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而龙估计到他们俩会出事，不是女儿，就是儿子，但是没料到会来临得这样快，正如石湖上猛然间一场严酷的早霜那样，葳蕤的枝叶一下子就给打蔫了，整个家庭笼罩着一层死气沉沉的气氛。
　　在那最初的惊魂不定的日子里，谁也没有泪水，谁都是瞪着眼睛愣愣磕磕地怔着，除了奔走、打听、托人、求情不停地忙着外，回到这间屋里，就只知道呆呆地坐着。如今全家都已记不起来，那最早的几天，是怎么过来的？至少有一个礼拜没有举过火，做点什么热食吃过。全家要不是被这一棒打蒙了，那么显然是在等待挨第二棒，因为在那做狗易、做人难的年月里，株连本是一件例行公事。
　　由于不知道哪个机关抓的，自然也不会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就更不可能知道按法律的哪一款，哪一条逮捕法办的了。所以他们倒盼着株连，甚至满门抄斩才好，起码知道儿子的下落，去法场，到阴间，也好全家一路同行啊！哪儿都没有消息，就像石沉大海一样，担心被秘密处决的阴影——那是完全能干得出的，而且也无法不使人不联想的，渐渐在他妈妈、姐姐和那舞蹈演员的脑海里，占据了主要位置，于是屋里似乎嗅到了一种恐怖的尸臭。
　　只有于而龙不相信，然而他说不服她们。
　　就在全家已经毫无指望的时刻，门轻轻地被推开了，两次失去儿子的路大姐给他们带来了消息，确实因为那幅恶毒攻击的漫画，给抓起来的，不过，人还活着，而且似乎还好。
　　“你见到菱菱了吗？路妈妈！”柳娟扑了过去。
　　路大姐点了点头，直到这一会儿，全家才像举丧似的哭了出来，连于而龙这个铁打的汉子，也禁不住老泪纵横，泪眼模糊地瞅着她们娘儿三个，虽然不是放声痛哭，确也把多天来憋在心胸里的悲愤和痛苦，一古脑地倾泻出来。
　　女人的眼泪啊，对于而龙来讲，简直就是无声的命令。他忙得焦头烂额，不但顾不上三十年前芦花牺牲时的谜团，甚至自己的冠心病也全忘了。
　　——原谅我吧，芦花，原谅我来得这样晚！
　　终于，王纬宇来了，他也探听到了于菱的下落，特地过来送信的，而且还表白自己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再也无法效劳了。
　　“菱菱这一刀戳得太深，谁也不敢讲话。想想吧，那是咳嗽一声，都能把人吓出神经病来的大人物，菱菱去招她惹她，不是没病找病吗？何况那小子假充英雄，供认不讳。”
　　“全承认了？”谢若萍关切地问，很清楚，他了解的情况要更多一些。
　　“现在你们只好去求一个人给讲讲情，年幼无知，受人蛊惑吗！”
　　“谁？”
　　“我看老于你最好亲自去求一趟小农他爸——”
　　“找他？”
　　“为儿为女嘛！”
　　于而龙真想大吼一声：“滚！”但是，一口唾沫，又把这个“滚”字咽了回去。
　　他记得，即使在那时，劳辛还婉转地劝说：“还是靠咱们自己想办法吧！”
　　劳辛也被于菱的悲剧给卷进来了，在他们这一家人的心目里，最够朋友，最讲义气（这可能是一个为标准左派所不爱听的词）自然要算死去的诗人了。于菱被关的两个月，他和这家人一起，分担着不幸和痛苦。
　　哦，那真是乌天黑日，家国同运的日子啊！儿子被抓走关进牢房，连个探监的权利都无法获得；女儿开始为那张惹祸的漫画受到株连，派驻到他们单位的那个小头人，硬说是她的手笔；于而龙更不轻松，那位过去的亲家，硬的软的胁迫他去学习班……所以每当谢若萍坐在门背后小马扎上静静流泪的时候，劳辛便在书房里摸出手绢来擤鼻子：“我的灵魂都长锈了，欲哭无泪，生活实在是越来越艰难了！”然后，他安慰失去儿子的母亲说：“你别哭啦！我们来想办法吧！”
　　尤其是谢若萍想念她的儿子，差点都要疯了，她时常半夜从梦里惊醒，忍不住地悲伤哭泣。不是说她梦见菱菱浑身血污、拷打致死啦，就是给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啦，弄得于而龙心烦意乱，赶紧起床给她找镇静剂。她知道老头子不爱听这些玄虚的东西，可母亲的心呵，总得有个诉说的对象，要不然，非憋得心肌破裂不可，于是劳辛，有着骑士风度的诗人，听到做母亲的悲诉以后，发誓地说：“豁出老命，也得让你们母子见个面！”
　　他四处去请托奔走，好话说了千千万万，低声下气去恳求，去央告；虽说他不是什么有名的诗人，而且也早歇业改行，但诗人的气质却是很浓重的，从来做不惯这类低头哈腰说好话的事。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破船多揽载，谁让他生有一颗容易同情别人的心咧？终于劳辛豁了出来，把他那支最珍爱的猎枪，都奉献出去，送给了一个能说得上话的权贵。
　　“不出点血是不行的，二龙——”他总结着经验：“社会风气败坏到这种程度，光你我保持贞节，就寸步难行，所以我干脆赞成明目张胆地接受贿赂，定出价码才好，这种不明不白地送礼，比贿赂更割肉！”
　　于而龙以那种真正猎人的遗憾，深表歉意地说：“真可惜了，那是一支多么漂亮的猎枪，是著名的安茨厂七十年代装上自动校正仪的产品，王牌货，足足可以对付一头熊或者一群狼的，然而却喂了猪，白搭了！”
　　——劳辛啊劳辛，谁让你心胸里有这种上古遗风，如今被人看不大起的高尚情感呢？你偏要追求真理，你偏要主持正义，你偏要把他人的忧愁苦恼当做自己的事，你偏要把战友闯祸的儿子，看成是自己的骨肉，而且你竟然比做父母的还要袒护，公开地宣布：“菱菱是无罪的。”那么，一支高级猎枪也就无所谓什么舍得舍不得的了。
　　还真是亏了他的奔走，谢若萍见到了被关在一座临时监狱里的儿子。老天爷啊……（在这种时刻，人们往往容易产生一种原始的宗教感情，由衷地感激那并不存在的苍天）于菱居然完整无缺地活着，她这才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仅仅坐了几天牢，儿子变得傲慢、倔强和那么一种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粗声鲁气地对他妈妈讲：“你不要再来这种鬼地方了！”
　　做母亲的点点头，第一次听到儿子说出这种有分量的，一点也不是孩子气的话。好不容易批准的五分钟探监时间很快过去了，只得流着泪告别，谢若萍一下子跌坐在那里，被带走的儿子，连回头看一看妈妈的权利也没有。唉！生活啊！多么严酷的现实！于是手脚本来不利索的诗人，搀扶着伤心的母亲，走出了那座阴森的院落。
　　“我们来想办法，把孩子给活动出来，哪怕牺牲一切，不过，大夫，你一定答应我，别再哭……”害怕眼泪的劳辛，扶着她在小胡同里慢慢地走着。
　　于而龙在远处的岔路口，坐在汽车里等着，想到一个共产党员竟然还会有这一天，到共产党的监牢里，探望被共产党抓起来的儿子，实在是个非常难堪的讽刺。他不由得想起《红楼梦》里那位焦大的话，他从来是捆人的，哪有被人绑起来的道理。然而，于而龙此刻却是被紧紧缚住了，比焦大的命运还不如，因为他连探监的权利都得不到，理由很简单，根据他目前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是属于不可信那一类的，所以想看一眼儿子也不可能。
　　他怅惘地望着那深深的小胡同，难道生活总这样永无尽头么？
　　其实，王纬宇还是有板眼的，劳辛亲眼看到他出出进进那座警卫森严的院落，从来也没受到过刁难。于是诗人又总结性发表着感慨：“富人多吝啬，穷人倒慷慨，这年头，能帮忙的，不肯帮忙；想帮忙的，帮不上忙，大概也是条规律了。”
　　“他？”于而龙说：“还来不及逼我去学习班揭发批判‘将军’呢！”
　　“真是个好样的——”劳辛赞叹那位革委会主任。
　　“夏岚讲得就更加赤裸裸的了……”谢若萍告诉她丈夫：“昨晚上她说：‘这目标并不是要搞掉周浩，周浩算老几呢？说实在的，也是个小角色。关键是他身背后那位东山再起的大人物，明白吗？于而龙去揭发周浩，正如小卒过河那样，能顶大用罢了！’她说得再清楚没有，‘若萍，我敢给你打保票，只要老于去学习班，菱菱保证不成问题，可以放出来。这不是我的话，上头的。’”
　　这下子，于而龙总算明白了，那一回在马棚婚礼闹出的事故，在这儿收拾了自己。他对他老伴讲：“下回再有机会探监，告诉菱菱，让他死心塌地把牢底坐穿吧，我办不出那种卑鄙无耻的事，孩子会原谅我的。”
　　劳辛说：“这世界还不全是他们的，事情还不至于这样绝望，咱们分头活动去吧！”他汽车都不坐，拄着拐杖走了。
　　“咱们怎么办？”
　　这个不肯出卖灵魂的汉子，就像当年打游击经常碰到过的情况，一下子落入敌人的重围里，得靠自己冲杀出去似的寻求出路。
　　再说，有什么办法？儿子吗，骨肉吗，何况他只不过画了一张漫画，只有半张报纸那样大小，一条盘成一堆的蛇，一张女人的脸，就至于招惹了弥天大祸，去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窗风味。倒不是做父母的偏袒自己的儿子，在那无边无沿的专政拳头下边，动辄得咎，做个人也实在太难了。
　　人家也都奇怪地问：“你们菱菱究竟画了什么呀？会被抓去坐牢？”
　　“一条化作美女的毒蛇。”
　　“连书本都有过的呀！犯什么法？”人们已经习惯成了自然，凡是上了书的、登了报的，那还有什么错嘛？
　　“啊呀，你们这些人，比我还愚，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可以拿这个打你，你可不能拿这个打他，何况那个该死的混蛋家伙”他不得不在人家面前骂几句自己的儿子：“偏给那个女妖精，画上一副秀郎眼镜，而且，那发型，男不男，女不女……”
　　每当说到这里的时候，听话的对方，差不多都是同样的动作，赶紧把门关严，然后捧腹哈哈大笑，而且还总是说：“菱菱那小子可真够有种的，敢碰那娘们，了不起，用现在的革命词藻来说，可也实在够反动成性的了。”于而龙很难揣摸对方的语气，是褒还是贬？既然是于而龙肯张嘴去求的人家，大概也是些气味相投，可以直言无讳的同志或是战友。于是央求这些人：“我可不像你们，还有兴致去笑，想办法活动活动，把关着的菱菱给弄出来吧！”
　　最后，终于奔波到诗人自己都失去希望了，有一天，突然晕倒在电梯间里，幸亏有于莲陪着，赶紧送去医院急救，他对给他治疗的谢若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会掉进这个十八层地狱里去……”
　　实际上，那支安茨厂高级猎枪还是起了点作用的。那位受贿者（劳辛并不认识，而且也没见面，一切交易，全靠一名中间人在接头的）确实是卖了点力气，看来这一枪打准了，传过话来，有可能获得释放。
　　就在这个时候，在写作班子所租用的高级房间里，据说是要通宵达旦突击一篇稿子的夏岚，对那个通天才子讲：“你快给打个电话吧！以那位老娘的名义，告诉他们，矛头直指她的那个于菱，出狱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永远也不得在这个城市露面。”
　　“谁说的？要放他？”才子搂住丰腴的佳人，惊诧地问。
　　“已经决定要放了，你要知道，像于而龙这类人，活动能量还是很强的，除非他什么时候咽了这口气。”
　　那位瘦骨嶙峋的才子，伸手去抓枕头旁边的电话，一边扒拉开那本厚厚的《金瓶梅词话》在拨号码，一边朝身旁那位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女人讲：“现在我才懂得‘天下最毒妇人心’这话是半点不假的，你跟老娘简直不相上下。”
　　“女人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她对着手镜，用美国蜜斯佛陀的淡色唇膏，仔细地涂抹着。
　　于而龙终于把儿子从牢房里接了出来，并且答应把他送得远远地，唉，一杯搀了砒霜的酒啊！
　　他直到那时才懂得，为什么月台都筑得像运粮河里那长长的趸船，正是为了装载人们的感情呀！在列车就要开动的那几分钟里，告别的旅客像工厂做超负荷运行试验一样，感情的热流一下达到顶点。何况他们全家是送一个一去不回的亲人呢！
　　——孩子！也许等到你做父母的时候，才能体会我们在那一刹那被揉碎的心！人就怕老年丧子，虽然你并不是死，但那种勉强的活着，和死有什么差别呢？……
　　于菱不是去出差，不是去旅行，也不是一年一度享受探亲假的职工，更不是像他过去服三年兵役的义务兵，因为那样总是有回家的一天。而他是罪人，一个画漫画的罪人；那么，如果不说永远永远，至少也是遥遥无期的日子以后，才能重新踏在月台的这块土地上吧？
　　谁也没有让来，只是他们一家人来给于菱送行，大概多少有点生离死别的味道，在昏暗的灯光下，在雾蒙蒙的暮霭里，三位女性，他老伴、他女儿、还有他儿子的女友，都有些禁受不住。可是，又好像互相制约似的，谁也不愿使永不回来的年轻人，增添精神上和感情上的负担。妈妈的心，姐姐的心，还有那个可怜的女孩子的心，都沉浸在无言的哀伤里，泪水在眼圈里打转，但强忍着不使流出来。这时，任何一句稍微动心的话，都会使泉涌般的泪水夺眶而出。所以两位男子汉，于而龙和那位业余漫画家，在注视着月台上的大钟，希望它快快跳过几个分格，早点结束难堪的场面算了。
　　然而要度过开车前的几分钟也不容易，月台上的大钟好像停了一样——不奇怪，电钟是间歇半分钟才跳动半格的，于是，年轻的充军者便找些话来和他姐姐交谈，好熬过这属于死亡前的弥留期：“你猜我，在牢里看过一本什么好书？”
　　姐姐了解自己的弟弟是不怎么好学的，虽然他也挂过大学生的牌子，但一听他报出书名，不由得一惊：“什么？赫尔岑的书？”
　　“描写十二月党人的。”
　　于而龙马上以卫道者的姿态呵斥着：“你少说两句，会把你当哑巴卖了！”
　　——原谅我吧，孩子，至今我还记得你对我的指责：“中国人要都像你这样，早就亡国啦！”
　　于菱冲着他爸苦笑了一下，并不是有意地反驳：“书是路妈妈去看我时留下的。”
　　“她？”
　　“路妈妈找到我可是不容易，就是不让她进，她干脆坐红旗车来，硬往院里冲，那些狗们拦不住了，她说她是失去儿子的母亲，有权利来看望孩子，无论犯了什么样的王法，总是许可亲人探监的。”
　　于而龙望着他老伴，而她，也凝视着自己的丈夫，都从心里感到“将军”那无言的爱。老头子自己被搞得焦头烂额，路大姐还拖着病去奔波。这位已经尝过一个儿子丢散，一个儿子牺牲的妈妈，又承受起做母亲的苦痛滋味，也许失去儿女的妇女，母爱会更加强烈吧？
　　开车的铃声响了。
　　忽然，那辆浅茶色的上海车一直开到站台上来，他们全家都以为王纬宇来了，因为于菱是他以工厂革委会名义，联系安排到沙漠那边的；倘若不然的话，连这点相应都沾不着。难道他会像多年前送于莲那样，又在站台上手舞足蹈，扮演得意的角色？只见小车司机从车里捧出点心和水果，对于而龙讲：“王主任说他要开个会，来不了车站，叫我把东西给菱菱送来，顺便接你们回家。”
　　“哦！你来了——”于菱向司机打着招呼。
　　“等着吧，菱菱，我也快来跟你做伴了！”司机耸着肩膀回答。
　　于而龙认出来了，正是年初那个给于菱运花圈的司机小伙子。他把一件件东西全递给了车窗里的于菱，于菱接不过来，乐了：“喝，纬宇伯伯，以为我真的去西伯利亚了！”
　　谢若萍紧忙瞪她儿子一眼。
　　“哦，差点给忘了，还有王主任一封亲笔信，没封口，你看看就明白，到那儿交给管理你们的人，让他给转交上去，大概会有些照应吧？”
　　当母亲的衷心感激地说：“纬宇伯伯多关心你呀！”
　　于而龙关照司机先走，不必等他，司机也了解老书记说一不二的脾气，不想勉强，便先开走了。
　　列车也终于启动了，谢若萍和柳娟再忍不住，热泪夺眶而出，那个父亲被杀死，爱人被夺走的舞蹈演员，哭得像泪人儿一样。独有于莲，跟着列车往前跑，叮嘱着她的弟弟：“勇敢些，一定要勇敢地生活下去。菱菱，千万不要泄气，至少，我们能活得过他们。”
　　于菱大声地回答：“我懂，姐姐，我懂，你们放心吧！”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把那封王纬宇的亲笔信扯了个粉碎，扔在月台尽头。
　　列车驶出车站，速度越来越快，于莲不追了，站在那儿，望着她弟弟越来越模糊的身影，泪珠像线似的一串串流下来。
　　载着于菱的列车，终于完全消失在那雾蒙蒙的黑夜里去了，黑暗把那个画漫画的罪犯给吞噬掉了。全家人呆呆地站在月台尽头处望着，似乎想从这迷雾般的夜幕上，寻找出什么答案。
　　然而，那是一个能得出正确答案的世界么？
　　“走吧，回家去吧！……”站台上已经空无一人了，这也许是一列最晚发出的列车，整个车站都安静下来。静得使人感到完全不能习惯，一个镇日间喧嚣的车站，突然猛一下变得这样沉默、这样空寂、这样阴暗。灯光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仿佛车站刹那间死去了一样，变成了一个失去生命的躯壳，而这个躯壳正以沉重的压力，紧紧地压在这四个失去亲人的送行者头上。
　　“回去吧！菱菱不会回来的了，柳娟，走吧！”
　　那个苗条颀长的姑娘伫立着，好像没有听到似的。
　　“别站着啦！娟娟……”谢若萍说着，不由得鼻子又酸了。
　　“阿姨，你们先走吧！别管我啦！”柳娟回过身来，婉转地恳求着。
　　“让她站一会儿吧！”于而龙同情地说。
　　就在那一刻，无论是老两口，无论是于莲，都觉得这个舞蹈演员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已经相当不错的了。她至少在于菱被捕以后，没有马上断绝来往，没有怕受株连而赶紧洗净或者开脱自己，更没有落井下石，反诬一口那还不是家常便饭么？
　　她和这家人一块流着泪，操着心，度过了那最难熬的几天。全家都相当满意她的表现，甚至都想说一声谢谢她。现在，于菱一去再也不回来了，他俩告一段落也是理所应当的，让她在这月台尽头作最后的告别吧！谁也没有埋怨她的意思，她做到了她应该做的，还有什么可以责难这个舞蹈演员的呢？
　　“那我们走啦！娟娟……”
　　“你们走吧！阿姨！”
　　现在，偌大的空旷站台上，只有这个似乎弱不禁风的纤细姑娘。夜风飘动着她那蓬乱的头发；她还在看着，想努力穿透那层薄雾，看到那颗离她愈来愈远的心。她对自己说：无论走多远，哪怕到天边，那颗心也是属于她柳娟的。
　　倘若不是她的父亲，那位中学校长的不幸惨死，也许柳娟早和高歌结婚了。在宣传队里，要论艺术才能，五分钟热度的于菱，远不是那个歌手的劲敌，弹过几天夏威夷吉他，“我的月亮”、“我的太阳”也吼过一阵，但于菱很快兴趣就转移到别的上面去了。至于向女孩子献殷勤方面，于菱也算得是条笨虫，但他的优越之处，就是他有一个比较显赫的老子，和一颗忠诚的心。所以那几年，舞蹈演员像跳“波尔卡”一样，时而这边，时而那边，如同一枚不稳定的指针，在高歌和于菱之间摇摆。
　　几乎和于菱一家被“礼请”出老房子，开始倒霉的同时，柳娟一家也同样是厄运临门了。她父亲被关在学校地下室里，那些突然间要主大地沉浮的年轻学生，轮番折磨着这个吞了一辈子粉笔灰的老校长，他惟一的罪过就是把知识传授给这些孩子，教他们做人，而不是去做畜生。然而现在，他们为自己所受到的教育而悔恨，老校长就仿佛成了鼓励他们吸食鸦片的毒犯，于是最后，他就被这些他亲自教过的“暴徒”，用最原始的刑法，活活拷打死了。那种无限延长的死，奄奄一息地拖了好几个日日夜夜，才最后咽下了一口气，告别了他的学生。这也许是他循循善诱的一种报应，谁叫他那样精心培植这一棵棵小树呢？现在，每一棵树都变成了棍子，那么，亲爱的老师，就只有伸出脊梁挨揍了。
　　死去几天以后，柳娟才得知这个可怕的消息。谁去交涉？谁去料理？谁去收尸？谁去送火葬场？在没有一个人敢伸头的情况下，寡妻弱女不知该向谁求援？
　　在柳娟最艰难的时刻，于菱不像那个势利眼的高歌。柳娟找到了他，他便默默地跟她去了，而敲开了高歌家的门，只见这个胳臂上缠着尺来宽红箍的歌手，慌不迭地躲开了这一对划入黑类的子女，生怕沾惹上什么是非借故走了。
　　柳娟直以为于菱也会因此走开，拉住他。
　　于菱挣脱开她的手：“我是一个已经失去一切的人，同你一样，也无所谓害怕再失去什么了！”于是默默地承揽下柳娟应该做的那些事情，当然，自己家庭被抄被轰，父亲被抓被关，使他自然而然地同情那母女俩的遭遇。帮她们料理完了丧事，柳娟还没来得及从悲痛的深渊里，向他表示感谢，他，那个有着一颗赤诚的心的于菱，就参军走了。
　　于菱在部队三年服役期间，那个高歌一天红似一天，官职、权势、威风、待遇，无不称心如意。只是命运总不使他感到十全十美，尽管有的是巴结他的女性，但谁也比不上柳娟。于是他拼命纠缠着这个舞蹈演员。但她想到她妈妈说过的：“他是什么人？娟娟，你可要看清，他是和整死你爸爸的人一伙。”就竭力躲着他，避开他。人的性格有时是这样：愈得不到愈追求。但是高歌很像人们常讲的：赌场上得意的人，情场上却是个失意者。在过去的十年里，他确实赌赢了，面前的筹码越堆越高，差点当上中央委员，可是，真遗憾，却赢不了一个女孩子的心。
　　复员兵一回来，那时还作兴半夜三更倾城出动，敲锣打鼓去游行庆祝的；广播电台一个劲地提醒听众有重要新闻，但又故意捱到很晚很晚才发表，于是大家都有组织地跑上街去。于菱想不到会在灯火通明的马路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发现了那个婀娜多姿的舞蹈演员。他只叫了一声，但在喧嚣的人流里，相隔得那么远，她居然听到了。脸上登时笑开了花，叫着菱菱，离开自己的队伍跑过来，在明亮的莲花灯柱下，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年轻人也够有意思的了，于菱在部队生活三年，整整给柳娟写了三年的信，平均一个月一封，都是交给他爸爸妈妈的战友，肖奎阿姨给发的。一直到复员时，肖奎把一沓子三十多封信，原封不动地给他拿出来。
　　于菱眼睛都直了：“啊？阿姨，你一封也没有给我发？”
　　肖奎说：“如果那个女孩子心里有你，她肯定会等你，信，发不发都一样；如果人家并不爱你，发多少信都是白搭。”
　　——肖奎啊肖奎，你可真能给孩子们开玩笑啊！
　　那还是柳娟头一回来到部大院，谢若萍看到被高歌苦苦追求着的女孩子，坦然地同自己儿子亲亲密密地来往，脸都吓白了，那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么？她的胃炎一下子就犯了，成天胸口捂着热水袋。
　　于菱把那三十多封信，一古脑地塞给了她，大约也在同时，塞给了她那颗忠诚的心。
　　“呶！——”而那个漂亮得出奇的演员，爱情更加焕发了她的风采，从手提包里，捧出了三大本日记：“给你，菱菱，整整你走后的三年，一天不落！”
　　爱情，像大海的潮汐一样，涌上来的时候，那是不可阻拦的。
　　
　　但是，古往今来，凡是真挚的爱情，无不遭受着磨难和挫折。于菱被那列客车拖到沉沉的黑夜里去了，她在那站台上站着，几乎站了一夜，看来，她的菱菱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条件是严酷的，那就是要在边远的省份，在沙漠那边，遥遥无期地待下去，永远不许回来，连偶尔有特殊情况回来看一眼也不行，这样的活着，对这个家庭来讲，和死去又相差几许呢！
　　但是柳娟从来也没有失望过，因为那画家的一句话，着实叫她增强了信心：至少我们要活得比他们长久，谁也不能违背宇宙生死的法则，他们总是要死在我们前头。等着吧，菱菱，上帝会收拾他们的。所以，甚至到了几乎绝望的情况下，柳娟，这个娉娉婷婷的舞蹈演员，仍旧坚持每个礼拜来三趟，帮着收拾料理一些家务。她干起活来，洒脱勤快，扎上个白围裙，简直像跳《天鹅湖》似的那样轻盈。无论这家人怎样劝导她，晓谕她，给她把话说得既坦率，又真诚，认为她完全没有必要，更无什么义务非要等待于菱，那是和无期徒刑毫无差别的呀！但她，却置若罔闻地笑笑，每星期二四六一下班，准时来到，把于菱的房间收拾得跟他在家时一模一样。然后，坐在那里，放那不知听了多少遍的录音带，深沉的富有情感和色彩的女中音，在整个屋宇里回荡着：“……忘了吧！忘了吧！把我忘却，记住那春雨中的一朵白花……”
　　原先大家都认为是一个轻浮儇薄的女孩子，没想到竟是如此忠贞和痴情的姑娘，连于而龙自己都怀疑了，到底是谁的眼光正确，他儿子，还是他自己？
　　起初，全家人还以为她可能做做样子，来个光荣的撤退，坚持不了多久的。演员嘛，逢场作戏，感情浮飘得很，尤其搞舞蹈的，跳跳蹦蹦，肯定是早早晚晚就会拉倒的。何况追求她的还大有人在，尤其高歌至今也并未死心，仍旧属意于她。当然，那位明星未必非要娶她，仅是目前几位非正式的女伴争风吃醋，特别是那匹卷毛青鬃马像狗皮膏药缠着，就使他穷于应付。王纬宇曾经以过来人的资格给他敲过警钟：“小高，不要被女人搞昏了头！”但是，那种曾被屈辱的男性自尊心，总使他对柳娟耿耿于怀。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除非事先来电话告诉有演出，电报大楼的钟响六点以后，准听到她的敲门声。
　　“死心塌地要做那朵雨中的白花了！”画家不是生气，也不是羡慕，而是有点嫉妒地说。
　　谢若萍隔三天就得在医院里值个晚班，常常是过了零点才往回走。凑巧，有一天夜里她下了班，刚走出医院门口，一辆大客车载着一群有唱有闹的散戏演员驶过去，没开过去多远，车停住跳下一个人继续驶去了。在漆黑的夜幕里，路灯朦胧，她并未注意到是谁在那等着，走到眼前，只听轻柔地唤了她一声“阿姨”，她才惊奇地发现：“啊！娟娟！”
　　“怎么这么晚才下班？”柳娟诧异地问。
　　刚卸完妆的柳娟，脸上的油彩还没擦拭干净，深深的眼圈，越发显得楚楚动人。谢若萍想象得出，她在那一车欢乐的，无忧无虑的男女青年中间，该是个什么滋味？她想到自己也和柳娟一般大的时候，正是游击队的卫生员，也是过早地尝到了战争的艰辛，记不得有那么多青春的欢乐。现在战争倒是远了，不必担忧鬼子的扫荡，不必提防国民党部队的反扑，不必害怕饥饿的袭击，不必畏怯疲于奔命的转移行军。可是有的人，正如于而龙爱说的那样，总要找个石臼给自己戴起来。像柳娟，于菱走了就走了吧，不，偏要等，在绝望里还抱着一腔热血在等，人家多年结发夫妻还因为政治的挫折，派性的纠葛，劳燕分飞，各自东西呢！她，像现在走在漆黑的马路上一样，也不知道尽头在哪里，但还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路太黑了，阿姨，您经常有晚班吗？”
　　等谢若萍说出了口，自己也后悔了，不该告诉这孩子的。
　　“阿姨，以后下晚班，您等着我来接您。”
　　“别胡闹，你一个姑娘家。”
　　“我不怕，我有一把刀！”
　　谢若萍笑了：“孩子气，你别来接我，我不许。”
　　但那是推不掉的，不论天热天冷，不论刮风下雨，整整大半年，她几乎从未间断过；对一个刚刚二十四五岁，纤细荏弱的女孩子来讲，确实需要点毅力呢！
　　这样，到了去年七月底，强烈的地震余波，把部大院的楼房都晃动起来，于而龙家的电冰箱，竟自动开步走，向酒柜靠拢；走廊里那位面壁修养的老兵，也翻了个身；于莲披了条床单，打算开门下楼，才想起自己连乳罩都没戴，裸着身子，全家惊慌失措的时候，有人急匆匆地砰砰敲门。
　　于而龙开了门，正是气喘咻咻，面如土色的柳娟。
　　当时，谁也顾不得问她：“你有家里的钥匙，干吗还死命地擂门啊？”
　　但是，在这最艰难的时候，也许马上都要入地狱的前夕，她同这家人生死与共，全家人才真正相信了她。第二天，雨下得多么大呀！谢若萍和柳娟顶着一把伞，在露天地里淋着。
　　“冷吧？娟娟！”
　　“不冷。”
　　“真的不冷？就一件衬衫，还撕破了。”
　　“阿姨，我一点都不冷，还热得直冒火呢！”

　　谢若萍把娇俏苗条的演员往身边揽得紧些，在沙沙的雨声里叹息：“娟娟，你干吗把你的命运，同我们正在衰败倒霉下去的家结合在一起呢？一条快沉的船，你不太傻了么？”
　　她不吭声。
　　“再说，菱菱根本没日子回来的呀！”
　　她继续不说话。
　　“娟娟，我从心里喜欢你，把你当做我自己的孩子才劝你，你年轻，漂亮，应该得到你的幸福，不要把个人的青春给耽误了。”
　　柳娟过了好久好久，才低声地说，在哗哗的暴雨里，多么像录音带上那个女中音的歌喉：“他十年不回来，我等他十年，他一辈子不回来，我等他一辈子——”到了这种地步，谁还能讲她是在说空话呢？那确确实实是从她内心深处涌出来的声音。“如果，那真是有罪的话，我也有责任，因为从我心里，痛恨那个女人；而且我”当着母亲的面，还有什么不好讲的呢！“您也知道，我真的爱他。”
　　她不敢对谢若萍讲于菱留下的那本赫尔岑的书，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是怎样冒着茫茫风雪，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去，和被沙皇充军发配的丈夫生在一起，死在一起的。如果于菱向她招手，她会毫不犹豫地穿过那茫茫无际的沙漠，到他身边去，只要有真正的爱情，地狱也会变成天堂。
　　连最顽固的反对派于莲都动摇了，妥协了，承认了她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而且戏谑地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做雨中的白花；破例地给她画了几幅肖像画，一幅在万里长城上她翘首企望的小品，不知为什么，马上就使人想起一位古代的忠实于自己爱情的妇女。
　　
　　于菱到了边疆以后，只寄来过一张没有通讯处的明信片，谢若萍当时就哭了，她懂得处于那样状况下的人，这是惟一的通讯方式。但是，从此就音信杳然，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从二月到三月，天天盼着来信，连那不满足的明信片也收不到一张。谢若萍慌神了，常常一个人悄悄地偷着哭。难道于而龙能不想念远方的儿子么？终究是自己的骨肉啊！
　　每当邮递员来送信，老夫妻俩会情不自禁地走到窗口去等待，然而总是失望。而每一次失望以后，就更增加一分对儿子的悬念，全家越发地紧张起来，直以为于菱又出了什么事？那些日子，屋子里又笼罩着不吉祥的气氛。
　　一直到四月初，才收到了于菱寄来的第二张明信片，全家松了一口气。可是只写了四个大字：“问大家好！”使他们琢磨了半天，也弄不懂他写的这个“大家”究竟是谁？后来，终于豁然开朗了，这个“大家”正是广场上的那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啊！
　　于而龙又想起了他儿子曾经噎过他的话：“中国人要全像你这样，早亡了！”于是他第一次挤在那熙熙攘攘的广场里。是的，他早就想来的，而且也早就应该来的，但是，他身上终究有着那种根深蒂固的习性，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虽然广场上人山人海非始一天，女儿、柳娟绘声绘色向他讲述广场上逐日发生的一切，而且那个老大不小的画家，让舞蹈演员架着，爬到高大的华灯上，摄取整个广场的全景，连夜冲洗出来给他看。他也不止一次萌出到广场上去的念头，但是，立刻，脑海里那位循规蹈矩的君子就站出来阻拦。于莲甚至都有些奇怪：“爸爸，难道你当初闹革命时，也这样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那声音表明了他心头的负担是多么沉重！“爸爸，我记得你讲过，那个从苏区来的红军，甚至劝你和芦花妈妈去杀人，可你，连广场都不敢去！”
　　于菱的明信片把这位游击队长带到广场上来了。
　　如果说那天在王爷坟，在马棚工人住宅区婚礼宴席上，只是看到整个画面的一个局部，那么在这泪飞如雨的清明节广场上，他仿佛回到了四十年前的石湖，那人民反抗的波涛，已经是不可压抑，快要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了。
　　他想起那个酒喝多了的骑兵，充满醉意的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了……”这时，才发现自己敢情还有一个叛逆者的灵魂。难道他说得不对吗？我们南征北战，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让这帮乌龟王八蛋爬在人民头上，屙屎撒尿，作威作福吗？
　　然而，那一个血风腥雨的夜晚终于来了，倘若不是那天早搏频繁，心律不齐，他也完全会裹在包围圈里，被棒子队殴打的。直到深夜，那两个女孩子才披头散发地回到家，而且，也是她们有生以来，头一回用肮脏的字眼，唾骂着那些恶贯满盈的大人物，几乎每一句话，都足够判处十五年徒刑的。
　　倘若于菱在的话，广场方砖上能不留下他的血迹么？那些天，这个不曾挨揍的游击队长，要比那些洒下热血的“阶级敌人”还难受，因为他终于像蜕壳似的，经历了一个苦痛的过程，决定把自己划归“阶级敌人”那个行列里去。因为一个城市中，竟会有百万“阶级敌人”，那么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究竟应该站在哪里；游击队长如果还懵懂的话，那他就算白活了。
　　谢若萍说：“亏得菱菱走了，要不——”
　　于而龙反驳说：“难道在广场上洒下鲜血的年轻人，就不是我们的孩子吗？”
　　那天夜里，于而龙不知为什么，想起了那位劝人去杀人的老红军赵亮，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穿好衣服，推门就要出去。谢若萍早被他的动静惊醒，赶紧披衣起来，在门口一把拉住了他。
　　“你要干什么？”
　　“出去走走。”
　　“你疯了吗？半夜三更！”
　　“若萍，我的心快要憋死了……”
　　“你不能再去闯祸……”她完全理解自己的丈夫，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还不明白他的性格！一旦他认准了什么，那是用二十匹马也拉不回头的骑兵团长啊！她怎么也忍不住，哽咽了一声二龙，泪水便迸裂出来，但她拼命咬住嘴唇，不叫哭出声来。
　　于而龙将他老伴的手，抓得紧紧地握了会子，然后，一言不发地掉头走出屋去。
　　谢若萍知道不该拦他，而且也拦不住他，然而作为一个忠诚的伴侣，患难与共的妻子，那颗心又紧张地提溜起来。又像那十年里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搬来个小马扎，坐在门背后，悬心吊胆地等待着老伴回来。
　　请不要笑话一个懂科学的医生也会迷信。在这以前，每当那些一朝得志的“革命家”，把于而龙架走去游街、批斗、刑讯、逼供、拳打脚踢、坐喷气式或者关押在黑牢、地下室不见日月星光的时候。做妻子的总是在门廊后的小马扎上忐忑不安地坐着，和那位理应挡住恶鬼进宅的，然而偏偏挡不住的门神爷在一起，等待着，等待着，老天保佑，好像每次都不曾扑空过，终于等回来了。尽管遍体鳞伤，踉踉跄跄，但终于是活着回来的。
　　她现在又坐在小马扎上了，因为她首先是一个女人，一个妻子，然后才是一个医生，有什么理由去笑话她呢？
　　于而龙走在雾蒙蒙的街道上，两条腿不由自主地朝那封闭了一阵，又恢复原状的广场走去。他记得五十年代的时候，不是“十一”，就是“五一”，他总有机会在观礼台上得到一个席位，和那些熙熙攘攘的游行队伍同欢共乐。然而现在，马路上就他一个人踽踽行走，除了影子，在路灯下，时而前，时而后地陪着他，简直是少有的寂静。他也奇怪，当年那种主人公的感觉到哪里去了？好像走在别人的土地上似的，尽力避开那些拎着棒子的值勤人员。
　　他望着广场上的血——其实什么都没有，和血泊里隐隐约约的那个红军战士的形象，他的入党介绍人似乎在询问他：“二龙，你到哪里去了？”
　　“我一直在这里呀！政委。”
　　“那广场上有你洒下的一滴血么？”他的脸色严峻起来，显然在等待着他的答复，要他指出在哪块方砖上，曾经沾有他于而龙的血迹。
　　然而他能说些什么呢？
　　赵亮奇怪地瞪着他：“那么，你那颗共产党员的心呢？”
　　“原谅我吧，老赵！”头渐渐地低垂了下来。
　　他又听到了那一口江西土话：“为什么不可以杀人？他们也没长着铁脖子，他们也没两条命，他们不饶你，你也不能饶了他们……”
　　于而龙在广场中央蹲了下来，用手抚摸着脚前的那块方砖，也许是一种错觉，也许是一种精神作用，他似乎触摸到那潮湿的，还有点温暖的血液。他恨不能跪下来，趴在地上，去亲一亲这沾满年轻人鲜血的广场。他在心里喊着，也许是在呼唤他那在远方下落不明的儿子吧？
　　“孩子，你们来捶击我这颗共产党员的心吧！因为我是老兵，可是我却不在我的阵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