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以孔子、孟子、庄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之后，还有哪位值得敬重的人物应该进入今天普通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我们注意到，在诸子百家汇聚的稷下学宫中，曾经来过一个风度翩翩的楚国官员，他就是屈原。
屈原是一个世界奇迹：
第一，他的死距今已有近两千三百年，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却被那么多中国人年年祭祀，这在世界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例子；
第二，这个被祭祀的人不是皇帝，不是将军，也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诗人；
第三，对孔子的祭祀，主要集中在曲阜和各地的一些文庙里，而对屈原的祭祀却遍布全国任何角落，只要有江河，有村落，到了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到处都在祭祀；
第四个奇迹是，虽然有那么多人在祭祀他，但是能够读懂他作品的人却少而又少，大家其实是在祭祀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人。
这四个奇迹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文化一种非理性的惊人动员力和普及力。这种情景已经远远大于祭祀对象本人，而是一种大众的精神需求。我们平常研究中国文化，大多就一个人论一个人，忘却了数千年来一个庞大人群不约而同的集体行为。我觉得在文化上没有别的事情比这件事情更宏大的了，直到今天我们只能惊叹，不能读解。
正因为不能读解，我们仍然只能回到屈原本身。但一说到屈原，我们不要一下子陷入书呆子的泥坑。首先应该花一点时间想一想自己的祖父、曾祖父年轻时划龙舟的姿态；祖母、曾祖母年年包粽子的辛劳，想想那些充溢在中国大地、甚至世界很多华人社区的划船声、粽子香……
屈原活了六十二岁，这个时间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我们可以把他的一生做一个简单的划分。
第一阶段：年少得志，二十二岁就做到了楚国的高官；
第二阶段：受到小人的挑拨，失去君主的信任，离开统治核心，郁郁寡欢；
第三阶段：楚国遇到外交灾难，由于耿直的谏言，他第一次被流放；
第四阶段：第二次被流放，这次流放长达二十年，直到自沉汨罗江。
为了更多地了解他，我想听听诸位对他人生起点的看法。
王牧笛：屈原出生于公元前339年，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庚寅日。据说庚寅日出生的男人很特殊，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巫神。传说，屈原出生当天他家屋顶上有道彩虹贯顶，这成了屈原此后追溯自己生平时引以为荣的资历一《离骚》开篇就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多次提到自己这一脉与黄帝的渊源，从小就树立了一种“家族荣誉观”；他接受的教育不光是楚国当地的，还包括中原的诗书、礼仪、经书的浸淫。屈原在楚国当外交官的时候，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跟学者名流们泡在一起，充分浸染了那里的学风。
王安安：屈原年少得志的时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18年——这一年的春天，屈原出使齐国订下“齐楚之盟”，受到齐宣王的赏识，在政坛崭露头角。屈原逐渐被楚怀王委以重任，“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就是帮助楚怀王制定内政外交的重大政策方针。
余秋雨：屈原出身的王族世家已经有点败落，所以贵族的“贵”是贵在他所受的教育上。司马迁说他“博闻强识”，说明他接受教育的效果很好。估计他的形象不错，否则《离骚》里不会有那么一些句子，描述自己喜欢在服装上下工夫，爱打扮，并且总在自我欣赏。
于是，根据自己家庭的历史以及自己出生的时间，他突然觉得自己有某种“天命”。《离骚》也就由此开篇。屈原的高贵，包括血统的高贵、地位的高贵、知识的高贵、形体的高贵、姿态的高贵，成了他文学陈述的进入方式。其实，也是他政治生涯的进入方式。
不过这也带来一个麻烦：就像历史上的许多贵族子弟一样，他们总是自信满满，觉得自己拥有理想和使命，却不善于在前后左右周旋。他们不太懂得政治生态，比如看不得小人脸色，听不得言不由衷，更不愿意由自己来说一些俯仰上下、左右逢源的话。其实一旦跻身政坛就不能全然拒绝政治惯性，这是连孔子、孟子都不能拒绝的。但是，屈原的理想化洁癖使他成了一个缺少弹性的人。因此，当我们看到屈原在作品中不断强调自己的高贵、洁净时，我们就知道，等待这位男子的一定是悲剧。
何琳：他那些理想高远的话，包括那种自豪感，可能别人不好理解，如果不能沉浸到那个世界中去，就会认为他是自大。其实那不完全是自大，而是一种理想，把自己跟天命放在一起的理想。因此，他的悲剧不是自大者的悲剧，而是理想者的悲剧。
余秋雨：说得很对，理想者的悲剧更能说明屈原，也更能打动人心。但是，请注意“理想”和“自大”并不是对立的概念，理想者的内心必然会有自大的成分，这是和没有理想的人的一种天然区分，结果使没有理想的人难于接受。“不自大”的理想者，只是把“不自大”当做一个实现理想的亲民策略。但是，屈原没有这种策略。
没有策略而跻身政治，就会遇到一个天然的困境：即使是潜在的盟友，也都没有那么高贵和纯净。当你没有争取盟友的能力，只是企盼着人们理解你的理想而成为你的盟友，但这种企盼一定落空。一切潜在的盟友都会因你的骄傲而产生心理隔膜，自然地投向一些笑脸，而那些笑脸很可能出自于小人。请注意，不是投向有强权的坏人，而是投向小人，因为小人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让一切投向他们的人感到一种处于中间状态的安全。于是，小人的队伍大大扩充，而原先潜在的盟友，也必然在小人的王国里激发出更多的小人心理，形成一种辽阔的政治气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屈原很快就置身于觊觎、嫉妒、冷眼、误会的包围中，而他的主要对手，其实就是小人，而且是和权力连接在一起的小人。
好，那就让我们说说这方面的事情Ⅱ巴。哪一位来说？
丛治辰：那就我来说吧。屈原年少得志，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因此招来很多嫉妒者，其中的上官大夫靳尚就策划了一件事情：屈原正在替楚怀王拟定一个宪令（国家法令），他来了，说：“你能不能把宪令的草稿给我看一下？”屈原想：“我把草稿给你看了，被你私自篡改岂不麻烦？”于是拒绝了，那人就灰溜溜地走了。
这个人为什么会跑过来看草稿呢？因为屈原老说自己是“受天命”的，政治主张上很“改革”。而靳尚，包括后来参与到陷害屈原事件中的公子子兰、郑袖都是保守派，这个草稿很可能倾向于改革，屈原担心让他们看了，他们会篡改。于是，就把靳尚给得罪了。加上以前的一些积怨，他就到楚王那里，演了一出小人戏。他一见楚王就说：“大王啊，您要改革，为此要做个宪令，大家都知道这是您的英明，屈原只是给您打个草稿罢了，谁知他每写完一条就出去吹嘘，说：‘你看看我多牛！这些都是我写的！’”小人不仅会对当权者谄媚，而且很会抓住人的弱点：屈原确实有点自恋！这么一挑拨，楚王果然很不高兴。屈原就这样遭到了楚王的疏远，以致流放。流放是屈原的不幸，却是中国文化的大幸——正是因为流放的郁闷，屈原才写下了千古不朽的《离骚》。
王安安：屈原的流放是靳尚、郑袖和楚王三人合力造成的。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英明的领导人，对小人的谗言理应有一套自己的判断标准和处理方法。所以，楚怀王对此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余秋雨：但是，同时你应该看到，造就屈原深切诗情的，恰恰也有这个楚怀王的一份。屈原不管受到多大委屈，对楚怀王的情感一直无边无沿。他走得再远，也把楚怀王作为一个倾诉对象。因此，不管我们多么责怪楚怀王，他也是屈原诗歌中的一个主角。我这么说，又是文学思维与政治思维的一个重大区别了。
即使从政治思维来说，楚怀王也让屈原割合不下。楚怀王能够在屈原那么年轻的时候对他加以重用，可见眼光独到。他交给屈原的任务，也是当时楚国政治、外交上的敏感点，因此他不能不对屈原的所作所为高度敏感。屈原不可能傲视楚怀王，但纯净如他，又必然把楚怀王对他的任用看做是一种全方位的信任，因此不会曲意奉承，只会岸然自得，这种神情也会让楚怀王觉得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小人挑拨的起点。屈原始终不敢承认，他对楚怀王一厢情愿的知心判断只是一种幻觉。由幻觉所产生的期待又切断了他与楚怀王进行政治对话的正常方式，这就造成了无可挽救的分裂。
正是这种分裂，产生了一种正面效果：使中国的文学和诗歌，从政治语境中分裂出来，渐渐自立自为。屈原，在流放地让诗歌流放，并因流放而独立，而伟大。屈原的生平记载是从遭受诬陷开始的，诸子百家中只有韩非子与他相似。但韩非子主张残酷的刑罚，所以很少得到后人的同情。因此，由屈原，人们开始用集体情感救赎一个个遭受诬陷的文人。
诸子百家的流浪是一种主动选择，而屈原的流浪却是一种被迫无奈，这又构成了另一个起点：自屈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主动流浪的人越来越少，被迫流浪的人却越来越多，最终组成数量庞大的贬官文化。屈原就是贬官文化的起点。
现在我建议谈谈屈原流放的事情。
王牧笛：屈原的第一次被放逐与一次外交灾难有关，他生于“天下一统”的前期，一个纵横捭阖的外交时代。当时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要联合谁？反对谁？”作为政治家的屈原，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比较准确的，那就是“联齐共抗虎豹之秦”。可是，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实践是失败的，尤其是他出使齐国，而秦国的张仪出使楚国，在这场PK中，屈原输给了张仪。原因很简单，屈原的高贵人格中容不下欺骗。张仪用“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的谎言欺骗了楚国，取得了外交联合中的胜利。张仪也好，苏秦也好，韩非子也罢，作为政治家，他们虽说失去了祖国，但赢得了天下，是成功的。但屈原失去了天下，也失去了祖国。他的被放逐、流浪是一种宿命。
刘璇：屈原第二次被流放，是在“六百里事件”之后的又一骗局之后：怀王被骗去秦国谈判，被埋伏的重兵抓起来当人质。楚国没有受秦国要挟，而是扶顷襄王上了台。按道理来说，顷襄王应该讨厌上官大夫靳尚，因为当初楚怀王被劫去当人质，就是这些投降派闹的。但这种讨厌持续了没多久，顷襄王就又开始亲近他们，为什么？他这个心态跟南宋第一个皇帝赵构很像，因为怀王还没死，如果怀王回来了就会威胁他的王位。所以，他不希望抗秦派占主导地位，于是就越来越倾向这些投降派。这些人又制造了一个陷阱，就是诬陷屈原，把他流放。流放的时间有不同版本，最长的说法是二十年，总之是屈原到死也没有再到过长江以北，再没有回到楚国的政治中心。
余秋雨：屈原的第一次被流放是在三十五岁左右，时间是四年，流放地是现在湖北的北面，大致在现在襄樊的西北；第二次被流放是四十三岁左右，一直到他六十二岁时投江，流放地是湖南的湘水、沅水一带。这两次流放，某种意义上说使屈原远离了首都的各种政治灾难，不再日日夜夜有那么多切肤之痛了。痛苦当然还存在，但有了层层叠叠的阻隔，升华为一种整体忧伤的精神格调，与山水相融，得以从政治郁闷蒸腾为文化诗情。这就是流放有可能产生的文化意义。
难过归难过，但他却由此走向伟大。他的《离骚》到底写于什么时期，直到现在还有争论。一般认为是在他第一次流放之后，也就是三十五岁之后写的；也有的人认为是写于第二次流放之后。这个争论很有趣，因为这与文学创作的某种规律有关。
一派认为，《离骚》这部大结构的诗歌作品，能够一气呵成，不见断续痕迹，写作时的年纪应该不会太老；另一派认为，《离骚》所表达的悲愤和对生活的看法，好像得有两次流放才写得出来。
我比较赞成第一派的观点。因为《离骚》里反复讲到：趁现在年纪还轻，要做很多事情。这显然是年轻人的口气。屈原后来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感叹自己上了年纪的话。而且，《离骚》所透露出来的一股气，确实是以香草、美人作为象征的一股盛年之气。
我历来非常注意文学作品中隐藏的那股气，似乎不可捉摸，却又扑面而来。文章是生命的直接外化，这股生命气息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时时刻刻在诱导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气息。就像我们见一个人，直接感受的并不是他的档案资料和他的学术观点，而是从眉眼姿态中洋溢出来的那种气场。《离骚》的气场，比较年轻。
万小龙：从秋雨老师的讲述可以明白，不幸的人生遭遇能够成就文学上的伟大，连流放也能强化生命意识。但是，这个生命过早地结束了，我认为屈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投江自尽。在这之前有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他走到江边问一位渔夫，汨罗江怎么走？渔夫说：“你去那儿干吗？”屈原说：“我要投江自尽。”渔夫说：“你为什么这么干？”屈原就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还打了个比方，说：“我这个刚洗完澡的人，肯定要抖抖衣服上的灰尘，弹弹帽子上的尘土，来显示我的纯洁和高贵。”渔夫就说：“傻帽，你书读得太多了吧！”不久，屈原就投江了。这个日子就在农历五月初五左右，本来是民间的一个节日，因为屈原的故事，后来逐渐演变为包粽子纪念屈原的端午节。
余秋雨：屈原投江是一个悲剧，但是我不赞成对其作一般意义上的哀痛理解。
这里有一个前提：屈原生活在一个巫风很盛的地区。人们经常举行的对各种神灵的祭祀，是一种凄美的仪式。龙舟和粽子，都是这个仪式的一部分。屈原的投江，是自古以来由人人神的巫傩仪式的延续，也是对此后一个新的祭祀命题的开启。
屈原在流放期间，非常充分地了解了当地的原生风习、民间崇拜。我们应该明白，这一切对于一个顶级诗人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他的生命，必然会融入神话和大地之间，甚至已经成为山水精灵、天地诗魂，不再仅仅是一个失意谪官。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他的投水，以及民众的千里祭仪，就是另一番境界了。
许多年以后，西方一些诗人和哲学家也都选择了和屈原一样的归宿。海德格尔在解释这种现象时说，人对自己的出身、处境、病衰都没有控制力，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我们对屈原之死的理解也应该提升到更高层面，而不能过多地以官场逻辑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