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讲过了宋朝文化的事，我们又要为元朝拂去尘埃了。这是一个短暂的朝代，历时八十九年，如果回溯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一起算，也就一百多年。这个朝代，历来被看成是中原大地被北方铁蹄践踏的时代，因此也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然而情况真是这样吗？
其实，元代还是有不少亮点的。就像黑夜迷路时首先要寻找灯光一样，我们要想摆脱历史中的迷失，也只能抬起头来寻找亮点。那么，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元朝的亮点和暗点有哪些呢？
吕帆：要说亮点，首先是成吉思汗。他和他的后辈建立了一个东到朝鲜半岛，西到多瑙河沿岸，北到北冰洋以南，南到我们的南海、台湾地区的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的缔造者，自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才。而在马蹄声起，烽火弥漫的征战中，成吉思汗和他的后继者们，用了五十多年的时间，不到四十万的军队，就灭了四十多个国家，征服了七百二十个民族，用时下很流行的话说，彪悍的人生不需要理由。
周双双：还有就是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亮点，比如天文学家郭守敬发明了新历法，被后人称为“授时历”，他还算出了回归年的时间，也比较科学；还有黄道婆，因为丈夫虐待她离家出走，后来被黎族妇女收留，学了先进的纺织技术，晚年回到自己的家乡教给了乡亲，发明了一些新的纺织工具。
罗璞：但元朝的民族压迫政策是很严苛的，把人分为好几等，最上等的是它的统治阶级蒙古人；第二等叫色目人，就是当时西域各色名目的人；汉族被分为两个次等，一个叫汉人，另一个叫南人（以前南宋政权统治下的汉人），地位都很低。还有元代虽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是不得不提的是蒙古人的军事残暴，抵抗元军进攻比较激烈的一些城池，被攻陷后都被屠城，这在人类史上是非常残暴的一笔。
余秋雨：按照我们传统的历史教科书，宋元递嬗之间有一些“必需情节”，例如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当然这是象征性的一环，应该提到，但从更宏观的世界史观来看，当时更重要的“特殊情节”倒是发生在合川钓鱼城的保卫战。这场出色的保卫战是我家先祖余？将军定下的方略，因此请允许我多讲几句。这不完全出于私心，因为这场保卫战既改变了世界文明的格局，也改变了蒙古人在元代的统治文化，都属于大文化范畴。
成吉思汗是1227年在六盘山去世的。按照他的部署，他的部队先与宋朝联手灭了金，然后又攻打宋朝。宋朝一败涂地，却在现在属于重庆的合川钓鱼城组织了一场顽强的抵抗，时间竟长达三十六年。
这场抵抗改变了世界文明的历史。当时，整个蒙古军的大汗蒙哥正是攻打钓鱼城的总指挥，因为攻下了钓鱼城就能顺利地控制长江流域，南下和东下。与此同时，蒙哥的弟弟旭烈兀继承了成吉思汗浩浩荡荡的西征的步伐。在西征的过程当中，把俄罗斯、伊朗、巴格达、叙利亚、波兰、匈牙利都给占领了，很快又打到奥地利，逼近威尼斯，马鞭已经遥指埃及。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大汗蒙哥却在钓鱼城下被飞石击中身亡。听到这个消息，正在西征途中一路凯歌的旭烈兀掉转马头东还，准备回来即位。
结果，留下的少量军队已经无法取得胜利，而东还的主力又发现即位的并不是旭烈兀，便滞留不前，蒙古帝国由此产生重大分裂，征服世界的宏图再也无法实现。这一来，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特别是伊斯兰文明、欧洲文明和埃及文明，免遭根本性的破坏。
这么一想，钓鱼城三十六年的保卫战实在是作用巨大，即便放到世界文明史上，也不应该被忽视。
在这个过程中，蒙古军队本身的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型。
钓鱼城的受阻和自身的分裂，使蒙古军队中一位重要的政治家的文化观念受到加倍重视，这位政治家就是耶律楚材。
我们不妨记住这个名字，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深刻的文化现象。在民族身份和政治身份上，他看上去很不稳定，是契丹人，辽国的皇家后裔，却进入了金朝，后来又被蒙古人所吸纳。
在辽、金、蒙之间，他兼具身份却没有固守。然而，在文化身份上，他却很坚定，那就是汉文化的痴迷者和弘扬者。他热爱儒学和佛学，在跟随成吉思汗的时候就在征途上一路向成吉思汗传播，渐渐地改变了成吉思汗的思想；在辅佐忽必烈的时候，他更是制定了一系列维护汉文化的政策，并把元代的规章体制尽力挪移到汉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之内。因此，这是一个为历史做出了文化选择的大人物。他对文化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一般文化人。
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耶律楚材这个杰出的政治家，看做是顶级文化人。我认为，他的第一身份和最后身份，是文化身份。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哪里来的陌生人》，专写他的，大家有空可以找来一读，在那本《寻觅中华》的书里。
元代在文化思维上的根本性转型，是一件大事情。接下来，我们才有理由来谈一谈元代的具体文化现象。首先我要问，在你们心目中，元代最主要的文化现象是什么？
王安安：元杂剧。这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重要剧种，有里程碑的作用。在元杂剧之前，中国戏剧还没有成熟。
余秋雨：对，元杂剧。这是我的早期专业，我在二十几年前就出版过《中国戏剧史》，专门论述过元杂剧，我今天不能多讲了，因为一讲就有可能陷进去。但是还需要从最粗浅的大轮廓上说几句。
中华文化在具体的艺术项目上，产生得都比较完备，奇怪的是独独戏剧晚熟。早在两千多年之前，与我们并驾齐驱的古印度和古希腊都有过了辉煌的戏剧呈现，而且都已一一衰亡，但可怜我们中国，屈原没有看过戏，陶渊明没有看过戏，连李白、杜甫也没有看过戏。中国的戏剧姗姗来迟，原因很复杂，我在《中国戏剧史》中专门作过详细分析。
到了元代，我们却终于拥有了它，而且拥有得非常富足。原因之一，是作为统治者的蒙古人多数还难于阅读汉文化的多种典籍，因此舞台演出大为兴盛；原因之二，儒家文化并不提倡戏剧扮演，而元代的建立冲破了这种规范；原因之三，元朝建立后曾一度废止科举制度，使一批文人不知何去何从，便进入民间娱乐场所从事创作，这使关汉卿、王实甫、纪君祥、马致远等优秀剧作家大批涌现。这一下，中国文化在戏剧上的一笔欠债不仅还清了，而且是加倍地偿还了。
戏剧的事，我只能说到这里了。接下来我还想问一句：除元杂剧之外，你们还知道元代的其他艺术创造吗？
王牧笛：那幅有名的《富春山居图》应该也是元代的吧？
余秋雨：对，元代。但在讲这幅画之前，还应该介绍一下当时的文化背景。中国绘画在唐以前更多是人物画。在唐以后，山水画开始发展，但是一开始是比较写实的。这个写实不是西方式的写实，而是中国式的写实，后来便越来越像写意。到了元代，在一个叫黄公望的人手里，山水画终于成为中国画的各科之首，成了主流。这种山水画也就是文人画，从此入主画坛，黄公望也正式成为中国画里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代表作，就是你所说的《富春山居图》。这幅画描绘的是浙江富春江一带的景色，为了感受画中意境，我曾经专门到那一带游历。前年一位台湾企业家还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名为“富春山居”的休闲度假村，整个意象便取自于那幅画。
说到《富春山居图》，我不能不提一下它在后世游荡的坎坷命运。因为整个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传承的某种神秘性、偶然性和悲剧性。在黄公望身后，这幅画先被一位画家收藏，多少年后又落到了董其昌的手里。再经过多少年以后，又落到了江苏宜兴一个姓吴的人家。姓吴的收藏家太喜欢这幅画了，以至于他临死的时候要求用这幅画来殉葬，其实也就是在灵堂焚毁。正当家人把《富春山居图》投进火盆的时候，他的侄子来了，一把抢出了《富春山居图》。他觉得老人家已在弥留之际，什么也看不清了，那就换另外一卷画去殉葬吧。可惜抢出来的画卷中间一条已经被烧，于是这卷画就一分为二变成了一长一短的两幅画。
一百多年以后，乾隆皇帝得到了一幅《富春山居图》，是长的那半幅，一看之下非常兴奋，题了两百多个字，说这幅画如何如何好。过不多久，乾隆得到一幅几乎同样的画，其实这后到的一幅是真品，而先到的那一幅是赝品。但是乾隆搞不清，他身边的官员也搞不清，乾隆就又写题跋，说这幅画可以乱真，也不容易，于是两幅画就一起在宫里藏着了。而短的那半幅也经历了复杂的流浪命运，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了上海的收藏家吴湖帆手里。有一次吴湖帆在上海的南京路理发，刚理到一半，一个文物商人找到了他，拿出一件东西给他看，吴湖帆一眼就看出那就是短的那半截《富春山居图》，他连发都没理完，就冲回到嵩山路的家里拿钱，买了下来。这小半截画就这样被吴湖帆先生收藏了，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浙江博物馆收购。藏在清宫里的那半幅，在内战后期被运去台湾，现藏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
你看，一幅被火烧过的《富春山居图》，一半在台湾，一半在浙江。这件事，仔细一想很有重量，至少说明了中国人在兵荒马乱中对文化的虔诚。
这些年我和一些朋友都在努力促成一件事，就是让这两幅画能够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展出。我们等待着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