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纽约客》想要什么样的故事？在选题上，你们之间有过冲突吗？
何伟：坦白说，我基本上从没按照他们的选题建议写过稿子。编辑们为此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放弃了努力，停止向我提要求了。事实上，我是不想为他们提出的那些选题去调研和采访，大多都很传统或者政治性太强，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实际产出。我很清楚自己想要写什么，但很多想法也都被他们拒绝了。《甲骨文》里有五个故事都是被《纽约客》毙掉的。
最让人伤心的是那篇关于姜文的特写。那是《纽约客》指派的选题，出钱让我采写，还派了个摄影师。但最后他们不喜欢那篇文章，一直没有发表。我对此很难接受。姜文很大方地给了我很多时间，这个结果让我很尴尬。不过我知道那篇文章不错。如果我当时人在纽约，或者好好地与编辑们沟通，也许文章能通过。但它最终还是被毙了。还好，我在《甲骨文》一书中收录了这个故事。因此，当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一篇书评中特别提到他很喜欢姜文那个章节时，我非常高兴。
正午：你是怎么推销你真正想写的故事的？
何伟：我常常先斩后奏。我知道如果我报上一个有点晦涩的选题，他们十有八九是不想要的，所以干脆直接先写出来。我自己负担前期的费用，没有任何担保，然后赌一赌他们是否要这稿子。我能这么做是因为《江城》和《甲骨文》两本书的销量还不错，这让我在财务上有些余地。很多我非常喜欢的文章都是这样写出来的。比如，我写过一篇在中国开车的随笔，就采取了那种冒险的方式。《中国巴比松》和《唐医生》也是如此。如果我先告诉他们我想写一个偏僻小镇里的药剂师，他们一定会拒绝。所以我花了一年时间自己去采访，然后写完。这都是一些创作上的决策，有可能实现，是因为我出书存下了一些积蓄。
我很庆幸自己现在有能力这样做。我也很感激杂志社，当我把文章发给他们之后，他们一般都很开明地接受。他们愿意看到任何态度积极的报道，也乐于发表。我们学会了如何与对方交流。那耗费了不少时间，但如今我们能相互理解，合作也非常愉快。过去五六年我的挣扎以及文章被拒的经历，现在看来也都是值得的。我必须按部就班地工作，这样才能继续写出像《甲骨文》和《寻路中国》这样的书。
正午：即便《纽约客》的文章，有时也难免落入窠臼和某种套路。你如何避免程式化的写作？
何伟：我想最主要的是保持独立。我尽量与杂志社保持一定距离——我并不经常去拜访他们，我也没结识几个《纽约客》的其他作家。我很少与其他外国记者来往（除了我太太之外！），这有助于让我保持思路上的独立。我不想遵循别人的套路。我的个人经历也比较特殊，这也有助于我保持独立。我在密苏里中部一个并不富裕的宗教家庭里成长。然后我去了普林斯顿、牛津、涪陵。我大学修读的是文学及创意写作而非新闻，我还学了中文，这是条比较奇怪的人生路径。我后来又在北京、里奇韦和埃及居住过，就更奇怪了！我想是这种经历让我的想法与众不同吧。
正午：你如何同时开展好几个写作计划？
何伟：我从来无法预料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写完一篇文章，所以我更喜欢同时着手好几个选题。坦白说，这是个麻烦。想要多管齐下是很难的，这也让我的编辑们抓狂。比如，今年春天有很长一段时间，大约四个月左右，我同时在进行五个选题，每一个都需要认真对待并且花费大量精力，都是我以后写书以及杂志文章需要的素材。这意味着我无法在那段时间真正完成任何一个选题——所有计划都是正在进行中。经济上倒没什么问题——幸运的是我的存款足以支持我用这种方式工作，但是编辑们都很头疼，他们希望我的工作节奏能更有计划一些。
正午：这些选题之间，不会互相干扰？
何伟：对新事物我总是持开明态度，这也是不循规蹈矩的表现之一吧。我不喜欢大多数报道的产生方式——有人看到了一则消息，然后他们决定围绕这个主题再去写一篇报道。我更喜欢跟随事件顺其自然的发展。举个例子，大约一年前，我正在埃及南部地区的阿拜多斯（Abydos）进行考古学方面的调研。但在那个过程中，我发现埃及南部另一个地区阿玛那（Amarna）也有些新鲜事值得写写。所以我去那里开始了新的走访。然后我在阿玛那又遇见了一些住在那里的中国人——跟考古毫无关系——我对他们也产生了兴趣。所以从那以后，每当我到埃及南部去，我就会去走访阿拜多斯、阿玛那、还有那些中国人。那简直疯狂！但是我知道一切最终都会有意义，所以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收集素材。
正午：你通常都手写笔记吗？
何伟：采访期间，我会尽快整理笔记。我通常用手写，但最近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录音笔，因为被访者觉得这样更自在。但在中国，我从来不录音，因为那让人们觉得不安和紧张，特别是我的采访对象更多是农民和工薪阶层。或许现在情况不同了，人们已经对高科技习以为常。现在我去中国采访时应该会录音吧。
正午：所有素材收集结束后，你怎么开始一天的写作？
何伟：我喜欢在晨间写作，但有了小孩后，早上的时间通常很忙碌。所以现在我的写作时间很灵活。不过我确实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空间。但也并不一定十全十美。在里奇韦，我是在谷仓里写作的。
给杂志写稿子时，如果效率高，我通常每天能写1000字。写书则更快，因为随着时间的推进你会越来越有干劲。《寻路中国》和《甲骨文》我每天能写1500字。如果有必要，有时我也能写得非常快。关于埃及的一些报道是在很大压力下写完的。报道军事政变时，我四天之内就写完了7000字。
正午：谁是你的第一个读者？
何伟：我最重要的读者是道格·杭特（Doug Hunt），他是密苏里大学的一位退休教授。我大学期间就与他相识，因为他就住在我父母家附近。他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和作家，一直对我非常照顾。他是《江城》的第一个读者，从那以后，他一直是我所有书籍以及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大多数情况下，我并不需要很多编辑工作。我已经独立写作太多年，所以我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编辑了。但是也有一些时候，我会有点找不到方向，是道格帮我挽救了一些文章。
当然，我也会把文章发给Leslie。有时候也发给迈克尔·迈耶（Michael Meyer）和张彦（Ian Johnson）。
正午：在稿件发表前，你会发给采访对象看吗？
何伟：我基本上不会在发表前把稿子拿给受访对象看。我会核对事实，但不会让他们看到文章。这实际上是《纽约客》的一项规定。因为你无法预料到一名受访对象会对文章作何反应。但也有几次例外——比如，我给艾米丽看了那篇关于深圳的文章。不过通常来说，我不会让他们提前看，这不是合著作品，我是作者。这一点让我与他们的关系变得很关键——他们必须信任我。我在写作时，也时时感受到自己肩负着他们的信任。
正午：就写作而言，你曾说《寻路中国》是最成熟的一本书。你具体指的是哪方面？
何伟：我想，从写作技巧上来说——笔调，意象，行文节奏——《寻路中国》都是最好的一本。我也说过，就结构和素材而言，《甲骨文》是最丰富的一本。写《寻路中国》时，我想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方式。我考虑了一下自己曾写过的不同文体——旅行文学，更多个人体验式的叙述，以及以大量采访为主的报道类文章。我希望写一本同时含有这三种风格的书。很高兴我做到了——我的目标一直都是写出三本风格截然不同的书。我不想让它们有雷同的结构或者腔调。
但即便如此，我仍觉得《寻路中国》的中段，也就是三岔村的章节，是目前为止写得最好的。虽然浙江那部分内容有很翔实的调研和观察，但是我在三岔村投入的个人感受，无法复制到别处。我觉得自己与三岔村和魏子淇一家人在情感上有深切的关联。而且我住在那里时，有一些非常戏剧化的事情发生。魏佳的病是我在中国经历过的最吃力也最紧张的事。我很担心他会死去。那段时间我一直陪在魏子淇身边。我们一直在想办法给孩子争取更好的医疗。2007年离开中国前，我回到三岔去跟他们告别。我与魏家人一起吃了顿告别饭，魏子淇和我一路哭了三个小时。晚餐刚摆好我们就开始哭，根本停不下来。这么多年，我们一起经历了太多事情。
正午：《纽约客》的Lillian Ross写过十几条给记者的建议。其中一条说，不要去写那些你不喜欢的人。你和你故事里的人物关系如何？
何伟：听上去是很不错的建议。不过现实情况是，你通常无法提前知道。不过总体说来，我写过的人物都是我钦佩的人，我很享受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其中有些人还和我成了好朋友。魏子淇，曹春梅，当然还有艾米丽和威利（Willy）。石彬伦（David Spindler）和拉吉夫·葛亚尔（Rajeev Goyal）也常常和我联系，我很敬重他们。我也和纽克拉（Nucla）的唐·柯尔克特（Don Colcord）保持着紧密联系。我希望能联系上丽水那些被我写过的人，但新移民经常更换号码，所以慢慢就失去消息了。
当你完成一篇报道后，和你写过的人物多联系，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你得看看报道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我想那有助于你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更有责任感。我愿意去写那些人的原因是他们有趣，让人产生好感，而不仅仅只是你书中的一个好角色。所以我不想让他们觉得，一旦书或者报道付印，我就对他们失去了兴趣。
正午：人们总说你写的是普通人，但其实细看那些人物，每个人都有非常独特的一面。他们身上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或许是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普通。即使魏子淇，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超乎寻常地聪明，并且专注于提升自己。作为一名作家，你总是会被那些更具魅力的人吸引。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在描述他们的世界时，你也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了他们。对我来说，最主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找到一个还没那么出名的人。人一旦有了名气，就会有意识地注意如何维护自己的形象，你就很难接触到更真实的东西。他们懂得如何应对媒体，通常也就不会与你敞开心扉。
我总是被异乡人吸引，或许这与我个人成年后的经历有关。从密苏里到普林斯顿是一段动荡的时光，后来到牛津又到中国更是如此。我学会了让自己习惯处在一个异乡人的视角，并且我想这也能帮助我更好地观察四周。这还意味着我与这些异乡人有着深刻的共鸣。我能感觉到自己与深圳的艾米丽，华盛顿的拉吉夫或者长城上的石彬伦间的情感关联。我知道，离开舒适的环境而到外面的世界去冒险，需要很大勇气，这也是我喜欢住在中国的原因之一——我钦佩所有那些我遇见的背井离乡、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们。他们是我的灵感源泉。
正午：书出版后，你会亲自去推销它吗？
何伟：我并不认为推销有那么重要。推销的重点总是集中在出版初期——也就是上市后的第一年。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一本书经过了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获得的评价，而你是不可能推销那么久的。所以你只需要尽全力写出一本好书，然后随它去，希望能有读者产生共鸣。
《江城》出版时我几乎没做任何宣传。没有精装本的巡回签售，出版商也没打广告什么的。我也没接到文学研讨会一类的邀请。但我觉得那样挺好。我没把时间花在推销上，而是集中精力准备《甲骨文》。到了《甲骨文》出版时，我的重心已经放在《寻路中国》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