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一个一直害怕着的电话打来了。
弟弟的电话，说爸爸摔了一跤，生命垂危。
我和马兰立即赶往上海，爸爸已经去世。
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停止了呼吸的他却一直张着嘴，好像有一些话没有讲完。
我用手托在他的下巴底下让嘴慢慢闭合，但一松手又张开了。最后，当妈妈伸手一托，爸爸的嘴就闭合了。
妈妈轻轻地抚摩着爸爸的脸，很快又抽回手来捂住了自己的嘴。她不让自己哭出声音来，因为她知道隔壁的几个病房都在抢救，不能让那些病人听到哭声。
从医院回到家里，弟弟为了寻找在追悼会上要挂的照片，打开了爸爸天天翻动又天天紧锁的抽屉。照片很快就找到了，却又发现抽屉里藏着大量文字资料，一沓又一沓，一袋又一袋。
我知道，这是一个老年男人的最后秘密。这位老年男人与我的关系如此密切，我立即去洗了手，然后坐下，闭上眼睛，静一静心。过了很久，我才敢去轻轻翻动。
尽管我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我真的一页页翻看那些文字资料时，仍然非常吃惊。
第一部分是他三十五年前写给造反派当权者的“借条”留底，这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原来，在他关押期间，妈妈前去探监时给他说起家里的事，他毫无办法，只得冒险向当权者借钱。他在十年间没有借到过一分钱，而每张“借条”都必然引来一次次残酷的批斗。有几张“借条”，我刚刚一读鼻子就酸了。例如，我叔叔领养的表妹要在安徽农场结婚，但叔叔已被害死，爸爸决定用叔叔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作为陪嫁，却想“借”一点点钱，买一床被褥装在这只旧箱子里。
又如，一张“借条”上说，寒冬已临，但我家八口人的“布票”还没有用过一寸，希望当权者看在老人和小孩的分上，借点钱……
第二部分是三十五年前他们单位造反派批判他的大量印刷品。隔了这么久，我现在一读。还背脊发凉。例如这一段，好像是一篇新闻报道——
当天斗批大会上余学文这个坏家伙的画皮被层层剥开了，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原形毕露。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还要伺机反扑，不要以为余学文是“死老虎”，这个老虎还没有死，还要咬人，我们不要被他装出一副可怜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继续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些空话又不全是空话。其中所谓“装出一副可怜相”、“穷追猛打”、“再踏上一只脚”等等都是实情描述。
爸爸，真是受大苦了。
为什么要让爸爸“永世不得翻身”呢？印刷品中又写明了他的罪行——
当“二月黑风”刮起之后，这个死不悔改的坏家伙就跳了出来，公然为刘、邓及其代理人陈丕显翻案，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真是狗胆包天，罪上加罪。
文中所谓“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第二号人物就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这下子，我终于明白了三十多年前就产生的疑惑。爸爸这么一个小人物为什么会承受那么严重的迫害，直到造反派下台、老干部上台之后仍不得解脱？原来，他所在单位的“广大人民群众”从他的日常闲谈中提炼出了这么多“上及天庭”的政治罪名！
在灾难时期，他怕吓着我们，没有说；灾难过去之后，他不想拿这样的东西为自己贴金，还是没有说。但他又舍不得丢掉，就藏下了。
我敢断言，这样的印刷品，是后来全国绝大多数号称自己在“文革”中“立场坚定”的文人拿不出来的。他们如果有一份，或者他们的爸爸有一份，哪怕上面只有一句半句，不知要做出多少文章让大家景仰。但是爸爸却把它们全都锁在抽屉里，直到此刻，三十二年之后，我才看到。
等我看到，他已经走了。
我连当面说一声钦佩的机会都没有。
我犹豫了很久，曾经选了几页这样的大批判印刷品照片，附印在《借我一生》那本书中。
我在那本书里讳避了一个细节：在爸爸临终的床边，放着两沓近几年诽谤我的报刊。以广州的《南方周末》为主，有天津的《文学自由谈》，上海的《文学报》，和别的几份报刊。这些报刊诽谤我的内容，全与文学无关。爸爸在这报刊的字里行间，画下很多抖抖索索的铅笔痕迹。可见，几乎已经失明的爸爸，还是逐字逐句读了。
我看到这些遗物后曾急忙向他熟悉的几位医生打听，这些报刊是怎么到他手上的。医生说，是他自己不断索取的，说我在国外，要代我收集资料。他还一再要医生放心，为了眼睛，他不会看。
其实那些医生上当了，他不仅看了，而且看得非常彻底。他把相隔三十几年的两种相同文字放在一起，反复对比，我立即想象出了爸爸的最后岁月。他的高血压，他的心脏病，他的白内障，他因浑身乏力而摔倒，都与这些报刊直接有关。爸爸，是为我死的！
厚厚一抽屉的文章中的文字压了他半辈子，而那两沓近些年的报刊，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捆稻草。
我是一个博爱主义者，常常对那些严重伤害过自己的人予以原谅；但我又是一个中国人，终身不会淡忘“杀父之仇”。我即使把“必要仇恨”缩得再小，也会永远记得爸爸临终床边放着的那些报刊，以及报刊背后那几个人。
博爱使我容光焕发，仇恨使我双目炯炯。
我有几位兄长般的朋友，都是堂堂男子汉，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有国际声誉。他们几乎都有一个秘密，那就是在某个笔记薄的角落记着一个名单。那是一些曾经残害过自己长辈、家人的歹徒，也包括一些用谣言、文章袭击过自己的恶人。这些人现在看上去都过得不错，有的还经常在某些媒体上高谈阔论，有的已经移民美国或加拿大，却怎么也抹不去他们留世的血污孽债。
我常常会接到朋友的来电，低声而欢快地说：昨夜，又有一个名字用红笔画掉了。
我想，我们的社会也不必伪装遗忘，因为很多遗忘就是纵恶。应该留下一些名单，那些投污的，栽赃的，砸窗的，扔石的，造谣的，仗势的，喷毒的，起哄的，都应该被记录在一些笔记薄上。然后，让很多曾经投诉无门的眼睛，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生死沉浮。
善良的人们不至于动手报复，但都有权利在默默间隐藏一个名单，随之隐藏一支能逐一画去这些名字的红笔，隐藏一种强烈的有关净化世间的企盼。
追悼会之后，我们把爸爸的骨灰盒寄存在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里，准备择日移回家乡安葬。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叔叔、姨妈、益生哥，一大批亲人都等着他。
在这批亲人中，爸爸历来地位不高，原因是嘴笨。可以想象，这次他到那里见了亲人们，也会像往常一样谦恭地点过头，便找一个不引起注意的角落坐下，只听大家讲话。
但是，这次亲人们不会让他那么躲闪了。即使他最敬畏的家长，我的祖父，见到他也会深感羞愧。毕竟，祖父走得那么不负责任，而爸爸在人世间坚持了那么久，苦熬了那么久。
祖母最了解自己的这个儿子，外公、外婆也会满意这个女婿。我叔叔，曾为姑妈的死亡承担了责任，而爸爸，又为叔叔的死亡承担了责任。
在“文革”灾难中，如果不是叔叔先自杀了，爸爸多半会自杀，因为爸爸的意志远没有叔叔坚强，但是，坚强的叔叔为了更重要的坚强，把祖母托付给了爸爸。爸爸终究不辱这番重托，还维持了全家。
爸爸终生信仰佛教，我把他的灵位，安放在佛教圣地普陀山。一来二去，我和马兰对佛教有了更多的亲近，还一起成了普陀山的“荣誉岛民”。
与此相应，我们又与台湾的星云大师结了缘。星云大师仔细读过我写的所有书籍，很早就邀请我为世界多国的僧侣演讲，并参加了很多气势宏伟的佛教典礼。他在美国完整地观看过马兰演的电视剧，极为赞赏，因而产生了双重的亲切。
他让我们看到，生于多灾多难的现世，人们还可能以一种无边无界的大善，带来精神上的解脱。他创办的佛光山道场，果然是无边无界地遍布世界五大洲，天天都播撒着觉悟和快乐。
每次想到星云大师，我们就会对身边的祸害，看轻一点。
佛教，是庇护我们在恶风邪雨中安详生存的竹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