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就知道了，我在农场期间，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已经下台，一些老干部在掌权，但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爸爸平时可以回家，一有“风吹草动”，还要去单位报到，接受关押。
现在掌权的老干部，在“文革”初期也是与爸爸一起被“打倒”的。为什么他们没事了，爸爸还有事？到底什么事？
我怕触动爸爸的伤心处，没敢问。
过了两天我试探性地问爸爸：“什么叫风吹草动？”
爸爸说：“不大清楚，好像是指外面的阶级斗争形势。”
我顺手拿起桌上的一张报纸，说：“现在外面的阶级斗争形势是，连美国总统尼克松都要来了！”
尼克松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下旬到上海的，离林彪事件还不到半年。周恩来要与他在锦江饭店谈判，他的车队从西郊宾馆出发，要经过南京路。
那天我回家，看到爸爸、妈妈都准备出门。
尼克松的来到，就是爸爸上次所说的“风吹草动”，而且是大吹大动。爸爸作为被审查对象，有破坏嫌疑，必须到单位关押。这对他来说早已不用做什么准备，心情轻松地坐在一边等妈妈。他单位正好在南京路，可以与妈妈一起走。
妈妈为什么要去南京路？是为了站在沿街的窗口欢迎尼克松。这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上了他们对南京路沿街住户的陌生，因陌生而构成安全制衡。
我问妈妈：“上级对你们提过什么要求吗？”
妈妈说：“已经到居民委员会开过会。一要防范有人向尼克松车队开枪，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络。”
爸爸笑了：“第一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国宾；第二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敌人。”
妈妈说：“还规定了，三分之二的窗关闭，三分之一的窗打开。我幸好分在关闭的窗里。”
我问：“为什么说幸好？”
妈妈说：“打开的窗子里要挥手，很麻烦。规定了，不能把手伸出去大挥大摇，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也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
“那怎么挥？”爸爸好奇地问。
妈妈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伸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高兴，而是微笑。”
爸爸按照这个标准练习起来。妈妈说：“你不用练，你的窗户一定关闭。”
正说着，阳台下有人喊妈妈。我伸头一看，下面很多中老年妇女已经集合，中间还夹杂了一些老年男人。
爸爸、妈妈下楼了。我在阳台上听到居民小组长在说：“你们两个都去？太好了，我们正愁人数不够。”
爸爸说：“我还有别的事，只是顺路。”
我暗笑，“别的事”，就是去关押。
在爸爸、妈妈的窗口下经过的尼克松，与周恩来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随之，中国又要恢复联合国的席位。整个局势转眼间就发生了重大改变。
后来才知道，周恩来在尼克松访华前几个月，就到上海布置了重建教育文化的一系列工作。他认为，要结束封闭，首先要结束灾难。当时上海的官员中有不少“文革派”，他们从林彪事件和中美交往中知道形势已经逆转，多数人在万分惶恐中转变了立场。周恩来在上海下令，为了应对重返联合国和推进中美关系的紧迫人才需要，大学立即复课，所有的教师回校编教材、编学报、编词典。
中文教材最容易受到极左派指责，按照当时的主流意识，只有用“革命样板戏”和毛泽东诗文做教材，但周恩来决定，先以鲁迅为教材。因为鲁迅是真正的文学家，经由他，可以兼及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各种文体。同时，周恩来还考虑到，鲁迅是毛泽东肯定过的，先用他的作品做中文教材，极左派虽然不高兴，却也不便立即大声反对。
这件事，就与我有点关系了。
周恩来指示成立的鲁迅教材编写组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宿舍，由上海各文科高校的教师组成。我受学校的指派去参与，但分到的事情很少，只注释了鲁迅的两篇小说，写了鲁迅在广州几个月的事迹，几天就做完了。然而，看着各校教师刚刚从农村回来就全心投入了教材和词典的编写，又听说北京也在大规模地标点古籍、翻译名著，我产生了一点感动。
很快，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入学了，复旦校园里又出现了阔别多年的热闹景象。说是“工农兵学员”，其实就是前些年中断学业“上山下乡”的中学生。他们是幸运儿，多数同龄人还在农村，没有获得上学复课的机会。但是，他们的出现，却使周恩来领导的教育文化恢复工程有了生命化的证明。教师们一见，知道这事是真的了。
几乎所有的教师都立即手忙脚乱地抢时间，要把损失的几年补回来。他们当时所写、所讲的内容，还比较粗糙，来不及筛去时代的杂质。可理解的是，这是在救急，就像救灾的米麦中夹带着杂质一样。
我由于前几年已经彻底绝望，因此面对这样的大转折，走在校园里一次次眼眶湿润，心里总重复着四个字：“天佑中华。”
我这个人一直对政治人物缺少理解，但对于在灾难中恢复教育文化的周恩来，却是佩服。因为如果他不在一九七一年就开始做这件事，中国教育文化的精气神难免散尽，再收拾就不容易了。我曾说，为什么后来恢复高考时所有的大学都有能力立即开课？因为周恩来在五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做准备。
但是，这么重大的壮举，在极左派看来是“右倾翻案”，他们坐立不安。
那天我回学院，看到教育楼的红砖外墙上新贴出一条标语：
不要资产阶级文痞，
宁要无产阶级文盲。
这种标语在当时看得多了，但这次，显然是针对着周恩来领导的复课。
我历来不怕极左派，现在更不怕了，就立即在标语边贴了一张纸条，这在当时叫“戳一枪”。我写的是：
上海的流氓总把别人说成是流氓，上海的文痞也是一样。
写完，签上自己的名。刚贴出，就围着很多人在看，表情兴奋。可见，社会气氛已变。当天下午，张可老师在路边看到我，一笑，说：“那一枪，很准。”
我说：“我看了那么多年，发现破坏文化的，都是文人。他们是真正的文痞。”
张可老师说：“文痞很滥，你要小心。”
我说：“不怕他们。”
果然，第二天下午，在我贴纸条的上方，一条新标语又出现了：
警惕老保翻案！
“老保”，指的是反对文革的“保守派”。在我们学院，领头的有三个，被造反派称为“三座大山”，我是其中之一，大家都知道。
我又在这条标语边“戳一枪”：
天地大案尚未审，
何人翻案未可知。
这次我干脆署名为“老保大山”。如果在几年前，这样署名一定会遭来暴徒们的批斗，但现在形势已经不同。周恩来、尼克松、联合国、编教材……这一切，加上我家与造反派的生死仇恨，再加上自己在农场的极限挣扎，已使我浑身胆气。
就在这时，我爸爸得了重病。急性肝炎并发糖尿病、高血压，已从关押处转到医院，医院连续发出六次病危通知。
医院里的爸爸，脸色姜黄，骨瘦如柴，看到我，居然满眼抱歉。他的意思是，带着那么多麻烦没有解决，却要离世而去，整副家庭重担撂给我这个还没有工作的大儿子身上了。
爸爸看来已经凶多吉少，没想到，一位叫姚鸿光的医生用中西医结合的实验，救了他一命。
我的几个弟弟都在农村和渔船上艰苦劳作，只能由我陪妈妈到医院照顾爸爸。但是，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复旦大学离市区实在太远。
因此，我离开教材组回到市区，与妈妈轮替着到医院病房照顾爸爸。爸爸的病情，似乎在一点点好起来。我觉得这是天大的侥幸。我两次暗暗自勉：天不绝人，人不该自绝，既临绝境，正无妨更加勇敢。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医院附近有一家创办不久的文学杂志《朝霞》，遇到了大麻烦。
这家文学杂志很“左”，没有什么水准，却有一篇小说被认为有讽刺“工总司”之嫌。这可不得了，“工总司”司令王洪文在林彪事件后已跃升为中国的第三号人物，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毛、周都是生了重病的老人，王洪文眼看要成为全国最高领袖了，这种态势使他在上海造反时的小兄弟骄纵得不可一世。“谁敢讽刺我们？”他们二话不说冲到《朝霞》编辑部，横七竖八地贴了大量威胁标语，说如果不立即认罪就要来“捣烂”、“踏平”、“血洗”。
我去看了一眼编辑部，在树林般的飘飘纸幡下，那些编辑吓得面无人色，不知道该怎么办。
“又是工总司！”我想，爸爸被他们折腾了那么多年我都找不到他们，他们竟到这里来撒野了。我无力抗击他们，但如果他们得势，岂非白活一遭？第二天我离开爸爸病房后就去找了当时被称为“写作组”的文教管理部门，那家杂志应该也是他们管的。
谁知他们那里更加惶恐，原本联系《朝霞》的一位陈女士已经逃走，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他们不了解我，但从表情看出了我对工总司的厌恶，就对我说：“我们的人不能去了，你方便，去看看工总司的动静，好吗？”
我说：“我早就想会会他们了！”
我去了编辑部，避过两个号称“工人作家”的疑似“工总司”坐探，与其他编辑一起想了一个办法：找几十名工农业余作者，满满地挤在编辑部楼梯口的那间大房间，听我的讲座。这样，工总司如果来动武就有困难了，因为这么多听讲座的作者也全是工人和农民，而我，只是一名青年教师，没有别的身份。
我先讲鲁迅小说。几天后，再讲《红楼梦》。当时已经知道，毛泽东也喜欢《红楼梦》，因此可以大胆讲。但有时我想到屈死的叔叔，会突然语气哽咽，使听讲者大感奇怪。我边讲边关注着房门口的楼梯，等着工总司。
“工总司”如果真来动武，一定会把我抓走，然后查出我爸爸是被他们打倒的对象，后果有点严重。因此，那些天，我真正算得上大胆。门口有了较大的响动，我心一哆嗦，然后吸一口气，继续讲。
后来，据说王洪文在北京也不想上海的兄弟再折腾这等小事，危机过去了。那个先前躲起来了的陈女士重新高调出现，我又回到了爸爸的病床边。但不幸的是，我已传染了爸爸的肝炎，一时病情比爸爸还重，自己要住医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