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语文第一课
说到第一课的问题，我倒与一般人有些不同的看法。我是把整个教学过程当作一个系统来看的，从这个系统论来看，第一课讲的是什么并不太重要。就好像下棋，第一步可以有多种走法。
任何人上小学的时候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了，大多数孩子在上小学之前，都已经有了学前教育，已经识了许多字。不是说不应该注意第一课的难易程度，但要和别的方面的因素一起考虑，比如说和时代风气结合起来考虑。一个7岁左右的孩子，他从意识上实际已经进入社会了，要想把他单独排除在成人社会之外有一套教育是不可能的。因为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他们纳入成人社会，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时代的痕迹。比如第一课学“人、口、手、马、牛、羊”，这就没有政治倾向吗？它一样有政治倾向。它表明要跟政治的东西远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所以从“人之初，性本善”到“打日本，救中国”，都要肯定它在那个历史情况下的选择，肯定它的合理性。关键是你不能天天都是这个。现在回想起来，我小学语文第一课不合理的地方是，那些课文内容形成了一套体制，这套体制蔓延致使整个教材变得单一化。不仅语文课是这样，数学课也是这样。这种东西到今天仍然没有排除。过去政洽挂帅的时代，它很明确地说就是政治挂帅，各个领域、中小学都是政治挂帅，上下是统一的，是个社会默契，你可以理解。我们今天主要的不是批判过去，过去已经过去了，关键是要救我们自己，救我们的孩子。我们现在的教育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是矛盾的。国家说的是科教兴国。这是我们的时代主流，可我们的教材却停留在过去那个时代。不是说我们一点进步没有，有很大进步了，但是很不够，使我们感到好像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到了1999年，但是很像是1979年的样子。你看这些教材，知道肯定是打倒“四人帮”之后才能编出来的，但总觉得不像90年代的东西，所以说它落后。它和这个时代对不上号，明显是和这个社会大气候不协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教育、教材和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比，都是有缺点的。因为以前不管第一课是什么，它跟那个时代是一致的。
第一课的目的是吸引学生的学习注意力，这是最重要的。一开头打个让他们爱学习的底儿挺重要的，要让他们觉得学习这玩意儿挺好玩儿，另外就是对他们有用。老舍的小说《牛天赐传》里有个老师给小孩讲“人之初，性本善”，讲了多少遍孩子也记不住。一天老师错说成“人之初，狗咬猪”，结果这孩子一下子就记住了，而且还不改了，因为他觉得非常有意思，跟他的生活联系起来了，他就有了一个形象感。我觉得我们的第一课应该有这个原则——有趣和有用的原则。不仅小学第一课，每一个阶段的第一课都特别重要。
高考体制、语文教学体制，作为一个教学体系是联系在一起的。教育说到底是培养人的。它有两个目标必须并重：一个是把人当成一个人、一个全面的人来培养，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育人的方针，中国古代就是要把人都培养成圣贤，这是教育的一个宗旨，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战略宗旨；其次是近期的，就是把人当成一个工具或者说人才来培养，让他有实际的工作能力，能在社会上用他的劳动和别人的劳动进行交换。一个人这两个方面应该是结合起来的。我们中国古代的教育是没有重视第二个教育，即没有重视使一个人成为有用的人，只是书生空谈，大道理懂得特别多，不能做实事。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时候，他特别重视实用教育，也就是技能教育。一切教育或者偏于前者或者偏于后者，总要占一头，最好是二者平衡。从这个想法来看当前的教育体制，它就在于两头都不着边儿。我这学期是给大一上课，讲现代文学史，这跟中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经常涉及他们中学学过的内容，但一讲起鲁迅他们目瞪口呆，说鲁迅原来是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人吗？我说你以为鲁迅是什么人呢？他们切身感到中学学的东西给他们带来的负担，可是你想想中学那么长的时间，是人生最好的年华，却学了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就是为了考试。所以这个教育体制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了。
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有人说是课文选得不好，我觉得这不是第一位的，这个体制指挥着老师怎么讲这个课。据我看很多课文是好课文。不好的课文也可以讲好，或者讲出它为什么不好。我当过三年中学老师，很艰难，我要两条腿走路。我不能专门讲真话，那样学生考试就通不过。我得告诉学生真理是什么，然后告诉他们怎么应付考试，这等于增加了我一份工作。但我觉得应该这样。这套体制决定了它的考试方法是个指挥棒，它把所有的东西都弄成四个答案，选一个对的，其实通常四个都对。几次下来学生对文学语言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学习热情完全被挫伤了。教参由一个参谋成了主人，跃居于教科书之上。你把形式改了，教参自然就不权威了。不打破这个统一考试的模式，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如果还这样考试的话，换什么篇目都无济于事。我们现代化程度这么高了，还需要一个活人在课堂上讲，就是需要他现场发挥，面对面地把东西灌输给学生。高考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利大于弊的，它是在大学多年没有招生的情况下，恢复起这样一套体制，这个体制和平反昭雪等政治背景是挂钩的，这个体制恢复起来就有了一个公正的、民主的选拔人才的途径，使很多人凭着分数改变了社会地位。很多偏远山区的聪明青年凭一纸试卷就进了大学，但那时的题目、体制没有现在这么机械、刻板，没有说出一个作文题、给一个材料，只能有一种理解方法，还没到这种程度。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感到弊大于利了，而且越来越向这个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