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艇载着失败的钓鱼贵客，在碧波荡漾的石湖里驶行着。雾终于消散净了，在艇上放眼望去，春天在扫尽寒冬的残雪余冰以后，终于表现出那不可阻挡的势头。欢乐的桃花汛把石湖灌得满满的，差不多都快要溢出来了，那磅礴的气势，抖擞的精神，盎然的生机，使人觉得石湖早就应该摆脱严冬的桎梏。春天是来得晚了一些，但迟来的春天，倒把石湖装点得更欢乐，更富有活力。
　　石湖的春天，如同石湖上长大的姑娘那样，是笑逐颜开的，是容光焕发的，谁要在石湖待过，就很难忘怀那些大胆表露自己，毫不羞涩的船家女儿。因此，再比不上春天来游赏石湖，更为适时的了，它把所有的美，无遮无拦地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
　　他站在游艇的前端，似乎还没有从那条终于获得自由的大鱼影子里，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一条多么勇敢的鱼啊！难道他于而龙不应该学到些什么吗？
　　难怪他老伴总嘲笑他了，说他是享不得安宁，受不起富贵的贱骨头，说他贼心不死，因此，他向谢若萍吼：“你不要把我当做一匹劁过的骟马，一个去势的侏儒，我是个骑兵，是条汉子，只要我这盏灯油没耗尽，我就得战斗，就有权利去喊去叫，去哭去笑。”他恍惚觉得这条游艇，突然驶进惊涛骇浪的汪洋大海里去，哦，那山也似的巨浪扑过来，眼看这艘针尖大的游艇，就要被巨浪吞噬了，操船的水手紧张得眼不敢眨，气不敢出，必须拼出全身精力，去握紧桅缆，掌稳舵把，生死就在须臾之间。哦，那虽然是脑海里一刹那间的波澜，可他多么盼望去过那种浪漫生涯啊，可他老伴却喋喋不休地劝阻，并且恨不能他像青蛙似的冬眠。
　　“不，”他在心里大声说：“不——”
　　
　　“支队长……”那个县委副书记亲切地站拢过来。朝这位很久以前的老领导问：“你大概有二十多年没回故乡了吧？”
　　于而龙从回忆与现实交混的境界里醒来，他没有用语言答复他的提问，只是竖起了三个指头表示那逝去的岁月。因为这笔账实在太便于计算了，一九七七减去一九四七，不多不少，正好是三十个春秋。
　　王惠平的记性不错：“啊，想起来了，四七年底，四八年初，你躺在担架上，是由长生和铁柱抬着离开家乡的。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昨天的事——”
　　回忆的断片，随着艇尖激起的浪花飞沫，把他湮没了，于而龙自语地：“……那天清早有雾，是不是？”
　　“对——”王惠平也想起来了：“挺浓挺浓的雾，走不几步，就瞅不见你的担架了！”
　　于而龙不知为什么先想起雾？也许他在迷雾似的生活里呆得太久的缘故吧？那种令人窒息的迷雾呵！沉重混沌的迷雾呵！那遮掩住一切丑恶，同时也扼杀了所有光明的迷雾呵！在于而龙的记忆里，雾是压倒一切的东西。
　　“支队长这回回来的时候正对景，春暖花开，景色宜人。”
　　“可是，‘少小离家老大归’，你们看”于而龙笑着让他看那半衰的鬓发。
　　“不，支队长可半点不显老咧！”
　　水生附和着他的上级，凑趣地说：“二叔精神总那么好！”
　　“哦！你们快别恭维我了。”于而龙相信他们说的多少是实情，他不到老态龙钟，衰迈不堪的地步，他还是有点力量的。人必须要具备力量，才会使他人敬重；但受人敬重，未必等于被人需要。因此，他在揣测：这位书记驾着游艇，就差挂两块“肃静”、“回避”牌子，满石湖地寻找他，目的何在？
　　当然，或许应该理解为游击队员的感情，理解为战斗中的友谊吧？同在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经过生死与共的考验，那情谊真挚纯洁，非同一般泛泛之交。王惠平说不定怀着这种崇高的情感，来迎接旧日的上级吧？
　　不，于而龙可不这样看，他说自己是条老泥鳅，如今也滑得很，对一些亲近的同志坦率承认心变坏了；他才不会天真烂熳相信游艇是为当年的游击队长开来的。因为在他的印象中，这位当年的支队事务长，绝不是那种罗曼蒂克式的人物，不会有“发思古之幽情”的雅趣。
　　倘若光阴倒退十年，对于一些盛大的迎送，隆重的款待，丰厚的佳筵，周到的照顾，甚至是破格的礼遇，于而龙这位大咧咧的骑兵也不以为奇，会处之泰然的。那时候，他不但受人所敬重，而且更为人所需要。现在，于而龙暗自盘算，县委负责人能从他身上捞些什么油水呢？
　　游艇驶进了流经石湖的塘河——一条湖中之河，很快赶上了一艘气喘吁吁的小火轮。
　　于而龙从小就认识它，算起来该有一百岁了，竟然还力竭声嘶地为人民效劳，实在使他肃然起敬。谁都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当它翩翩年少时，在石湖上也曾风头过的，所以千万不要嘲笑老家伙；因为有一天你也会老的，真到了你老的那一天，还不一定能像它一样为人民尽力呢！
　　他激奋地望着这艘古董，忘记了存在着的漫长时间差距，竟脱口而出，说了句三十年前的话：“好像兴怡昌的快班吧？”
　　整个游艇上的人哄堂大笑。亲爱的厂长，以前你乘飞机出国，你那精通几国文字的秘书，小狄总提醒你，该按照当地的时差拨动你的手表。现在，没带秘书，你糊涂啦，要知道你的表整整慢了三十年啦！什么“兴怡昌”？什么“快班”？那都是死去的名词，只有将来续编《石湖县志》的人发生兴趣了。
　　“支队长一向好记性，连斤两都不会差的。”有过切身体验的王惠平笑完以后赞叹着。
　　水生告诉他：“没人要的老牙货，只能在湖里搞搞短途运输，顶替了那些吃水上饭的人家。”
　　“船家？”
　　他吐出这两个字有点后悔了，因为他从县委负责人眼睛里，看出了果然不出所料的心情。所以他觉得自己由于情急而有些露出马脚，和他千里迢迢回乡垂钓的悠闲神态，很有些不调和。然而，正是他要寻找的这位船家老汉，可以打开三十年旧锁的那把钥匙，这把钥匙不仅能剖析开芦花死因的哑谜，而且还许能看透一点隐藏在迷雾中的罪恶。他怎么能不一下子变得激动？好像谁往油桶里投进一把火似的，刹那间沉不住气了。“稳住，于而龙……”他告诫着自己。
　　但他终究是条老狼，倒要测验一下这位大腹便便的书记和去年那次碰壁的函调有什么关系，便不露声色地询问：“如今那些个船上人家呢？”石湖里有两类以船为家的居民，一类是捕鱼捞虾的，一类是运货载客的，整年和波涛为伍，生活在风浪里，形成一种和死也离不开那块土地的庄户人家，性格习气全然不相同的水上游牧民族。
　　王惠平回答着：“都定居了，不复存在水上人家这个概念了。”
　　“人总是在的！”至关紧要的是，不知那位老汉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
　　他看到王惠平脸上掠过一丝疑影，然后听他说：“老的都死绝了。”这和那次碰壁的答复，口径基本上是一致的。于而龙的心不觉往下一沉。
　　游艇在那一船乡亲们惊羡的目光迎送下，超越过去，离开塘河，穿越一望无际的湖面，加快马力行驶。于而龙根据鹊山的方向判明，这是去县城的水道。当年，他率领支队首次攻打县城失利，也是从这条水道浩浩荡荡开赴火线的。他问王惠平：“哎，你打算回城？”
　　于而龙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按照腐旧的字眼，他该算是个“袍泽”、“部属”，如今人家是堂堂一县之尊，自己是个不在其位的台下人物，就不好以旧日的关系来论。“小王”倒是早年间叫惯了的，现在却不相宜，会给人留下老气横秋的感觉。要是径呼其名“惠平”吧？三十年从未来往，是否过于亲昵？思来想去，干脆，什么都不叫。
　　王惠平大声地发着牢骚：“支队长，你回到石湖，要不在我那儿落脚，这不是寒碜我，怕我备不起饭？”
　　于而龙说：“我是回到石湖钓鱼来的。”
　　“支队长，你可真会开玩笑！”他显然不相信。
　　“你不要勉强我，调回头吧，老林嫂还等着回去吃饭咧！”
　　他几乎不容转寰地：“走吧，支队长，进城去！”水生也帮着县委书记说服：“叔爷，既然王书记来接你——”
　　于而龙笑了：“就我这一身泥水，不怕给你们丢面子？肯定要进城去叨扰你的，等我钓到了鱼，还要到城北烈士陵园去看望赵亮的坟茔咧！”
　　“干吗钓到了鱼？”
　　“好有祭奠之物呀！”
　　“现在就去吧！”
　　“不！”于而龙晃晃头，口气倒是和缓的，但那执拗的性格一下子听出来了：“本来是个愉快的早晨，干嘛生拉硬拽弄得大家不舒畅，这多年，也许你不大记得我的臭毛病了。”
　　王惠平哪能忘记游击队长说一不二的性格，况且他有求于这个快上台的人物，当风向刮得有利于这位一蹶不振的人物时，就不宜太拂逆了。他回头嘱咐司机改道驶往柳墩，然后说：“白打了保票啦！”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纬宇叔前些日子就来了电话，要我把你照料好，我还说，请谢医生尽管放心，我们县委的谜园招待所，还是住过高级首长的。”
　　于而龙不由得一怔，他可真关心哪，这个王纬宇！
　　“纬宇叔再三讲，支队长这回回乡，一定要吃好玩好休息好，那成什么问题，我拍胸脯给纬宇叔作了保证……”
　　一口一声纬宇叔，听起来是多么熟悉和刺耳啊！
　　
　　啊，于而龙突然间发现，眼前胖胖的县委副书记，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瘦瘦的支队事务长了，这大约还是民主抗日政权刚刚在石湖建立起来的时候。
　　游击队长正火冒三丈，厉声训斥着站在他面前的事务长，大吵大嚷要关他的禁闭。
　　那是石湖支队相当鼎盛的时期，三王庄成了一块稳固的根据地，大久保轻易不敢来骚扰了；湖西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大牌子，高高地挂在那芦花曾经悬梁上吊的大门口，着实威武。再也比不上看着自己亲手打出来的江山，更觉得自豪和骄傲的了。在敌人心腹地带建立一小块根据地，尽管是巴掌大那么一块，也是不容易，经过好几次反复易手，才巩固了下来。
　　“你以为还是在家当老百姓，在县城念你的高中，可以随随便便，吊儿郎当吗？咱们是革命队伍，不是麻皮阿六那帮土匪，执行上级命令，不许打折扣，尤其不准许自作主张。”
　　莫名其妙的王惠平一声不吭地站着，对付发脾气的支队长，最妙的办法，莫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起初以为支队长找他，又要查问粮秣数字，心里本来就揣着个兔子，先就有点胆怯；劈头一阵闷棍，打得他蒙头转向。他左思右想，虽然找不到什么有漏洞的环节，但他仍旧忐忑，支队长是决不会放空炮的。
　　“说话呀！为什么不开腔啦！”
　　他继续保持沉默，支队长的口气已经由责骂到讽刺，这就表明，阵头雨快过去了，很快就要出太阳，心平气和下来，一场磨难该结束了。
　　“用不着装出孬包样子，一副可怜相。呸！还掉金豆，快别现世啦！你们那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我算看透。”当时，流行着一种说新名词的癖好，一有机会就搬用。于而龙朝高门楼啐了一口：“我不是八十岁的老奶奶，又聋又瞎，你当我把话说过去，就扔脑勺后边忘了？告诉你，知识分子，支队长的话就是命令。”他猛地喊了声：“王惠平——”
　　“有！”他吓一跳，赶快答应着。
　　“听我口令！”
　　“是！”他赶紧按《步兵操典》的要求立正等待着。
　　于而龙连续发令，让他做着稍息、立正；立正、稍息的动作，王惠平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单独对他进行操练。最后，喊了一声稍息，继续教训：“看明白没有？有的命令是不一定写在纸上的，你敢马马虎虎不执行吗？”说罢，他笑了，这个怪人啊……
　　王惠平以为雨过天晴，那笑声表明了这一点，便斗胆地冒出一句辩白的话，谁知他又在点燃了炮仗捻子。“支队长，我不清楚犯下啥根本性的错误？”
　　于而龙差点没气炸了肺，说了个口吐鲜血，直当苋菜水，不清楚吗？我会让你清楚的，啪，他把屋里那一小口袋山芋干，扔到他脚下。“背着它到禁闭室去，好好清楚清楚去！”
　　一会儿，通讯员长生回来向他反映：“报告支队长！”
　　于而龙还在盛怒之中：“什么事？”
　　那时候人们并不那么唯唯诺诺，长生站直了回答：“支队长，你大概冤屈了事务长！”
　　“滚蛋——”
　　“是。”
　　于而龙就是这样：脾气来得快，也去得快，特别觉察到错怪别人的时候，他会马上赔礼道歉；所以挨训者还耿耿于怀，他倒跑过来，向你敬礼，向你认错，拍拍你的肩膀，说不定开个玩笑，刚才他下的那阵鸡蛋大的冰雹，早化得无影无踪。
　　“回来！”他叫住通讯员：“那个知识分子鼻涕虫说些啥？记住，不许犯右倾——”
　　“事务长说他拿大秤约了再约，斤两不会错的。”
　　那年石湖闹灾，群众生活较苦，上级从滨海地区调运一批山芋干来帮助度荒，区委定了个框框，于而龙给王惠平挨个一说，交给他去办。
　　王惠平在禁闭室里枯坐着，没想到于而龙站在门口，那时作兴自觉关紧闭，连个警卫都不设。
　　于而龙问：“你约了再约？”
　　“是的！”他绝对有把握地回答。
　　“你再说一遍！”
　　“我？”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又上来了，他不敢坚信自己。
　　“家家户户都按我说的如数发了？”
　　“哦！”王惠平到现在才恍然大悟，支队长的火气从何而来，他以毫无挑剔的立正姿态，站起来理直气壮地回答：“就是那个秀才委员的救济粮没如数发给他。”
　　“为什么吗？”于而龙冲禁闭室吼。
　　他有所恃地回答：“按照现阶段阶级斗争的规律性来分析，他算不得革命的基本群众，而抗日之主要力量——”
　　“这是你的话吗？”
　　“不是。”
　　“谁讲的？”
　　“纬宇叔。”
　　“什么纬宇叔！”
　　“副队长。”他连忙改口。
　　“什么副队长？”那时，王纬宇由于作战勇敢，调到毗邻的滨海支队去了，已经不担任石湖支队的职务。
　　王惠平嗫嚅地说：“纬宇同志讲，山芋干是他们通过封锁线支援咱们的，居然去接济满清秀才，封建余孽，至少是右倾机会主义。”
　　于而龙压住火：“既然如此，干脆取消多好，为啥还送半口袋去，犯一半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呢？”
　　“那不是老夫子，谁知是真是假，眼下还站在统一战线里吗！”
　　“这个混蛋，又来他那一套可怕的‘革命’性了……”于而龙在肚子里暗自骂那个王纬宇。而且诧异一个被芦花从城里动员到支队来的青年，怎么能那样信服王纬宇，支队长的命令可以减半执行，一个调走的纬宇叔，他的话倒当做圣旨，实在难以理解。
　　要不是那位老夫子求人将救济粮捎回来，刚才那场雷阵雨，也落不到王惠平头上了。其实，那位秀才委员并不是嫌不足数才退回的，而是他不愿给抗日民主政府增加负担，他托来人捎话：“我身为委员，理当体念时艰，心意老朽领受了，粮食还是先尽那些嗷嗷待哺的老百姓吧！”
　　他那时基本上无人侍养了，儿子跑到大后方国统区的重庆去了，女婿投靠了南京汪伪政府，好几次来接他，他不去：“道不同，乘桴飘于海，俗话讲：桥归桥，路归路，我要跟这些赤脚大仙在石湖待下去。”
　　早先时候，他的少爷和姑爷，媳妇和女儿一齐劝他离开石湖：
　　“老爷子，别犯糊涂，这里眼看要成共产党的天下，泥杆子要坐江山啦！”
　　别看他是个入过闱，应过试的秀才，思想却并未停留在满清，倒是个新派人物：“我一没剿共，得罪了人家，二没家产，怕他们共产，我是皇帝、军阀、委员长三朝都过来的人啦！倒要亲眼看看共产党是不是有气候。”
　　像这样一位编过县志的耆宿，活着有功名的遗老，四州八县都闻名的板桥先生的后裔，自然，无论日本鬼子、国民党都想把这有点号召力的名望之士抢在手，以壮门面。汪记伪县长在城里望海楼摆下筵席，派汽艇专程到闸口接他就任顾问，他给辞退了；国民党第三战区拿着司令长官顾祝同的片子，聘他去作参事，抬着轿子来请，他给谢绝了。可是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以后，邀他代表三三制的一个方面，老先生连半点推托的话都不曾说，慨然允诺，而且对芦花说：“别看你给我腿上一枪，我还是拥护你们赤脚大仙！”
　　对这样有民族气节，靠书画为生，过着清寒岁月的老人，拨给一点救济粮，竟会犯下右的错误么？于而龙问护粮来的王纬宇：
　　“是不是调门唱得越高，就越革命啊？”
　　“老兄，不是调门的问题，革命的最根本之点，就是阶级斗争。
　　老夫子是什么人？咱们应该有清醒的估计。可惜你读不了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他手往下一按，嘴角又抠得深深的：“告诉你吧，阶级斗争是铁和血的结晶。”
　　说来惭愧，游击队长那时很少什么学问，字也识不得两箩筐，他说：“我不懂你的铁流铜流，也不明白你的尿啦屎啦，我只晓得老秀才拥护咱们共产党的主张。”
　　王纬宇放肆地大笑：“他拥护他那漆了不知多少遍的棺材，假如不是那寿器赘着，早三年，就离开石湖；现在不是在重庆，也在南京当老太爷，不会有工夫来巴结你，讨你的好，把你的于二龙改成于而龙了。”
　　于而龙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手，不去扇他的耳刮子，这张臭嘴，像墨斗鱼似的，把什么都搅了个昏天黑地。只见这个“纬宇叔”，在那墨黑墨黑的烟雾里，时而张牙舞爪飘游到上层来，时而钳首缩尾地深潜到水底，影影绰绰可以看见，但是捉摸不到，于是游击队长大喝一声：“你不要躲躲藏藏了，出来吧！”
　　他果真出来了，而且乐呵呵，似乎是从艇尖湖水里爬上来，印在了他脑海里记忆的屏幕上。
　　
　　游击队长觉得应该把话说得更透些。
　　“咱们都是受党多年教育的人，至少残留一点最后的觉悟吧？如果到了今天这步光景，还昧着心去把假当真，把丑当美，把恶当善，那么，老兄——”
　　王纬宇摇摇头，不以为然：“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不可能超越时空的限制，真，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如果需要，可能看做假，相反，同样也是需要的话，假会变作真。真理和需要是姻兄姻弟，信不信由你。”
　　“哦，可怕的实用主义。”
　　“你那些朴素的唯物论，早成了过时的东西了，老于，所以你总跟不上时代。”
　　“照你说，连良知都不要了。”于而龙问：“继续唱这种高调下去？”
　　“既然有人喜欢听——”
　　“甚至还可以制造真理，就像制造假币一样？”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就加工定做，成批生产，人们还虔诚地制造上帝咧！”
　　王纬宇坐在沙发里，跷起二郎腿，把他老婆所写的长篇累牍的大块文章拿给于而龙看。
　　于而龙诧异起来，咦？他怎么不是刚才脑海里的支队副队长，而是厂革委的第一把手？什么时候他脱掉那身破烂军装，变得衣冠楚楚起来？喝，连谈话的内容也改换了主题，老秀才的名字消失了，现在谈论的是另外一位老夫子，就是解放初期从国外回来的廖总工程师。
　　他正是为廖思源又一次登门拜访王纬宇而来，上一回为了实验场曾经恳求过，甚至是低声下气地央告这位赫赫扬扬的革委会主任。今天，他不是给他讲好话来的，一开始就问：“你懂得什么叫做光荣的撤退吗？”
　　王纬宇愣了一下，一个正是处于上升状态的红人，例如留有余地啊，急流勇退啊，不要把事情做绝啊一类语言是视为忌讳的。
　　“怎么回事？这个垮台的英雄？”他在心里琢磨这个不肯罢休的怪物。
　　于而龙笑了，心想：不必如此紧张，看来，你良心上也很有些不安的东西呢。然后才说明来意：“没有必要再坚持下去了，该给廖老头落实政策，安排个工作啦！你早早晚晚总得这样做的。”
　　“你这个晦气家伙呀！”王纬宇这才放下了心，原来是为那位总工程师说项来了。“真是个多事之徒，上回，为实验场糟蹋了我煮的咖啡，这回，我可恕不招待啦！”
　　“你不要再拖了，上回来的那个外国代表团，我可是替你遮掩过去了，下回——”
　　王纬宇望着他，肚里骂道：“下回，没你的份啦！哪怕那些不识相的外国人，死活要见你，也不会让你出面啦！”他想起前不久宴请一个外国代表团时，于而龙和“将军”作为特别来宾应邀出席的情景，差点让他这个特别主人出了洋相啊！
　　“人家外国人都打听，关心廖总的研究，为什么咱们堂堂中国，倒不能把他那个动力实验，搞出个结果来呢？墙内开花墙外香，老兄，你不觉得可惜，有损国光吗？”
　　“可惜的东西多得很咧！”王纬宇耸耸肩。
　　“老王，干吗总挂着人家？让他工作，让他搞实验，让他埋下头来做学问，他就安心了，他也不会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怪念头了。”他心里想：“如果你有点人味，这或许是一次改恶从善的机会呢！”
　　“唉呀老于，你要嫌没事干，我可以教你怎样种植兰花，你操那份多余的心干什么？就好像一次心肌梗死还不够，偏要把石头往山里背。”王纬宇暗地讪笑这位失败的对手，到现在还不承认大局已定，可笑而又可悲的于而龙啊！如今可不是石湖，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过，我还是想进行一次最后的游说，你表态，听不听得下去？”他真是打算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格言说给这位红极一时的革委会主任听听，而且很可能会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的梦呓。
　　王纬宇做出缠不过他的样子：“王某在此洗耳恭听，，什么时候你才改掉包打天下的毛病？”一面晃着脑袋，一面在肚里骂道：“真是讨厌死了，我得轰他滚蛋！”
　　“廖总有什么里通外国的问题，不错，他有个女儿在大洋彼岸，可你的那些专案组、专政队、清查班子，连他家里的箱子旮旯里，有几颗樟脑丸都查遍了，弄得那位廖师母都无法再活下去，一命归西。挂了这么多年，该给老廖头高抬贵手了。”于而龙在软绵绵的地毯上踱着，心里琢磨：关键就在你这里，那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凶神恶煞，还不听你一句话，别故弄玄虚啦……
　　“老兄，哪怕廖思源干净得像个玻璃人儿，我们不能离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来考虑问题。”边说边想的王纬宇，望着抽雪茄的老对手思忖着：情况明摆着，秃子头顶上的虱子，他要重新上台，你不是又该指日可待了么？好容易二次把你扳倒。“老兄，政策和策略是……”
　　“是不是我应该再去读一读《铁流》？”那意思分明在说：“好啊！高调又唱起来了！”
　　王纬宇不会建议他去读《铁流》了，因为那位曾经大字不识几个的游击队长，现在可以捧读原文版本，而这位一度当过文教厅长的人，至今也还是只会那几句洋泾浜英语。但是，王纬宇想，别着急，老兄，我这里有一根足以打得你两眼冒金花的铁棒呢！“你看了夏岚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吗？”连忙从茶几下翻报纸，要拿给他看：“咦，她写的那篇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全部是上头最新最新的精神，别看说的文艺界，实际上是带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那很可能是一枚红色信号弹——”他嘿嘿一笑，于而龙从他得意的神色里，看得清清楚楚，他那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你还是老老实实躲进掩体里去算了！”
　　“至于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我不感兴趣。还谈廖总，这是我这篇文章的主题，你甭费劲找那篇信号弹啦。”
　　“好吧！我也无妨给你透个底，我们党委碰过头啦，研究过老廖的问题，打算给他找点事干干。”
　　于而龙其实直到今天，也还是个党委成员，那还是他第二次上台，让他抓生产指挥组时赏给他的，谁也不曾解他的职。但中国人有种识相知趣的传统，既然靠边站了，无需乎罢免，就自动拉倒了。
　　于而龙决不会去责问：为什么不征求我这个委员的意见啊？所以他半点也不为自己蒙在鼓里而气不平，反而问：“怎么安排的呢？”
　　王纬宇字斟句酌地说：“让老廖去看守你心爱的实验场，如何？一天打四遍点，告诉工人该上班下班就行了。”
　　于而龙爆发出一阵大笑，差点没笑掉下巴颏，他揉着笑痛了的肚子说：“请递我一杆笔计算一下，一位拿三百来元工资的总工程师，一天的工作，只按四次电铃，每按一下，该折合多少人民币啊？今古奇观，哈哈，纯粹是今古奇观。”
　　“没有什么可乐的，‘将军’还打扫过部机关的厕所呢！穿着将校呢大衣又如何？假如老廖再高踞在总工程师的宝座上，岂不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又通通回去了吗？我不说‘复辟’、‘回潮’这类刺激你心脏的字眼；反正设身处地替小将们想想，他们辛辛苦苦，折腾这么多年，都付之流水，能心甘么？”
　　“你也不会心甘的，老兄！”
　　“哦，我可超脱得很，要不然我就不会跟你推心置腹了，不过，你应该读一读夏岚的文章。啊，找到了，这不是写着吗？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咦？夏岚的题目是保卫成果与投降招安呀？对不住，弄错了，不过没什么关系，口径都是一致的。我就给你读读这篇：‘在史无前例，震天撼地席卷整个中国的历史巨澜之中，在浩浩荡荡，千军万马驰骋在新的革命途程之上，我们这些肩负历史重任的新的一代风流’——咦，人呢！老于？老于，他妈的，不辞而别！”
　　在他埋头念那篇文章的时候，于而龙抬起屁股走了，他没有兴趣听人放屁。
　　
　　于而龙走进了自己那栋楼，推开门，正好碰到楼下的邻居，一位在国内国际都有点名气的动力专家，又穿上了那件磨成光板的，原是长大衣，硬给剪短的外套。这身打扮，使于而龙回想起他们俩在那九平方米的“优待室”里，所度过的患难日子，这位有着学者、博士、教授、专家一系列让他倒霉头衔的总工程师，是于而龙心目里又一个可敬的老夫子。
　　“干嘛又穿起这套行头？”
　　“敲钟去！”
　　“哦，你已经知道了？”
　　“不愉快的消息，总是要比预料的来得快些，而好事才常常多磨！”
　　“我白给他磨半天嘴皮。”
　　“你多余去找他，我这就去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什么不好的呢？”
　　“那么，你的理论——”
　　“唉——”他沉重地叹一口气：“在钟声中慢慢死亡吧！”
　　“不会的，不会的，这场历史的歇斯底里会过去的。”
　　他望着那对闪烁火花的眼睛：“不过，我未必看得见。”
　　“你不要这样灰颓，廖总！”
　　“谢谢你的好意，我努力挣扎挣扎看！”
　　“去吧，去吧，也许实验场会唤醒你的灵魂！”于而龙握住他的手，紧紧地，久久也没有话。
　　回到屋里，只听谢若萍在过道里叮嘱着房间里的儿子：“菱菱，明天，楼下廖伯伯要去工厂实验场上班，他上了点年岁，眼神又不济，路上人来车往万一有个闪失呢？我看你这个大学，成天大批判，也没个正经的，学不学两可，干脆，明天你甭到学校去，陪廖伯伯一趟吧！告诉他郊区车怎么坐，在哪儿倒车。”
　　“是喽！是喽！”于菱在他姐姐屋里答应着。
　　于而龙在心里暗暗感激他的老伴，她是个识大体、懂事理的女人，别看她有时候唠叨两句，可她有着一颗善良的、同情别人的心。
　　“干吗不进屋去对他讲？”他问。
　　“谁知他们姐弟俩画什么？不让我看。”
　　姐弟俩在屋里格格地笑着，他琢磨不透于菱近些日子，为什么一个劲地热衷绘画？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儿子有许多事对他是讳莫如深的，使他有些苦恼。于菱在他眼里，是被看做浅薄的、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和事业上的追求，基本上是属于浑浑噩噩，谈不上多大指望的家伙。但是，他有时冒出的一句话，两句话，又觉得孩子并不是毫无头脑的。记得前几年，于菱复员回来当工人那阵，兴致一来，向他姐姐学过几天绘画，但很快五分钟热度过去了。好容易他妈妈活动得把他保送进大学，怎么？于而龙纳闷，不学高能物理，又要回头学美术？儿子不像女儿，他觉得于莲几乎没有什么回避他的，她把他既看做是亲爱的爸爸，又看做是谈得来的朋友，可开始长胡子的儿子，却对他有着分明的隔膜。
　　他推开女儿既作画室，又作卧室的屋门，于莲正披着睡衣，捧着一部俄文版的《伊索寓言》，边走边译给她弟弟听，于而龙很快从寓言的含意，明白了她的意图。很明显，因为她不赞成弟弟找的对象，做姐姐的总是进行不惮其烦的教导。
　　“莲莲，莲莲……”于而龙心里念叨：“连我们做父母的，都相当明智地不再干预，放手不管了，你一个做姐姐的，干吗偏要从中作梗，做那种讨厌的反对派，一定要使菱菱不和那个舞蹈演员相好呢？”
　　于莲的散漫随便和落拓不羁，使得头脑相当开通的于而龙也对女儿的行止得耷拉着眼皮——“什么时候真得和她剀切地谈谈，咱们是中国！”可她，睡衣也不系紧，肩头都滑了出来，高耸的胸部，随着她边译边笑的语声在颤动：“城里的耗子决定邀请乡下的耗子，到他家来做客……”她掠了她爸爸一眼，似乎在说：“你别管我们的事，我非把他们的爱情给搅黄为止。”
　　这个怪特的姐姐脾气呀！“那个乡下耗子啊……”她半点看不上眼。
　　确实也是如此，于而龙承认，那个舞蹈演员有点轻佻，有些浮飘，是个很少见过大世面，小家子气十足的姑娘；可是爱情蒙住了眼睛，人就会变得盲目，于菱偏爱上这位特别外在，特别浅薄，像小市民一样眼皮“拉浅”的演员，有什么办法？总不能采取封建社会的家长威力，用强硬手段断绝这对情人的来往。尽管全家四口人，有三票反对，但决定性的一票，是他自己，他投定了，就再也不能更改。——“嗐！也是头犟驴啊！”
　　那时，他从部队服役期满回来，都是谢若萍张罗，在厂里安排了工作。不知怎么碰上了原来的同学，现在是舞蹈演员的柳娟，而且，不由分说，就如胶似漆地亲密了起来。谢大夫医院里有许多好看的姑娘，热心人成打地给他介绍过，并不比演员差到哪去；部大院里也有合适的女孩子，门当户对，比那个小家碧玉有身份多了。
　　不，于菱死活不干，偏要和这个跟高歌好过几天的舞蹈演员交朋友，谁也不能拆散，把他妈妈的胃病都气犯了。
　　“你要从政治上考虑利害，小祖宗——”谢若萍恨不能明明白白告诉儿子：你要为你老子想想，高歌现在是个什么人物？你从他手里把这个姑娘夺过来，该考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苦苦地追求了好几年，现在，又有汽车，又有洋楼，就缺那么一位漂亮夫人；可你倒好，半路上给人家截走了。
　　于菱回答着他妈：“廖伯伯说得有理，在爱情上，谈不到温良恭俭让，好比物理学电子俘获现象那样，用不着讲谦逊。我爱，我就大胆地爱；我追，我就勇敢地追。一个质子变为中子的过程，总要释放出一个中微子，就让高歌成为那个质量等于零的中微子吧！”
　　“你混蛋透顶！”犯着卡他性胃炎的妈妈骂着：“气死我啦，跟你老子一样，一头死不开窍的水牛！”
　　“廖伯伯讲：一个缺乏强烈爱情的男人，算不得一个男人；一个不敢爱、不敢恨的民族，准是个没出息的民族。他说，他要年轻五十岁，也会加入竞争的行列，在爱情的斗牛场上，就应该有卡门一样火热的爱情。”
　　“哎呀，他不怕廖师母从阴间回来掐他。”
　　那都是两年前的旧话了，如今既成事实，不接受不行，老两口也只得默认了。
　　惟有于莲，她尝过爱情婚姻生活的不幸，还在一个劲地说服他：“……乡下耗子胆战心惊，稍有一点响动，就吓得失魂落魄。虽然食品很丰美，有乳酪、有面包、还有蜂蜜”她又继续朗读俄文，可于菱却盯着他的父亲，显得多少有些局促不安地，摆弄着手里的油画笔。大概知其子莫如其父，于菱每当有些什么不想让老子知道的事，而常常逃不脱那双敏锐的眼睛。这时，在许多画稿中间，一张半开纸大的画幅上，有一个人面蛇身的女人，吸引住他。这显然不是于莲的手笔，那种漫画式的夸张，肯定是他儿子的杰作了，那个妖精用一种可恶的眼神，憎恨地仇视着她所看到的一切。尤其是那一副刚用炭铅勾勒上的秀郎眼镜，毫无疑问，是画家信手添上的了，这一添可不打紧，影影绰绰地看去，酷肖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于而龙朝那幅画走过去。他女儿合上了那本《伊索寓言》，严密注视的眼神紧追着她爸爸的身影，似乎觉得他不应该是这种样子，起码报以会心的一笑才是。但是，那一连气追问的“干什么”当中，既有责难，也有惶惑，以至还有点害怕，自以为深刻理解爸爸的女儿，弄得不懂起来。一直到于而龙抬起手来，去撬那绷在画架上的揿钉时，这才喊了声：“爸爸——”
　　于而龙回过身来，望着于菱：“你搞这些只有傻瓜才干的事，是什么意思？”
　　“我干的——”姐姐回护着弟弟。
　　“不，姐姐，用不着瞒住爸，我要画一张贴在我们学校那大批判专栏上，凑凑热闹，别以为全中国九亿人民都是哑巴，都是不会讲话的牲口。”
　　“哦唷，英雄！”于而龙冷笑地说，假如没有和王纬宇这两次为了实验场，为了廖思源的交锋，那么今天如果不在表面上，至少在心底里会赞赏儿子这种敢作敢为的勇气。然而现在这种拼命三郎的做法，至少在这个打过游击的于而龙心里是采取否定看法的，应该积聚力量，应该等待时机，就像过去石湖支队处于劣势时那样，可是，怎样才能给他们讲明白呢？
　　“爸爸，我们不是孩子！”于莲温和地走去拉于而龙坐下。
　　但是，于而龙甩开了她的手：“你们这是在作死”他本想说，聪明的剑手，决不会把柔软的下腹部去迎敌人的剑锋，而是应该躲其锋芒、避其锐气，然后，找到对手的破绽，一鼓作气，置其死地，一点也不手软地战斗到底。但是，于菱冷生生的一句话：“与其像狗似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还不如像人一样地死去——”把于而龙气得两眼发黑，于是回过手来，就要去撕那张画。
　　于莲一下子站在他和画架的中间，挡住了他的手，急促、气愤地喊了一声：“爸爸——”那高昂尖锐的声音，把在厨房里做饭的谢若萍都给引来了。她直以为出了什么事，推开门，只见爷儿三个都赤红着脸互相僵持着。
　　“怎么啦？你们怎么啦？”
　　突然，于莲那对特别明亮的眼睛里，簌簌的泪水像一串珠子从脸颊上滚落下来，她说：“爸爸，你从来不是一个胆小鬼，能指望你的儿女是贪生怕死的懦夫吗？……”
　　泪水使他匆匆而来的火气，匆匆而去，伸出去的手收了回来。他想：也许是这样，每一个时代的人，走上他革命道路的方式，怕不会是尽同的，由他们自己去闯吧，他们自会对他们所走的每一步负责的。
　　难道不是这样吗？他在回忆的波浪里越陷越深了……
　　那蛇身人面像又在脑海里升了起来，张着血盆大口，似乎要把这个世界都吞噬下去，紧跟着，那条张牙舞爪的章鱼，又朝他扑了过来，他仿佛感觉到那章鱼触脚的吸盘，在紧紧地吮着他，随后，又听到那熟悉的笑声，在耳边隆隆作响，也不知是王纬宇，还是王惠平的腔调，告诉他：“需要，弄假成真；不需要，真亦是假！哈哈哈！”
　　于而龙果真被这些幻境搅得有点头晕，把那支没有吸完的纸烟，从舷窗扔到湖水里去，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乱到这种地步，脑子里简直像开了锅一样。
　　毫无奇怪之处，亲爱的游击队长同志，谁让你整整三十年不回家乡呢？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久别以后回到那里，必然会产生一种激动，这是很自然的。更何况石湖对他来讲，又非一般乡土关系，因为这块土地，几乎每一寸，都是经过他的手，和敌人抢来夺去，好容易才成为人民的江山，所以就格外容易动感情了。
　　假如他不是抱着殷切的期望回乡，恐怕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了。他做不到心如古井，能够喜怒哀乐，不动声色。不行，刚才县委副书记关于船家下落的两句话，差点露出了声色，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汉子。谢若萍早就给他预料到了，医生的职业习惯，总要给病症作出确切的诊断，她说：“你回石湖，心情决不会好的，比不得王纬宇，他三头两遭地到家乡转转。”
　　“从何说起呢？大夫！”
　　“信不信在你，因为我想，能使你欢乐起来的因素少，相反，让你失望、伤感的东西倒可能是很多的。”
　　说对啦！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虽说于而龙已经六十出头，但终究不是那种老朽昏聩，感情麻木的人，他的血还是很热的，他的爱和恨还是挺强烈的，才回到故乡多大会儿，也就是一天不到的工夫吧？倒觉得自己的心，像跌进了无底深渊，透不过气来地下沉，而且是无止境地沉下去。
　　不知谁在提醒他：
　　“前面就是三王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