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讨论文化，应该更多地从文化的观念层面落实到文化的运作层面。我希望同学们能明白这个道理。北大，容易出观念，这本是好事，但是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实践状态。实践、劳作、书写，决定着文化存在的真实性。因此，我们要学会“面对细部”的本领，不要成为永久的“空空道人”。
我会安排两次时间来专门讨论《史记》在写作上的特色，今天先讨论它的叙事魅力。记得好像王安安同学提到过，《史记》刻画的一些“原型”人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确实，《史记》的历史叙事，总围绕着人物展开。其他国家的历史也讲人，都以人说事，而《史记》则反过来，有以事说人。可以说，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叙事方式。梁启超先生很早就指出过这一点。围绕着人物的叙事，会让历史人格化，而且又会让事件变成人生故事，散发出文学魅力。
让我们在实例中体会一下吧。大家不妨举几段印象最深的叙事，作一点分析。谁先来？
魏然：我比较熟悉的叙事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故事虽然非常简短，却勾勒出了三个人鲜明的性格特点。比如，萧何只跟韩信说了几句话，就了解他的才能，虽然当时韩信只是个小辈。萧何把他追回来之后，还说服刘邦一定要封他为大将，否则他可能还会跑。韩信也非常自信：你如果不封我、不用我，我就不在你这儿玩了！有人感叹道：萧何这一追，追回了汉朝四百年的江山！
余秋雨：我前年去汉中，当地的朋友带着我走一条长长的路。一直走到晚上，月亮上来了，路越来越僻静，看到了一道沟渠。这便是萧何追韩信的路，而沟渠边，还有石碑。有时，空间上的小小穿越，却能带来时间上的长长延伸。那个月夜，那番马蹄，那条泛着月光的沟渠，有可能支撑起了一个伟大的王朝，以及这个王朝之后的绵延。
王安安：我印象最深的是霸王别姬那一幕。项羽被包围之后，听到帐外有故乡楚地的歌声，虞姬起舞，项羽饮酒、吟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最后虞姬拔剑自刎——英雄的生命终结得充满了美感。我注意到司马迁在写这一幕的时候，视角很独特。看做一部电影的话，他选择了项羽作为主观视角，而没有选择一个客观、全知的视角。有时候我想，也许刘邦这个人和他所采取的行动本身，也构成了一种诗画结构：他包围项羽，令四面唱响楚歌，这也是复杂而有戏剧性的，司马迁没有选择他，而是选择了项羽的视角，显然是做了更加高贵的选择：一个人在面临死亡时所做的事情对他的人生构成折射，富有意味，令人感动。
余秋雨：项羽是一个失败的英雄。这个形象，需要有美学渲染。美学渲染不是言辞评价，而是情感告别。在这个情感告别仪式上，司马迁准确地为他选择了故乡的歌，选择了爱他的美人，选择了他自己的诗句，选择了鲜血，选择了自刎。这些审美部件集中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极为悲壮、凄美的经典场面。这个场面被整个中国历史所记忆，也提升了中国历史的高贵。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悲剧英雄享受过这么高贵的告别仪式吗？我一时想不起来。
萨琳娜：刚才安安讲的是一个大悲剧，我来讲一个《滑稽列传》里的小喜剧吧。楚庄王喜欢一匹马，到了什么程度呢？给这匹马穿上华丽的衣服，住在华丽的房屋里，给它睡床，甚至还用蜜饯去喂它，搞得这匹马最后得了肥胖症死了。悲痛的楚庄王让大臣们都去哀悼它，还要用大夫的规格葬它，并且说，谁要是因为这事儿上谏，就杀头！这时候优孟出场了，他跑到宫廷里仰天大哭。楚庄王很奇怪，说：“你哭啥呢？”优孟说：“我们楚国，泱泱大国，国君这么爱的一匹马死了，怎么只用大夫的礼节下葬啊，这太薄了，对不起这匹马啊，应该用仁君的礼节下葬才是！”楚庄王终于恍然大悟：“嗅，我竟然错到这种地步。”于是他收拾了残局，不让全国的人传扬。上千年过去，我们再复述这件事的时候，看到在一个暴政集权下，没有办法与上层沟通的社会中，优孟这个人，以自己的聪颖、智慧，以及正直，挽回了这件事。这故事到现在想起来，还让人觉得非常好笑，而滑稽、幽默背后的东西，是高贵。
余秋雨：喜剧美，是一个大概念，其中有一项叫滑稽。滑稽的一大特点，就是用荒诞的方式让人跳出惯性，然后破除更大的荒诞。人是容易沉迷的，因此需要唤醒。沉迷得浅的，可用悲剧来刺激；沉迷得深的，可以用喜剧来阻断。因为悲剧用的是和沉迷者同一个逻辑，而喜剧用的则是另类逻辑。
魏然：《史记·赵世家》有“赵氏孤儿”的故事，核心的情景叫“搜孤救孤”。说赵盾这家人触犯了赵王以及他的老对手屠岸贾，赵家就被杀掉了三百余口人，只留下一个孤儿。赵家的一个门客程婴，为保护这个孤儿，用自己亲生的孩子给调换了，还托付老朋友公孙楚臼去照顾这个孤儿。他们两人之间有个对话，是关于生与义孰轻孰重的选择。公孙楚臼选择了死，程婴忍辱负重，被全国视为出卖朋友的叛徒，然而保住了赵氏的血脉。这个故事让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感到一种强烈的共鸣，后来被伏尔泰发现，改编成一个欧洲的戏。这个故事有着强烈的震撼性，我认为所有说“中国没有悲剧”的人，都应该去看看这个故事。
余秋雨：司马迁的笔写到这段故事，居然悲得那么豪迈而纯粹。作为史学家，他不得不写出一个个具体的人名和官职；而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关注的是一批生命前仆后继的力度和造型。真正的文学不在乎具体的历史依据，只在乎承接这种力度的造型。这种力度和造型是超时空的，因此，我在法国看到罗丹雕塑的一批义士为救全城而慷慨赴死的群像，立即想到了《赵氏孤儿》。我所著的《中国戏剧史》在写到这一段时，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由此可知，司马迁的叙述魅力，一是来自于以人为本，二是来自于对喜剧美和悲剧美的深度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