙智燊与我台大同届，他是外文系出身的，为人神经、说话痛快，有一天跟我说：“李敖，你研究娼妓这种社会问题，不要老是纸上谈兵了，我带你去亲自考察考察，走，我带你去江山楼、宝斗里。”我说：“对娼妓问题，我一直采纸上谈兵的研究方法，我做预官八期排长，考察过好多好多妓院，可是从来没上过床。我第一次跟妓女发生关系还是我退伍回来在‘四席小屋’时代，那次跟李善培、黎鸿飞一起去的。”孙智燊说：“我说考察，不是去打炮，你打炮过，可是我带你去‘吹喇叭’，你被吹过吗？”我说：“女朋友给吹过，可是她们的技术不够专业，吹不出来。”张智燊说：“我带你去，有一家有个女孩子，长得像张丽珍，吹起来功夫一流。你没有这种经验，还谈什么娼妓问题，走，我带你去！”我被他说动了，又好奇，决定一试。到了那家妓院，一进门，坐了几个妓女在等客人，其中我一眼就看到那“像张丽珍”的女孩子，真是标致得很。孙智燊到她身边说了一句话，她点点头，就请我到一间小房，她要我躺下，为我解开裤子，我就“克林顿”起来了。孙智燊所言不虚，她真是功夫一流，欲擒故纵、将往复旋、疾徐随意、左右逢源，身无长物而能用人之长者，除了她还有谁呢？这位“假张丽珍”面孔冷清，不以浓妆艳丽拉客，自有其在陋巷中生存之道。事毕以后，我望着她冷清的表情，内心实感不安，并且不无罪恶感，我另送了一点小费给她，就出来了。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让人诉之以吹，并且那样成效非凡的一吹，后来又是给女朋友做“品箫级”的处理了。“品箫”和“吹箫”是不同的层级，专业毕竟是专业，“良家妇女”是不能跟专业比的。
我在1964年5月1日改租水源路19号之8“水源大楼”三楼，在“君子行”买东西时，认识了“H”，人或以为胡茵梦是李敖的女人中最漂亮的，非也，“H”才是最漂亮的。我初次见她是在台大校园，她坐三轮车跟未婚夫（？）路过，我看到她，心想怎么会有这样漂亮的女人！谁想到三四年后，这漂亮女人竟跟我上了床！1964年8月到10月间，我有部分情书给她，可见两人关系：
亲爱的“H”：
什么时候来看我？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的男人。
别以为你碰到或踢开的那些男人是男人，他们全不是，他们只不过是“雄性的动物”而已。
你没有见到过真的男人，你只见到许许多多的“雄性的动物”，而你以为那些“雄性的动物”就是男人。
好可怜的漂亮女人！
我要修正你二十多年来对“男人”的定义，我看到你跟那些假的男人在一起时，我好难受。
为什么十足的女人不碰到百分之百的男人？——我要彻底追究这个答案。我要从你身上得到这个答案。
不要笑我很自负、很神气。你碰到我，你会失败的。
敖1964.7.4
亲爱的“H”：
等你的电话，好像是一个漂流荒岛上的水手，在等救生船。——那样的殷切，又那样的渺茫。
但是等到了又如何？那可能是一条“贼船”，而你是“女海盗”。
我要被折磨。被罚在船上做苦工。
我会嘴里喊着“亲爱的H”，而心里骂着“该死的海盗”。
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折磨男人？生命是这么短，短得整天寻欢作乐都来不及，秉烛夜游都不够用，为什么还浪费生命来钩心斗角？浪费时间去play a trick on one？
我们是人，我们有性欲，我们会老，我们会失掉及时行乐的机会，我们会后悔，我们不该再谈18世纪的恋爱，我们该把衣服脱光，上床（或上床，把衣服脱光）。
窗外刮着台风，我好寂寞。
敖1964.9.9醒来以后
亲爱的“H”：
昨天晚上送你回来，吃了两粒Doriden，勉强睡了四个钟头。今早四点钟就醒，一直工作，现在快10点了。
今天早上下雨，天气阴沉得好凄凉。我好想你，好寂寞。
你的病好了吗？我真担心。你应该听我的话，若还不舒服，赶快去看医生。为了怕你碰到“风流医生”，我特地拼命忙了一阵，剪了一堆“女医生”的广告给你，希望你去送钞票。她们该把你的红皮夹里付出来的十分之一给我做commission。
《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在他另一部名著《安娜·卡列尼娜》里，有一段描写男医生给女病人看病的文字。那女孩子被看过病以后，还要哭一场！真是wonderful！
但是反过来说，男病人给女医生来看病也很麻烦。无怪乎1813年俄国的县医会议上，竟有会员提议请女医生走路了。
我现在“傻”想：我真不该学文史，我该学工医。那样的话，在你健康的时候，我是工程师；在你生病的时候，我是医生，趁机“风流”一下，该多好！
开放了你的信箱，却关上了你的心。O！“H”，你是一个该比我多下一层地狱的女人。
永远“被动”的（床上除外）李敖写1964.9.28星期一
亲爱的“H”：
今天早上4点钟上床，想你才能睡，可是想多了又睡不着。……
可是我想到那条菲律宾做的△裤，我又笑起来！好大呀！你一定要活到一百岁，才能长到那样大的屁股！
可是你活不到一百岁，你是“红颜薄命”的。这一点，我会跟你密切合作——我也是短命的。
并且，为了长个大屁股而活到一百岁，也大可不必。万一长得过了火，屁股大得连棺材都装不下，怎么办？那非得定做一个有曲线的棺材才成。
我觉得，棺材的样式是最保守的东西，它应该进步才对。进步的方向之一是，棺材应该因人而异。例如一个驼背的人，棺材应该做成椭圆的；一个独脚的人，棺材应该做成缺四分之一形状的；一个缺手的人，棺材应该做成8形状的；一个胖东东的人（例如董教授），棺材应该做成圆形状的，另外还要附做一个圆形来装他那胖东东的摩托车。至于我自己，要在棺材上装一具麦克风——以便骂人。
至于你，我的美人儿，棺材上要设计一些图案，至少该在棺材上“和”一把“大三元”。这样的话，你即使“红颜薄命”，也不会“死不瞑目”了。
同时，棺材旁边还要开一个洞，准备可以伸出一只手来，来算“番”，看看到底赢了多少钱。
现在是上午9点40分，我要离开旅馆到图书馆去走走。今晚七时半坐观光号回台北——我认识“H”的地方。
敖之1964.9.30
亲爱的“H”：
你真可恶，“你的仇人”Ray Donner的party你不参加，也不许我参加，等了你一天你全不来电话，我知道你在家里又打牌打疯了。害得我过了一个孤寂的周末！
昨天晚上在牌桌底下跟你的大腿亲热，直到现在，还余味无穷。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你的大腿更可爱的大腿，这种大腿，我不知道上帝是怎么造的，你妈妈是怎么生的，魔鬼是怎么加工的。总之，它真迷人，并且迷死人。
我记得报馆的采访记者叫leg-man，现在这个字该因李敖而赋予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对“H”的漂亮大腿而言，李敖是她的leg-man。
It is God who makes woman beautiful，it is the devil who makes her pretty.唉，有漂亮的大腿的女人！你一定是魔鬼工厂里的最佳产品。
我若是你，我一定再也不要认识任何男人，我要去做一个“自恋者”（narcissist），整天摸自己的大腿，不假外求。想想看，这么好的大腿自己不摸而给男人摸，多划不来！
可是！感谢上帝或魔鬼，幸亏你没有这种想法，因此，从今以后，我还有第二次、第三次……以至无数次钻到牌桌下的机会。
唉！他妈的，我多幸福呵！
永远是你的李敖写1964.10.3—4
情书是萧伯纳（Bernard Shaw）所谓的“纸上罗曼史”。罗曼史施诸纸上，自然写时情感集中，思绪澎湃。但往往时过境迁以后，自己重读起来，未免“大惊失‘色’”（此“色”字该一语双关，一为脸色，一为女色）。至于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读别人情书，因为缺乏置身其中的情感和背景，所以常常在嗜读以后，摆下脸孔，大骂“肉麻”！殊不知他们自己写的情书——如果会写的话——更是肉中有肉、麻中有麻。所以，为公道计，聪明人绝不骂别人情书肉麻，尤其不可以骂李敖情书肉麻，因为李敖情书又有肉又有麻将，如果肉麻，也是务实的肉麻，反正不一样就是了。
“H”因为演过电影《窗外》的女主角，亦属台湾名媛。有一次，在中央酒店吃饭，邻桌有涂咪咪，是中国小姐候选人，也是台湾名媛。涂咪咪为了表示媛媛相惜，特委同桌一客人过来，向“H”说：“涂咪咪问你好。”不料“H”却傲然回问一句：“谁是涂咪咪？”——“H”明明知道涂咪咪是谁，却佯做不知以折辱之，真所谓名媛功夫也！（二十多年后，一天银霞到我家来，恰巧孟绝子也来了，我向孟绝子介绍说：“这位是银霞。”不料孟绝子偷偷问我：“谁是银霞？”我说：“你不知道谁是银霞？她是甄珍妹妹啊！”孟绝子又偷偷问：“谁是甄珍？”我大笑。我知道孟绝子是书生，但绝没想到他对书本以外的，竟一生至此！“H”的不知谁是谁谁谁，是故意的不知；孟绝子式的不知谁是谁谁谁，是真正的不知。两者皆有奇趣，足堪一记也。）“H”后来去美国了。抵美后，发现未婚夫不忠实，偷偷跟别人结婚了。“H”也厉害，她千方百计把未婚夫给抢了回来，结婚后又离婚了，再嫁给一位教授。“H”心地善良，事父母至孝，她爸爸是30年代中国全国运动会的风云人物，她母亲则是酒鬼，又糊涂，一直以为李敖是香港仔，还是“阿飞”呢。
在这期间，我认识了“阿贞”，她是国民党党营企业中兴公司头目的姨太太，我和她有一夜风流，这不是“偷人老婆”，而是“偷人姨太太”、“偷国民党大员的姨太太”。“阿贞”不愧细姨族，属叫床派，当我对国民党的宝眷揭竿而起、进入她身体时，她喃喃低呼“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是个“大哉问”的问题，平常我会注意，但在那样兴奋的时候，谁还答复问题呀。
我跟女人的关系，可分四大类，第一类是跟我有性交关系的；第二类是没有性交关系但有肌肤之亲的；第三类只是相识但却常入我梦的，所谓梦，主要是白日梦式意淫；第四类最邪门儿，是双方完全不相识的，这种“女人”，主要是她们的照片，尤其是裸照。对这类照片和裸照，我从大学便开始搜集，主要来源是从外国旧画报上取得，不过那时格于环境，所收品质不佳，直到我退伍回来，住在“四席小屋”，一天逛衡阳路地摊，看到 PLAYBOY 杂志中间折页的大幅彩色裸照，我才开了新眼界，原来裸照可以印得这么精彩！不过，尽管裸照愈收愈多，我的审美标准却愈来愈苛，基本上，我偏爱清秀不俗的女人，女人好看，不但要脱衣，也要脱尘，PLAYBOY 中的女人，脱衣没问题，问题出在脱尘上，美国人健美成风，但健美过度，人就变得粗壮，要命的是，美国人健美成风二三十年下来，已由健美成风变成健美成疯，他们眼中的女人愈发粗壮，简直不能看了。总计我看这杂志三十多年，中看的裸女照片，不过几张而已，可见我标准之苛。三十多年来，我最中意的一张是1963年1月份的那个女孩子，名叫 Judi Motercy，照片是白瓷砖砌的露天式浴池边，背景是古希腊白色塑像和绿色植物，这模特儿裸浴泡沫之中，泡沫以上看到部分大腿，再向上看，则是可爱的小屁股，她的乳房不大，乳头被泡沫所遮，尤呈含蓄之美。发型是梳起来的，脸蛋娇小而秀气。这期的 PLAYBOY 我共买了两本，一本送给“H”，她也喜欢这张裸照，给挂在墙上了。我珍藏的这一张，配上镜框挂在我家，一直“陪伴”我。三十五年来，除了我两次坐牢前后六年多不见以外，跟她神交，长达二十九年，可见孰者为真？孰者为幻？孰者为久？孰者为暂？孰者为具体？孰者为平面？已是没有道理的质疑。——一张可爱动人的裸体，你可以跟她同处这么多年，对她意淫手淫，“图”里寻她千百度，这还不真实吗？难道一定要真实的女人吗？这张照片照后三十三年，她的摄影师在The Play-mate Book-Five Decades of Centerfolds 书中回忆，说照她时，“Judi was such a tiny little thing”，可见这位小模特儿的特色。后来她嫁给一位歌手，不知所终。
1967年春天，在文星被迫改组、和我分手后，文星资料室和我家之间的门也封死了。在官方压力下，文星开始“从良”，编起与政治无关的字典来，成立小组，组员之一，就是“小Y”，那时她是政治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在这之前两年，她曾投稿《文星》批评我，她来过文星，可是和我缘悭一面。这次到我隔壁上起班来，一天下班，在路上，我认识了她。她是个有深度而又漂亮的大学女生，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立刻勃起“强奸”之念，因为她太迷人了。我约她在东门“美而廉”餐厅吃饭，她同意了，可是临时写信来，说不来了。我失望之下，仍开车到东门，结果在“美而廉”对面，看到她在看我来不来。她看到我，满意地笑了一下，一切都在不言中。由于我的邀请，她终于同意到我家来。她进门的第一个动作很怪异：拿起我的烟斗，并且把它擦干净。我们谈话的时候，她宛如一个梦游中的少女，说着许多“飘在云里”的话，飘呀飘的，从此我们之间写了许多情书。从我写的一些片段里，可以看到我怎么飘的：
虽然现在已是21日的凌晨，可是在感觉上，19日好像还没过去，十小时零一刻钟的“飘在云里”，使我直到现在，还脱离不了“云层”。今天下午去看修车并试车，我没开，由保险公司的一位朋友代开的，我知道我一开一定又出车祸，因为我不能专心，我满脑袋里都是你。（1967年3月21日清早）
……把你的照片拿在手里，多少可控制你捉摸不定的“飘”忽。我觉得只有你在我怀里，在我底下，我才能感到安谧，感到生命和死亡。不管是生机盎然也好，视死如归也罢，我都有一种莫可名状的安谧，我快乐。（1967年3月21日清早）
英国的女诗人，写她爱的境界是“灵”魂所能达到的“高、广、深”（height，breadth，depth），我年纪愈大，愈感到用“深”来爱人是一种什么味道。“深”并不玄秘，有许多时候，它甚至用粗浅来表达，表达到“波澜起落无痕迹”的境界，而它的外形，可能反倒雅俗交织，高低难辨。真正“深”的地步是一种淳化，隐士和老农在一起，隐士淳化的程度，会使凡夫俗子看不出他跟老农的分别，事实上，隐士也不希冀在凡夫俗子面前，要有什么分别。我对爱情的态度，如不谦虚地说：“庶几如此。”隐士绝不在乎别人说他是老农，是乡巴佬；我绝不在乎别人说我是狼。（1967年3月21日清早）
今天是星期二，再过了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到星期天上午10点钟，又可以看到你了。你不知道我多么想见你，只可惜你不给我多一点的机会，只可恨时间过得太慢，过到今天，才是星期二——距星期天还有四天多的星期二！你说星期天要带武侠去淡水，我已经准备好了……星期天你武侠完毕，可就便入山学道，“云深不知处”，岂不也好？省得云游在外，整天倾倒众生，搅得文坛醋气熏天。区区管见，不知“Y”女史可采及刍荛否？（1967年3月21日下午）
谢谢你送我的“基隆港”和“阳明”。在图中找了半天逃亡渡口，都找没有到。其实找有到又怎么样？一想到这个岛上有你，而离开这个岛就离开你，我就甘愿“泡”在这里了。雪莱说自由比爱重要，他是谎话家。（1967年3月23日）
下午你走的时候雨很细，我决定不bother you。楼上看你在雨中消逝，真美。你那条围巾，我真想把它偷下来，放在枕头边，陪我入睡。总有一天，我会“绑架”你（既做小偷，又做强盗）——不再一星期见一次，而要足足看你一星期。一星期才能见你一面，真是太长了，并且长得不放心，那些讨厌的限时信和尾随者，它们多少会使“小Y”起二心，会使她写出“很后悔答应去淡水”一类的刺话，呵，我好气呵我好气，气得简直要血压高一高。（1967年3月28日）
一位妈妈告诉我的朋友说：“这个社会不能没有李敖，李敖应该存在，只要他不追我的女儿！”你看，我多可怕，我在女人中间的信用多可怕！可怕的人要睡了，留下这封信和一篇胎死装订厂的“禁文”给你。这一类的文章，也许慢慢可增加你对我的“面具”的了解。作为一个善于自保的人，我不该有“面具”吗？（1967年3月28日）
今天早上看你打电话，你招手，招得好（hǎo）好（hǎo），你好会招手。我在车上又发现你留下的太阳镜，我想到你戴太阳镜时的神气，戴得好好，你好会戴太阳镜。有时候你很乖，有时候你就不。今天老是想到你很乖。我跑到衡阳街，在一家象牙店里物色一块小象牙，特请名师，为你治一颗小印（31日可取），算是对你乖的一种奖励。你可以用这颗图章开空头支票，开得满天飞，飞得跟满天飞的情书一样（“支票与情书齐飞”）。自从“众师情人”到“文化界的大众情人”，你一共写过多少情书？萧孟能真傻，他应该遍访天下，把这本《“小Y”情书》印出来。
大概是为了给我洗脑，“小Y”弄来一些书给我看，一本是《欲之上》，叮咛我不要那样喜欢肉欲；另一本是《小白驴与我》，鼓舞我要继续长保童心。1967年“3月的最后一夜”，我有情书给她：
还有什么能比得过看你“谈笑风生”？享受跟你在一起的快乐？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除了‘小Y’”以外的事都云散烟消，你会觉得你飘在云里，浮在水上，飘浮之间，你会感到生命与原始，色彩与天籁。你不再Dirt，在它轻盈的笑谈中，你已被洗练——你是一头“小白驴”。
丁尼生说纯爱keep down the base in man，对我来说，“小Y”的圣洁，实在已把我洗练得不敢再碰她。她喊痛过，叫怕过，惹得你无限怜爱，使你不忍心再使她感到“屈辱”——在她还没放弃这种观念的时候。
“凡有翅的”，可以盘旋攫获；“凡没有翅的”，请勿动手。弱肉已不再被强食，要慢慢地，忍耐、等待，从食指开始。
我从泥土里来，又要归于泥土。在来临与归去间，我的生命将被烛油烫醒。泰戈尔已叮咛过：“不要忘记那执灯的人。”我不会忘记，直到“天边”，直到永远。
又是深夜，小黑已睡，小猫已睡，“小Y”已睡。今晚，“小Y”会不会“午夜梦回”？梦不要回，等着我，我会用四只脚，跑到你梦中。
到了4月初，“小Y”不再在隔壁编字典了。我送了一组笔（一支钢笔、一支原子笔）给她：
“小Y”，最后一声喊邻居的：
这不算是季子挂剑，但总算是我久已心许的一点小礼物。这种Parker 75型的钢笔不能刻字，所以我先把一个美丽的名字，刻在象牙上。
钢笔，我已替你装好一次你喜欢的墨水；原子笔，我代你换成红色，虽然用红笔写信的日子，已经消逝，但“以备不时之需”，也是好的。
“走这道楼梯的日子”，到底已近尾声。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些什么。我只清楚地知道，我不会再站在第四扇窗前，第四扇对我来说，不再有窗，也不再有窗外。恰像那失去小白驴的朋友，我回到了寂寞，又回到孤单。
你，不再是邻居，而我，却是被留在隔壁的守夜者。你的离去，使墙和空气，完全不同。我承担的，是一切你留下的触忆。你给了我属于我的一切，带走的，只是一片彩云。
写这封信，几次被泪水搅乱，我奇怪今晚我竟忍不住它。你也奇怪吧。“Y”，一个对你“板脸”并说“我不对女人太好”的肉食者，竟也有这样的时候。
敖之1967.4.7
这一阵子的情书之多，是我一生之最：
大雨时候，我赶到杭州南路，又绕到南门市场，转了两次，都找不到你，我想送你上学，我怕雨淋了你。虽然我知道你喜欢被雨淋，（像查泰莱夫人？）可是我不准，我不要你在大雨中诗意。如果你实在有“被淋症”，（又以名词加人！）还是到我那“联合国”的浴室来吧。在淋浴喷头底下，随你诗意去。我答应不偷看你洗澡，因为我只要听，就很满足了。（1967年4月3-4日）
想我吗？一边走一边哭的“小Y”，还敢再嘴硬说不想我吗？我不像你那么“虚伪”，我干脆承认我好想你好想你，我的“姨太太”（指我的小汽车）也好想你好想你。你的眼镜，你的桥牌，你的《欲之上》……都还在“姨太太”那里，一切都没有变，唯一变的，只是不再见到我身边的人。在1516216，我曾跟我身边的“小Y”度过多少甜蜜的回忆，曾有多少亲近，多少抚摸，多少许诺与欣喜，多少欣喜与哀愁。如今，这些，都转变成“两地书”，唯一不同的是我不会称你做“广平兄”，你不是“兄”，因为你没有资格（缺乏“且”），还是让我来称你做“小Y”。……我不该在乎过去别人怎么称呼过你，不是吗？因为过去的“小Y”，并没有“开始”，而我，现在正写“创世纪”。（1967年4月10日）
你说：“……你得答应，不要为了生我的气，或别的原因而不给我写信。”我好喜欢你这样说。其实，“小Y”想想看，我怎么会不给你写信呢？写信似乎已是我们之间唯一的链锁——唯一你批准的链锁，我不会再失去，在你我之间，你收回的，业已太多，只剩了这么一点了，好像只剩下台湾，什么时候，才是我“反攻”的日子呢？（1967年4月11日）
你居然有这种逸兴，居然看起坟来，居然想起了埋骨之地。你说我可活到六十岁，那时候你五十一岁了，要不要come die with me？也许我们不能“生同居”，但又怎么一定说不可能“死同穴”呢？青山绿水之间，皇天后土之侧，如果你我死在一起，又有什么不好？至少那时候，你真正达到了“与鬼为邻”的境界，我也真正享受到“倩女幽魂”。怎么样，“小Y”，你赞成也未？（1967年4月12日）
……我是反对婚姻的，起码赞成试婚制，你如果结婚，别忘了要先试试。Jean Harlow不就是没先试婚，结果碰到个阳痿丈夫吗？要知道丈夫是不是阳痿，我看还是先到我身边来吧。……（1967年4月12日）
……设法多给我一点吧，我的“小Y”，多给我一点温暖和爱，我被你放逐得快死了，乘风而去，像一首《蝶恋花》，你难道真的要我先在“佳城”中等你？And die for beauty？有一天我死了，不要忘了用你的头发陪我，为我殉葬，我睡觉都需要它，何况是长眠？别忘了。“小Y”，我跟你的长发同在。你的长发，跟我同在。（1967年4月12日）
显然地，“小Y”是又惩罚我又十分宠我的：惩罚我，为了我常在“欲之中”而非“欲之上”，而她在这方面非常矜持，以致要离我而去好多天；宠我，为了我的一封信，她会剪下全部长发送给我，并在我生日时做卡片过来，把她的小照片，暗嵌其中。最后，她终于放松了一点，答应跟我进浴室，但她不肯脱光，只是宠我，像个古典女奴般地，为我洗遍身体，当她显然漏洗了什么，我提醒她，她背过脸去，还是为我轻轻地洗了。然后，她去了宜兰。4月23日，我的情书留下了记录：
真的，“小Y”。真的，你真的把我宠坏了——我一个人已经不肯再洗澡。从前天以来，我一直飘飘的，“而寂寞不在”，你知道我一直在盼望什么，我盼望时光倒流，盼望欢乐长驻，盼望历史重演，盼望永远跟你在浴室里，永远不出来。被你宠，被你照顾，是一种“幸福”，我不需要看那场《幸福》，因为我自己，不是别的，正是《幸福》的剧中人。
4月27日，我又写道：
从星期一（24日）以后，我的右手就有点儿不对劲起来（不属于阿Q摸了小尼姑头以后的那种不对劲），它不会忘记它在饭桌旁边摸到了什么，也不会忘记后来在绍兴南街的汽车里摸到了什么，那细嫩的、光滑的、柔软的、温暖的、香味的、使人不能自制而要渴望吮吸它的，是什么？喂，“小Y”，别以为它是你的，它是我的。如果你一定说它是你的，那么你是我的，所以一代换，它还是我的。
为了它，我觉得我有几分阿Q——身为一个失败者，我竟有几分胜利的感觉。这不是嘲弄，不是得意，而是幸福，一种“黏”在可爱的“小Y”的身边的幸福。（我想到在“统一”楼下我偎在你身边那一幕，我好恬适，只有在你身边才有这种恬适，你在那时候第一次承认我是你的情人，忘了吗？）
5月以后，我的情书还多着呢：
今晚跟殷海光聊天两个多小时后，回来收到你的限时信，知道你也“撞车相报”，为之心焦。唉，“小Y”，你好叫人操心，你一离开我，便会有不安全的事发生，你说多糟！你说你该不该时时刻刻跟我在一起，让我保护你？你说该也不该？我昨天提议你陪我睡觉，你竟目为笑谈，想想看昨晚你若陪我睡，“春风几度”，包你今早容光焕发，精神饱满，哪会有撞车的事发生呢？你呀，都是因为你不听话，所以落到撞车的下场。还是快快听话，到我身边来吧（我又想起，你何不到我家里来养伤，让我来照顾你？明早打电话时，我会这样提议）。真关心你的伤势，真关心。（1967年5月7日）
你送我的三个柿饼，今天已到了不得不忍痛丢掉的程度了，我只好把三个封套留下，柿饼丢掉，我好心痛，痛得敢说不在你的伤口之下。你的伤口怎样了？怎么也不写信告诉我一声？你是不是以叫我操心为乐？还是跟你那位同室操“车”者正在一块儿楚囚对泣？别忘了哭的时候请专用左眼，右面那一只，为伤口起见，总以避免洒泪为宜。（1967年5月9日）
“小Y”不愧是女作家，她显然喜爱“少女情怀总是诗”的境界，并且徜徉其中，愈久愈好，而对我这种一直喜爱她肉体而想徜徉她身上的人，显然有些落差。有一天，我和她亲热得被她认为太“过度”了，她生气走了。我也故示冷淡。三个月后，我写了一信：
Y：
因为你的通讯地点改变，所以这封信只是试投。三个月不见，你还是一个沉醉于情欲二分法的小孩子吗？我不觉得你有进步，如果你有进步，你早该回来，用身体向我道歉。我并没有如你所说的“重新陌生”，但我非常不高兴你三个月前的态度，你把我当成了什么？“重新陌生”的也许是那个又把“你”当“您”的人，把“大李”当无名氏的人。有时候，你简直是小孩子，需要taming，我不知道你还挣扎些什么，反抗些什么，你难道以为你会成功吗？至于我，当然如你所说，有“冷酷的面目”，就凭这副面目，我才混到今天，女人和国民党才不能把我吃掉，否则的话，我还能用“男子汉”的招牌骗人吗？
狂童之狂也者1967年8月24日
第二年5月，“小Y”写了一篇文章，历数她的情人，在“号外”一节写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我：
我在街上碰到你，你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我还不知道。
你问我是不是在等你，你的脸上闪着很多开玩笑的表情，没想到我竟认真地点起头来，我说是的，我喃喃地说是的，我在等你，号外。
我从来不曾肯定什么，就像我不能肯定我的等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是等你吧。
刚认识你的时候，你笑着问我，你该排在第几号？我笑着，我的笑代表了我的惊愕，我想了一下才说，你排在十三号吧，或许我曾给了你为男孩编号的感觉；我没问你，也没认真地解释。你呵呵地笑了两声，你说你连十三号都不是，你是号外。对吗？
我开心地笑起来，我不要说不对，从此，我便认真地对自己喊起你号外来。
我喜欢同你说话，喜欢同你开玩笑，喜欢听你说笑话，可是，这只是我喜欢而已，你的回应是淡淡的，有时候我对自己说，号外也许一点也不喜欢我吧！号外一定不会喜欢陪我在风中散步，号外也不会和我在雨中撑一把伞，号外多么不同。但这种不同是当然的，因为他不喜欢我。
号外，你一定也有过很着迷的时候，只是，我遇到你的时候嫌晚了一些，而对我来说，遇到你却是太早了一些，那时，我还不懂得抓住一点点自以为是的爱情，虽然，那种爱情也没什么用！
我应该有很多你的记忆，但是，我抬起眼睛，觉得一切都很茫然。我站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阳光和你一起消失，我实在该走近你，但我还是不走近你的好，我怕听到梦碎裂的声音，梦的破碎在无形中我还经受得起，我怕我还要固执一个没有回复的爱情，我又望见你的年轻在阳光底下焕发着，我轻轻地闭上眼睛，我让心一阵接一阵地抽着痛。你让我懂得什么叫心痛。
号外，如果我对你有过幻想、有过渴望，那么让我的幻想、我的渴望就这样死去，从你身上死去，让我的爱情连同我的幻想、我的渴望一同埋葬，埋葬在你身上。
（也许，你真的是号外吧，还好你说过你是号外，不然，在大街上我该如何站立，如何排列呢？）
写“号外”时候的“小Y”，人已在香港。终于有一天，她回来了，她返台度假，她想通了：“我实在该走近你。”我们手牵手，依偎着，一起走进阳明山“新荟芳36”，在温泉旅馆中，她给了我处女所能给出的一切。——“让我的幻想、我的渴望就这样死去，从你身上死去，让我的爱情连同我的幻想、我的渴望一同埋葬，埋葬在你身上。”最后，她一语成愿，真的埋葬在我身上。当我“强奸”她的时候、当她迷茫中喃喃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的时候，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种“从你身上死去”，我仿佛觉得：这可爱的小处女，正在被蹂躏中同我一起死去、一起死去。在灵肉边缘、在生死线外，人间还有更好的死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