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司令员的黑轿车开到文工团那座丁字楼前停下。

　　他躬身走出车门，把墙上的标语扫了一眼，便踏上台阶。他的步履在什么时候都是有劲的，最近以来尤其是这样。使人感到他目前时运正好，一切都顺心如意，牢牢地掌握着中国南方一大片制空权。他眼睛平视，像箭一样犀利地射向被他看见的地方，表情总是那么严肃，最近以来尤其如此，使人觉得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健、机敏、尊严可畏，是不容侵犯的。他走着笔直的路，进入小礼堂。宣传部有位正在文工团领导运动的副部长，叫了声“起立”的口令，全会场肃然站起。司令员听完副部长的简短报告，便走到讲台前去。

　　“坐下！”

　　他下完命令，挺直腰干端坐在藤椅上，将一百多名文工团员依坐位顺序一个个打量清楚，二十分钟内没有开始说话。会场的气氛显得很紧张，表情丰富的文工团员们全都板着面孔，一动也不动，像两军对垒，正要开火之前。过细审视每个人的神态，却各有不同，有的是严肃，有的是矜持，有的是过分紧张，有的显露出畏惧心理，有的怀有敌意，有的像是愤愤不平，有的闪着挑衅的眼光，有的在勉强掩饰心中的不满，有的好像处于睡眠状态，有的类似悲哭以后的痴呆，有的简直以为自己是被告席上的罪犯，有的在竭力以冷静的表面态度掩盖着得意洋洋的内心活动。人是复杂的动物，人群更加复杂得多，无论你多么复杂，无论你们相互之间的区别是多么微小，也蒙混不了司令员那十分老练和敏锐的眼光，将你们一个个区别清楚。

　　他把眼光移到最后一排末尾的位置上，看到一个微胖的女演员手里抱着一个孩子。

　　“怎么开会还要带孩子啊？”司令员说了第一句话。

　　“报告首长！”那个女同志抱着孩子站起来，“孩子的爸爸被抓去坐牢了，成了反革命，托儿所的阿姨对他另眼相看，我只好抱回来。”

　　“他的爸爸是谁？”司令员问旁边的副部长。

　　“范子愚。她是范子愚的爱人，叫邹燕，话剧演员。”副部长回答说。

　　“托儿所的阿姨会这样做吗？”司令员问。

　　“我没有说假话。”邹燕仍站在那里说。

　　“你，”司令员指着副部长说，“带着邹燕同志把孩子送回托儿所，告诉那里的阿姨，司令员讲的，这个孩子的爸爸不是反革命。今后，就是对反革命的孩子，也要一视同仁，孩子不负父亲的政治责任心，”他一字一板地说，每个字都经过了考究，就像在指挥作战中，口头发布命令，报务员直接译成电文发拍出去时一样。

　　邹燕说的未必是真话，她是带着气说话的，也许是故意这么做出来给司令员看的。这一点，文工团有一些人心里明白，那位副部长也有所感觉。司令员也同样觉得蹊跷，他权且把这件事当成真的，认真对待，妥善处理。倒使邹燕感到十分意外，副部长领她到托儿所去，她迟疑慢走，有点慌张。司令员看着她离开会场的表情和动作，心里暗笑了一下。

　　一部有车篷的卡车开到小礼堂旁边停住，首先跳下来的是背枪的战士，后面便是那八个被捕的文工团造反者。高炮连连长走出驾驶室，简单说了几句，便由每一个战士押一名罪犯，从侧门走进小礼堂。会场第一排座位是预先为他们准备好的，一个挨一个地坐下。连长向司令员行了礼，报告说：

　　“请首长指示，我们还有什么任务？”

　　“没有了。你们回去吧！”

　　战士们在连长带领下离开了会场。

　　司令员又更加过细地将这八名被捕者巡视了一阵。当看到范子愚时，他盯住半分钟不动，好像企图穿透头发头皮和颅骨，看清里面的脑髓到底是由什么做成的。当看到赵大明时，他的眼光一下子软了下来，像锋利的长剑猛然淬了火，眨了一下眼睛，从他身上闪过去。

　　“范子愚同志，受苦了吧？”司令员带着捉弄的微笑说。

　　“没什么，”他说，“跟出差一样。”

　　“怎么那样宽待你们？”

　　“谁知道！被子是招待所的，一间房住四个人，还可以聊天，就是不让出去，伙食比文工团还好。”

　　“这个高炮连连长肯定是你们的同伙。”

　　这些回答使得全场的人莫名其妙，啼笑皆非，到底是玩的什么把戏呢？大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紧张情绪在迅速地消散，有的人开始交头接耳，有的在窃窃发笑。

　　“不要笑，”司令员严肃地说，“这是政治斗争，是严肃的事情。你们想跟我斗，我告诉你们，我是老奸巨猾的，身经百战，有丰富的经验，你们这些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怎么样？演习了一回吧！失败了，当俘虏，乖乖地住临时招待所去。”

　　宣传部副部长和邹燕送完孩子回来。邹燕见会场情绪变了，有点诧异，仍走到原来的位置坐下，与旁边的战友嘀咕了几句，又挺起脖子望望坐在第一排的范子愚，安静下来了。

　　司令员正在说话：

　　“……我要讲你们不懂政治，你们不会相信的，心里还会骂我，以为我是故意搞得神乎其神来吓你们。你们自己觉得自己很精通，语录背得很多，报上文章也很熟悉，头脑聪明，反应快，一下子就懂了。依我看，你们越是觉得很容易懂的，一下子就讲得出一套的，就越是没有懂，晓得吗？你要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呢？那我解释不清，只能靠你们自己去积累经验。钉子碰多了，你就会懂了。有一些革命几十年的，当了大官的，到头来，也还是不懂。你们说政治是什么？……谁回答一下……范子愚，你告诉我，政治是什么？”

　　范子愚想了想，用一条毛主席语录来回答说：“‘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这是毛主席讲的。”

　　“对，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司令员说，“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砍脑壳的。我们最初搞革命的时候，砍掉土豪劣绅的脑壳不少，他们后来搞报复，砍掉我们的脑壳就更多。我问你们，你们搞政治，做了砍脑壳的准备没有？范子愚，你讲讲看，你是怎么准备的？”

　　“我没有做砍脑壳的准备。”范子愚说，“毛主席号召造反的，谁敢砍我们的脑壳？坐牢的准备是有的，一搞反动路线，我们就要坐牢，但坐不了多久，毛主席会救我们出来。”

　　“唔……”司令员沉吟，点着一支烟，干脆把烟盒放在讲台上，连连吸烟，停了一分钟没有说话，“你……想得也对呀，所以、你就那么天不怕，地不怕。但是……我劝你，还要把准备做得充分一些。现在当然不作兴砍脑壳了，你……准备还要充分一点，还要充分一点。”他好像有许多话不便明说，所以断断续续，而且话外有音，“你刚才讲一搞反动路线，你们就要坐牢，是不是说，我这回就是搞的反动路线啊？”

　　没有人回答。

　　“是不是啊？”

　　仍没有人回答。

　　“沉默就是反抗，你们不做声，就是对我的反动路线不满，就是说，我这回抓你们是叫反动路线，是吧？”

　　还是没有人说话。

　　“我这个不是反动路线，这叫做与人为善。为什么是与人为善呢？我今天要把全部内幕告诉你们。”

　　大家都十分注意，静静地听着。

　　“这个阴谋是谁搞的？不要去猜了，彭其搞的，就是彭其这个老奸巨猾的老头子搞的。你们要销毁工作组搞的那些材料，你就讲嘛！派代表来谈判嘛！那个问题不大嘛！要那些东西干什么！谁也不想在文工团抓出反革命来。那点小事，只要你们心平气和地说一声就完了。后来不是给你们烧了吗？没有什么东西，都是你们自己写的大字报、小字报。一只蚂蚁，你们把它看成了大象，偏不好讲好说，在范司令指挥下……”

　　有人发笑。

　　“……经过周密策划，想显一显造反派的威风，还调来地方队伍，喝哟！人马众多，声势浩大，想把我这个老头子吓一跳，好向你们投降。我才不呢！我不会投降。稍施一点小计，你就上当了，想去抢材料，抢出来的是机密文件。你说我抓人抓得对不对？当然是对的，我的道理比你硬得多，你盗窃机密文件，我不抓人？我不抓几个头头，怎么把背景查清楚？谁晓得后面有没有阶级敌人？不抓人还行？不抓人我就失职了，你们看对不对？”

　　很多人笑了。

　　“现在想起来觉得好笑吧！你们不要笑。就这一点点小计谋，可以叫你们笑，也可以叫你们哭。我听说有些人已经哭了，哭过以后，现在又来笑。我讲了你们是小孩子你们不相信，是不是呢？现在晓得了吧！不过，本来也可以只叫你们哭，不叫你们笑的。如果彭其这个老头子厉害一点，他有心要害你们的话，也做得到。你盗窃机密文件嘛，有照片为证，你赖也赖不脱，够不够资格开除军籍呀？开除你了，你再闹去吧！但是，彭其这个老头子没有那么狠心，他跟你们是同志，不是死对头。范子愚，我同你有什么仇？我们没有仇，我们是战友，只是职位不同。我为什么要害你呢？害掉你，我们的队伍少了一个人，是人多一点好还是人少一点好呢？刚才邹燕同志把孩子抱到会场上来向我示威……”

　　邹燕难为情地笑了，前面的人都回过头去看她，一片笑声。“你以为我不晓得你那是示威呀？我晓得，一看就晓得。马上，我就拿出一手来对付你，你倒反而不好办了，是不是？”

　　宣传部副部长插话说：“我们到了托儿所，把司令员的话一传达，那里的阿姨很奇怪，都说：‘我们没有把她的孩子另眼相看哪！’”

　　又引起一片笑声，邹燕脸红了。

　　“言归正传。”司令员接着说，“我刚才讲我那个不叫反动路线，是叫与人为善，还没有讲清楚。同志们，我为什么要搞这么一次演习呢？因为、不搞这次演习，你们不会冷静起来，我想劝劝你们都做不到，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老老实实开会的场面，我一讲，你们就会喊打倒，话也讲不成。这次演习是很必要的，通过这次演习，你们下一步的运动会把水平提高一点。还有，我想通过这次演习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军队里头不能随便冲冲打打，这个地方一动就是机密，一动就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军队的纪律很严格，执行起纪律来是很厉害的，过去打仗的时候，我叫你去冲锋你不去，再讲一次你还不去，我就当场枪毙你。军队要打仗，没有纪律不行。再一个是，你们对待政治斗争要抱谨慎态度，要防止上当。我搞了一个小小的阴谋，你们就上当了，碰上比我更高明的角色来引诱你们怎么办呢？你敢吹牛保证不上当？我看邹燕同志就上当了，为什么要对我示威呀？谁在你背后摇了一扇子吧？”

　　邹燕低头不语，有些人在默默沉思，有些人觉得司令员的话都很新鲜，听得张起口，眼都不眨：

　　“我晓得，我像神仙一样，跟诸葛亮一样，没有看见的事我都晓得。我们这里是不平静的，现在哪个地方都不平静，哪个地方都有野心家、阴谋家。你们不要以为凡是对你们笑的都是好人，不要以为支持造反的都是好人。要小心上当，小心上当，还讲一次，小心上当。比你们高明的角色多得很，比我高明的角色也多得很，要小心上当！”

　　邬秘书从大门外走进来，轻手轻脚坐在最后一排，除司令员以外，其他人都没有发现他来了。

　　“要小心上当！”他重复说，“你晓得人家肚子里想什么呢？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听说有一种自杀的方法很有味，就是在静脉注射吗啡，开头你会兴奋，舒服得很，后来就昏迷了，自己不晓得自己是怎么死的。高明的阴谋家想害你，他就给你打吗啡。你们上过这样的当没有？过去可能没有，这样的当只能上一回，来不得第二回。”

　　听众席上有很多人在偷偷地看表，已是下午五点半了，正是开饭的时候。但司令员没有看过一回表，谈兴正浓，大概还以为早得很呢！

　　“怎么？有点坐不住了？”他也看出了会场上的动荡，“可以走，也可以留下来听，可以去上厕所，随便。今天是集体谈心，就像我到了你们家里一样，这不是做报告。有些话我想了很久，一直想跟你们谈谈，没有机会。平常我不大到你们这里来，演戏唱歌出不了大事，还有政委把关，我放得心。现在你们搞政治，我放不得心，看你们做了几件事，更使我放不得心。所以要谈谈，一定要谈谈。是真话，愿意走的可以走，不要顾虑。”

　　除了有些上厕所的以外，其他人都不走，虽然饿着肚子，也没有人提出吃了饭再说。

　　“我告诉你们，我这个老头子也是不懂政治的，我对你们讲，要你们小心，我自己就很不小心。我犯了错误你们晓得吗？……有人晓得吗？……听到过一点风声吗？”

　　听他这一说，全都瞪着眼睛，表示惊讶，连范子愚都吃了一惊，小声问旁边的赵大明说：“什么错误？”赵大明同答：“听他说吧！”

　　“看样子还没有走漏消息。”司令员观察一阵以后，做出了判断，“我现在告诉你们，省得再去打听了。我犯了错误，在去年的一次高级会议上，我说错了话，知道吗？你们文工团员说错两句话不要紧，我作为一个司令员是不能说错话的。到底说错了什么话，同志们不要去打听。军人要遵守保密规定。”

　　邬秘书将小本子放在膝盖上，眼睛望着讲话的司令员，手在飞快地记录。

　　“不要记，不要记！”司令员发现了，“我今天是集体谈心，不要记，谁也不要记。”

　　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在记，左顾右盼地望了一阵。邬中站起来走出去了，不久又回来。

　　“当然，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谅解我了，原谅我不懂，无知，认识了就行了，所以还叫我回来主持工作。不过，下不为例，下不为例。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有好处，省得你们哪一天听到一点风声就把我揪住不放。部队有战备任务，司令员天天挨斗，工作怎么搞啊？范子愚同志，你说是吗？”

　　“我们原来根本没有想过要斗司令员。”范子愚望望他的同事说。

　　其他人也点了头。

　　“要是有人在背后唆使一声，你们肯定会来斗的，驾飞机，戴高帽，叩头，把这个老头子整死他算了！反正也活不了几年了……唉！……”

　　司令员眼圈红了，情绪有些反常，嘴唇翕动了好一阵，却没有说出话来。听众当中有些感情脆弱的女同志跟着红了眼睛，其他人都静静地听着，气氛沉闷得很。就在这时，江醉章来了，他也和邬秘书一样，在后面找了个位子坐下，不吭一声。

　　“这个驾飞机……不好，……踏上一只脚……不好，不好，很不好。你们是解放军，是革命军人，人民群众很尊敬你们，你们怎么这样粗野呢？不好，很不好，这不晓得是什么人发明的，我肯定它不是好人想出来的主意，是一个与共产党有仇恨的人想出来的。他心里的仇恨埋了多年，没有机会发泄，今天一看，你们共产党的干部也有被打倒的一天，好！老子正找不到出气的机会，狠狠地整你一下子，从肉体上折磨你，从人格上侮辱你。如果准许杀人的话，拿钝刀子一块一块地割死你。同志们，你们跟那个发明者不同，你们是热爱共产党的，你们自己就是解放军，你们为什么要学他们的样呢？当然，那个发明人很狡猾，他说只有这样才是革命，谁不这样做，就叫你保皇狗，也把你拿来驾飞机，你干不干？所以，我……能够理解同志们，但是今天讲清楚，以后不要那样做了。这样做，从效果来看也不好。你就讲那天斗争胡连生吧！你们斗得他承认了错误没有？越斗越骂娘。当然，现在查清他有精神病，不正常，已经治病去了。同志们，我再讲一次，不要把那些仇恨共产党的人发明的东西学过来。要有点感情，要讲点道理，起码，也要有点同情心。你们那回斗陈政委，把墨水往他脸上倒，谁这样对待过你呀？陈政委在你脸上倒过墨水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他只有一只手，你是两只手，他一只手挡不住你的两只手，如果他那只左手没有扔在战场上，也可能好一点，能够抬起来挡一挡。可是……同志啊！你年轻力壮，两手健全，要去欺负一个残废人。如果你们也把陈政委驾飞机，踏上一只脚，只要被我看见，我会开枪，我的枪法很准，也给你打掉一只手。不是讲假话，不是吓人的，我这个老头子做得出。不为别的，因为我有感情，有点同情心。如果一枪打响，我自己要成为反革命的话，我第二枪就指着自己的太阳穴打。去他娘的！省得心里难受……唉！……你们碰到一个好人，碰到他头上，像妈妈一样的人，阿弥陀佛！……你要晓得，陈政委这样的人能活到今天不容易啊！胡连生思想反动，他能够活到今天也不容易啊！今天为什么一定要消灭这九死一生留下来的几个老、弱、病、残！何苦呢？老头子年纪大了，一餐只吃二两米，吃不了多少，你分一点点给他吃就不肯啊？要快点把他整死，反正你是多余的，没有用了，还喜欢碍事，绊手绊脚。是的，讨厌！杀死他算了！……”

　　有个坐在最后一排的文工团员轻步走到前面来，在宣传部副部长耳边嘀咕了一句。副部长立刻站起来，向小礼堂门口走去。陈镜泉政委抖动着空袖筒无声地出现在门口，注目看着正在讲话的彭司令员。副部长迎上去，江醉章迎上去，文工团员们都回头向后面看去。彭司令员也发现政委来了，望了一眼，没有打招呼，讲话暂时中断。他又拿起一支烟，在还有一寸长的烟头上接火，借机稍事休息。由于手在发抖，烟和烟头对不到一起，费了很久时间才把烟点着。连续吸了几口都喷出来了，大概是因为烟吸得太多，使口腔苦涩，舌头麻木，做了个难受的表情，像吃了辣椒一样。

　　陈政委问副部长说：

　　“司令员是什么时候来的？”

　　“下午四点。”副部长回答。

　　“一来就在这里讲话？”

　　“唔，中间没有休息。”

　　“吃了饭吗？”

　　“还没有呢。”

　　陈政委看了看表，说一声：“快七点钟了。”并未同江醉章打招呼，走到会场前面来，早有一个文工团员从办公室搬来一把藤椅放在那里了。

　　“吃了饭再讲吧！”政委在藤倚旁边站住，对司令员说，“你自己肚子不饿？”

　　司令员不愿意人家打断他的话，他要把憋在心里已有很长时间的愤怨一下子倒出来，半点不留，便没有理会政委的建议，继续滔滔地说下去：

　　“就是他，这个一只手的老头子，日本人的炸弹皮本来是飞到他脑壳上来的，正好他卧倒的地方是一个斜坡，身子往前面滑了一下，才救住了脑壳断了这只手。如果不滑那一下，就没有脑壳再戴你们的高帽子了。他现在心脏病很严重，不晓得马克思会在哪一天召见。他一没有野心，二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党叫他当了这个兵团政委，他就老老实实地当，卖出命来搞工作。他一餐只吃一小碗饭，跟我一样，爱吃点辣椒，别的也没有什么要求。一定要整死他做什么？他这一世吃的苦还不够吗？让他坐一坐汽车，吃点合味的辣椒菜，这就看不过去了？把他那部轿车拿来公用，你们也坐不下呀！顶多能坐四个人，何苦呢？何苦呢？”

　　“不要讲这些了。”政委坐在藤椅上插话。

　　“好，我不讲你，我讲我自己。我这个人跟他不同，没有他那样的涵养。我是有脾气的，是一个犟人，要不是犟，我也不会搞革命了。你们拿我戴戴高帽子试试，也给我涂点墨水试试看，我身上有枪。”他激动得不可遏制地把小手枪掏出来，往讲台上一放，“这家伙不是进攻武器，是自卫用的，我要自卫了，我就要放，谁碰上谁就倒霉。”

　　陈政委见他讲些这样的话，急得坐立不安，想提醒他一句，又当着这么多人不便说，只得反复催促道：

　　“吃了饭再讲吧！吃了饭再讲吧！”

　　“不，我不吃饭，我肚子饱得很。大家也陪陪我，受点饿肚子的锻炼。军队打起仗来是要经常饿肚子的，餐把饭不吃，小事一桩。我要把话讲完，不讲完心理过不得。”他又回复到原来的话题上去，“不要欺人太甚，逼人太狠，把人逼到死路上了，就会不顾一切的。人在生死关头力气最大，年轻时同敌人拼刺刀，能把刺刀挑弯，把枪托打断，平时你要我挑弯一把刺刀我做不到，只有在那个时候，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我身上的劲不知从哪里来的。到了那个时候，去他娘的！拼死一个不亏本，拼死两个，我赚一个。万里长征都走过来了，反正这条命是捡来的，快到六十的人了，死了也值得。兵团司令，我不稀奇，当了好多年了，什么味道我也尝过了。你以为这司令好当，是美差吧？这是一个苦差，苦得很，麻烦得很，还不如解放战争时候当那个骑马的纵队司令好过，硝烟里滚，火光里钻，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上下级，同志间，都很亲密，谁也不给谁戴高帽，谁也不夺谁的权，要死就死在敌人的炮火底下，不死就杀得他尸横遍野。我这个人只爱过那样的日子，不爱现在这一套，看起来，我是过时了，是没有用的了。我真想打个报告辞职，去他娘的！九九归原，回家种田去。但是，我辞掉不干，谁来干？要你范司令来干？那我不放心，讲实在的话，我不放心。你们没有打过仗，敌人一来，你们只会瞎搞一气，你的口号喊得再响，敌人也不会吓得跑回去，你大喊砸烂他的狗头，他才不怕哩！还不一定是谁砸烂谁的狗头。我不放心，我们这上千架飞机不能叫你来指挥，也不能叫你们江部长指挥。他只会写文章，写的那文章我看不懂，也不晓得好在哪里。我是一个蛮人，是莽汉，只晓得一些简单道理，只晓得人民要我们守住这块天，我不能把它丢掉。你那个文章能把敌人吓退，我这个司令就让给你当，你吓不退，我就不能让。所以，我不辞职，我要干下去，我明天还要下部队去检查战备。最近一段时间，部队只晓得敲锣打鼓，唱语录歌，放鞭炮欢呼最新指示发表……”

　　陈政委在旁边使眼色，彭司令员只顾望着会场讲话，没有注意到。政委又是咳嗽又是弄得藤椅吱吱地响，他仍是没有注意到。最后，从来不吸烟的陈政委站起来走近讲台去拿烟，彭司令员见有一只手伸向他的烟盒，这才注意到了，侧脸一看，是他，觉得奇怪。

　　“你怎么也吸起烟来了？”

　　“熏一熏，脑壳清醒一点。”他说着，接过彭司令员的半截烟头来点烟，借机背对会场，挤了两下眼睛。

　　彭司令员领悟了他的意思，赶快补救说：

　　“当然，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这是应该欢呼的，敲锣鼓，放鞭炮，唱语录歌，都应该，应该。我不是讲这些要不得，我只是讲，鞭炮要放，高射炮、机关炮也要放一放，过久了不放，会放不响的，炮管里会生锈。我要到部队看看去，明天就去，要同干部、战士商量商量，能不能抽点时间来放放高射炮？我是司令你是兵，职位不同，责任是一致的，都是为人民守住这块天。”他忽然提高声调，“同志，你晓得农民种田好辛苦？你晓得这飞机高射炮是怎么造出来的？你到农村去参加一期抢收抢种，到工厂去看看翻砂工人的劳动吧！我们要对得起他们，口号要喊，事情也要做，战备还要搞。农民顶着黄火大太阳在插田，满以为一个月给你四十五斤米，养活你了，在守卫，不要担心祸从天降，没有想到我这个司令挨斗去了，你那个兵喊口号去了，敌人的飞机把炸弹扔到了农民的背上，他死了还不晓得是怎么死的。你就那样无心肝，不晓得可怜可怜那些老老实实的农民？你我都是一些混世魔王，混账鬼！同志，我告诉你，我不怕你斗，你斗得我只剩一口气了，我还要进指挥所，你要我死，我就死在岗位上。我打了四十年仗，死了无数回，死了又活，活转来又打，打不死的程咬金。你说我犯了错误我就改，说改就改，下回再不那样搞了，你不相信我，我自己相信自己，一定改好。当了四十年共产党，连个错误都改不了吗？那样不争气？那样没有骨头？”他再次提高声调，“同志们，我请你们下部队去走走，排一点鼓舞斗志的好节目，像抢渡庐定桥那时一样，把行军鼓动一搞，部队嗷嗷叫，一天一夜走完二百四十里，饿着肚子打胜仗。去给部队鼓鼓劲吧！把战备搞好，把训练抓起来。我老头子跟着你们一起去，要斗，你们就在路上斗，我不坐专机，也不坐轿车，跟你们一起坐在卡车上，斗起来方便。斗完了，我们跳下汽车就合作，鼓动部队搞练兵……”

　　“坚决响应兵团首长的号召——！”

　　忽然有人领头喊起口号，司令员一看，是邹燕，她涨红着脸，显得很激动。有些人跟着她喊了，有些人没有反应过来。接着又有人喊：

　　“学习老红军的革命传统！”

　　“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接二连三地响起了一片口号声。心情复杂的江醉章举手也不好，不举也不好，左右为难地跟着喊声举起一半，口虽张开着，却没有声音。他终于耐不住了，站起身走出礼堂去。一背过脸来，颜色就变得极端难看，牙巴骨咬得紧紧的，眼镜快滑到鼻尖上来了。他急急忙忙走进文工团办公室，有一个值班员坐在那里。

　　“去把范子愚喊出来。”他气冲冲地对值班员说。

　　值班员应了声“是”，起身欲走，江部长把他叫住，补充说：“告诉他，接电话。”

　　“到哪里接电话？”值班员不明白地问。

　　“就在这里。”江部长指着未曾响铃的电话机说。

　　值班员显然还是没有懂，望望电话，又望望部长，最后终于醒悟了似的，“哦”了一声，走出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