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岁除》这篇小说里，作者白先勇用的仍是冷静的客观叙述法。采取全能观点，以第三人称写成。整篇小说，主要建立在人物的对话上：故事背景由对话供应，情节发展藉对话推进，而最令人惊叹的，是人物的性格，经由对话的内容与口气活生生表现出来。在《岁除》里，白先勇确实以实实在在，自然无比，却又多彩多姿的对话，创造出一个有血有肉，可闻可见，十分令人怜悯令人难忘的角色——赖鸣升。
情节推展所囊括的时间，不过数小时；从头至尾，写只是除夕夜赖鸣升在刘营长夫妇家吃的那顿“团圆饭”。但因为喝酒吃饭时“话旧”，我们得知赖鸣升一生的故事。赖鸣升当了一辈子兵。因年老，已退役一年，现是荣民医院厨房里的买办，即军队里所谓的“伙夫头”。他与民国同岁，少年时期“就挑着锅头跟革命军打孙传芳去了”；他的生命巅峰，是抗日战争时在四川当连长的那段日子，而其后参加“台儿庄之役”，死里逃生的经验，是他记忆里最光荣、最神圣的一件生活记录。对于这段壮年时期的回忆，变成了今日年衰运外的赖鸣升藉以继续生存的惟一精神滋养。如此，十分贫穷的他，在这除夕日，却“偏偏还要花大钱”，买酒、买鸡、买蜡烛，老远从台南赶到台北，为的是和刘营长夫妇——知道他许多“过去”的老相识——守个岁，话话旧，重温一次那已经长逝的，却又因已凝成坚固记忆而依旧留存的生命光辉。
赖鸣升是《台北人》里典型的不肯面对现实，在回顾中找寻生命意义的悲剧角色之一。但他不像《台北人》里有些人物那样趋干自冷。这并非因为他不知自己今日年龄身份与以前不同，相反的，这一点他倒看得相当清楚；而是因为他觉得他生命的血液，曾一度流入国家生命的大动脉，他的个人命运曾与国家命运紧密维系在一起，于是对他自己怀着一个固定的“巨人”（或“英雄”）自我意象（selfimage）。而当无情的岁月逐渐夺尽他的青春，逐渐侵蚀他的肉身，他却坚持保守那个固定的、相同的自我意象。赖鸣升所不能面对的现实，并非从连长降为“伙夫头”之事实。甚至也不是自己年老的事实。他不能接受的，是“时间能改变一切，无可挽回地改变一切”之残酷事实。而他的悲剧根结，也在于他坚持在流动的时间里，攀住这个与事实愈来愈远离的自我意象；梦想着“改变”只是暂时，好像只要把倒霉的日子赶快催走，就会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
赖鸣升本人，一直没觉悟到自己在“自欺”。但我们读者，在作者的安排下，清清楚楚看到现在的赖鸣升，和他心目中的自己之间所存的大差距。这差距便是此篇小说的主要反讽，同时也是最令人对他同情叹怜的地方。
首先，我们注意到，作者在描写赖鸣升的外貌、长相、举止时，就着意把他介绍为一个历尽沧桑的“巨人”模样，以吻合赖鸣升的自我意象：
……他那一头寸把长的头发，已经花到了顶盖，可是却像钢刷一般，根根倒竖；黧黑的面皮上，密密麻麻，尽是苍斑，笑起来时，一脸的皱纹水波似的一圈压着一圈。他的骨架特大，坐着比旁人高出一个头来，一双巨掌，手指节节瘤瘤，十只树根子似的。
他的“嗓门异常粗大”，说话浓浊，喜欢呵呵大笑。他向刘英（刘营长十岁大的儿子）表示疼爱的方式，是“伸出他那个巨掌在刘英剃得青亮的头皮上拍了一巴掌”。他说话拍大腿，激动起来，会“突然跳起身来把桌子猛一拍”，“把火锅里的炭火子都拍得跳了起来”。这种种描写，除了反映赖鸣升豪迈、粗犷、不屈的性格，更使这一角色在读者眼中，看起来好像真是个用铁打成的巨人似的。
我们观察赖鸣升其人与其“自我意象”之差距，可以沿两个线索。其一即研究他的言谈表现，然后与他的行为表现互相比较。其二是分析小说里其他角色对赖鸣升的看法，然后与赖鸣升对自己的看法对照一下，看看有何不同。
我已提到，人物对话是这篇小说的主干。这篇小说的成功，主要是靠对话的传真与传神。首先，我想提一下，刘营长夫妇和赖鸣升全是四川人：刘营长是“一口的四川乡音”，刘太太的“一口四川话，一个个字滚出来，好像不黏牙齿似的”；赖鸣升的四川话，却是“浓浊的川腔”，他们的对话里，回响着四川方言的音韵。然而白先勇处理地方方言，一般只取其精要，捕捉特异口气，止于“逼真”“传神”之目的，一点都不像有些方言文学那样刁钻难解。也就是说，一个不懂某种方言的读者，也大致能完全了解白先勇的小说人物用方言所说的话。四川活颇似国语，所以在“岁除”里，作者成功做到这点，可能还不太难，但像在《永远的尹雪艳》里，由于上海话与国语大异，作者在逼真传达地方口音之同时，亦不使人费解其意，这实在极为难得。然而关于白先勇的方言运用，值得专题讨论，而且如果论起白先勇写对话的高明手法，方言之使用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所以关于这点，现在就说到此。
赖鸣升的性格，主要靠他自己谈话的内容与口气，表露出来。从他谈吐中，我们处处可以感觉到他的自视之高。由于觉得自己的过去，自己的血汗，曾经帮同创造了整个民国的历史，直到今日他还保留那份骄做，那份顶天立地，舍我其谁的气概。他倒很知道自己年纪已老，地位卑微：像他当“伙夫头”，或被山地女人骗走退役金等显示他“身分下降”的事，全是他谈话中自己说起的。他并不耻于这些事实，因为他完全生活在“过去”；对于往日的回顾，给了他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在吃这顿年夜饭时赖鸣升所说的那许多话里，除了醉后有一段，对自己现在的处境发了些牢骚（捧大脚的屁眼事，老子就是干不来，干得来现在也不当伙夫头了）外，我们感觉到的，一直便是他这份凛然自尊，而不是自怜自哀。“过去”的光辉，笼罩着他，显然使他对“现在”视而不觉，知而不悟。
细察赖鸣升在喝酒过程中，受酒精影响，说话口气内容的逐渐改变，是件相当有趣的事。清醒时的赖鸣升，保持一般做人修养，在做客时，不说粗话，态度也相当谦虚。但我们还是不难觉出在这份“修养”后面，他的自视之高。首先，他就十分自觉并骄做于他身材之高大（“幸亏我个子高，把那对蜡烛举在头上，才没给人碰砸了”），他自称“大哥”，称刘营长夫妇为“弟妹”，称刘英为“小子”，称刘太大的表妹与她男友为“骊珠姑娘”“俞老弟”；这固然是由于交情、习惯与年份差异，却也显示他以老大哥、老前辈自居的骄傲。他问刘英将来想干什么，刘英回答“陆军总司令”，惹得大家大笑，赖鸣升却赞许道：“好大的口气！小子要得。你赖伯伯像你那么大，心眼比你还要高呢。”赖鸣升说，他带来的一打金门高粱，并不是买的，是从前一个老部下送的：“亏他还记得我这个老长官，我倒把他忘了。”言下颇流露他对自己感觉的重要性。经过他这一句无意的，或下意识的“提醒”，刘营长立刻说“你也是我的老长官”，要向他敬酒。接着刘太太也加入，“桌上的人个个都立了起来，一齐赶着赖鸣升叫‘老长官’，要敬他的酒”。赖鸣升起先谦虚一大番，说堂堂一个营长，怎能称一伙夫头为“老长官”。但胡乱推让了一阵之后，“笑着一仰头也就把一杯金门高粱饮尽了，然后坐下来，咂咂嘴，涮了一撮毛肚过酒”。只这么几句描写，我们就看到赖鸣升当时那副惬意自得的样子。
赖鸣升在军队过了一辈子，虽然大概没担任过比连长更高的职位，他却对“军人”这一身分，怀着一种笼统固定的意象；而此意象，正与他心目中过去的自己，合而为一。任何与此意象不符合的举动表现，在他看来，都是对军人身分的一种亵渎。所以当他发现俞欣，一个年轻的官校学生，只喝下半杯高粱，没有干掉它时，“他立刻好像被冒犯了似的”，指责道：
什么话！……太太小姐们还罢了。军人喝酒，杯子里还能剩东西吗？俞老弟，我像你那点年纪的时候，三花、茅台——直用水碗子装！头一天醉得倒下马来，第二天照样冲锋陷阵。不能喝酒，还能当军人吗？干掉，干掉。
俞欣只得勉强饮尽，赖鸣升连忙又往他杯子里筛酒。骊珠向赖鸣升解释俞欣确实不会喝酒，赖鸣升却不以为然，说：“骊珠姑娘，你莫心疼。几杯高粱，一个小伙子那里就灌坏了？”接着，他开始“倚老卖老”，硬塞给人一些“劝言”，以自己单身汉的身分，居然谈起夫妇相处之道，劝俞欣“要向你们刘营长看齐，日后好好的疼太太”。由此，话题转到女人，他叙述如何在去年，因为“动了这么一下凡心”，想结婚，被一个年轻的山地寡婆子把三万多元退役金全拐走了。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时的赖鸣升，已颇有几分酒意，“修养”开始减退，说的话，用的字，都比以前“粗”了许多，譬如他开始用“屁”字（“那笔钱给有钱的人看来呢，不值一个屁”，“山地野女人屁良心也没得”），也头一次称自己为“老子”（“走的时候，还把老子的东西拐得精光”）。叙述完毕，他上下打量俞欣一番，说：“要是我还能像他一样，那个野女人——赶她走，她也舍不得走呀！”然而，在他心目中，年轻英俊的俞欣，是否真能和过去的自己相比？不然。他说：“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当年我捆起斜皮带的时候，只怕比你还要威风几分呢。”
接着，他便自称“借酒遮脸”，追叙起“割靴子”往事，解说他在成都当骑兵连长时，如何受他们营长的一个姨太太挑逗诱惑，同她发生艳事，如何割掉他们营长的靴子。（我们注意到，这个营长是“小军阀”，不是好军人，所以和他的姨太太“偷情”，显然丝毫不损害赖鸣升心目中的军人意象。）这段对过去强旺青春的回忆，加上酒性发作，使得赖鸣升在叙述完毕时，“怔了半晌，然后突然跳起身来把桌子猛一拍，咬牙切齿的哼道：‘妈那个巴子的！好一个细皮白肉的婆娘！’”这之后，他就常常自称“老子”。他说那个营长心里动了疑，“那王八蛋要老子到‘台儿庄’去送死呢！”话题就这样自然而然移转到赖鸣升珍藏心底的最神圣光荣的往事。
俞欣因为军校里，教官讲抗日战史，正讲到“台儿庄之役”，所以兴冲冲地问赖鸣升：“老前辈也参加过‘台儿庄’吗？”
赖鸣升没有答腔，他抓了一把油炸花生米直往嘴巴里送，嚼得咔嚓咔嚓的，歇了半晌，他才转过头去望着俞欣打鼻子眼里笑了一下道：
“‘台——儿——庄——’，俞老弟，这三个字不是随便提得的。”
对于未曾身历其境而讲授台儿庄之役的军校教官，赖鸣升充满鄙视。他突然捞起毛衣，掀开衬衫，露出胸膛上一个碗口大殷红发亮的圆疤，原来这就是在台儿庄之役，他被一炮轰掉半个胸膛，留下的痕迹。这块圆疤是他一生最光荣的记录，“比‘青天白日’还要稀罕”，“凭了这个玩意儿，我就有资格和你讲‘台儿庄’。没有这个东西的人，也想混说吗？”这时的赖鸣升，由于话题触及他心中的“圣地”，同时又已深受酒精影响，已经完全失去清醒时的谦虚修养，谈话间毫无掩饰地表露对拥有“过去”的自己之骄傲，对没有“过去”的别人之轻蔑。他的“巨人”自我意象，如此顽固地盘踞他心中，使他知而不悟过去已经永远过去；仅凭意念，仅凭精神，而没有健壮肉身的支持，他已再也不能和以前的自己相比了。所以当刘营长劝他慢点喝酒时，他大不以为然他说：“这点子台湾的金门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吗？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陆上，贵州的茅台喝过几坛子了？”言下流露对象征“现在”的台湾之轻视，对象征“过去”的大陆之向往。接着他对刘营长说：“莫说老弟当了营长，就算你挂上了星子，不看在我们哥儿的脸上，今天八人大轿也请不动我来呢。”这虽是一句醉话，却赤裸裸揭露了赖鸣升那已成幻影而不自知的巨人自我意象。
醉醺醺的赖鸣升，对自己现今处境发了几句牢骚，然后晃荡着头颅说：“今年民国多少年，你大哥就有多少岁……到了现在还稀罕什么不成？……就剩下几根骨头还没回老家心里放不下罢咧。”这里，即使赖鸣升本人没有“自大”到把自己比做中华民国的意思，作者的影射用意是明显的。事实上，作者在小说开头描写赖鸣升的外貌时，就特别提到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磨得见了线路的藏青哔叽中山装”。
刘太太阻止赖鸣升再喝酒。赖鸣升挣扎立起，狠狠拍了两下胸膛，沙哑着嗓子说道：“弟妹，你也大小看你大哥了。你大哥虽然上了点年纪，这副架子依旧是铁打的呢。”于是他离开桌子，摆起架势，当众扎手舞脚的打起拳来，炫示他的功夫。刘太太笑着，硬拉他到后面洗脸，赖鸣升临走还回过头来说，日后“打回四川”时，他至少还抬得动十个八个饭锅头。不久，从盥洗室，便传出一阵呕吐的声音。
赖鸣升醉倒睡下了。本来计划打通宵麻将的，终于没有打成。当初吹说最会“逛花园”，约定“不到天亮，今夜谁也不准下桌子”的，原来是他自己。而现在，纵然“有心”，却已“无力”；精神尚存（睡倒前还特别嘱咐刘营长“替几手，回头他自己来接”），但肉体到底支持不住。他这一睡下去，当然是爬不起来的。即连放爆仗给刘英看的小小诺言，也没得守住。今日的赖鸣升，其人与其自我意象之间，是很有一段距离的。
现在让我们谈一谈这篇小说里的其他角色，和他们对赖鸣升的看法。
刘营长和赖鸣升是老朋友，同乡、同辈、同行，背景相似。但他年纪比赖鸣升小一截，还没到退休年岁，“一个营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手下也有好几百人”。所以他的“身分”，就职业方面来说，异于赖鸣升，并没“下降”。此外，更大一个区别，是刘营长有家室；他有一个赖鸣升认为是“前世修来”才能得到的好太太，和一个才十岁大，活泼顽皮，还很需要照顾的儿子。所以目前的现实生活，对刘营长夫妇，还是有意义的；对“过去”的回顾，虽然带给他们温暖，但只能说是生活的“调剂”，而不是生活的“全部”。
刘营长和赖鸣升原是患难弟兄，也以弟兄互相称呼，谈话之间，颇能使人感觉出他们的手足真情。然而刘氏夫妇对这位“赖大哥”，所怀的真挚友情之中，却又夹杂着相当成分的怜悯与纵容。他们看得见赖鸣升自己看不见，悟不到的弱点，但基于一般人情，以及对赖鸣升的同情与友谊，他们纵容他、随和他、容忍他。在吃这顿“团圆饭”时的谈话过程中，我们一再感觉出刘氏夫妇的这种态度。常常是经由赖鸣升某一句话的“提示”，促使他们赶紧附和，说一句两句或真心，或不十分真心的话，来帮着肯定一下他们明知已成虚幻的赖鸣升的“巨人”自我意象。下面是几个例子：
赖鸣升：“亏得他还记得我这个老长官，我倒把他忘掉了。”刘营长：“大哥，你也是我的老长官，我先敬你一杯。”赖鸣升：“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当年我捆起斜皮带的时候，只怕比你还要威风几分呢。”
刘营长：“大哥当年是潇洒得厉害的。”
赖鸣升：“这点子台湾的金门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吗？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陆上，贵州的茅台喝过几坛子了？”
刘营长：“大哥的海量我们晓得的。”
刘太太是个很好心肠的女人，和她丈夫一样，出于怜悯与人情，说些熨帖的话，使赖鸣升心里高兴。但她对赖鸣升的情谊，是由她丈夫而来，所以她对赖鸣升的看法，比刘营长“客观”一筹。她虽也真心跟着喊“老长官”，同声扶持赖鸣升的自我意象，但她对真正的他，看得相当清楚；像她半玩笑半认真地想把他介绍匹配给“我们街口卖香烟的那个老板娘”，一方面固然显示她的关心，一方面却也多少泄露出她对他身分的真正估价。她的“容忍”成分，远胜“了解”；在她看到赖鸣升喝醉时，能冷静地把酒瓶“劈手夺了过去”。她到底像一般家庭主妇，对烹饪的兴趣高于对朋友的了解；在赖鸣升那样激动地再度活于过去时，她心里顾念的，却是没人尝她拿手的“蚂蚁上树”。赖鸣升醉倒后，她对俞欣和骊珠摇头叹气说道：
“醉了……我早就知道，每次都是这样的。我们大哥爱闹酒，其实他的酒量也并不怎么样。”
这几句话，除了揭示刘太太对赖鸣升的客观看法与容忍态度，亦让读者得知，原来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不足为奇了。而最后一句“其实他的酒量也并不怎么样”，触及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他现在的酒量并不怎么样，还是他的酒量一向并不怎么样？这联带引出一个非常令人深思咀嚼的问题：赖鸣升的“自我意象”，现在当然已不合实际。但以前呢？壮年时期的他，是否真的就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的巨人意象？还是由于自己青春已逝，在“回顾”的酸甜交集的温馨中，把过去的自己，多描了几笔理想的色彩？赖鸣升心目中的自我，真正存在过吗？……然而，若沿这条线路想下去，则故事的“反讽”（irony）强烈得有点令人受不了。而且我想这样的反讽，也不是作者的原意。所以我们还是玩味一下，就算了。
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中，我论到《台北人》里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三型：第一是完全活在“过去”的人；第二是接受现实，但也时而回顾“过去”的人；第三是舍弃“过去”，或没有“过去”，而完全代表“现在”的人。在《岁除》里，赖鸣升属于第一型，刘营长夫妇属于第二型。剩下的三个配角，骊珠、俞欣和刘英，便属第三型。这三个年轻人，因为幼年无知时就来到台湾，或出生在台湾，对于代表“过去”的大陆，与前一代人经验的与国家命运攸关的沧桑个人历史，不能有深切的认识与同情。刘英还只是个小孩，暂且不论。俞欣和骊珠二人，显然都是二十出头，都是很有礼节，心地良善的青年男女。这从他们牺牲难得的单独相处机会，而答应留在刘家陪赖鸣升吃饭打牌之事实，可以看出。但因他们不了解赖鸣升，又没有刘氏夫妇对他所怀有的那种情谊，他们的看法完全客观，完全理智，丝毫不牵缠自己感情。如此，当赖鸣升激动无比地叙述日本鬼打棘泽时，他用自身血肉换取的惊天动地经验，俞欣却像隔在一层玻璃之外，背书似地称诵：“那一仗真是我们国军的光荣！”事实上，白先勇在多方面，把俞欣和赖鸣升二人，做成对比。赖鸣升的外貌（钢刷般的短发、特大骨架、脸上密密麻麻的苍斑等），与他身上那套“磨得见了线路的藏青哔叽中山装”，都暗示他是一个耿直不屈，历尽沧桑，不重形式外表，注重精神实质，固执保守中国旧传统的代表“过去”之人物。而俞欣身上“笔挺的浅泥色美式军礼服”，“金亮的……领章”，“黑领带”，修剃得整齐服帖的头发，以及最后临走时对着镜子整理领带等动作，都暗示他是个与传统疏离，受了相当洋化，很能贴合适应环境，注重形式外表，缺乏内容深度，又颇有点沾沾自喜的现世人物。这倒不一定是说，俞欣这个人不如赖鸣升。而是在白先勇视界中，因为俞欣没有“过去”，生不逢时，便由不得他自作选择地被注定必须“肤浅”，必须是个形象相似但实质不同的“复制品”或“赝品”。这样有点专横的“定命”（Predetermination），当然，为的是配合《台北人》的整个架构，以及“今昔对比”的一贯主题。
骊珠是一个好女孩，羞涩、有礼、懂规矩。但当然，因为她也没有“过去”，和俞欣一样，不能了解赖鸣升的心情。她答应留下来陪赖鸣升吃饭打牌，显然主要是碍于情面，所以当他醉倒，刘太太建议她和俞欣二人出去玩时，她像解脱了一大负担，“赶忙立了起来”。吃饭过程中，她把赖鸣升最令读者——经由作者的成功传达——怜悯难受的悲剧表现，视为喜剧表现；临走还咯咯地笑着说：“赖大哥喝了酒的样子真好玩。”其实，不只骊珠俞欣，就连刘营长夫妇，对赖鸣升的心情也常不能了解。如此，在赖鸣升叙述往事，无限感触激动之际（如叙述“割靴子”事件后），或当他做出使同情的读者最觉心恸的举动时（如裸露胸上伤疤，与醉后表演打拳），同桌吃饭的人却只看到表面的滑稽性，而“哄然大笑起来”、“笑着偏过头去”、“捂着嘴笑着低下了头”，“笑得前俯后仰”。白先勇用这种对比描写手法，烘托传达出赖鸣升真正的“孤立”。完全的“隔绝”。即连最亲近的患难弟兄，也不能了解他心底最深处的悲痛。这种与世隔离，无法与别人心灵沟通的悲哀，即所谓“alienation”，倒是普及全世界的现代人，也是近代西洋文学的一大主题。
至于刘营长夫妇的儿子刘英，由于年幼无知，当然更无法晓得赖鸣升沉重的心情。在这除夕夜晚，他的心思几乎完全集中在“放烟炮”这件游戏上，而他对赖伯伯的兴趣，也可说是止于他“电光炮抓在手里爆”的诺言（小孩子本来就是这样，若不这样，就不“真”了）。他在吃饭过程中，说的话不多，其中除了前文提过的想当“陆军总司令”的天真对答外，每一句都和“放爆仗”有关。他的话，最令人注意的，有两句。当赖鸣升追叙他在枣泽死里逃生的经验，而被“台儿庄”的回忆激动得“突然变得口吃起来”时。
……这时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沉默了许久的刘英，陡然惊跳起来，奔向门口，一行嚷道：
“他们在放孔明灯啦。”
刘营长喝骂着伸出手去抓刘英，可是他已经溜出了门外，回头喊道：
“赖伯伯，等下子来和我放爆仗，不要又黄牛噢！”
刘英这里说的两句话，头一句，使读者在刚听完“台儿庄”故事的紧张情绪之下，猛然醒悟窗外的“划空爆响”与窗上的“强烈白光”，原来只是人们戏放的孔明灯。和“台儿庄”的炮火放在一起，相提并论，是作者何等之讽刺！刘英的第二句话，“不要又黄牛噢”之中的“又”字，使我们首次揣知，相似的情形，以前也发生过。等到后来刘太大对骊珠说“每次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一揣测，就获得了证明。
白先勇把赖鸣升的悲剧，安排发生在除夕之夜，是很有含义的。首先，在回不得老家的情况下，围坐吃“团圆饭”，就有讽刺意味。又把一个经历过猛烈炮弹战火的老兵沧桑血泪史，安置在戏放鞭炮烟火的喜庆节日，对比之下，产生尖锐的反讽效果。此外，小说头一段，白先勇在笼统描绘台北市除夕黄昏景致的几句文字里，提到“各家的灯火，都提早亮了起来，好像在把这一刻残剩的岁月加紧催走，预备去迎接另一个新年似的”；而小说最末几句，是：“四周的爆竹声愈来愈密，除夕已经到了尾声，又一个新年开始降临到台北市来。”白先勇前后强调“迎新”（赶走坏日子，迎接好日子），正暗示赖鸣升不能面对“时间已不可挽回地改变一切”之事实，也暗示他固执持守已经不合实际的自我意象。当然，其中所含对当今社会国家处境的影射，显而易见，不必细说。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分析讨论了赖鸣升这个人，并看到今日的他和他心目中固定存在的自我意象之间的差距，他的自我意象，固然真已不合实际，然而是否就等于是全无价值的幻影？作者显然认为不然。作者显然认为，赖鸣升虽然老朽，做梦自欺，但由于精神上一直不肯放弃，不向现实低头，于是保持住了一份做人的尊严。肉身之必须逐渐衰老，是人类绝对无法抗拒的命运。在这与生俱来的“限制”下，只要曾经一度真正热烈地享受过生命的光辉，而留存一份记忆，则此记忆之光，还是会照亮逐渐枯朽的残余生命。就像赖鸣升带来那双尺把高，有小儿臂粗，由于他个子高，举在头上才没给人碰砸的红蜡烛，“火焰子冒得熊熊的，把那问简陋的客厅，照亮了许多”。
然而，那对红蜡烛，终于还是“烧去了一大截，蜡烛台上淋淋沥沥披满了蜡油”。记忆，无论是怎样坚固持久的记忆，无论是怎样辉煌灿烂的记忆，终有一天，还是会跟着肉身的死亡，化为灰烬，化为乌有。这是人类永恒的悲哀。也难怪喝醉酒的赖鸣升，在刘太太用“小洋刀”剔除那些披挂的蜡油时，会突然痛苦呕吐起来。